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洲无城墙但有城门，其城门更多的是象征和纪念意义，各门造型也不一致。喜洲西门正义门就是一个阁楼，图为阁楼屋顶的一角，其下雕刻的是龙子之一：鸱吻。喜洲的鸱吻造型奇特，具有典型的少数民族风格。

1945年12月1日，上海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日军占领期间被关闭的学校重新开课。这样的场景，在民国史上屡见不鲜。供图／Fotoe

喜洲地处滇西北腹地，是周边区域民众商贸往来的重要交汇点，同时也是连通内地和南亚、东南亚重要通道的必经地之一。这就为喜洲的发展带来了“地利”之便。右页图为喜洲镇的东门——东安门，虽然东门连接的不是喜洲的大街，但是从东安门望去，喜洲镇街道平整，民居整齐大方，可见小镇当年的富庶。摄影／黄修然

费时6年，武汉图书馆张华考证绘制完成了200余幅《山海经·海荒经》“经图”，是对《山海经》研究的又一补充。 供图／CFP

喜洲位于苍山之脚，白色的喜洲在苍茫的苍山下格外醒目。图为喜洲十皇阁戏台。喜洲是白族聚居区，白族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主神，而喜洲作为周边地区商旅来往的中心，其主神庙供奉的却是周边各村寨的主神，十皇阁就是喜洲的主神庙。

页图中这件青铜版目前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第七部分“辽宋夏金元”的展柜内，右下图是由它印刷成的广告。摄影／柳叶氘

喜洲侯庐，主人严学侯是喜洲富商大族严家后裔。喜洲人特别重视门面，繁复的斗拱和纹饰，夸耀着主人的富庶，而白族尚白，所以住宅墙体常常被粉刷以保持洁白，屋顶的山花装饰，则取材于白族民族服饰的花纹。

严家大院内的回廊，回廊上常装饰有先贤画像、名言警句和梅兰竹菊等图案。

图为山西陶寺遗址中晚期的一座大墓，距今约四千多年。墓室里既有人类遗骸，也有猪遗骸。研究人员从中提取样品，先测定猪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再测定人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若后者在前者的比值范围内就是出生在当地的人，反之就是外来移民。墓主经检测证实是当地人。

喜洲人常在自家照壁上表述自己的姓氏文脉，上图的照壁上写着“琴鹤家声”，说明这家院落的主人姓赵。

图为古印第安人在当时使用的劳动工具。

图摄于候庐内，墙壁上的“清正谦和”则是一种家训，提醒着富贵的严家，要保持良好的家风。

图为北美原住民文化博物馆内复原的野牛“死亡之涧”，展示了古印第安人在史前时期利用自然环境和地势，建立的复杂而精细的食品生产体系，人赶野牛，野牛跳崖，而崖底的北美狼，则是人类这一猎捕技能的见证者和继承者。

图为永昌祥号创始人严子珍。

加拿大阿尔伯塔山西南部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带，是印第安人捕杀野牛的狩猎场。下图中这处悬崖高约18米，自6000年前至19世纪中叶，从这里被人为赶下后摔死的野牛，在崖底堆积成累累白骨，不计其数。方圆1公里内，考古人员还发现过印第安人的贮肉窖和灶坑遗迹，据说，土著居民制作的牛肉干可以保存几年时间。

图为永昌祥号创始人严子珍。下图为1948年，中国云南著名商号“永昌祥”董事会成员在喜洲合影，这些人衣着时髦，完全是近代富商的风范。

这是加拿大“森林野牛国家公园”北美原住民文化博物馆内堆积如山的野牛头骨。它们见证了一个史实：在美洲大陆被西方发现之前，北美洲大概分布着6000多万头美洲野牛，它们是印第安人的食物来源和经济支柱：肉可充饥，皮可制作帐篷、衣服，腱、骨和角可以制成工具，粪便用来生火。而为了捕获这种高大壮硕的野牛，印第安人早在史前时期就发明了一种省时省力的“野牛跳崖法”。

喜洲白族火把节。每年六月二十五，西南许多少数民族都会在这天点火把进行狂欢，关于火把节的起源有许多种传说，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诸葛亮此日南征回师，西南人民用火把照亮了将士们回家的路以表示对诸葛亮的爱戴。

草原上的婚礼 图为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的婚礼现场。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后，选拔各部落的精英组成了大汗的卫戍部队，成吉思汗去世后，该部队负责守卫大汗的灵柩（Ordos），故这支部队的后裔被称作鄂尔多斯（Ordos），清中期，他们在今天的鄂尔多斯市定居。鄂尔多斯蒙古族的婚礼隆重热烈，传统之中又不乏现代生活气息，而成吉思汗像则是婚礼现场不可或缺的装饰物。 摄影／石玉平

董苑里的洋楼，蒋经国、宋希濂都曾于此留宿。

长生天的使者 鹰之于游牧民族，既是狩猎的助手，也是游乐的朋友，更是崇拜的对象。家里驯养的威猛猎鹰，往往还是主人财富和实力的象征。在蒙古文化中，鹰还是长生天的使者。蒙古国的一些居民传承了祖先驯鹰的习俗，至今仍保持着驯鹰和狩猎的文化传统。图中的这只猎鹰大致属于隼类，也称海东青，曾是女真族的图腾和象征。 摄影／Michel Setboun-DragonImage

喜洲山环水绕，小镇青瓦白墙，整齐又不失灵巧，如果不是街上来往的白族同胞，可能多数人都会将这里当做是江南的小镇吧，谁又能猜得到这里藏着一个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承的奇迹呢？ 摄影／杨寿云

震颤世界的骑兵 蒙古骑兵，这是一个让世界震颤的团体，他们横扫了几乎整个欧亚大陆，世界历史为之改变，不仅金国“铁浮屠”败在蒙古轻骑兵阵前，欧洲的重装骑兵时代也就此终结。但是这震颤世界的骑兵，亦被世上的各种文化所震惊，骑兵们能管好马蹄下的世界么？图为蒙古国的导演在拍摄的一部关于成吉思汗的电影场景，蒙古汉子在马背上潇洒自如的为观众展现这段他们骄傲的历史。 摄影／ Michel Setboun-DragonImage

与神共舞的人 他们披挂着花白的色彩，模仿玄鸟高翔的身姿，舞蹈着进入常人见不到的神界。这场在传统蒙古包里举行的萨满教仪式，恍然把人带入自然力的空间，他们是神的子民，是与神共舞的人。如今的蒙古国地区，依旧盛行着蒙古族形成初期的原始信仰——萨满教，萨满巫师继承了祖先的精神世界，从未因为古老时光的流逝而改变。 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天骄的俯瞰 一座40米高的成吉思汗像矗立在蒙古国境内，闪耀着炫目的银色光芒。这位13世纪的天骄人物一手缔造了强盛一时的草原帝国，令蒙古人的疆域与影响达到历史的巅峰。这位彼时的征服者是否曾经想过，有多少色彩各异的文化，会在他的马鞭下沧海桑田。 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元帝国的废都 哈拉和林是蒙古修建的第一个都城，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几代蒙古大汗从各地搜集的财富都集中于此，各地的能工巧匠也在此一展身手，最终建成了一座辉煌的城市，然而随着忽必烈的对手阿里不哥的战败，蒙古统治中心南移燕京，这里渐渐衰落为一个地区性的政治中心，如今这里已不再是城市。图为哈拉和林城额尔德尼召庙，该庙建于1586年，是哈拉和林第一座喇嘛庙，融合了汉藏蒙三种建筑风格。 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走向汉地的起点 开平，这是忽必烈为准备统治中原而营建的都城，从这张航拍图看，开平有宫城、内城和外城之分，是标准的汉地布局，更是京城的规格。上图为开平外城遗址，繁华的都城与元帝国一起逝去，如今只剩下茫茫草原。 摄影／杜殿文

元上都遗址航拍图

王重阳的道观 蒙古族进入中原，为中原文化融入了新的元素，也影响了中原道教建筑的形式。1233年，元政府为了纪念全真教创始人王喆，在今天的开封建造了重阳观（后改名延庆观）。图为河南省开封市延庆观内的玉皇阁，这座元代的建筑融合了许多蒙古建筑文化元素。右上图为玉皇阁上的脊兽，一个蒙古武士骑在狮子上，这种形象是前所未有的。

大汗的儿子 上图是一幅波斯细密画，表现的是成吉思汗与他的儿子们。成吉思汗挑战蒙古财产继承传统，将汗位传给窝阔台，却没有明确新的继承制，这为后世埋下隐患。右图为成吉思汗圣旨银牌。该牌一面刻“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汉字，另一面为同义蒙文，此牌实际上未必是成吉思汗所制，书其名只是为凸显此牌的神圣。 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名角出演 当汉族儒生失去科考晋升之途，便转而寻求其它寄托，元杂剧就是这一“转身”的产物。图为摹绘的陕西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壁画，壁画绘于1324年，表现有名角的戏班，在此演出谢幕的场景，从服饰上看，该戏班子的乐工应为蒙古族，演员身着宋代服装，戏班所表演的应是前朝故事，可见元代在文化方面还是相对开明的。 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言兴邦 图为耶律楚材画像，从画风上看，这应该是一位西洋画师所做，写实的风格真实的反应了耶律楚材的外貌。耶律楚材是一位完全汉化的契丹人，正是他，在中原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向窝阔台进言，拯救了汉地百姓，可以说是一言兴邦，而蒙古也从此开始正视中原文明的价值。

治国功臣 赛典赤·赡思丁 赛典赤·赡思丁是元初杰出的回回政治家。成吉思汗西征时，赡思丁曾率千骑人马归顺，并被大汗编入卫队中。此后，赛典赤主持过地方军政，当过中央宰相，并于63岁那一年被派往云南，担任第一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相当于今日的省长）。任职期间，他改革行政体制，加强了元朝对云南的中央集权统治，并对云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西征回教国家 此图表现的是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西征波斯地区的场面。蒙古铁骑以无坚不摧的战斗力，很快拿下了这片地区。波斯地区的居民基本为穆斯林，他们中的一部分因战败被俘来到中国，成为回族祖先的又一组成部分。而旭烈兀本人则留在此地，建立伊儿汗国，成为后来的蒙古四大汗国之一。

图为大名鼎鼎的阿拉伯香料（供图／QUANJING）。香料可以产生令人愉悦的气味，而某些香料更具有消毒、防治疾病、驱除虫蛇及清新空气的功用，是炎热少雨的中东地区的必备良品，并随着阿拉伯商人的足迹传播到世界各地。右页图中的阿拉伯人正在采集乳香，方法是：在树皮上割开伤口，待流出的乳汁液树脂接触空气变硬凝结为黄色微红的半透明凝块后，方可采集。

内蒙古赤峰宁城县出土的元代伊斯兰教墓顶石，置于伊斯兰教徒的墓上。棺顶刻有一行阿拉伯文，意思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主的使者。”这是《古兰经》中最重要的清真言。蒙元时期，越来越多的回回人在中国定居，清真寺的修建和公共墓地的出现，就是他们落叶中国的有力证据 。

因信仰而生的民族 这是甘肃临夏市的南关清真大寺，当地的回民们聚在一起，虔诚的做着礼拜。他们的祖先，是元代来到中国的回回。如今，子孙们的面貌和语言都已改变，完全融入了中华大家庭中，不过他们仍保持着祖先从阿拉伯带来的信仰。或者说，正是因为有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当初来自不同国家、分属不同人种的回回人，才能凝聚成一个民族——回族。 摄影／杜殿文

阿拉伯商人中有些人来到蒙元定居，为回族带来了商业天赋。下图为宁夏西海固的回民市场，回民依旧保留着曾经的商业传统。 摄影／袁夏

回回先祖的清真古寺 这是始建于宋代的泉州清净寺，寺门是砖石所砌，造型为圆形与穹顶，是典型的阿拉伯风格。唐宋时期，阿拉伯帝国的商人到中国经商，多建此类风格的清真寺。而这些商人中有一部分人留在了中国，成为后来回族祖先中的一部分。 供图／CFP

易守难攻的襄阳城 襄阳之战，是宋元战争转折的关键。此役过后，南宋之亡指日可待。上图为襄阳古城夜景，复原的古城墙气势颇为宏伟，可以遥想当年之易守难攻。 供图／CFP

回回定居中国 杭州凤凰寺的后窑殿。后窑殿是清真寺礼拜大殿的最后一部分，用来指示伊斯兰圣城麦加的方向。凤凰寺的后窑殿用了三个圆拱顶，中间最大的那个，可能是元代的原构。元代流行砖砌圆拱顶，无论是砖砌还是圆拱顶，都透着浓郁的阿拉伯风格，正如那时候元帝国的回回人，依旧有着浓郁的阿拉伯色彩。

开国将军扎八儿 回回人中不乏骁勇善战之人，其中一些人曾对蒙古帝国的创建有功，比如追随成吉思汗的扎八儿。据《元史》记载，他身材高大，有一双方形的大眼珠，脑门很宽，而且是位美髯公。更重要的是，他骁勇善战，常骑骆驼前进，众不能抵挡。他曾随成吉思汗一起灭王罕，平西域，更曾独率亲军，夜袭金人，使得金中都大乱，不得不迁都汴京。

回回炮：宋元之战的“功臣” 在攻破襄阳的过程中，回回炮功不可没。左图和下图是回回炮的示意图。从图中可看出，这是一种以机抛石的巨石炮。以机发射，用力省而射程甚远。中古时，波斯、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的抛石机炮十分发达，能发射八百磅重巨石。元世祖忽必烈召回回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督造此炮，试炮成功后，回回炮在元代的统一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珠宝与香料中的阿拉伯风 元代回回商人，以经营香料、珠宝、金银器皿和药材等业为主，一些回回商人还擅长海上贸易，足迹遍及亚非十数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商业经营范围，继承了阿拉伯商人的经营传统。左上图是阿联酋迪拜的珠宝店陈设，黄金灿然生辉，令人遥想起千年前辉煌的回回人珠宝业（供图／TPG）。

回回人的商业基因 图中所绘，为公元1250-1300年间阿拉伯商人在集市做生意的情景。从左到右依次是珠宝商、草药医生、屠夫和面包师（供图／TPG）。

萨迦南寺的拉康大殿可容万人诵经，此寺因为元朝的敕封而建，其宏大庄严的面貌令人震撼。上图为巨殿内景，支撑殿宇的木柱中又有“四大名柱”——“忽必烈皇帝柱”、“猛虎柱”、“野牛柱”和“黑血柱”，这些名字诉说着各自不平凡的来历（供图／CFP）。

草原法事 一群藏传佛教喇嘛正聚精会神地举办法事活动，具有传统藏地风格的祭祀法器显得格外夺目。假如没有那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作为背景，人们很难想象他们都是地道的蒙古族。藏传佛教七百多年前走入草原，几经兴衰最终成为蒙古族主要的宗教信仰。 供图／QUANJING

了不起的柱子 八思巴法王的办公佛殿，殿宇布满镏金经幢、五彩宝幢与飘动的“香波（帐幔）”。 供图／QUANJING

萨迦寺院若汉城 萨迦寺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主寺，坐落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寺庙之名“萨迦”来自寺后奔波山上的“灰白土”，而寺墙上的青、红、白三种颜色，即是萨迦派的代表色，因而又俗称为花教。一眼望去，便能看出建于元代的萨迦南寺，仿照汉地古代城池样式建造，颇有战争防御的味道，在藏区寺庙中独一无二。 供图／CFP

元大都里“镇国塔” 巍峨的妙应寺白塔至今挺立在北京城的中心城区，成为古都最醒目的标志建筑之一。这座尼泊尔式的喇嘛塔，建于公元1271年的忽必烈时代。由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亲选尼泊尔工匠负责建造，这座大佛塔的落成，象征王者之都的气象，更象征着藏传佛教在元朝至高无上的统领地位。

通晓五明的“班智达” 萨迦南寺主供的释迦牟尼佛祖像，里面装藏着萨迦派的法尊——萨班的法衣、灵骨与头发，后人以此追思萨班功绩（摄影／尹楠）。

萨班是萨迦·班智达的简称，班智达在梵语中意为博学、智慧的大学者，他也是西藏佛教史上第一位“班智达”，以通晓“五明”诸种学科而闻名，并因此被如日中天的蒙元帝国倾慕。图中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是萨班与蒙古统治者接触后，向故乡同胞发出的归顺告白书。 摄影／聂鸣

会盟之寺 萨班受蒙古王子阔端所邀，千里跋涉到达凉州。他以出众的佛学智慧打动了征服者，使之开始亲近藏传佛教。同时，萨班为西藏的生存发展而与蒙元方面展开谈判，为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基，谈判地点即为甘肃武威白塔寺。萨班最终圆寂于凉州，上图为白塔寺内的萨班灵骨塔所遗塔基（摄影／才让扎西）。下图为此次会盟的纪念碑。 摄影／邵风雷

信仰的流传 左图中这幅有些面目狞厉的“狮子吼声神像”，来自蒙古乌兰巴托市的却吉喇嘛庙博物馆。据传这尊神像是在印度发生的佛教与外道的辩争战中，由莲师示现的勇猛的降魔形象，萨班也曾以此治疗蒙古王子的疾病，后又流入蒙地，成为威严的护法，恰如佛教一路向北传播的证据（摄影／alison wright danitadelimont）。y右上图的藏传佛教金刚舞法会，是萨迦寺一年一度的盛大活动，右下图中的内蒙古鄂伦春族萨满祭祀仪式，则是蒙古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遗存（摄影／肖殿昌），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作为神舞表演的共同特征——神秘。藏传佛教的密宗性质，符合蒙古族对萨满教的心理需要，在宗教理论上又更胜一筹。

草原上的伽蓝胜地 一座草原上的石窟，千幅内容丰富的宗教壁画，犹如一部藏传佛教的弘传史。上图中跃马之人手持法器，描绘的是八思巴为忽必烈灌顶授戒的画面。忽必烈尊八思巴为上师，奉持左右，标志着蒙元帝国对藏传佛教的全面尊崇与认可。下图为“成吉思汗家族祭祀图”中的场景，又表现出信仰上的某种本土特征。

众生礼佛图 内蒙古鄂托克旗有座孤立凸起的红砂小山，山上分布着众多佛教石窟。它们始凿于西夏，盛于元朝，是草原大漠的藏传佛教信徒弘传佛法与修炼的圣地。一幅幅斑驳的壁画，诉说着藏传佛教在草原上本土化、蒙古化的故事。出现在第28窟内的“各民族僧俗人等礼佛图”壁画，既有身着袈裟的僧侣，也有身着官服的官吏，服饰发式各不相同，每个人都向佛肃立，尤其反映出元代社会各族各界崇佛的景象。 摄影／黄旭

国师之印 图为元朝皇帝授给萨迦派上师桑杰贝的青玉宝印，印文意为“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在元代，具有统领全国佛教权利的大元国师和帝师，几乎都来自藏传佛教萨迦派。他们不仅给予这些草原王者宗教上的新信仰，也协助蒙元君主将西藏纳入统治版图。 供图／西藏文化博物馆

忽必烈与八思巴 在萨迦派的祖寺萨迦寺中，藏有一幅珍贵的元代壁画——八思巴觐见忽必烈图。两人平坐，而忽必烈居右（蒙元尚右），这生动地勾画出他们与众不同的君臣关系，以及宗教上的师徒友情（摄影／刘朔）。右图为元代八思巴文金圣旨牌，元代一度在官方文件中推行由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文字，这是雪域智者为蒙元作出的又一贡献。

同胞一气？ 左图是元人绘制的《同胞一气》图（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画面中，四个孩童正围坐在炉火旁烤包子。火上冒出的烟气象征同胞一气，寓意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和谐相处。这或许反映了蒙古人对治理华夏的一种自信，但蒙古、色目、北人、南人境遇上的明显差异却真实存在。右图是元代净州路古城遗址出土的狼食羊棋子，对许多汉族文人来说，在异族统治下，他们的心态就好比是这悲伤的羔羊。

南宋遗臣的悲剧 南宋末，谢枋得与文天祥同科考中进士，又同期入朝为官。生不逢时，汉族政权在蒙古兵锋下节节败退，文天祥最终以身殉国，而谢枋得亦在元人以高官厚禄拉拢诱惑之时，选择绝食而死。上图为2011年清明前夕，人们在北京府学胡同文天祥祠堂祭祀（供图／CFP）。

江西弋阳叠山书院，这里早年曾是谢枋得读书之地。 供图／李思涵

顺服后的质疑 在面对元帝国的招揽时，并非所有汉族士大夫都像谢枋得那样“固执”。左侧上图是元代汉族画家王振朋绘制的《伯牙鼓琴图》卷，表现了伯牙子期对坐弹琴的场景。王振朋曾在南宋担任过官职，入元后，因画艺极受元仁宗赏识，遂在元帝国宫内秘书监供职，皇帝还赐予他“孤云处士”的雅号。根据此图所钤印章可知，它曾为元仁宗之姐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收藏。下图名为《二马图》，创作者任仁发是元初著名的水利家。画面中的两匹马明显肥瘦不同：右边的膘满肉肥，神气十足，左边的却瘦骨嶙峋，垂首而立，看似疲惫不堪。画家在跋语中吐露了肥瘦二马的玄机：“世之士大夫，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能瘠一身而肥一国，不失其为廉；苟肥一己而瘠万民，岂不贻淤滥之耻欤？”原来作者是借此表达对元帝国治下官场腐败现状的不满。

力挺汉臣的结局 13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帝国游历数载，最终经他人之手，完成鸿篇巨著《马可波罗游记》，上图即出于此书，描绘的是皇太子真金的宫殿。真金曾经是忽必烈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者，却最终因与汉族官僚集团的交往，丢掉了皇位和性命。真金的遭遇，同样也是某些力挺汉臣的蒙古上层的缩影。

潜移默化的汉化 不愿敞开胸怀拥抱汉文化，而南下治理偌大的汉族疆土，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这大概就是蒙古统治者自始至终的纠结。下图是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元代全宁路遗址出土的献文庙铜爵祭器。从铜爵腹壁的铭文上看（见左图），此为大长公主敬奉于文庙的祭器，反映了蒙古族上层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右页为乌兰察布市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铜象棋子，这种汉族文人间的游戏已成元代蒙古人的一种娱乐项目。 供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文人的归宿 这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赵孟頫自画像。作为赵匡胤十一世孙，赵孟頫的身世与才学，注定了他仕元后一生的荣华与尴尬。元仁宗时，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显赫的政治地位与出类拔萃的艺术造诣，使他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晚年寄情山水挥毫泼墨时，他是否会预想到后世会“薄其人遂薄其书”？

南北交融那达慕 两位身穿浓郁蒙古族特色服饰的兴蒙乡蒙族妇女，正在参加那达慕活动。“那达慕”是蒙古族的传统节日，意为“游艺”，是蒙古族庆祝丰收的盛会，为时两三天的节日不定期在夏秋季节举行。兴蒙的那达慕是独具特色的，是南北文化相交融的游乐盛宴，它既有北方蒙古族风情的祝酒歌和摔跤表演，也有当地耍龙灯、跳虾、划旱船、跳蚌壳舞等文体表演。760多年的时光流转中，兴蒙人在截然不同的南方民族文化体系中生存下来，既保留着祖先的传统，同时也兼容并包，不断吸纳着云南当地兄弟民族的文化精华。

建筑里的坚守与改变 兴蒙的建筑，也是文化交融与坚守的产物。右页图1是村里现存的老房子的局部，木格子门窗上雕刻着蒙古先民的远古图腾和云朵图案。据当地居民介绍，这种图案是蒙古族的标志，正如歌里所唱的“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一样，这里的民居大多保留了云彩，以示对祖先的怀念和浓烈的思乡之情。

图2是当地祭祀蒙古先祖的三圣宫。据《兴蒙乡乡志》介绍，此建筑物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白阁寺后山辟地建成，建筑结构为土木结构，红瓦红墙，从外观来看并没有什么蒙古特色，而它飞翘的屋檐却颇有云南传统建筑的风格，可谓是学习当地文化、改变自身传统的一种产物。右图3是兴蒙乡政府，现代的建筑上，硕大的蒙古包屋顶格外醒目。 无论是改变还是坚守，兴蒙的建筑都比较精美，尤其是细节雕刻颇为精致，这与兴蒙木匠的高超手艺分不开。兴蒙木匠崇拜鲁班，上图是一位木匠正在雕刻椅背，繁复的纹样已在手下渐渐成形。

蒙风彝韵 兴蒙独特的文化基因，还体现在他们平时佩戴的饰物和所穿的服饰上。左图为刺绣香包，是兴蒙乡老年妇女佩带在胸前的装饰品。香包正面用五色花线绣着莲花、骏马、金凤凰等吉祥物，每一种图案都有自己的象征和寓意，比如莲花象征吉祥如意，骏马象征蒙乡儿女由北方草原奔驰到云南高原。

身穿蒙古族服装的兴蒙乡孩童。与这种典型的蒙古服饰不一样，右页图中的蒙乡妇女服饰，则带着更复杂的文化信息。服饰的颜色由红色和白色两种基本颜色组成。背心的颜色或为天蓝或为黑。黑色显然是受彝族的影响所至。由于露在外边的高领及衣袖都绣有色彩艳丽的图案并镶以花边，加上3件上衣内长外短，云南蒙古族妇女的“三叠水”服饰就显得颇为美观大方，极具民族特色。

彝族文化的影响是兴蒙的又一大文化特色。据史料记载，当年元军驻扎的曲陀关周围，居住着大量彝族，由于随军妇女少，大部分蒙古族士兵娶了本地彝族媳妇。这些彝族妇女把自己的语言、歌舞和服饰带到了蒙古族中，让蒙古族在改朝换代的时候，轻易的本土化，躲过了灭族之灾。

年年岁岁忆祖节 兴蒙乡的成吉思汗子孙，至今仍深情地怀念着自己的祖先。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村里有个“忆祖节”，男女老少都要会聚到“三圣宫”祭祖，由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仪式，追述蒙古族落籍通海的历史，这种怀念祖先的方式代代传承。上图即祭祖节时的抬轿队伍，鲜艳的轿子里供奉着祖先成吉思汗的塑像。右页图则是三圣宫内景，手托蓝白色哈达的兴蒙人，向成吉思汗塑像虔诚的祭拜。与汉地不同，蒙乡三圣宫里塑立的是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三位祖先的坐像，有专人看管，成年香火不断。而忆祖节上的祭文尤其深情而哀伤，末尾处这样写道：“历史让我们离开草原七百五十余年，但我们的血脉里流着蒙古族人的血，永远不会忘怀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成吉思汗、蒙哥汗、忽必烈、阿喇帖木耳及所有征战捐驱，牺牲在云、贵、川的完颜卜花等各路将士，我们永远怀念你们。”

喜洲永昌祥商号的网点分布图。近代喜洲有上千人经商，喜洲商帮在西南甚至全国都形成了影响力，像永昌祥这样的大商号不但将业务拓展至全国，甚至在东南亚也有他们的足迹。

北方虎狼 1900年夏，京津告急，八国联军气焰正盛，北方沙俄又虎视眈眈。7月15日，俄轮“米哈依尔号”与“色楞格号”抵达瑷珲江面，准备前往支援待命进攻哈尔滨的俄军，瑷珲城的中国驻军炮击力阻，双方激战，并由此引发了持续一周的海兰泡惨案。海兰泡位于黑龙江左岸，有6000多个中国人在这里被俄军砍杀或推入江中溺亡。图中表现的是俄人登岸进入海兰泡的一幕。 供图／刘朔

神草 东北三宝，首推人参。这种在古时就被誉为“鬼盖”、“玉精”、“神草”的灵物，尤以山林野生至为珍贵。在东北幽深的密林之间，寻觅野山参的工作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却曾经是那些背井离乡身无长物的沟民们，赖以为生的全部希望。

柳条边沟民领袖韩登举小像。绘图／孟凡萌

放山人 吉林是人参大省，人参产量占全国人参产量的85%，占世界人参产量的70%以上。白山、通化、延边、吉林四个市州的14个县（市），被确定为我国“吉林长白山人参”原产地域保护县（市）。照片上的这几个东北汉子，就是保护县之一——抚松县的采参人，他们手里握着的长棍，是进山采参时的必带装备——索宝棍。

归期 东北的冬天似乎从农历九月初就开始了。对放山队来说，一年的收成基本上全指望八月十五前那一个多月的搜寻。采野山参靠运气，也凭经验，但大自然赐予的通常比想象中要少。无论心甘与否，时间一到就是归期。还好，下一年又会是新的开始。

金场的“新主人”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交困于身。列强夹击之下，沟民对东北金矿的控制力也渐渐减弱。这两张照片拍摄于民国时期，吉林珲春北岔子采金场此时已沦为日伪的“印钞机”，上图中，工人们正在开采金矿，下图是采金场使用的砂金洗矿机。供图／文化传播

进山 在没有路的丛林中穿行，极易迷失方向，放山队于是想到了用图1这种办法，在所经之处留下标记。搜寻野山参的过程艰苦且漫长，一个多月的采参期里，吃喝基本都在山里解决（图3），山脚下的窝棚则是暂时的住所（见图4，正在生火的就是放山“把头”王磊）。图2是“抬”参时使用的棒槌针，用狍子角做成，图5则是发现人参后留下的记号——“兆头”。

收获 红色丝带绑在狍子角上，就是“抬”参时用来刨土的棒槌针，红色大概是图个吉利，毕竟细小的参须太过娇贵，而松土的过程又总是存在种种不确定性。等到人参被从黑土地里彻底剥离，人们才稍稍松一口气，而这一刻，就是放山路上最幸福的瞬间。

图为犹太纪念馆门柱上的“美祖扎赫”（Mezzuzah），它实际上是一个小匣子，里面装着《申命记》的节选。房屋的主人出入房门都会用右手摸一下美祖扎赫然后再吻一下手指，以示不忘对上帝的信仰和对诫命的遵守，并祈求上帝保佑出入平安。

图为摆在犹太纪念馆中的犹太教九灯烛台，八个烛台分别代表耶路撒冷神殿被毁后又燃烧八天的蜡烛，而中间的大卫王星代替了普通九灯台的中间蜡烛，意味“Shamash”（太阳神）。赵氏后裔已经说不清烛台的来历，但大卫王星在16世纪以后才成为犹太人的标识，故此烛台应是清中期以后国外犹太人赠予赵家的。

图为在犹太会堂遗址上建立的开封犹太人纪念馆。相比于曾经辉煌的犹太会堂，这个淹没在胡同民居里的纪念馆显得十分逼仄、破落，但是犹太标志——大卫星大门还是使这所狭小的院落显得与众不同。

左页图为清代开封犹太人赵文魁的画像。自宋代起就在开封定居的犹太人可以与汉人通婚，经过千年的融合，晚清时的开封犹太人说汉语、穿长袍、留长辫，几乎与普通中国人没有任何区别，但是赵文魁高挺的鼻梁还是透露出他千年不变的犹太血统。 供图／Bibliography

图为开封犹太人后裔金广忠一家正在进行安息日晚餐。在安息日晚餐前，家里的女主人会点燃代表牢记安息日和谨守安息日的两支蜡烛，男主人则会将撒上盐的“皮塔饼”分给家人。传统上在安息日里犹太人要停止一切工作。

生活在开封的犹太人 随着清朝国门被列强打开，清末形形色色的西方人来此拜访开封犹太人，他们为这个族群留下了大量的照片。图1为1906年两个开封犹太人在犹太教堂石碑前的留影；图2为到达上海的李氏父子，图3这张开封犹太人的半身像拍摄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1901年开封犹太人派出了李氏父子等8名族人去上海学习希伯来文，这些人多数因种种原因在上海定居了下来；图4是清末开封犹太人打开经卷箱读经的情形；改革开放后，犹太后裔的身份被族人重新提起，1980年代，四位开封犹太人后裔在犹太会堂的旧址相聚，拍下了最下方的这幅照片。 供图／赵继红

根据《祥符县志》与《开封府志》记载，明代以后不断有宗教场所在开封“土梓山”地区“落户”，如图所示，清代晚期开封犹太会堂周围不但有佛寺、天主堂和清真寺，火神庙、土地庙、东岳庙、姜太公庙、五神庙、七神庙、炉神庙等民间信仰场所也在此有一席之地。各种宗教信仰在此和谐相处，同时又相互影响，开封犹太人长期在此生活，耳濡目染下他们习惯了各种宗教的仪式活动，这对他们融入当地社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图3为1722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描摹的开封犹太会堂平面图，明清时开封犹太会堂面积极大，可与当时城内佛教名刹比肩，从这张图上可以一窥当年开封犹太人的辉煌；图1为以色列贝思·哈特夫所斯大离散博物馆中所藏的开封犹太会堂主体建筑模型，从外表看开封犹太会堂是完全中国化的，这在博物馆所收藏的世界各地模型中极为少见；图2这张照片拍摄于清代末年的开封犹太会堂的院落中，此时的会堂业已破败，而照片中的经卷也在这张照片拍摄完成后出售给了洋人。

赵氏开封犹太人后裔赵继红女士在外界的帮助下重新习读犹太经典，如今她已十分熟悉犹太经典中的典故，她利用业余时间制作了大量包含犹太文化符号的剪纸，中国红的七烛台、蓝色的和平鸽与莲花，这些剪纸完美的展示了犹太文化与中国民俗的交融。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封犹太人后裔也有了走出国门的条件，多数开封犹太人后裔都有去千年前故乡看看的经历。图1为2012 年 9 月 20 日，金广忠携着女儿金锦和赵氏开封犹太人后裔 NINA 在耶路撒冷旧城的雅法门外散步；图2为金广忠立在哭墙边上，哭墙是两千多年前古犹太国第二圣殿唯一遗留的一面西墙, 是所有犹太人心中最神圣的地方；图3是夕阳照耀下,金广忠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集市里，街旁飘扬的“塔里特”似乎在欢迎他这位离开千年的游子。

热烈的仪式 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镇渔江村 传统元宵烧灯节俗 焰火花开，一串红红火火的元宵鲤鱼灯穿行在烟花雨中，迎新春、祈丰年。四川省什邡市的渔江村是在汶川地震里重生的新村，但它还保留着两百年来的传统习俗——元宵节烧灯。大地回春，阳气复生，烧灯实则是一种最“热”烈的迎春仪式。一场灯下来，生龙活虎的掌灯人可能须眉皆灼，而鱼灯却好像有了灵性。 摄影／邹声福

竹灯那样美 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 竹编灯制作技艺 金亮的光线透过纤纤竹网，仿佛使人感受到竹灯亮起的温暖。越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越显天然材质的舒适与可亲。在福建省武夷山地区的政和县，连绵群山与万顷翠竹完美地联结在一起，竹源丰足，因而人们也善织竹器。好的竹编师，甚至在劈竹篾时，能不破坏竹子本身的线条及纹路。在每天破竹的脆响与清香中，去尊畏自然、珍重材料、敬惜手艺。摄影／吴文刚

这幅细绢上的团扇画被标注为《李昭道仙山楼阁图》，李昭道是一位唐代著名画家，但画作却显示出典型的南宋宫廷风格。在飘渺的远山的衬托下，近处的楼阁显得愈加富丽堂皇。山石与松树相互辉映，人物游动其间，空灵中又见活泼，乃是宋人心目中的美妙仙山。

放大画作中的细节，最为吸引人的是上图中那棵挺拔直插天际的连理松。象征着爱情的祥瑞之树，紧紧偎依，为画作奠定了温情的主题。更加烘托气氛的是凭栏而立的几位女子，她们手托盘盏，巧妙地让一场未直接描绘的盛宴跃然眼前，作者的独特匠心令人赞叹。

清季暗杀成风，上图中的晚清大臣良弼，即是被同盟会革命党志士用炸弹重创不治。末世孤臣，身死清亡，失去了这位强硬的保皇派，半月之后皇帝溥仪退位（供图／Fotoe）。

刺客彭家珍殉难后的遗照，他为推进共和而血溅轩辕。

南京临时政府褒扬彭家珍的义举，追赠其大将军称号，并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地点在今北京动物园内。上图为当年秋天民国政治家黄兴、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在墓前植树的情景。彭家珍罹难前不久，另有三人为刺杀袁世凯而牺牲，他们被与彭家珍安葬在一起。右图为四烈士头像。

彭家珍“刺良”，摧毁了满清保皇势力的信心，使国家顺利走向共和，孙中山为此题字：“我老彭收功弹丸”，高度总结了他的功劳，上图题字匾额挂在烈士祠纪念馆内。其下图是建国后由毛泽东签发的光荣证书，国共两党均对其高度认可。其左下图为家珍公园中的彭家珍雕像，他身披大衣、双手抱怀，静默不语地对着一个新世界。

这是17世纪欧洲战争中使用的火炮。早在1332年，中国的元朝就在部队中装备了最早的金属身管火炮——青铜火铳。也是因为蒙元时期的文化交流，火药才会流传到欧洲，并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供图／行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