皖江，将长江经济带的动力注入安徽 皖江是长江安徽段的别称。安徽曾经和江苏同为一体，就是清朝时期富甲天下的“江南省”，江南省一分为二后，江苏依旧在全国经济排名中遥遥领先，安徽却没有什么存在感。安徽经济势弱的很大原因，在于发展重点从皖江偏离，逐渐变成了长江经济带上的“洼地”。如今安徽又重新把目光投向了皖江，把省政府向巢湖迁移，将经济重点向皖江靠拢，以皖江为纽带，加入“长三角”经济区。摄影／冀盛

长江上游的峡谷之美 长江上游，尤其是金沙江流域，最精彩的景观就是峡谷。金沙江上游段，从巴塘河口（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到石鼓第一弯（云南省丽江市），近1000公里的流程，全段都是峡谷景观，断层宽谷和深切峡谷交替出现，两岸的冲沟和支流像羽毛一样平行展布。不同于上游段的顺直峡谷景观，金沙江中游段的峡谷要更加曲折险峻，虎跳峡就是典型代表。虎跳峡以江水湍急名声在外，它两侧崖壁的名气也是不遑多让，眼前这遮天蔽日的崖壁就是虎跳峡一侧、玉龙雪山的一部分。摄影／单之蔷

长江河口正在经历从“淤”到“冲”的变化 在经历了大规模水库、大坝建设后，长江的输沙量降低了70%。相对于黄河来说，降低幅度还不算大，黄河泥沙通量40年来下降幅度超过90%。河流输沙量减少带来了一些副作用，最明显的体现在河口三角洲的沉积速率上。长江塑造了我国规模最大的河口三角洲，其水下三角洲的规模达到了1万平方公里，比上海的面积还要大。但如今长江的输沙量已经不足以支持这个水下三角洲的持续增长了，再加上规划中一些新的水库还在修建，有学者计算后发现，长江三角洲已经处在被快速侵蚀的过程中。

长江并没有三等分，上游就是长江的半壁江山 长江流域总面积180万平方公里，上游部分100万平方公里；长江年径流量9513亿立方米，上游占了47%；上游段总落差超过3000米，是我国主要的水电能源基地；全国11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中，4个在长江上游地区。无论从水资源、水能资源、生物资源还是景观资源来说，长江上游都占有全流域半壁江山的地位。这一条奔涌的银色大江——金沙江，就是上游河段——资源集聚之段——的缩影。 摄影／单之蔷

长江源区最美辫状河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长江源区的河流是最自由的，这里有广阔的空间让它们随性流淌，交织纵横的河网完全来自自然的创作，并且它的创作还一直在进行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人们无法下定言，哪里会是长江源区最美、最复杂、最精妙的辫状河。图中是热吾曲，通天河的一条小支流，在探源的路上我们与它偶遇。 摄影／王宁

长江——中国的动脉 在精神价值上，长江与黄河是中国的“双核”；在水能价值上，长江可以被称为中国的经济动脉。根据2018年全国统计数据，长江流域年径流量9513亿立方米，水库库容3439亿立方米，形成了以三峡为核心的世界最大规模的水库群。长江流域的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24335.98亿千瓦时，技术可开发量为11878.99亿千瓦时，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的报道中这样介绍：“长江上游是水电开发程度比较高的地区，以金沙江干流为例，规划中的水库总容量达到了径流量的83%；随着规划的实施，长江上游水库总容量将达到河川径流量的61%，除了少数支流，长江上游干流绝大多数河段都将建成梯级水库。”图为三峡巫峡段的景色。 摄影／王正坤

万里长江从这一片“星空”开始 长江源头——当曲，是依据“河源唯远”原则确定下来的长江源，它是距离长江入海口最远的源头。已经有探源队来过这里，但没有人从空中拍摄到它的全貌，这，是当曲源第一次全方位在我们面前展现。摄影／王宁

“双河结构”是中国的生态基础，也是中华文明诞生的基础 180万平方公里流域面积的长江，和75万平方公里流域面积的黄河，它们基本囊括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双河携手从中国地形的第一级阶梯——青藏高原走来，然后分头一个向南、一个向北，蜿蜒流经高原、峡谷、盆地、平原，最后一起从大陆东侧汇入海洋。双河流经了众多省份，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中华民族要保持统一，也是因为我们的核心以及生态基础本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长江上游水电站（部分）分布情况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国家能源局大坝安全监察中心，国家统计局，四川省统计局，云南省统计局，中国知网，《梯级水库群调度模拟及其对河流生态环境的影响》，《四川省重点流域水电开发的区域经济发展综合影响分析》，《岷江上游梯级水电开发对地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等。

长江在这里画出了一个“W”形 把这一个“W”称为长江中游或许不太准确，因为中游和下游的分界点——湖口（江西省九江市）——把“W”截开了一小部分，但这并不影响长江中游整体上蜿蜒的走势。正是在短距离里这样曲折的流程，才塑造出中游两湖盆地这样富足的区域。湍急的江水突然流入平坦开阔的盆地，沉积过程开始了，细腻的河相和湖相沉积在这里堆积，孕育了中游的沃野良田。

刘少创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

2019年的中秋，在长江当曲源赏月 今年的中秋是9月13日，我们是在海拔5000多米的长江源头度过的。我们其实带足了帐篷和睡袋，做好了露营的准备，但还是没有拒绝得了牧民的热情，他们不断地给我们送来了毡子和被褥等防寒物资。摄影／葛蔼

到达当曲的源头需要徒步爬一段山路，坡度并不大，但是其间会与无数的小水泊相遇，只要选择从水泊旁边的草甸土土丘上经过就不会沾湿鞋袜。 摄影／葛蔼

杨勇 独立科学家 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

2019年9月12日，我们终于接近了长江源，也就是当曲的源头。天色已晚，再加上这片区域常有狼和黑熊出没，当地向导嘎玛迪朋便邀请我们到他家帐篷附近安营扎寨。藏民们用风干肉、奶茶和面片汤招待我们，做餐食所用的水都是从当曲中打来的，是长江源的水。藏民们用水十分珍惜，我们也十分珍重，因为心里都知道这水源的意义。当晚我们都以为住的地方就是“长江源第一家”了，第二天出发去长江源，发现前面零星的还有牧民的帐篷出现。这才明白，长江源并不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这里水源充沛，水草丰美，是牧民们世代定居的地方。上图：藏区牧民与我们初见时腼腆的笑容。

从长江当曲源到黄河源的直线距离很短，开车一天多就能到达。我们从玉树州称多县扎朵镇出发，沿着通天河的支流德曲一路开车上巴颜喀拉山，直接就能到达黄河源头——那扎陇查河。那扎陇查河从巴颜喀拉山山脊的泉眼中流出，顺着山坡而下，一路汇集沼泽地的水源，越来越声势浩大，呈现出放射状向着山坡下展开。图为黄河源那扎陇查河

从当曲源头下来后遇上的第一户牧民，真正的“长江源第一家”。

文扎 文化学者 青海省治多县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 摄影／葛蔼

当然，探源的道路不可能是一片坦途，源区大多数是错综复杂的土路，如果没有熟悉情况的当地人作为向导，很容易遇到困难。

去长江源有两条线路：一条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丁青县方向，翻越唐古拉山脉，沿途穿越了怒江流域、澜沧江流域，最终到达长江源；一条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方向，越过澜沧江上游扎曲流域，到达长江源。无论从哪条路线，都能欣赏到自由流淌的河流。这儿的河流没有堤坝的束缚，奔流着的是河流最原始的美感。图中碧色的辫状水系拍摄于行进过程中，位于玉树州治多县，是通天河支流聂恰曲的一段。

2019年9月15日，我们直接开车上到了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上。这里是巴颜喀拉山坡度比较平缓的山脊，没有明显的脊线，我们的车就停在山顶的风马旗旁边。以这处山脊为界，北侧（图片上侧部分）是黄河源头——那扎陇查河的流域，南侧是长江源区——通天河的流域，长江和黄河都在向着这处分水岭发起攻坚战，最终谁能最先切穿山脊，谁就能夺过这片水源地。

在藏民的帐篷中商量去长江源的路线。

9月13日中秋当天，一大早我们就与热情的牧民们挥别，继续前行去寻访长江当曲源。探源的这一路基本都是高等级公路，源区的道路也很是通畅，牧区的小土路贴着当曲，一直修到了长江当曲发源地的山坡坡脚处。

长江源头水系图

图为青海玉树藏族民众“用冰作宣纸，用沙子作墨笔”，在通天河上制作冰沙玛尼，以巨大的藏传佛教“六字真言”及“吉祥八宝”等来祈福新年。摄影／罗云鹏

辫状水系：长江源区的特别舞台 长江源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超4500米，幅员辽阔、水系纵横，可划分为北源楚玛尔河水系、正源沱沱河水系、南源当曲水系以及干流通天河水系。除了湿地、沼泽、湖泊外，辫状水系是长江源区一道常见的壮丽风景，也是藏羚羊、白唇鹿、藏野驴、野牦牛、斑头雁等诸多生灵的生命舞台。

长江源地貌和生物的多样性共同成就了大河源头的野性壮美。沼泽草原、辫状水系、连绵沙丘、巍峨雪山以及多样的野生动物共同描绘出一幅幅动人的画卷。如何守护这片野性犹存的高原净土，人类该多一些思考，多一点敬畏，并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摄影／田捷砚

图为被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一群雪鸡。远处是建在辫状河道上的通天河大桥。

图为沱沱河畔青藏铁路大桥下的防沙网和防沙墙。

图为黄昏时分，沱沱河畔的班德山上走过的一只雪豹。

图为杨欣站在沱沱河辫状水系之畔。摄影／土旦丹巴

长江源地区河流径流补给主要来源于降水和冰川雪山融水。水量的剧烈变化，冰川裹挟的砂石和水土流失，以及平坦宽阔的荒原是辫状水系生长发展的基础。有些河段宽可达数公里，汊道纵横，洲滩密布，像是铺在高原上的一张张绵长的巨网。图为通天河七渡口一带的辫状水系，气势磅礴。

长江三个源头支流中，输沙量沱沱河最大、楚玛尔河其次、当曲最小。当曲的河洲主要由砂砾石组成，楚玛尔河的河洲、河滩则多为泥沙质。 图为楚玛尔河，流淌过水土流失严重的可可西里，河水呈红黄色。摄影／杨勇

图为黄昏时分，沱沱河畔的班德山上走过的一只雪豹。

长江源区辫状水系分布范围示意图

图为甲央尼玛在楚玛尔河与通天河的交界处考察和寻找岩画。背景为广阔的河滩，后在这一带发现了扎纳岩画点。供图／甲央尼玛

图为上方岩画的拓印图像。

图为木苏岩画，位于位于通天河中游。由于岩石节理分为前后两幅。出现了大量的牦牛和鹿的形象，鹿正在被犬追击。距今3000—2500年，这个阶段的岩画已由早期的通体凿刻转变为以线勾勒形象，有的鹿身上还有S形或线性纹饰。供图／甲央尼玛

格麻岩画位于曲麻莱县秋智乡境内。此幅岩画位于半山腰一块散落的巨石上，共计7个图像。为狩猎主题，出现了射手、车辆和牦牛。凿刻清晰，生动有趣。位于通天河上游，距今约3500—3000年。 供图／玉树州博物馆 尼玛江才

图这幅岩画中出现了车辆组图。由动物牵引，车架后有横条。车辆图像多次出现在玉树岩画中，颇为引人注目。通天河地区山高水长，在人们熟悉的历史中，车辆并不是日常的交通和运输工具。不过岩画不一定完全是真实社会生活的写照，而是文化传播和人类迁徙的映照。就像青藏高原并没有大象，但象的形象却随着佛教传入了藏地。类似谜团在通天河岩画中还有很多。

觉色岩画点的图像十分丰富，出现了有舞蹈感的女性、持剑站立的巫师，还有持盾、射击的武士。图为拓印觉色岩画的场景。拓片可以保存岩画图像。先把宣纸弄湿，贴在岩石上。等纸差不多干了后，再用棉布包蘸着墨汁轻轻拍打，图像便在纸上拓印下来。供图／甲央尼玛

图为上游的昂然岩画，是通天河岩画带中分布最为集中、数量最多的岩画点之一。竖排凿刻而成，共计84个图像，里面有牦牛、岩羊、骑者、鹰和猛兽的形象。采用通体凿刻法，大量细小凿点聚集成片，构成如剪影般的形象。因岩石质地上坚下疏，形成两种不同效果的岩画。上侧不易辨认，下侧十分鲜明。

图为通天河地区下游的自然环境。山势高峻，大河奔腾。藏语中，“岩画”是个多义词，另一重意思是“山的女儿”。

图为昂然岩画中出现的类似豹的猛兽形象。今天在青藏高原仍有雪豹出没。岩画凿刻的形象中，长而强壮的尾巴向上卷翘，前肢后蹬，作攻击状。

图为甲央尼玛正在研究岩画拓片。神秘的图像中，隐藏了数千年前的时光故事。

通天河岩画分布示意图

淘金洞中的景象。

虎跳峡是一段石灰岩峡谷，崖壁分外陡峭。过于垂直的崖壁常有发生滑坡、崩塌的可能，因此在虎跳峡里常能看到滑坡遗迹。滑坡处暴露出来了新鲜的岩层，浅灰色的大理岩、灰白色的泥岩以及黑色的板岩等，构成了虎跳峡的新景观。

大具盆地是这一段高山峡谷间最平缓的地方，盆地主要由第四纪松散的碎石、细粒土等堆积而成，高出金沙江江面100多米。南京师范大学的吴庆龙教授认为，这些巨厚的沉积层是大洪水带来的。虎跳峡常常有滑坡发生，规模大的会堵江成湖，吴博士提出，大具盆地就是堰塞湖溃坝后的大洪水形成的。图为大具盆地的沉积层。

图为大具盆地全貌

根据当地人的说法，除了在高出江面200多米的砾石层里能找到金子，在贴近江面的悬崖峭壁上、金沙江的古河床里也能找到金子。绝壁上淘金所需要的勇气和胆量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淘金人从崖壁上狭窄的小道手脚并用地爬下去，匍匐进入不到一米高的淘金洞，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挖出一袋“金沙”，期待自己会有好运气。如果能找到下图中这般大小的狗头金，那都不能仅用运气好来形容了。

考察时我们住在中虎跳海拔最高的一户人家家里，从这里可以远眺大具盆地。主峰海拔5596米的玉龙雪山挡住了清晨的阳光，金沙江江面还隐没在阴影中，耳边隐约能听到江水奔腾的声音，这是考察虎跳峡时最平静、安逸的体验。摄影／单之蔷

长江上游最窄、最急的一段峡谷，就是虎跳峡 虎跳峡位于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从上峡口到下峡口，短短18公里的流程，江水落差就超过了200米，这样大的河床比降在整个上游都是排名前列的。峡谷两岸几乎都是90度垂直于江面的崖壁，从崖顶到江面，平均落差超过3000米。仅有30—80米宽的峡谷中，每秒有1400多立方米的江水呼啸而过，水流湍急，涛声震天。根据当地纳西人的说法，虎跳峡最窄的地方就在中虎跳，江面只有15米宽，猎人追着老虎到了这里，老虎纵身一跃就跳到了江对岸。摄影／王宁

金沙江在虎跳峡这一带的走向特别神奇，引起了许多地学思考。首先，虎跳峡是怎么形成的？地理学家任美锷先生认为当玉龙—哈巴雪山还没隆升起来时，河流就已先存在了，因为玉龙、哈巴属于同一个断块山体，单凭溯源侵蚀是切不开这座断块山的。先有河，到第四纪时期玉龙—哈巴断块逐步抬升，同时江水强烈下切，形成了江面狭窄、崖壁高峻、流水湍急的虎跳峡。此外，长江怎么在石鼓突然转向了呢？众多学者提出这样的猜想：“长江曾经是南流的。”古长江从剑川盆地流过，一直往南与红河汇流，流入南海。云南大学的郑洪波教授提出，青藏高原抬升后，构造控制下长江才发生了转向。

在大具盆地的巨厚沉积层中，隐藏着无数过去淘金人留下的矿洞。以前的虎跳峡人家大多以淘金为生，据沈玉昌先生的研究，在虎跳峡两岸，尤其是大具盆地这一段，有着厚达100多米的半胶结状含金砾石层。现在金子产量小，淘金人也少了，但是仍有人在继续这项古老的工作。图是淘洗到的金沙。

图为嘉陵江边的鱼市。以渔民的切身感受来说，水库修建后，水位升高、流速减缓，打鱼更安全了，而且这几年的出鱼量并没有减少，尤其是四大家鱼的量不降反升。但之前江里一些必须靠湍急水流才能繁殖的稀有鱼种，现在就完全打不到了。摄影／梁德

水浅、滩多、流急，是曾经广元至重庆段嘉陵江的特性，梯级开发之后，一个个库区首尾相连，让江面变得波澜不兴。而且嘉陵江中游原本具有非常独特的曲流地貌，蓬安马回、南充青居、武胜东西关是其中最著名的三大环形曲流。从景观角度来看曲流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但从航运和水利角度来看，人们却会对曲流进行截弯取直：一是利用曲流首尾天然的水位差，可省时省力地拦水发电；二是在曲流颈部开凿人工河道，可缩短水路，以利通航。现在嘉陵江上青居、马回、东西关三个水利枢纽都是遵循此原则修建的。图为青居曲流，据当地人介绍，自从电站启用，嘉陵江改道，青居曲流曾长时间干涸，沦为了一段死河道。

施工中与建成后的红岩子航电枢纽

亭子口水利枢纽工程，距广元市苍溪县城15公里，是嘉陵江渠化工程中位于最上游的工程，也是唯一的控制性工程。它的设计目标是以防洪、灌溉及城乡供水、发电为主，兼顾航运，并具有拦沙减淤等效益。2009年11月25日正式开工，2013年6月下闸蓄水，8月投产发电，总投资168.53亿元。2017年12月26日，亭子口水利枢纽升船机工程建成，过船规模为2×500吨级。2019年底，亭子口灌区工程即将开建，工程总投资预计超过185亿元，设计灌溉面积19.5万公顷。

但在7月底至8月初，我们的特派记者和摄影师沿嘉陵江走访时，却发现港口空空荡荡，江面不见来船，一片冷清的景象（图为广元港红岩作业区）。

嘉陵江，发源于陕西省宝鸡市凤县，由北向南奔流而下，切穿了秦巴山地后，在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入川，流经重庆市合川区后在朝天门汇入长江。从广元至合川江段为嘉陵江中游，自然状态下的这段大江，在川东北的丘陵中迂回蛇行，形成了600多公里百转千回的曲流河道，把陕、川、渝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自古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航运意义。而现在，经过全江渠化工程改造之后，嘉陵江实现了全江通航，被誉为成为了真正的国家高等级航道、一条“新”嘉陵江。图为南充段嘉陵江景观。摄影／梁德

红岩子航电枢纽，位于南充市南部县老县城北郊500米的红岩子渡口，1997年10月动工修建，1998年11月截流成功，2002年12月通过竣工验收。在红岩子工程大江截流过程中还发生过一段插曲——1998年11月6日上午南部县十万人汇聚红岩子，参加截流仪式，没想到由于当时嘉陵江水势太猛，达到了700立方米/秒，使截流龙口撕开40多米，河水滔滔而下，几十吨的砂石刚被倾入江中就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只得暂停截流。后经水利工程人员连夜奋战，终于在11月7日凌晨6时截流成功。红岩子枢纽建成后，此段嘉陵江不复汹涌澎湃之势，而是形成了水平如镜的红岩子湖。摄影／欧阳世贸

30年的渠化工程，让嘉陵江成为我国内河主通道中第一条全江渠化的河流 河流渠化，是指在天然河流上修建一系列的闸坝，利用闸坝的壅水作用，抬高上游河段水位来增加河道的通航水深和宽度，然后利用通航建筑物来克服建坝所形成的集中水位落差，以保证船舶安全过坝，维持航道的连续性。嘉陵江干流上实施的是连续渠化，即沿整条河流建造一系列闸坝，下级闸坝的回水与上级闸坝尾水相衔接，从而使整条河流成为彼此连接的渠化河段。上世纪80年代末，嘉陵江全江渠化的设想始被提出，2001年工程正式启动，确定的开发思路为：以航为主，航电结合，滚动开发。此前嘉陵江上已经兴建了几座零散的水利工程，而之后则进入统一规划、分段开发阶段，最终以实现嘉陵江广元至重庆16级梯级（四川境内14个梯级，重庆境内2个梯级）互相衔接，当时预计于2010年完工，但到今天，16个梯级中利泽枢纽尚在施工阶段，井口枢纽还在勘察设计中。图中标注的投产发电时间，为该电站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的时间。

嘉陵江渠化工程中的16级水利工程，并非只是单纯的为通航服务，大部分都兼顾灌溉、防洪、发展旅游等综合效益。但目前四川全省电力供应处于过饱和状态，2018年四川全社会用电量为2459亿千瓦时，发电量为3498.6亿千瓦时，嘉陵江上这些水利枢纽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弃电现象。2001年工程正式启动时，原计划全部工程预算为254亿元，但由于工期长、物价上涨，目前的投资已经远超计划。

嘉陵江16级梯级纵剖面示意图

嘉陵江梯级水利枢纽工程，使嘉陵江原有的水域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水库蓄水，将激流变成静水，适应激流环境的鱼类变得无法生存；渠首、隧洞虽对进入其中的鱼类无害，但运转时的水轮机会对鱼类造成致命伤害；梯级水利枢纽造成的分隔、减水、断流，对鱼类的“三场”——越冬场、产卵场和索饵场，都会产生显著影响。地图为重庆大学博士任丽华等在对嘉陵江鱼类进行调查后绘制的嘉陵江水利枢纽影响鱼类“三场”示意图。

图为1956年12月在崆岭滩拍摄的著名礁石“大珠”。枯水季节，“大珠”尾部的岩石上会现出三个大字——“对我来”。原来上行船只至此，首先要将船头对准“大珠”尾部的“对我来”，然后才能借助泡漩回流之推力，避开暗礁，冲出险滩（摄影／张祖道）。

对于川江险滩，人们曾进行了长达千年的治理工程。这是2008年2月18日，重庆朝天门长江水域一块巨大的礁石——夫归石（也叫呼归石，120米长，80米宽）被实施炸礁爆破（摄影／新华社 钟桂林）。三峡库区蓄水后，万吨级轮船要想开到重庆九龙坡港，夫归石段河道是必经之路。如果不炸掉这个礁石，库区蓄水后，此处就会形成暗礁。

图为美国援华教师路得·那爱德（1879—1913年），在1912年拍摄的三峡船只过险滩的场景（供图／陈阳）。

李鹏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川江上险滩众多，而在川江遇难、失事的船只也数不胜数。1915年，美国铁路勘测工程师凯尔恰巧拍摄到了在泄滩沉没的“利川”号轮船（ 供图／王志敏）。此“利川”号为四川川路轮船公司所有，并非英国人立德1898年首航川江的那个“利川”号。照片中左侧河岸上是泄滩古镇向陈家湾方向延伸的街道，老街隔泄滩河的对岸是黑石岭至下店子一带的民居。泄滩河口是正午碛（又称“令箭碛”），碛坝上有一排排的纤夫棚（俗称“河铺子”）。

在葛洲坝和三峡大坝蓄水后，昔日的险滩被淹没在水下。幸运的是，有一些摄影师拍摄了这些险滩的影像，这些老照片也都成了极为珍贵的绝版照片。比如说，图是美国铁路勘测工程师凯尔，于1915年拍摄的轮船过泄滩的情景，冒着滚滚黑烟的轮船似乎很吃力地在跟凶险的泄滩作斗争。让人惊讶的是，除了泄滩，凯尔还拍摄了崆岭滩、青滩以及西陵峡中的牛肝马肺峡、巫峡、瞿塘峡等景观，三大险滩竟无一遗漏（供图／王志敏）。

英国业余摄影师唐纳德·曼尼（1876—1944年）于1926年拍摄的青滩（也叫新滩）。青滩与泄滩、崆岭滩并称为长江三峡的三大险滩，它们都集中分布在西陵峡。青滩有上、中、下3个滩头，是川江中落差最大的险滩。其中上滩的潜埂像一道门坎，形成落差达1．5米的跌水，把航道分成上、下两段。船过上滩跌水时，要先减速，一驶过跌水，再立即加速，否则船头就会栽进水里。曼尼曾是上海屈臣氏大药房的总经理，在中国创作了许多画意派风光照片，但并没有获得什么名气。 供图／私人藏家

图为1992年拍摄的巫峡河段礁石上的捕鱼人（摄影／罗大万）。

川江以险滩多而著称，对此中国古代很多典籍、文献都有记载。其中全长近200公里的长江三峡，是川江险滩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有主要险滩近50个。历史上，川江究竟有多少险滩，已经很难考证。在不同历史时期，险滩的数量一直在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川江的滑坡、泥石流、坍塌等地质灾害频发，在不断产生新的险滩。况且，川江中一些险滩有名称，但更多险滩则没有名称，且滩中有滩，大滩套小滩，无法准确统计。

川江一些河段对船只航行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这些河段一般可分为三种情况：险滩、急滩、浅滩，其中险滩对航行威胁最大。那么，为何川江河段会有这么多的险情呢？有专家从地质角度分析，这是因为川江（特别是三峡区段）属于特殊的区域地质环境，导致高边坡景观发育，而由高边坡失稳造成的崩滑地质灾害也就极为频繁。当河流两岸的岩石崩塌，滑入河道，就极易造成河道堵塞，形成险滩、急滩或浅滩。现今三峡地区的地质灾害，也是地质历史时期和人类历史时期三峡地区地质灾害发展的延续，该地区自古至今一直都是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地段。还有专家从气候角度分析认为，三峡地区的滑坡主要发生在气候暖湿的间冰期。在温暖多雨期，降水条件加快了岸坡的变形破坏过程，因而滑坡发育的数量较多，规模也较大。绘图／连达

李鹏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绘图／郭鼎一

蓝勇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绘图／郭鼎一

三峡大坝蓄水后，白帝城就成了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它位于重庆奉节县瞿塘峡口的长江北岸，为东汉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建。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曾登临过白帝城，留下大量诗篇，因此白帝城又有“诗城”的美誉。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古代，白帝城一直被视为东控荆楚、西扼巴蜀的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先后建立过捍关、江关、瞿塘关等军事关隘寨堡。公元222年，刘备伐吴，败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下辖区），被迫退至白帝城，临终前在白帝城把儿子刘禅托付给丞相诸葛亮，这就是《三国演义》里有名的“刘备托孤”片段。摄影／王正坤

皇兴寨位于重庆万州区分水镇王兴村。同治《万县志》中《地理志·寨堡》载：“川楚教匪之乱，蜀以坚壁清野制之而定。此古人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之善法也。万县多山，旧有寨洞。滇匪入蜀，民益即岩为寨，就岭为堡，绝壁洞之，广坪碉之，交错盘踞，远近相望，不可胜计。”皇兴寨就是在此背景下，由当地一位段姓乡绅建于清光绪戊戌年（1898年）。这一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宣布维新变法，皇兴寨的兴建者闻此消息很是兴奋，遂将自己的私家寨堡命名为“皇兴”。1920年，皇兴寨被劫匪攻破，损失惨重。劫难后，段家人对皇兴寨进行了改造加固，此后再未被攻破过。

洞寨位于重庆万州区甘宁镇楠桥村，由上洞、下洞和连接上下洞的碉楼状建筑组成。下洞约200平方米，洞内有泉眼和水井。碉楼高约20米，共7层，楼板已被拆掉，只剩下如竖井一般的石楼。20世纪30年代，从当地走出去的诗人何其芳，曾在一篇文章《我们的城堡》里说到了家乡的寨堡：“在二十年以前我们家乡开始遭受匪徒的骚扰，避难者便入洞上寨。所谓洞是借着岩半腰的自然的空穴，筑一道城墙以防御，虽据有天险但很怕长期的围攻，因为粮食与水的来源既完全断绝，而当残酷的敌人应用熏老鼠的方法时又是很难忍受的。”

石牌位于湖北宜昌市夷陵区，是长江三峡西陵峡右岸的一座小村庄。上图为石牌附近的西陵峡江面。1943年5月至6月间，这里进行了一场重要战役——石牌保卫战，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这场战役，中国军队之所以能以弱胜强，除了必胜的决心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石牌这个长江三峡的军事关隘。即使是在热兵器时代，这一关隘的军事作用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南津关位于湖北宜昌市夷陵区西陵峡东口，为西陵峡终点，两山夹峙，江面仅宽两三百米，地势险要，历来为“雄当蜀道，巍镇荆门”的天然关卡。长江出南津关，摆脱了高峡深谷的束缚，开始进入平坦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历史上，在三峡地区，不论是从巴楚相争时的捍关、阳关、锁关、江关、西塞等简陋水关，还是秦汉以来战争史上赫赫有名的瞿塘关、南津关、荆门关等军事重镇；从单独的浮桥铁锁，到成体系的寨堡城防，数千年来，三峡地区的关隘、城寨可以说不胜其数。随着战争的发展，长江上与水关互为犄角的陆地关隘、寨堡越来越多，防御体系也从沿江的线状排列，扩展为立体的水陆协同。

瞿塘关雄踞瞿塘峡之口，两岸赤甲、白盐两山高耸入云，关前江中则是来往船只闻之色变的滟滪堆（1958年被炸除），形势极其险要，号称长江由渝入鄂的门户。现在这里还能看到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大将徐宗武为抵御蒙古军入侵而设置的拦江铁锁遗存：两根锈迹斑驳的生铁铁柱。在瞿塘关锁江，并不是徐宗武的首创。早在五代时，镇守夔门的蜀将张武，便曾作铁索横贯长江以绝江中流。除了铁锁，这里还有烽火台、炮台。不过真正的瞿塘关，连同号称有“九宫十八庙”的夔州城，都已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而沉入了水底。摄影／王正坤

石牌保卫战形势图（1943年5—6月） 资料来源／《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

三峡地区古代军事遗迹分布图 资料来源／《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 自古以来，三峡地区就分布有密集的险关、要塞。其中寨堡作为一种军事聚落，与城镇、关隘等共同组成了三峡地区的空间防御体系。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战乱频仍，借险置塞成为普遍现象。宋代是三峡地区第一次大规模修筑寨堡的时期，主要是为了控遏西南夷。到了清代，为对付白莲教，朝廷再次大规模在三峡地区修筑寨堡。

图为三国时期有名的“夷陵之战”形势图，瞿塘关见证了刘备的蜀汉在此战后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 夷陵之战形势图（221—222年） 资料来源／《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

三峡地区不同朝代战争次数统计

青云寨 重庆万州现存少有的寨中有楼的寨堡建筑 位于重庆万州区柱山乡戈厂村，为当地文氏私家寨堡，属于葵花寨的寨中寨。青云寨南、北两面临崖，东、西两面设门，四方都筑有寨墙。由于建筑年久（建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长期缺乏维护，现寨墙、寨门、箭楼等建筑都有不同程度的垮塌、损毁。寨内的箭楼名为“青云楼”，楼高4层，平面呈正方形，高11米，长5.8米，现已被重新修复。

石牌周边卫星影像图

陈耀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方创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川渝人的夜生活刚刚开始。左图是成都一家著名的酒吧，炫目的灯光秀和刺激的节拍之中人头攒动，觥筹交错，画面外的舞台上演着热舞，这里曾是亚洲最大的音乐秀场。成都拥有全中国最多的酒吧，比第二名的上海多出200多家。作为著名的网红城市，重庆在晚上7点后仍然开放的景点超过500处，仅次于北上广。成渝在晚9点后放映的夜场电影资源也相当丰富，平均每天夜场电影场次均超过700。摄影／冉敏

依托长江干支流冲积而成的肥沃平原，成都崛起为四川的政治、经济中心，不仅辐射和带动着周边的大大小小城市，也是整个西部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省会城市，甚至有人说，成都的辐射可以远达西藏，不少西藏人也会在成都买房。图中成都灯火辉煌，全城最高楼“蜀峰”气势冲天，这满城林立的高楼，仿佛要与背景中四姑娘山的幺妹峰一争高下。摄影／嘉楠

一位出外景的个人主播，正在一边唱歌，一边介绍重庆的各个网红景点，镜头内外都聚集着观众的目光。

成都和重庆，一个因手游产业强大而被誉为“千游之城”，另一个则因火遍抖音，加之主播众多，而被称作“网红之城”。或许是因为山城独特的地理特征，重庆这座颇具魔幻色彩的“立体”城市孕育了大量的网红主播。图中女孩们是重庆某网络直播公司的一个偶像主播组合，以歌舞吸引了大批粉丝。

长江干流与嘉陵江汇合于重庆朝天门码头，渝中半岛烟波浩渺，载人、载货的轮船一艘艘驶过。2016年，成渝城市群被正式赋予国家定位：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示范区。它以重庆和成都为核心，包含重庆的27个区县和周边部分地区，及四川的15个市，总面积18.5万平方公里。长江黄金水道上的这片城市群，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文化魅力。摄影／唐安冰

主播女孩正在用专业的灯光和收音设备与屏幕另一端的粉丝们聊天，粉丝通过直播平台购买的礼物就是主播们的收入来源。除了游戏和直播，医疗美容、电子信息等各色新兴产业也如火如荼地在川渝大地上兴起。

在各类指数排名中，发展潜力紧随我国东部沿海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大城市群之后的，便是成渝城市群。

地图显示了成渝城市群的范围和“一轴两带、双核三区”空间格局。双核之外，周边城市的发展前景也值得关注。

成渝城市群坐落在我国西南部的长江上游，位于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会处。虽然古有“蜀道难”之说，但如今成渝一带的交通建设发展迅速，未来对内、对外开放通道众多。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发展规划，这里向东可以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出海，向西可以借助中欧班列连通丝绸之路经济带，向南则能够以铁路和高速公路为基础，通往中南半岛、南亚和大海。

四川盆地自古物产丰富，作为天府之国的主要城市，成都和重庆长期以来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也积累下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这体现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图表可见一斑：川渝一带美食文化鲜明，成都和重庆的餐饮门店比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还多；与其他“新一线”城市相比，这两座城市的便利店数量仅次于东莞，博物馆数量与西安相差无几，咖啡馆数量则包揽前两名，其中成都以3700多家咖啡馆的数量一马当先。

方创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陈耀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赵有声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015年11月考古人员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区域的谭家岭遗址寻找大型建筑遗迹时，意外发现了9座瓮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随葬，共发现各类玉器240余件。此前，石家河遗址群曾发现过两批201件玉器，不少被国家与湖北相关博物馆收藏，此次出土的玉器有玉佩、玉如意、连体双人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等。这批玉器距今4000多年，造型别致，生动逼真，被专家认为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东亚琢玉技艺的最高水平，改写了中国玉文化的历史。此前，学界公认史前玉器有两个高峰，一是辽宁的红山文化，一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谭家岭遗址出土的这批玉器普遍使用减地阳刻技术、浅浮雕线刻技术，学者认为其工艺水平超过了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峰。图为谭家岭遗址W8出土虎座双鹰玉饰 供图／郭伟民

“绿面金眼龙”：理解3300年前古人精神信仰的重要物证 这件盘龙城绿松石兽面于2013年出土于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的一座商代古墓，距今约有3300年历史。该器物原以近千片人工磨制的细小绿松石贴塑而成，并镶嵌有黄金眉、眼。可惜出土时遭受了严重破坏，只保存了500余片绿松石，并且完全失去原貌。考古学家们经过复原，将盘龙城绿松石兽面定名为“绿面金眼龙”。“绿面金眼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独体“一首双身”龙形饰。器物以黄金、绿松石、大漆为材料，五官清晰，色彩明快，是杰出的艺术品，更是多种材料复合制作的技术典范。同时，器物出土背景完整，是理解3300年前古人精神信仰的重要物证。迄今为止，全球学者针对商代兽面给出近30种解读。其中，张光直认为，商代兽面可能是当时的神职人员“萨满”的通天道具，《论衡·订鬼篇》则记载类似的兽面可能与“镇邪祟”有关，陈梦家等学者则认为兽面的制作是商代人表达“敬献牺牲之意愿”。盘龙城出土的绿面金眼龙的内涵应不出上述三种解读的范围。供图／张昌平

彩陶盆

营盘山出土陶罐

良渚“神徽”细节。此件琮王的四面直槽内用减地加微刻的方式描绘了八个同样的“神徽”，每个的尺寸不过3×4厘米见方，也就是每毫米内良渚玉工可以均匀刻画3-4根流畅的线条——这是还没有出现金属工具的新石器时代，软玉的摩氏硬度又高达6度以上——良渚的玉石器手工业成就，代表了东亚史前物质文明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玉琮（反山M12出土，“琮王”）

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的先后几次发掘中，都有玉神面出土。这件玉神面头戴鸟形冠，隆准大眼，带有长而尖的两对上下大獠牙，上獠牙在内侧，下獠牙在外侧。这是一件肖家屋脊文化出土的玉器，是在谭家岭遗址W9出土的。距今4000年前后的肖家屋脊文化亦称“后石家河文化”，其文化面貌融入了大量中原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在夏商周三代的遗存中也发现了一些玉雕神面，特别是在商周时期的墓葬中偶有出土。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些玉神面都与石家河文化有关，并非是三代时期所制作，这样的认识大体已经成为共识。 獠牙神面是史前中国艺术品中极有特色的一类创意，流行年代大约在距今8000—4000年前，在南北方地区大范围流行；獠牙构图基本类似，上下各一对，上牙居内下牙居外，风格似乎一脉相承。獠牙神面在史前中国有大范围长时段的认同，这是否代表着共同的信仰内容？供图／孟华平

营盘山遗址出土多件小型的陶、石质人面雕塑，其中的一件陶质雕塑人面像，鼻及双耳为捏塑，双目及口部刻划而成，造型生动、传神，造型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上的陶塑人像较为相似，表明是受甘青地区文化传播影响的产物。以彩陶制作工艺为代表的制陶业是整个仰韶时代手工业的最高成就所在，营盘山遗址出土数量众多且制作精美的彩陶器（下图为营盘山出土陶罐和彩陶盆），更是它作为大型中心性聚落的实物标志，对探讨以营盘山为代表的川西高原新石器文化与甘肃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供图／章江华

秦岭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郭伟民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莫多闻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江章华 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营盘山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凤仪镇南2.5公里，是一处自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的文化遗址，营盘山遗址所在的谷地是岷江上游面积最大的一处河谷冲积扇平原，土肥地美，气候宜人，一直是人类选择定居地点的理想之所，茂县置县以来的历代治所均设于此，汉代汶山郡治所也一度在此。今日茂县仍是阿坝州的经济重地，是岷江上游的文化、政治和地理中心。其新石器遗址年代距今5300—4600年，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是藏彝走廊地区乃至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它代表了5000年前藏彝走廊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摄影／余德军

位于今天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北的石家河古城遗址，存续年代为距今5200-4000年，其鼎盛时期的面积高达120万平方米，是我国发现的同时代古城中面积最大的城。而千余年后的商王朝早期都城偃师商城面积也不过190万平方米。考古学家在近年的发掘中，陆续发现了许多神秘而有趣的遗迹，如石家河古城遗址西南隅的三房湾地点发掘到的大量红陶杯堆积，数量达数十万件之巨，这些红陶杯质地粗糙不宜日常使用，似乎并非是为了与别的地方进行交换才进行的专业化大规模生产，那么，这些红陶杯的用途是什么呢？供图／郭伟民

长江中游流域的史前古城遗址蔚为大观，其中位于湖南省常德市的城头山古城遗址是迄今中国唯一发现时代最早、文物最丰富、保护最完整的古城遗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图为城头山遗址航拍图，下图为城头山遗址高程地图）。现存城址保存较好，平面呈圆形，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和东、西、南、北四门组成。城头山古城的西南城墙发现有四次大规模筑城的过程，其中第一期城墙年代最久，距今6300年左右，直接筑造在原生土面上。

民以食为天，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地区的史前文明化进程，与水稻作物的驯化有很大关系。万年前就已经出现迹象的稻类作物的利用，使得长江下游流域成为中国稻作文化发源地之一。水稻田的使用与管理，则在万年以来的人类文化传承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精细和高效。左图为今杭嘉湖平原上的稻田景观。摄影／孟原

高庙遗址位于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安江镇东北约5公里的岔头乡岩里村，地处沅江北岸的一级台地上，分布面积约3万平方米，为一贝丘遗址。通过大面积发掘，揭示出了高庙文化晚期的一处大型祭祀场所，出土了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装饰有凤鸟、兽面和八角星等神像图案的陶器（距今约7800年左右），出土了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白陶制品，在高庙上层遗存中，出土了部落首领级的夫妻并穴墓和四人合葬墓等重要遗迹。高庙陶器上刻画的兽面，构图已是非常完整，也已经是很固定的形态，都显露着龇出的獠牙，以表现獠牙为主。兽面大都已经相当简化，只留下一张龇着上下两对獠牙的嘴，獠牙既尖且长，狰狞之态跃然眼前。左上图在陶罐的表面戳印出二重构图，上为凤鸟，下为兽面獠牙。上右图为凤鸟载日，陶罐表面戳印的凤鸟翅膀上载着太阳。下左图在器物口沿外刻划出凤鸟眼睛和鸟喙。下右图在陶钵表面戳印的兽面獠牙。 供图／郭伟民

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

宝墩文化被称作蜀文化的源头。宝墩文化可能是由营盘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宝墩遗址以在成都平原上相继发现的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双河古城和紫竹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村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等8座史前遗址群为代表。当时，古人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也能制作陶器了。对上述8座古城的发掘与研究证明：它们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属于同期文化，可与以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相衔接。成都平原地势较开阔，环境条件优厚（摄影／曹合林），自然形成中心聚落——古城。学者们认为，成都平原水患严重，以防水患为目的的城壕与城墙建设，可能是成都平原古城形态最初形成的原因，这一点，与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古城一脉相承。随着文明化程度的提高，成都平原史前古城的建设中，防御功能渐渐加强了。

这是发生在今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一场洪水，暴雨洪水致使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马圩镇桥西村成泽国，农田被淹，房屋被浸泡，断水断电。环境考古学家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见到过不少水淹遗迹，说明上古时代的长江流域居民也同今人一样，遭受着洪灾之苦。这也是“环壕聚落”最早出现在长江中游流域的重要原因之一：环壕最初是以防水灾为主要功能的。 摄影／何江华

印信台遗址时代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是石家河遗址最鼎盛时期的遗存。其宏大的祭祀台基、奇特的祭祀用品为我们生动再现了史前人类特有的祭祀场景。印信台遗址位于石家河古城的西边，与石家河西城垣隔护城河相望。该遗址顶部地势较为平坦，形状方形，因形似印章而得名。印信台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有助于还原中国史前最鼎盛的祭祀文化面貌。本图及下图为印信台遗址出土的由数十个红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遗迹，这是整个祭祀场所的核心区域，发掘区域发现多处套缸遗迹，大量陶缸口底相接、套在一起，部分缸体上有刻划符号，最长一处套缸遗迹有三四米长，有些套缸局部遭到破坏，仍可清晰看出其排列的基本规律。供图／郭伟民

图为城头山遗址高程地图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公里，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宝墩文化遗存，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上下延续近2000年。1986年7月至9月发掘的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铜、玉、石、陶、骨等珍贵文物近2000件。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900多件青铜器。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如图）、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下图）。青铜神树上挂有许多飞禽走兽、铃和各种果实，是古代巫师们专用的神器。另外还出土有青铜人头像50余件，人面具20余件，兽面具9件。摄影／樊觅韵

良渚古城遗址示意图 资料提供／秦岭

本文所提及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部分遗址分布地图 地图资料提供／秦岭

良渚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宽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0—60米，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以上还残留4米多高的城墙。共发现8个水门和1个陆城门。良渚古城的普通居民住在城的外围，贵族住在城中央的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台上。除了莫角山巨型台址，良渚古城中部位置还有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最高等级墓葬——反山墓地。在城外北偏东5公里处为著名的瑶山墓地，曾出土大批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玉琮、玉璧等礼器。

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分布地图

距今5200年左右，在湖北省天门市出现了屈家岭文化的石家河古城，该古城生命力极其顽强，历经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近800年的时间，其间，古城周边陆续出现了大小数十个同时期聚落，分布面积达8平方公里，一度成为长江中游的超级城壕聚落集群。供图／郭伟民

良渚古城宫殿区发掘示意图

长江中游史前古城分布示意图

长江中游地区是我国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重要区域，自湖北宜昌至江西湖口的长江中游，流域面积68万平方公里，占长江总流域面积的38%。这片区域河湖纵横，水量丰富，尤其是洞庭湖水系，其水资源总量达1679亿立方米，在所有长江水资源二级区内位列第一。

历史上，荆州一带不仅有长江干流途经、古运河修筑，还密布着长江支流水系，这些水系通过沿江穴口，南通洞庭，北达汉沔。1895年，《马关条约》开荆州府沙市为通商口岸，沙市港成为我国最早对外开埠的内河港口之一。彼时，沙市港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码头商船云集。日本摄影师山根倬三用相机记录下了当时的繁华（供图／刘周鑫）。近代沙市兴建洋行、银楼、店铺、货栈及手工作坊，外来传教士侨民又修建西式教堂、教会学校、西式医院和寓所。沙市的主要马路两侧西式楼房并立，市井繁华一时，当时有“小汉口”之称。

图为民国23年（1934年）近代建筑师王信伯参与修建的沙市中山马路（供图／荆州市档案馆）。

“郢”，作为楚都城的通称，其含义就如“帝都”、“京城”，也可理解为“王所居之邑”。因楚国频繁迁都，现荆州市郢城村所在位置也是楚国曾经的王都——郢城。这座面积大约2.2万平方公里的王都，在东汉时被废弃，现护城河完好。俯瞰古郢城，城池周边的护城河以及城中的垂直路网依稀可见，近景较宽的河道即为古运河的河道印记。处于一片杂草漫生处的郢城遗址，在夏日林木深处尽显萧瑟之态（摄影／赵逵）。

新江汉运河跨越长湖，与古代运河利用长湖的水运方式不同，新运河与长湖形成立交，长湖水通过运河河道下部连接，公路则从运河堤坝上跨河而过，形成运河、长湖、公路多重立交的壮丽景象。不过，在长湖中建渠（运河河道）的举动，也因对天然河道利用不足、耗资巨大而备受争议。摄影／赵逵

图为荆州市荆州区马山镇阳城村段的荆江大堤（摄影／赵逵）。

江汉平原自古湖泊星罗棋布、河渠纵横交错，在长江与汉江之间，分布着天然河流与湖泊，古人借天然水道修筑运河，使两江的往来交通不必绕道至今天的武汉一带。这幅名为“支那旅行案内”的地图，于1931年由日本东京印刷株式会社印制，图中清晰描绘了民国时期，长江与汉江通过长湖四周纵横的水道相连接的情景。摄影／王宁

沟通长江、汉江的古运河，自春秋时期开始修建。历经两千年的岁月变迁，运河河道随古云梦泽的逐渐缩小、消失，以及长江、汉江河道变迁，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运河走向或截然不同，或略有重合，而它们的名字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的江汉运河，均经过今长湖一带的水域，利用天然湖泊行船。我国明末清初时期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曾绘制过一张与以往江汉运河截然不同的运河路线，证明有一条由潜江过长湖、再由荆州沙市入长江的运河，这条运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着沟通两江的作用。 资料提供／赵逵

纪南城作为楚国都城，扬水运河位于其东南，长湖则位于其东。在遥感图上，纪南城的护城河与土城垣勾勒出的古城印记清晰可辨。荆州城建于东汉，运河流经其东侧，与护城河相连通，护城河向南距长江1.5公里。郢城位于纪南城与荆州城之间。从图上可以看到，这三座古城址的护城河均与古运河河道相通，印证了运河分别流经三座古城，并形成护城河。

俯瞰江汉平原，新江汉运河将沿线荆州、荆门、潜江、天门4个城市串连起来。新江汉运河利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济汉工程引水渠道，同步实施通航设施建设，沟通长江和汉江航运。江汉运河航道的进口位于长江中游荆州市龙洲垸，途经荆门市沙洋县，在潜江市高石碑镇汇入汉江，全长67.22公里。

蔡晓斌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长江自湖北宜昌宜都市枝城镇至湖南岳阳城陵矶为荆江河段，又以湖北境内的藕池口为界分为上、下荆江。其中，下荆江河段的长江曲流最为发育。由于这里的地势低缓平坦，长江水流在此来回摆动冲刷，从而出现了“九曲回肠”的特殊地貌景观，并通过天然或者人工裁弯取直的方式留下了许多牛轭湖，也就是“长江故道”。这些故道，有的自然通江，有的利用涵闸控制通江，有的则与长江主流完全阻隔。图为湖北荆州市监利县附近的一条长江故道。摄影／张志斌

长江故道“由河而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环境变化事件，其前后由于河道形态发生巨变，会带动沿岸居民的活动方式（如土地利用方式、耕作方式、工业建设等）发生巨大改变。长江故道形成后，人们在故道里开辟渔场和鱼塘，这在长江主流时期是不可能的。

图表为碾子湾故道、沙滩子故道和中洲子故道形成过程示意图。

下荆江的多次裁弯导致了故道群的形成，这些故道主要分布在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及监利境内，包括碾子湾故道、沙滩子故道、中洲子故道、上车湾故道、东港湖故道和老江河故道等6条较大的故道。这意味着，在175公里长的下荆江河道旁，平均每29公里即分布着一条故道。而且，下荆江故道中的绝大多数都位于北岸，这与下荆江的河道形态及不同河段冲淤差异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绝大多数客家县都沿着赣江及其支流分布，其他的客家县也都分布在与赣江一山之隔的闽西和粤东北地区。由中原而来的客家先民到达赣江流域后，沿袭了农耕生产方式。为躲避战乱，客家先民往往选择在未开发的荒山地带落脚，他们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带到赣江流域，同时结合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桃花源。随着生活的稳定，人口逐渐增加，原有耕地无法养活更多人口，客家先民或是继续开垦荒地，或是迁徙他乡。图为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梯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梯田并称为国内三大梯田景观的赣州市崇义县的上堡客家梯田，上堡梯田位于赣江支流上犹江的北岸，层层梯田宛如上帝在山野间按下的指纹。摄影／胡敦煌

图为端午节时，杨村镇杨村祠堂内，客家人祭祀的场景。摄影／赖鑫琳

客家先民自北往南，沿江上溯，到达赣州之后，又可沿其主要支流章水、贡水及其他支流通往赣南各地。在唐宋时期的大批客家先民涌入闽、粤、赣交界地之前，赣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一个被后人称之为“客家话”的古方言及文化圈。一代代的移民给它带来了新的成分，并最终形成后来的客家文化基地。明末清初和鸦片战争以后客家人的大迁徙，又将客家人的分布范围扩展到国内9个省区市的200多个县市以及国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为赣江支流桃江附近的龙南县杨村镇东水村里生活在乌石围的客家人。

图为赣江支流渥江附近历经几百年风雨，已经破损的龙南县武当镇田心围。摄影／赖鑫琳

图为贡水上始建于宋代的浮桥，以船舶做桥墩，木板铺于船面上，行人通过浮桥往来于贡水两岸。透过浮桥，依然可以感受到水运在古代客家先民迁徙中的意义。

赣江，因客家人的流迁而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格局，中原文明通过赣江，一次次流布于东南、岭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赣江不只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地理通道，更是客家人的第二故乡，是客家文化诞生之地。赣江之水悠悠北去，汇入长江，涤荡起的碧波流淌着客家人的乡愁。图为贡水支流濂江之畔的关西围屋群，目前，龙南县的关西围屋群、燕翼围、渔仔潭围和乌石围，全南县的雅溪围屋群，定南县的虎形围、明远第围，安远县的东生围屋群已作为赣南客家围屋的代表被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成为寄托着客家人情感记忆的家园。摄影／廖彩新

在赣江的青山绿水间，最醒目又最有沧桑感的人文景观，就是那些位于赣南的围屋。围屋将祠、家、堡集于一体，既是具有鲜明防卫特征的坚固城堡，又是具有宗族群居亲和性的民居，一族人居于一屋，内部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外部墙体坚实，遍布射击孔，固若金汤。围屋是动乱时代客家人为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结合当地地形创造出的独特民居样式，主要分布在赣州的龙南、定南、全南、信丰、安远、寻乌等县，现存600余座，其中龙南县有376座，被誉为“围屋之乡”。如今，围屋已经成为了客家民居的代名词。随着客家人的迁徙，围屋建造样式也在闽西和粤东北地区出现，在当地发展成了土楼、土堡等客家民居样式。 图为位于贡水支流濂江附近的赣南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围屋——龙南县关西镇关西新围。摄影／钟敏

图为赣江支流上犹江附近，上犹县黄埠镇崖坑村的李氏族谱，记载了明清以来崖坑李氏的宗族谱系，崖坑李氏族群源于陕西，经过几百年的迁徙最终落脚在上犹县。摄影／李楠

作为长江水系中多年平均水量第三大的支流，赣江以滔滔江水汇入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泊——鄱阳湖，鄱阳湖又在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的石钟山与长江交汇，长江由此分为中游与下游。赣鄱大地文化独特，其中最精彩的当属赣江孕育出的客家文化。图为赣州城边赣江向北流淌而过的画面。千百年来，客家先民为躲避战乱，越过长江，顺赣江南下，并以赣州为中心向周边扩散，逐渐形成了客家民系。摄影／李楠

根据历史学家、客家学说奠基人罗香林教授的研究成果，从西晋到清朝的1600年间，客家先民曾有过五次大的迁徙，其中前四次都是沿着赣江或是以赣州为中心进行的。赣州是客家人南迁的第一站，被称为客家摇篮。赣江的两条支流章水和贡水在赣州市合为赣江，其中章水发源于南岭，贡水发源于武夷山脉，这不仅为客家先民在赣南地区的流布提供了条件，而且翻越南岭，即进入粤东北地区，翻越武夷山脉垭口即进入闽西。图为从郁孤台方向眺望八境台，左章右贡合为赣江的画面，辛弃疾在此写有“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文天祥名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就位于八境台以北60公里处，惶恐滩江水湍急，暗礁林立，令人望而生畏，由惶恐之名就足见当年客家先民沿江迁徙的艰辛。

赣江流域及主要客家县分布地图

图拍摄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苏圫垸，它如今是长沙市市区内面积最大、地势最低的城市农田湿地，由开阔的水稻田和水域、渔场构成，起到了“城市之肾”的作用（摄影／乔育平）。

通过摄影师的航拍角度，我们得以欣赏圩田的壮美景观。历史上筑堤成圩或垸的目的，主要是在江河湖泊洪水泛滥时，保护农田免遭淹没。无论是圩田、垸田，还是基塘、垛田，所在区域均为江湖冲积平原，土壤肥沃，水网密布，水源充沛，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土地资源基础。不过，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当下，长江中下游的圩垸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退田还湖的压力。 摄影／谢伟勇

桑基鱼塘是我国古老的生态循环农业系统，也是太湖流域一带能成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关键所在。摄影师用无人机拍摄的，正是位于浙江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的桑基鱼塘。南浔区分布有全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桑基鱼塘。早在春秋时期，这里还是太湖南岸的荒凉沼泽，先民在此筑圩堤挖水渠，化淤泥为良田，建立起规模巨大的塘浦圩田体系。在圩田基础上，人们利用低洼处的湖田，形成了桑基鱼塘。摄影／张邵庆

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内的开阔渔场，为苏圫垸组成部分之一（摄影／肖克）。

圩田农民收获莲子、养鸭的场景。

垛田是一种在江苏里下河地区绵延了600多年的土地利用方式。当地人在湖荡沼泽地带开挖河泥，堆成高出水面四五米的田垛，从而形成了岛屿状田地，用来垦荒、种植，同时还可有效抵御洪水灾害。垛田土壤肥沃，排水良好，适宜种植旱作物。近年来，垛田因受到城市化的威胁，面积有所缩减。左图就是风光旖旎的垛田景观，阳春三月油菜花开时，金黄灿烂的垛田，宛如漂浮在水中的小岛。摄影／孙公甫

圩田农民收获莲子、养鸭的场景。

现今民主垸河网水系示意图

明清时期民主垸河网水系示意图

通过下面地图可以看出，地名中带“垸”的居民点（包括自然村、乡镇和城市等）共有2464个，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的湖南和湖北；而地名中带“圩”的居民点共有16455个，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的江西、江苏、安徽和浙江四省。这些数据表明，圩垸作为一种通名，不仅是简单的农田水利设施，在古代就已经形成了以建设圩垸水利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一个圩垸就是一个水利社会共同体。

图为江苏泰州市靖江市周边圩田卫星影像图，位于长江北岸的靖江市区，已被大片密集的圩田所包围。

姜鲁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副研究员 绘图／郭鼎一

2015年洞庭湖区重点垸与蓄洪垸分布图 资料来源／湖南省遥感中心 为了适应退田还湖的需求，垸田按照防洪功能的不同划分为重点垸、蓄洪垸和一般垸。重点垸为防洪保护区，即受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垸田，蓄洪垸是指可供河堤外洪水临时贮存、较为低洼处的垸田。图反映了湖南洞庭湖区内11个重点垸和24个蓄洪垸的分布状况，重点垸集中在远离洞庭湖的平原、丘陵和低山地区，而蓄洪垸集中在湖区平原及较低缓的岗地。民主垸是洞庭湖区24个蓄洪垸之一，这里自古以来河港、湖汊密布。随着堤垸兴建高潮的到来，清末民初，河港湖汊逐步消失，形成了枯水季节与外隔绝的内湖。之后通过人工开挖的水渠，将农田和洞庭湖相连，田间堤防上再设置涵闸，既能灌溉排洪，又能截水调蓄。

圩田的基本结构形态以圩堤、河渠和闸堰为核心，以浙江绍兴山会平原的圩田为例，可以将圩田划分为基本结构型和复合结构型（右图）。

图为太湖周边溇港圩田系统示意图。资料来源／陆鼎言、王旭强《湖州入湖溇港和塘浦（溇港）圩田系统的研究》绘图／晓秋 据我国知名农史学家缪启愉先生分析，“横塘纵溇”是一种为了开发太湖堤内农田而形成的水利设施，“横塘”呈东西向，巧妙地分化了来自苕溪和荆溪的激流，而“纵溇”是横塘和太湖之间的纵向水渠，也被称为“渎”或“港”。太湖南岸自晋代就开始修筑自平望到吴兴的荻塘，随着溇港逐步延长和加密，密到相隔一二里就有一条。“横塘纵溇”将滨湖沼泽划为一块块棋盘状的圩田，见证着上千年来古人化淤泥为沃土的独特智慧。

图为民国年间夫子庙灯市。

历史上，十里秦淮是烟花柳巷，“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明景泰年间贡院迁到秦淮河畔夫子庙东侧，更是促成了十里秦淮两岸庞大的文化市场。现在这里成了南京商业化最为浓重的地方，龙门街和贡院街都已改建为商业街，茶楼酒馆比邻而立，菜点小吃愈出愈精致。来南京的旅人都会到这里打卡，在秦淮河边体味六朝古都的历史。

在三汊河口，秦淮河汇入长江，结束了它的旅程。这条长度110公里的河流，哺育了古都南京，见证了六朝的繁华盛世，也见到了乱世离乱，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在这里上演。古来桑海有迁移，此地繁华无代谢。这是一条来自历史的河流。摄影／金洪源

李白在《金陵酒肆留别》这首诗中描述了金陵繁华的市井生活带给他的美好感受。到了宋代，金陵仍是酒肆林立、车马喧嚣之地，尤以秦淮河畔最为热闹。下图是清代摹本《仿宋院本金陵图》，原为宋代画院佚名画作《金陵图》。这是一幅细腻描绘当时金陵山川城市、楼阁村居、旅贩执行等情景的绢本设色画卷，共有三段，这一段描绘的是城西下水门外的风光。

桃渡临流是十里秦淮的一个古渡口，位于夫子庙利涉桥畔秦淮河与古青溪河的合流处。这里曾是六朝古都金陵一处著名的送别点。相传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常在此迎送他的爱妾桃叶，古渡口因此而得名。桃叶渡曾是一派繁华景象，河舫竞立，灯船箫鼓，多少浪漫的故事曾在这里上演。摄影／孙重林

秦淮灯会的历史悠久，早在南朝时期，南京就出现了举办传统元宵灯会的习俗。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张灯结彩的景况开始从深宫禁苑走向民间大众。明初之后，秦淮河悬挂花灯的画舫（俗称“灯船”）也随之蜚声天下，仅秦淮灯彩的品种就逐渐地发展到两三百种之多，引得历代文人骚客、名士才子吟咏不绝。秦淮灯会从夫子庙地区，扩展到“十里秦淮”东侧五里地段，核心区域包括夫子庙、瞻园、白鹭洲公园、吴敬梓故居、江南贡院、中华门、老门东、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及中华路、平江府路、瞻园路、琶琵路一带（摄影／孙公甫）。

秦淮河水系及古村遗址位置示意图

在江苏常州出土的汉代陶鸭（本图），以及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彩绘乐舞图鸭形漆盒（下图），则反映了长江流域先民悠久的驯化、饲养与食用鸭子的历史。地图能表现的长江流域鸭馔种类依然有限，饮食文化虽然具有地域性，但也有很强的辐射力，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鸭类美食如卤鸭、板鸭等，在长江流域的很多地方都存在，不再是某地专属，又融入了各地饮食的独特技法，如辣卤、盐卤等等，有着各自的独到之处，让长江流域的食鸭文化更加异彩纷呈。

每年中秋佳节，比起处处遭人嫌弃的五仁月饼，用咸鸭蛋的蛋黄为馅料的月饼被接受度要高很多，这或许是因为溢满油香的咸鲜蛋黄能抵消月饼那甜腻的口感。

廓琼岗日

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岔河镇东陈村的稻田中，密密麻麻的鸭群拥挤着从水稻和田埂之间穿过，奔向投喂饲料的养殖户。作为一种水禽，鸭子的饲养环境对水的需求要高于鸡这样的陆禽。在稻田中养鸭，既为鸭子提供了水环境，鸭子的粪便又可以为作物提供营养（摄影／万震）。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肉鸭饲养国，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数据，2018年，我国的肉鸭出栏量达35亿只，占到了世界总量的74%。我国饲养肉鸭的产区覆盖了20多个省市区，根据2012年的数据（近年分省数据缺乏），作为传统的养殖业大省，山东虽不像长江中下游地区那样流行烹饪鸭类，却是我国肉鸭饲养量最高的地区。

春节前夕，走在四川省彭州市九尺镇的街头，一股浓浓的卤板鸭的“年味”扑面而来，在这条长约2公里的街道上挂满了香气四溢的板鸭。

对南京人来说，一日三餐吃鸭子都不会厌——早上先在路边小摊买一个鸭油烧饼，挂在自行车把手上骑去上班；中午到公司楼下小馆子来碗鸭血粉丝汤；晚上在家门口卤鸭店斩只烤鸭，提溜着带回家，晚餐就解决了一半。因此有传言，“想要和南京人迅速拉近关系，就和他们聊鸭子”。根据南京鸭业协会的数据，仅2016年南京销售的鸭子就达到1.56亿只，带来了91亿元的收入。除了传统的整只鸭子，鸭胗、鸭心和俗称“四件”的鸭翅和鸭掌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流行，朋友相聚时，这些有滋味的小吃便是最好的下酒菜。甚至有利用大数据来分析南京人消费鸭类食品习惯和模式的研究，南京实在是一个与鸭密不可分的城市。摄影／张晶

鸭肠是成都、重庆火锅的“必选项”，“鲜”、“嫩”、“脆”、“爽”的鲜鸭肠，在沸腾的牛油火锅中“七上八下”10秒后，一口咬下便能感受“嘎嘣脆”的口感和牛油火锅的爽口。鸭肠不仅好吃，还是内脏中营养价值比较高的，价格也亲民。成都、重庆人吃鸭肠自有一套经验，看一家火锅店水平怎么样，他们先尝下鸭肠就知道了。川渝地区还专门推出以品质出色的鸭肠为主打的火锅。随着川味火锅的流行，川菜的麻辣口味已传遍全国。不论是在传统喜辣区还是嗜甜区，“辣”逐渐成为年轻人最喜欢的口味。辣椒自16世纪末传入中国后，逐渐成为盐的替代品之一用来调味，也被湿气重的南方山区人民当做祛湿的食物。而如今，作为一种“痛觉”，“辣”，也正在成为年轻人在饮食上寻求刺激的途径。“有骨有肉”的鸭脖子和其他鸭子“零部件”，在做成麻辣口味后，吮吸起来极有滋味。和小龙虾一样，鸭，是承载这种过瘾“痛觉”的绝佳食材。摄影／樊觅韵

九尺镇的街头，一股浓浓的卤板鸭的“年味”扑面而来，在这条长约2公里的街道上挂满了香气四溢的板鸭（右图）。而到了以吃鸭著名的南京，你会在街头巷尾发现传统的南京烤鸭炉，当炉内温度升高之后，熄火盖严，让炉内的余温将鸭子“焖”至金黄色，这就是南京传统的“焖炉烤鸭”，鸭子出炉后，不同于北方的“卷饼党”，南京人会在热气腾腾的烤鸭上浇上卤汁。

在野生环境中，雁鸭类水鸟具有集群的习性，鸟群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还会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在被人类驯化后，家鸭的外部形态与野生祖先相比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喜欢集群的习性依然得到了保留。互联网上曾获赞无数的一则“鸭子排队过马路”的视频，也反映了这一特点。在我国长江流域，特别是水网发达的中下游地带，水塘养鸭的传统模式依然存在，在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官垛村，数百只鸭子在水中追逐、嬉闹，无意中构成了一只浮于水面的“鸭子”图案。摄影／徐劲柏

摄影／王宁

中国肉鸭出栏量分布情况

图为安庆人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皖江一带不仅是鱼米之乡，也文风昌盛，人才辈出。

如果说马鞍山是安徽融入长三角经济区的“桥头堡”，芜湖是沿江发展轴上的重心，合肥则是皖江的经济发展主引擎。在合肥牵手长江之前，皖江城市带缺失一个“恒星”城市和带头大哥，主要受到江苏省会南京的影响和吸引，南京由此也被调侃为“徽京”。三分巢湖后，让省会合肥再次融入长江基因，明确了安徽省和新长三角共同成长的时代大方向，也提升了合肥的战略地位。皖江诸城“入长”后，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成绩出色。图为合福高铁上的列车正在穿越铜陵长江大桥。皖江在与沪苏浙传统长三角地区的对接中，具备了其他省份不可比拟的综合交通优势和近邻优势。数条高铁、高速公路以及长江水道共同打造出密集的交通网，将“老长三角”与皖江、安徽乃至中国的腹地有机地“缝合”在一起。

图为1908年在安庆的秋季军事操练现场。检阅大臣有陆军部尚书荫昌、两江总督端方和安徽巡抚朱家宝。供图／施塔福

图为合肥市政务新区。合肥市是近年来一座呈“火箭式”上升的城市，独特的成长模式引发了诸多议论，有人戏称其为“霸都”。

皖江沿岸历史深厚，名城诸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安庆曾是安徽省的首府，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被誉为江南的西大门。历史上，安庆和武昌、江宁并称为“长江三巅之城”。孙中山先生在著作《建国方略》和《建国纲要》中曾提到，安徽要重点建设两个地方：一是安庆，二是芜湖。此外，马鞍山的铁矿、铜陵的铜矿、宣城的文房四宝，都曾在岁月中闪耀光芒。 图为安庆振风塔。摄影／许萍

图为芜湖港朱家桥码头。摄影／陈剑

皖江地区东连沪苏浙，西接赣鄂，水网稠密，湖泊众多，能源、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都比较丰富。作为“长三角”的新成员，皖江城市带崛起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辐射全国的重大意义。图为安庆长江大桥。摄影／许萍

图为马鞍山铁矿。

南京在网络上常被戏称为“徽京”，这并非无事生非的调侃。从地图中可以看出，南京都市圈除了包括南京、镇江、扬州、淮安四个江苏城市之外，还把安徽的芜湖、马鞍山、滁州、宣城也纳入囊中。这也从某个角度展示了南京及江苏省和皖江地区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文化渊源。

长江经济带范围示意图 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四川、安徽等9省2市。是全国高密度经济走廊之一，也是东西经济大动脉。如果把沪苏浙比做长江经济带的龙头，皖江地区则是这条巨龙的“龙颈”。

南京在网络上常被戏称为“徽京”，这并非无事生非的调侃。从地图中可以看出，南京都市圈除了包括南京、镇江、扬州、淮安四个江苏城市之外，还把安徽的芜湖、马鞍山、滁州、宣城也纳入囊中。这也从某个角度展示了南京及江苏省和皖江地区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文化渊源。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2016年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除了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传统长三角经济强市之外，还包括了安徽皖江地区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等市，而苏浙两省的部分城市则落选，这意味着长三角作为一个经济区，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和战略调整。

长江是目前世界上运量最大的通航内河，也是中国的黄金水道。从这张灯光图上可以看出，伸向中国辽阔腹地的皖江仿佛是长三角这头经济巨象的长鼻子，意义重大。皖江的发展如果停滞落后，整个长三角的发展也会缺乏后劲和支持；而皖江崛起，也将给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增长极。

在地球上生活上亿年的中华鲟，如今已经难见踪影。中华鲟堪称长江中最负盛名的标志性鱼类，人工繁殖与放流，不知能否挽救其种群的延续。中华鲟 Acipenser sinensis

青鱼 Mylopharyngodon piceus

鲢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长江中鱼类产卵的方式类型多样。有些鱼的卵漂浮或者悬浮于水中；有些则沉入水底发育；也有很多种鱼类将卵粒粘附于水草之上，比如团头鲂、鲤、鲫、鲇等。水坝的建设会使上游江段水位上升，影响水生植物的生长分布及群落结构。在湖北宜昌市兴山县峡口镇白鹤村，中科院三峡水库香溪河野外生态系统实验站的研究人员在江中放置了的人工水生植被浮床，为产黏性卵的鱼类提供了新的产卵场。江水中，附着在水生植物上的鱼卵正在发育。 摄影／周海翔

平凡的鱼类，其真实的生活仍不为人所知 夏日午后，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苕溪，成群的圆吻鲴在清澈水流中来回游荡，利用下颌发达的角质边缘刮食卵石上附着生长的藻类。圆吻鲴是长江中下游乃至我国南方地区的常见鱼类，很多人熟悉它们在餐盘中被烹熟的样子，却很少有人细致观察过它们在自然生境中的生活与行为。这或许是长江流域很多典型鱼类的缩影——对于它们，我们看似熟悉，却并不熟悉。 摄影／周佳俊 圆吻鲴 Distoechodon tumirostris

水下近距离拍摄鱼群，在长江流域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青海年保玉则神山脚下的高原湖泊鄂木错附近，摄影师吴立新拍到了成群的裸腹叶须鱼，它们的体长大多在30至50厘米之间。这里海拔4060米，是大渡河正源——玛可河的上游区域，而大渡河则属于长江水系的岷江上游。裸腹叶须鱼是典型的青藏高原鱼类，其模式产地在金沙江。和裸腹叶须鱼亲缘关系较近的叶须鱼属的亲缘种类分布在雅鲁藏布江、印度河以及滇西北等地。这些江河中不同种类的叶须鱼本拥有共同的祖先，随青藏高原隆升导致的水系变迁，促使它们演化成不同的物种。摄影／吴立新 裸腹叶须鱼 Ptychobarbus kaznakovi

人们最常见和常吃的四大家鱼（青草鲢鳙）大名鼎鼎。作为典型的鲤形目鱼类，有人嫌弃它们刺太多，有人觉得它们腥味大，也有人迷恋它们肉质的鲜美。四大家鱼中，青鱼活动于自然水体的底层；草鱼在中层，鲢、鳙则在水体上层活动觅食。由于水利建设等因素，野生四大家鱼的栖息地及产卵环境受到影响，种群数量也迅速衰退。非常尴尬的是，这些看似熟悉的鱼类几乎没有自然生活状态下的高质量影像——它们很怕人，加之水体能见度等因素，水下拍摄并不容易。经过多次尝试与努力，摄影师终于在长江下游流域成功拍摄到了自然状态下的鳙、鲢和青鱼。 摄影／周佳俊 图为鳙 Aristichthys nobilis

摄影／张帆

在青海省玛可河的源头区域，一条溯溪而上的大渡软刺裸裂尻鱼跃出水面（摄影／吴立新）。大渡软刺裸裂尻鱼 Schizopygopsis malacanthus chengi

南方有鲑鱼，第四纪冰期的孑遗物种 秦岭细鳞鲑系鲑形目、细鳞鲑属的鱼类，它们属于冷水性鱼类，栖息于冷水环境中，是第四纪冰期从北方迁移的孑遗物种。据《秦岭鱼类志》记载，在汉江水系的支流褒河、湑水河以及子午河等流域都曾经有秦岭细鳞鲑的记录。受气候环境变化，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现存的秦岭细鳞鲑栖息地进一步萎缩。图中的秦岭细鳞鲑拍摄于陕西省洋县北部，它溯河洄游至山地小溪中觅食并繁育后代。摄影／吴立新 秦岭细鳞鲑 Brachymystax lenok tsinlingensis

有很多高原鱼类的名字中带有“裸”字，为了减少热量散失，它们体表鳞片往往有不同程度的退化。这些少鳞或者无鳞之鱼受到的生存胁迫要比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鱼类小很多，当地居民世世代代从不捕捉湖里的鱼类，而且还经常用糌粑等食物投喂它们（摄影／吴立新）。

每到春夏季节，长鳍马口鱼集群聚集在产卵场——长江下游各小支流源头区域的溪流浅滩。披上绚丽婚姻色的雄鱼竭尽所能展开所有的鳍条向雌鱼展现自己的美丽，以博芳心。在长江下游流域，野生鲥鱼与河豚等曾经的江中珍馐濒临绝迹，令人无限惋惜。其实除了食用价值之外，长江的原生鱼还有很多精彩值得被发现和欣赏。摄影／周佳俊 长鳍马口鱼Opsariichthys evolans

中国共有1000多种淡水鱼类。包括溯河洄游和降河洄游鱼类在内，长江各水系现有鱼类物种和亚种约有400余种，分属于12目约30科130余属。其中特有鱼类超过1/3。长江流域鱼类的物种多样性在全球鱼类资源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最丰富的类群是鲤形目的鲤科鱼类。遗憾的是，除了少数经济鱼种，公众对大多数的长江鱼类非常陌生，我们甚至连它们的名字很多都难以读准确。通过实体采集与饲养，湖北大学艺术学院的张国刚先生对长江流域可遇见的原生鱼进行了观察与水彩绘制。在此，我们展示其中部分种类。 绘图／张国刚

图为长江镇江段沿江长满了芦苇，秋末冬初时，人们收割芦苇后装载上船的情景。摄影／韩寒

长江的航运能力不仅与江道的自然条件直接相关，同样也受到人类建设的影响。图为三峡五级船闸，船舶先进入船闸，关闭闸门通过蓄水或者降水，使船舶高度与下一级船闸持平，再开闸门进入到下一级船闸，一步步翻越过三峡大坝这座相对高度185米的“大山”。三峡船闸早在2011年就达到了本该在2030年才达到的设计通航能力，即上行下行加起来总共一亿吨。除了五级船闸，三峡垂直升船机也在2016年9月投入运营。与过三峡大坝需要“爬山”不同，船舶通过长江大桥往往都要“钻洞”，南京长江大桥就像一个分水岭，南京下游桥梁净空高度皆为五六十米，南京长江大桥及上游桥梁的净空高度均只有二三十米，桥梁的阻断将本可以江海联运的船舶挡在南京下游，南京上游的港口只能望洋兴叹。

图为1991年，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三峡边的橘农将收获的柑橘通过长江运输出去。摄影／安哥

长江的通航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商业性运输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直到清末，汽船开始驶入长江水面，几千年的长江航运迎来重大变革。建国初期，交通体系尚不健全，长江航运成为承载国运的“生命线”……，中国人利用长江通航的进程随着历史演进不断变化着。图为1965年南京长江码头上停泊的帆船，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古老的帆船才逐渐消失在长江上。

图为1965年秋收时，武汉港务局优先安排船只调运农用物资，这是武汉港码头工人正在启运脱粒机和轧花机。摄影／新华社 刘心宁

图为长江南通段上的集装箱货船通过苏通长江大桥，大桥净空高度62米，是长江大桥中净空高度仅次于上海长江大桥（70米）的一座，巨轮也只能刚好通过。目前长江上已建成跨江大桥96座，在建桥梁27座。如果长江上的桥梁净空高度都能更高一些，那沿江城市是不是就可以变为“沿海城市”了呢？

随着三峡库区水位抬升，原来急、弯、浅、险的峡江，如今已能通行内河集装箱货船了，船员们再也听不到船工号子，看不到水击江石了。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杜甫的“白帝高为三峡镇”，陆游的“不怕滩如竹节稠”的风光已不在，新景象让船员们感受到的是高峡平湖看不尽，轻舟驶过万重山。长江水系中，流域面积1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有49条，长江流域以20%的国土面积，撑起了全国45%的经济总量。长江就像奔腾不息的脉搏，带动着全流域的经济腾飞。摄影／林海

图为长江武汉段运输粮食时封舱的场景。现在为了保护长江水质，所有的干散货船都必须封舱运输，几千年来干散货物直接露于舱外的画面已成为了历史。

长江上的货物种类随着各时期经济发展情况而变化着。1949年—1978年的30年时间里，长江上运输最多的货物就是煤炭。1979年—2003年，石油代替煤炭称雄老大。从2004年至今，金属矿石一度成为货类中的龙头。通过不同时期的货物类型，我们也能窥视沿江经济所发生的变化。由于长江上运输的很多货物都是生产物资，为了方便装卸，以前很多工厂直接建在了长江边，这样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成本，节约运转时间，提升效率。但是随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建设理念的推进，沿江污染型工厂也在逐渐被关停、搬迁，长江沿线厂区林立的画面正在成为历史。图为长江边的南京梅山铁矿场，色彩丰富的矿石船舶静待于一江碧水中。

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主要支线货运量及主要港口企业分货种完成情况表

航道尺度指的是航道水深、航宽、弯曲半径和通航净空高度的总称。其中自然江道的通航尺度可以用航道深度×航宽×弯曲半径的数值来表示，数值越高，通航能力也就越高。通过地图中表示的长江干线主要断面日均交通流量，可以看出长江上每一段繁忙程度的区别。

特别是在崇明岛、长兴岛和横沙岛外侧，一片新兴的河口沙洲在孕育成长，这就是九段沙。九段沙出海成陆的历史不过50年左右，现在其上已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湿地，并于2005年建立了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长江口泥沙沉积形成的沙洲，不仅是长江在土地上给予人们的慷慨馈赠，也给上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纯净水源。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需水量不断增加，水污染情况越来越严重，上海自来水厂的取水口从黄浦江下游不断向上游转移，找到新的大容量的洁净水源地，成了上海面临的重大难题。1990年几位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在长兴岛考察时发现，被当地老百姓称为“青草沙”的大片芦苇湿地周边，新的滩涂正在迅速而又成规模化地形成之中，而芦苇丛中的长江之水清洌纯净，把这片湿地水域建成上海新水源地的想法由此提出，经过15年论证和5年建设，2011年青草沙水库建设完工，开始为上海供水。

科学家估算出，距今两千年前，在人类活动影响轻微模式下长江口的年输沙量为2.4亿吨。之后，人类活动造成了长江输沙量的急剧增加，扭转了长江口泥沙淤积与海潮侵蚀的对比关系，在长江河口处新的陆地渐渐形成。在1950—1960年，长江口泥沙量达到峰值，从大通水文站记录到的数据来看，长江河口最高年输沙量为6.78亿吨（1964年）；1981年后，长江入海泥沙开始呈现减少趋势；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入海年均输沙量大幅减少，2018年减少至0.83亿吨（见图表）。在这种情况下，令人不禁担心三角洲现存的淤涨—侵蚀平衡会被打破，海岸线将发生后退。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工促淤技术、岸线保护工程等（上图）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已针对性地进行了开展和实施。

长江从发源到入海，奔流万里（长度为6300余公里），从江苏江阴鹅鼻嘴起，到入海口的鸡骨礁为止，为长江的河口段。长江河口段长约200多公里，支汊众多，还有黄浦江、浏河等支流汇入，其地理形态到20世纪初才最终形成。在长江河口段及其支流上，人们开发了众多航道和港口，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图为上海境内长江河口段的重要支流黄浦江。摄影／陈肖

在镇江圌山与太湖平原的交界线上，也留下了许多古海蚀穴，其上部为陡崖，下部为平底、沿陡崖根部深延的洞穴。摄影/刘华信

山与太湖平原的交界线上，也留下了许多古海蚀穴，其上部为陡崖，下部为平底、沿陡崖根部深延的洞穴（下左）。不知其来历的人们，为这些神奇崖穴附会出众多传说，还利用洞穴修建了庵堂庙宇（下右）。实际上这些海蚀穴与海蚀崖清晰地指示了曾经的海岸线位置，准确指证了喇叭形古长江口的真正所在。摄影/王桂宝

从1985年和2016年的卫星照片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长江入海口处，沙洲的面积明显增大（本图、下图）。

长江入海口的位置，从过去到如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之际广陵（扬州）可以观涛，镇江可以看海；三国时的南京，战船可以在玄武湖操练后，驶入长江直入东海；唐以后，长江河口的位置开始向海推进。

在长江口湿地的高潮位滩涂上，生长着大片的芦苇。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常出现海风拂过高大的芦苇丛，令芦苇随之轻轻摆动的场景，营造出一幅安静祥和的画面。但对于滩涂生态系统而言，大片的芦苇荡并不只是覆盖面广的优势植被而已，它们的内部也并非一片沉寂。在长江口湿地的芦苇丛中，隐藏着体型娇小的震旦鸦雀，这些外形呆萌的鸣禽描着粗黑的“浓眉”，一副厚实有力的喙能咬开芦苇秆，“揪出”隐藏在其中的各类昆虫幼虫。与震旦鸦雀分享着芦苇丛的还有东方大苇莺等雀类。盛夏，这些小鸟此起彼伏的啾鸣从芦苇荡中传来，承包了整片滩涂的热闹。图为东方大苇莺 Acrocephalus orientalis

隐秘螳臂相手蟹分布极广，从海边到内河，从消浪石堆到芦苇草丛，到处都有。隐秘螳臂相手蟹 Chiromantes neglectum 摄影／邹强

对每年由大洋洲向北方迁徙的数百万只鸻鹬类涉禽来说，长江口及周边江苏的沿海滩涂是天然的“大食堂”，吸引大量迁徙中的鸟类蜂拥而至，在滩涂的浅水中搜刮食物。摄影／董文晓

在长江口湿地，反嘴鹬原本只是迁徙性的候鸟，仅作临时停留。但2015年夏季的鸟类调查中，研究人员在湿地发现了反嘴鹬的幼鸟，2016年又发现了它们的鸟巢。对反嘴鹬而言，长江口湿地已经逐渐由歇脚点转变繁殖地。除了食物以及气候变化的因素之外，湿地范围内大面积的开阔浅水池塘和沙泥质无人岛的建设，可能是让它们驻足繁殖的原因。顾名思义，反嘴鹬的喙有着奇特的上翘外形，这样的喙使得它们在觅食时头部与水面几乎平行，左右扫动将底栖生物“一网打尽”。

每年的迁徙季，数百万的鸻鹬类是长江口湿地过境候鸟的主力军。各种鸻鹬类乍看起来很难分辨，其实它们在腿部、喙部的长度、形态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也让它们占据了不同的生态位。勺嘴鹬（上图）因有一个形似勺子的奇特喙部而得名。它也是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物种名录中的极危物种，全球仅剩几百对，迁徙过境时偶有记录于长江口湿地，主要在潮间沼泽活动和觅食。

浩瀚长江携带的泥沙，在入海口淤积成了崇明、横沙、长兴等几块面积广大的江口沙岛，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这些沙岛上适合鸟类生存的空间逐渐转向几个“东滩”——崇明东滩、横沙东滩以及入海口南侧的南汇东滩等。从地图上来看，这些鸟类的庇护所只是面积有限的一隅滩涂，但这些滩涂的变化却影响着与之息息相关的鸟类。围垦滩涂等人类干扰，会对鸟类的食物丰富度以及对栖息地的选择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有时，一些人类活动，如抽取航道泥沙用于吹填滩涂，又会使得当地的底栖生物资源在短时间快速增长，从而吸引更多的鸟类。

长江口湿地群主要由崇明东滩、 横沙东滩、九段沙等沿海滩涂湿地组成，滩涂淤泥下丰富的底栖生物为迁徙的鸻鹬类、越冬的雁鸭类等鸟类提供了理想的觅食场所和栖息地。

“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飞区是世界主要的候鸟迁飞区之一，这片广大的区域跨越了20多个国家，又可以细分为很多具体的路线，其中由大洋洲出发的候鸟会经过我国东海、黄海和渤海的沿海湿地，到达北方的西伯利亚地区，而长江口湿地正处于这条迁徙路线的中央位置。

长江源地区气候高寒，在冻融、风雨等外力侵蚀作用下，岩石破碎风化。此外，水土流失、冰川融水携带的泥沙碎石也是辫状水系泥沙的来源。近年来，随着江源区环境退化和草原沙化日益严重，原有的生态平衡也正在被打破。图为烟瘴挂大峡谷口上游的高大沙丘群。目前，一些原本没有沙丘的地方也开始形成连绵沙丘群。

泽鹬、林鹬和青脚鹬（右上）都是淡水湿地的常客，经常结伴出没于鱼塘和水田。不过与另两种鹬类相比，青脚鹬很是“百搭”，几乎什么样的环境都有它“露脸”的机会。反嘴鹬（右）上翘的喙和长长的腿，让它们可以在各种类型的沼泽湿地内活动和觅食。 图为：反嘴鹬 Recurvirostra avosetta 摄影／翁发祥

和其他典型的滨海滩涂湿地一样，长江口湿地的潮间滩涂由厚厚的淤沙构成，对初来乍到的人而言，这样的环境或许颇似一片“烂泥塘”，但在这淤泥之下，潜藏着极其丰富的底栖生物，是这里能够成为迁徙鸟类“大食堂”的资本。在我国沿海，背鳍和胸鳍上生有醒目蓝色斑点的大弹涂鱼（左页图）是为“靠海吃海”的当地居民所熟知的“小海鲜”，其实对于往来的鸟类而言，它们同样是美味的食物。大弹涂鱼脾气暴躁，自守一方，对任何不速之客的造访，都会以张开大口、奋力拍打胸鳍的方式予以驱逐。 大弹涂鱼 Boleophthalmus pectinirostris

弧边招潮蟹的成年雄蟹背甲呈暗红色，常挥舞着与身体不成比例的标志性巨大螯足，但它们的幼蟹却在体色、形态上与成年蟹差异极大。弧边招潮蟹（幼） Uca arcuata

图为一群正在渡过辫状河道的白唇鹿。河洲成为它们前行的安全岛。

凭借着“黄金水道”长江和紧邻的地理区位，千百年前皖江便和江南血脉相连。明朝南直隶和清初江南省便包括安徽、江苏和今天的上海，是中国的财富大省和人才宝库。有着“负山海而控楚豫，襟长江而带大河，其声名文物财赋物产皆甲天下”的美誉。清中后期，安徽省才逐渐与江苏省分开。 图为皖江地区当涂县的大公圩。水网密集，湖泊众多，让人想起“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的诗句。 摄影／秦俊

图为摄影师王宁正在进行拍摄。为了这本长江专辑，杂志的摄影师奔赴通天河畔，和甲央尼玛一起走访拍摄了部分重要岩画。摄影／索尼

长江源区的河流分为高原冲积河型、丘陵宽谷河型和高山峡谷河型，其中高原冲积河型河谷宽浅、两岸无约束，多为辫状河道；丘陵宽谷河型河谷相对宽浅，两侧或一侧有低矮山体，部分河段可发育成辫状河道；高山峡谷河型则河谷窄深，受两侧山体控制，一般为单一河道。不同的地貌成为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竞技场和狩猎地。图为通天河口的一群白唇鹿。

2019年6月29日，嘉陵江全江通航启航仪式在广元港红岩作业区举行。图为首航船队两艘货轮中的一艘（摄影／游胜），货轮满载着重金属矿粉从广元港出发，过重庆果园港后，再经长江到江苏张家港，最终于7月23日到达辽宁营口，嘉陵江“黄金水道”通江达海的优越性似乎开始显现。

图为觉色岩画，位于通天河下游，距今2500—2000年，是甲央尼玛在多年前前往通天河山谷中拜见一位修行僧人时首次发现的岩画。此处的牦牛为长细角，疑为已驯化的家畜。

沱沱河源头姜古迪如冰川　摄影／杨勇

三趾鹬和环颈鸻（左上）是为数不多会在涨潮期间停歇在人工大堤上的鸻鹬类。不过神奇的是，它们的脑子里似乎有一套潮汐表，不需要提醒便能知道何时退潮，可以返回滩涂继续觅食。 三趾鹬 Calidris alba 环颈鸻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世人多知十里秦淮，却不曾看到秦淮河的全貌。秦淮河东源句容河，来自镇江句容市的宝华山；南源溧水河，来自南京市溧水区的东庐山。句容河和溧水河在南京市江宁区汇合，在七桥瓮附近进入南京城区，在通济门附近分为两支，一支从东水关向西至西水关出城，这一段就是大名鼎鼎的“十里秦淮”，也称内秦淮河。另一支由通济门过九龙桥，顺着明城墙西南角拐向北，为明朝护城河，这一段被称为外秦淮河。内秦淮河和外秦淮河在西水关外合流，一路向北从三汊河口汇入长江。后为抵御洪涝灾害，从江宁区东山河定桥湘西至双闸金胜村入江口，开挖人工河命名为秦淮新河。从七桥瓮附近向东北连通运粮河、七乡河、九江河形成秦淮东河。右页图为秦淮河上游流域的胭脂河，因秀丽险峻的景观而被誉为“江南小三峡”（摄影／张映亮）。

圩垸建造不仅推动了农田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和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还因为稻作生产和淡水渔业发展，而衍生出稻田养鱼这一生态农业模式的发展。时至今日，在传统稻田养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稻渔综合种养技术，在粮食与食物安全保障、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图是农民们在圩田中捞鱼的场景（摄影／王卫）

图为摄影师正在拍摄。摄影／索尼

重庆渝北区，数千辆长安福特汽车下线后停泊在停车场上，静静等待着被运往全国各地。重庆是中国最大的微车生产基地，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一系列老牌支柱产业正在重获新生。但重庆、成都两个核心城市包括汽车在内的一些产业布局出现了重叠和冲突，对周边中小城市产业的辐射作用也有待整合优化。总之，成渝城市群若想追赶第一梯队城市群，仍然面对着各种挑战。这块沿长江深入我国腹地的经济重地，也拥有广阔的机遇和无限的可能。摄影／靖艾屏

因为临海，唐以前的扬州城，都建在蜀冈之上（海拔20—30米），图为蜀冈上的扬州唐城。摄影/阮洪森

摄影／袁晓

1997年10月，摄影师在西陵峡拍摄的险滩——叱滩（即“九龙奔江”，位于湖北宜昌市秭归县西二里的叱溪河口）。叱滩由众多平行排列的石梁构成，过去长江水手又称其为“老虎石”或“红石梁”。其中，九道蜿蜒起伏的石梁犹如九条巨龙，从长江北岸直奔江心，故得名“九龙奔江”或“九龙滩”。这九道石梁平均长约200米，总面积0.2平方公里。过去，船只在这里失事沉没的不计其数。南宋文学家范成大在《吴船录》里就有叱滩的记载：“九十里至归州。未至州数里，曰叱滩，其险又过东奔。”另一位南宋学者周煇也在其《清波别志》中如是描述：“归州西门蜀江叱滩，俗号人鲊瓮，大石四五，横截江道，夏秋舟行，多罹其害。”如今，“九龙奔江”的景观早已随着三峡水库的蓄水而消失无踪了。摄影／郑云峰

谭家岭9号瓮棺出土连体双人头像玉玦

千帆竞渡大江阔，万里扶摇极望开。在长江中游湖北段，一排排货船正在江面上有序前行。有经验的船员一看船型就知道每艘船运的是什么货：前方双壳双底，密封性强的船运输的是液化石油气，绿底舱的船运输的是油品……，远处还能隐约看到集装箱和干散货船行于江上。从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市到上海，长江以2840多公里的干线通航里程沟通了滇、川、渝、鄂、湘、赣、皖、苏、沪9省市，如一条丝带将内陆与沿海串联在一起。

地图反映了近两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主要支线货运量及主要港口企业分货种运输量的情况，其中苏州港（张家港港与太仓港）以近5亿吨年货物吞吐量成为了长江干线货运第一港，湘江以1.11亿吨货运量成为了运输能力最强的支流，金属矿石则是目前长江上运量最大的货物。图为行驶在武汉江面上的商品车滚装船，长江沿线有很多重要的汽车工业城市，通过长江各港口货运类型、货物吞吐量可以分析出沿江地带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状况。

图为秦淮河畔的民国风格餐厅（摄影／薛晓红）。

图为外国游客在夫子庙天下文枢坊边，拿着夫子庙的老照片对照看建筑今昔的变迁（摄影／姚宣强）。

皖江城市带紧邻沪苏浙，相关产业向皖江转移布局更像是自然的延续，配套性和互补性都较好。早在2010年，围绕皖江和传统长三角，便出台了中国第一个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国家级战略规划。近十年来，皖江和沪苏浙的经济联系量不断增大，合作不断加深。图为皖江城市芜湖，历史上被称为“吴头楚尾”，有着深厚的工商业传统，曾为中国四大米市之首。今天的芜湖港是长江水运第五大港，国家一类口岸。摄影／崔燕

一路上，长江源头沼泽湿地的概况已能探知一二：这里平均海拔在5000米左右，属于唐古拉山的余脉，地形略有起伏，但相对落差已经很小了，水源充足，植被覆盖率非常高，是很典型的高山草甸带。

土丘是由于地表的冻融作用形成的，草根就像柔韧的编织物一样密密地覆盖在土丘上，因此草甸土也被称为草毡土，非常形象。这片区域下方埋藏着多年冻土，形成了不透水层，降水和冰川融水不能下渗而在地表聚集，汇聚在土丘之间形成了无数的小水洼，最终呈现出了一片“星宿海”的模样。

布曲源头　摄影／文扎

长江当曲源

这片“星宿海”，才是长江源头的庐山真面目 过去人们总把姜古迪如冰川当作是长江源头，随着测绘、遥感技术的发展，以及对河流认识的深入，有人开始意识到对长江源头的认识也得刷新——长江当曲源出现到我们面前。利用遥感技术，我们找到了当曲源的位置，利用无人机，我们得以窥见当曲源的全貌：星罗棋布的水泊之间，无数条溪流穿过，从最高的那处泉眼开始孕育出了长江的雏形，它将串联起这片“星宿海”，塑造出长江源头。

图为斑头雁妈妈带着雏鸟在漫步。有时，辫状水系中的河洲也是斑头雁的特别产房。摄影／孙建军

对于高原上的鸟类来说，辫状水系有着别样的意义。它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休憩整顿，然后再次踏上漫长的征程。图为在辫状水系上飞翔的斑头雁。

图为通天河下游的夏屋懂（意为雄鹿岗）岩画。距今约2500—2000年。深褐色的花岗岩上以线勾勒出一只胸口中箭的鹿和一只似在昂首远眺的鹿，简洁流畅，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值得一提的是，通天河岩画皆为露天岩画，不少还位于无人区。经历数千年风雨侵蚀，已经出现岩体风化、苔藓覆盖等问题。诸如地震、修路等也造成了一定破坏。岩画如何保护，仍然是一个难题。供图／甲央尼玛

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的发现 填补了青海及藏北高原岩画衔接上的缺环，使青藏高原“羌塘岩画”绵长的分布带又向东延伸了数百公里，与著名的“藏彝走廊”连接起来。

良渚文化成组的刻纹玉管珠

由于缺乏直接文字记载，今天我们也永远不能确知良渚社会的“神”为何物。但是通过刻纹玉器的使用和流通，我们可以大概了解良渚古国统一信仰的一些特点：首先，良渚的信仰体系中存在抽象的、统一的主题和对象——以神人兽面纹为母题的“一神”，这一对象通过基本元素的组合变化在玉器纹饰上得以体现，也以同样的图像形式表现在其他材质的载体上，比如象牙器、漆器和陶器；其次，良渚社会建立了严格的、又具地域小传统的葬玉制度，这一制度用以维系良渚社会的等级秩序，通过这一秩序来实践和开展信仰活动，同时又利用统一的“一神”信仰体系反过来巩固和维系社会等级秩序；第三，玉器尤其是刻纹玉琮的使用在良渚社会内部达到了高度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体现在大量用玉的显贵阶层，也体现在偶尔获得玉器资源但仍旧遵循用玉制度的一般社会集团中。因此由用玉活动来实践的信仰体系在良渚社会中具有普适性。图为良渚文化的玉琮（前二），玉钺（后左）和玉璧（后右） 供图／秦岭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凌家滩村，地处裕溪河中段北岸，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遗址区内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坛、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红烧土和积石圈等重要遗迹。07M23是凌家滩遗址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葬，墓中出土的遗物包括玉器、石器、陶器以及碎骨、绿松石等330件。其中，玉石器种类较多，以钺、环、镯、璜、、璧、锛、凿等为主。墓坑中随葬的玉、石器排列紧凑而密集，局部层层叠压达2-6层，墓口上方放置一件巨型玉猪。凌家滩遗址的发现或将中华文明史提前到5300年前。供图／吴卫红

良渚文化玉冠状饰（梳背）

长江、汉江两岸的堤坝历经千年，逐渐修成。建堤坝之前，江汉平原水泽漫漫，长江、汉江形态在此摇摆不定：夏季雨多时，部分平原泛滥成泽；冬季雨少时，水泽干涸成一条条水道。有些水道被古人利用，掘深加固，便于行船，形成广义的运河。上图为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湖北省长江、汉江堤工图，图上的红色细线代表堤坝，红色小楷字记录了每段堤坝的长度。道光年间，长江、汉江堤坝已基本建成，它们之间纵横的水道有些已修筑堤坝，有些已设置闸口。其中，没有修筑堤坝的河流都无法汇入长江、汉江，因而逐渐失去水运功能（供图／赵逵）。

图为一幅1973年2月拍摄的老照片，当时东港湖渔场收成好，渔场职工们在向商业部门出售鲜鱼。图为老江河故道之畔的鱼塘和农田。

长江故道江宽水深，使其成为关键的物种保护基地。有的故道至今仍自然通江，每年汛期与长江自然相通，有的故道则通过涵闸控制通江。这种与主流既隔离又相通的关系，为生物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又能保障水质及丰富生物多样性的环境。图为位于上车湾故道内的何王庙江豚保护区。保护区隔离网的左侧是故道的自由水域，右侧则是保护区核心区域（摄影／张志斌）。

图为江豚在接受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定点投食。

故道区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湿地发育良好，为众多湿地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沙滩子故道边就有一个国家级的麋鹿自然保护区。这里是我国优良的麋鹿散养场地，每年夏秋季节，狗牙根、牛鞭草和旱柳天然次生林是麋鹿喜欢的饲料，冬春季节，红花草、苦草、益母草、芦苇是它们的主要食物。图为夏季麋鹿在故道的水中纳凉玩耍。

图为冬季从碾子湾故道里捕到的近一米长的大鱼，当地人把这种鱼叫做“大翘嘴白”。

荆江是长江河曲最多、地势最险要的江段，自古以来，荆江流域就流传着“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的说法，而荆江河道发育与演变过程的直接产物就是故道。故道的产生，催生了下荆江地区独具特色的人地关系，孕育了独特的生物群落，为长江流域的自然和人文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图为冬季在老江河故道越冬的反嘴鹬。

目前学界基本达成一致，今天上海所辖的大部分地区是在最近两千年的时间里脱海成陆的，成陆的主要原因是长江携带的大量泥沙在江口沉积。所以在长江入海泥沙量减少已是不争事实的情况下，上海的陆域是否会因此面临危机呢？这一问题需要河口海岸学者们进一步进行量化研究，做出客观评估，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以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摄影／陈肖

所以这里也是我国重要的鸟类环志地之一，工作人员会在灰斑鸻（供图／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腿部绑上带有编码的旗标，以帮助研究者精确识别到个体的编号和环志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