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拢着手的女性，静立在修竹旁，藏于费城美术馆的这张《天寒翠袖图》，并不像画面描绘的那么简单。这幅画为诗意画，依据了唐朝诗人杜甫的《佳人》，是从杜甫的视角，塑造了一位与男性隐士一样、拥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

图拍摄于1902年北京王府井的一处宅院里，猫儿们或聚食、或独步，与主人、仆人一同照相，宛如家人。温馨的气氛跃然于图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卖萌耍宝渐渐取代了捕鼠，成为猫咪安身立命的重要技能。供图／文化传播

东洋河水静淌不息，历史缓缓向前。河对岸矗立的中式建筑名为“揽胜楼”。据说元代时，忽必烈每次从上都返回大都的路上，都要经过当时名为兴和路的张北，并登高远眺草原美景，“揽胜楼”便出自这个掌故。摄影／壁虎

多“柿”之秋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乌石村 传统“月柿”制作技艺 将灯笼般的柿子旋去皮，挺实地摆在一方方木屉上，等到它们被阳光和空气“暖”软了，就又会生出一层柔韧的新皮层。从橙黄变为金黄后，便要开始考验师傅的手。捏柿饼力气大了会捏破，力气小了捏不圆，要个个圆得如同满月一般，成为名符其实的“月柿”。制作甜蜜的月柿，是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传统，也是那里独有的秋声秋色。摄影／蔡金凯

蚝田印象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铁涌镇赤岸村 吊蚝养殖技艺 排排蚝床宛如庭院里的篱笆，围出块块蚝田。插入海水中的竹竿架，每隔半米就用绳索吊着一串蚝种。泛舟蚝田，如行迷宫。广东省惠东县被包进半岛的海湾，水体咸淡混交，避风清洁，水中微生物又多，投放进蚝种尽管等待收获。本地的生蚝养殖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孕育出美味的“铁涌赤岸蚝”如今更编织出这样的渔家景色。摄影／蔡金凯

这是冯小刚电影《1942》中的一幕。曾经富饶的河南，因丁戊奇荒，境况急转直下。自此之后，全省土壤含水量减少，旱地面积增多，加之战乱频仍，人口锐减，一些土地无人耕种而彻底荒芜。种种因素，导致又一场大饥荒在1942年的夏天彻底爆发。供图／CFP

晚清之弊，尤以鸦片为最。整个帝国被罂粟荼毒，以致病入肌骨，几乎无处不见吞云吐雾的烟民，图中的景象即发生在1870年的上海。更可怕的是，朝廷还鼓励农民自种鸦片，由于其利远高于种粮，山西半数沃野被罂粟所占，最终导致五谷产量锐减，丁戊奇荒发生时，饿毙之民无数。

右页图为宋代马麟的《层叠冰绡图》，如果在画底加个花瓶，就是瓶花佳作。实际上，中国花鸟画，尤其折枝画与文人插花互为影响：画折枝或许需要一个类似瓶花的写生对象，用画笔作剪刀，修剪出其最美的一面。

蝗祸往往伴随旱灾而至。蝗虫极喜温暖干燥，中国民间很早有所谓“旱极而蝗”、“久旱必有蝗”的说法，故而对雨水不丰的北方来说，捕蝗是一大工作。图为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绘制的《捕蝗图册·搜挖蝻子（即蝗虫幼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摄影／刘朔）。1876年，先后遭了旱灾、蝗灾的直隶，又被水淹，三重重创之下，全省几乎收成全无。

蝗祸往往伴随旱灾而至。蝗虫极喜温暖干燥，中国民间很早有所谓“旱极而蝗”、“久旱必有蝗”的说法，故而对雨水不丰的北方来说，捕蝗是一大工作。图即为晚清水灾时收容难民的“子字围”草席棚（供图／文化传媒）。

此外，篮子也常被用来插花，图为宋代李嵩所绘《篮花图》，为典型的四面型院体花。

1876-1878年，山西、山东、直隶、河南等省的县志，最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旱”。由春至夏再越冬，一连数十月未见透雨，天干地燥，颗粒无收。曾经的产粮大省，一时沦为千里赤地。对于已经千疮百孔的晚清政权来说，这场旱灾几乎动摇了帝国的根基

图5 出现了多道挡墙的明长城。墩台清晰，但已坍塌殆尽。事实上，张北的明长城墩台原本应有两种修筑方法，一是毛石砌体，外部包砖；二是夯土做芯，外部包砖。在张北长城中提取各时代标本，是它最大的价值之一。

图为《五百罗汉图》局部，两个侍从正端着插好的荷花疾步跑去佛前。事实上，鲜花与佛有着很深的渊源，而中国插花更是藉由佛教的传入而更为兴盛。

而如果本身即是古董，堪称“花之金屋”，如右页明代陈洪绶《痛饮读骚图》中绿锈斑驳的旧觚，与所插之梅、竹相得益彰，独具雅韵。据《瓶花谱》、《瓶史》中记载，出土的古董受土气深，花插其中，还能滋养花枝，甚至能使其结子。

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见图）对此痛心疾首，在出任山西巡抚后，一手推动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供图／文化传播

图6 出现了多道挡墙的明长城。墩台清晰，但已坍塌殆尽。事实上，张北的明长城墩台原本应有两种修筑方法，一是毛石砌体，外部包砖；二是夯土做芯，外部包砖。在张北长城中提取各时代标本，是它最大的价值之一。

要使瓶器中鲜花既能插得住，又能依照插花者的构思布局，需要借用一些物件，这其中蕴含着古人的奇思妙想。五岳朝天瓶，中孔较大插主花，余孔细小插陪衬之花，多用于祭祀及厅堂。

图由早期来华西方人绘制，表现的是灾荒时期清朝受灾省份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的场景。由官方出面，原本应是短时间内调配资源、安抚灾民的最有效方式，而丁戊奇荒发生时，虽有李鸿章、曾国荃等人力促官赈，但已然溃烂的朝廷，无论是赈灾款的数额还是官员的执行力，在巨灾面前，都无以应对。供图／文化传播

图3 再说汉代烽燧，它们大多以秦代烽燧为基础，却又发展出自己的两大特点：一是在大烽燧附近排列许多小烽燧，通过小烽燧来调整燃点烽烟的数量，区分来犯敌人的数目，在张北东坊子村附近发现有这种“一烽五燧”的制式（图3）；二是以毛石干砌（用不成形的石料垒砌）的形式在秦长城基础上叠压（图4）。

两瓶绽放的牡丹，一左一右，居于佛前的供桌两旁，礼佛者正虔诚地跪拜，图为南宋周季常、林庭珪所绘的《五百罗汉图》，其场景即使在如今也能时常得见。

图2 从图2可见两堆古长城遗迹，像一对哨兵并列在一起。事实上它们的年代相隔有1800年之久。左侧土石混杂的是秦代烽燧遗迹，右侧碎石堆积的则是明代墩台遗迹。“土石混杂”，且大部分带有围坞是秦代烽燧的特点。

小寒 雪柳将临塘之姿升华，报秋的梧桐点出夏天将尽，而若隐若现的迷你菊和狗尾草，则是这幕荷塘野趣的点睛之笔。秋季处暑时，残荷凋败，但代表秋季的梧桐仍在生长。而到了小寒，水仙和腊梅成了主角，妆点着冬日的寂寥。在特定的节令插花，古已有之，图中插花出自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林爱卿老师之手，与应季插花不同，节气插花还需点明节气之变、之意。摄影／袁媛

鉴于鸦片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中国的北洋政府积极禁烟。图为1917年，北京通州公开的禁烟现场，工作人员把鸦片投入火堆。

要使瓶器中鲜花既能插得住，又能依照插花者的构思布局，需要借用一些物件，这其中蕴含着古人的奇思妙想。图是插花史研究专家黄永川依据史料绘制的占景盘，占景盘为五代时期郭江洲发明，铜盘内焊有数十个细铜管用于插花。

在香港的威廉码头，被称作“苦力”的工人正在从鸦片船上卸下一箱箱鸦片，这些鸦片来自北京。一个戴草帽的英国官员，正在清点鸦片数量，一个书记官记下数字。当船被卸空后，装上了丝绸返航。这表明，在19世纪晚期，中国鸦片不仅能够自给，还能出口海外。供图／CORBIS

图4 再说汉代烽燧，它们大多以秦代烽燧为基础，却又发展出自己的两大特点：一是在大烽燧附近排列许多小烽燧，通过小烽燧来调整燃点烽烟的数量，区分来犯敌人的数目，在张北东坊子村附近发现有这种“一烽五燧”的制式（图3）；二是以毛石干砌（用不成形的石料垒砌）的形式在秦长城基础上叠压（图4）。

谷雨 每逢谷雨，芍药、栀子、茴香正在绽放，谷物蓬蓬勃勃地向上生长，将它们插在田间地头劳作的人们常用的竹篮里，谷雨节气便丰满而美丽起来。到了大暑，暑气蒸腾，菡萏、芙蕖、莲蓬相继描述了荷花开放的轨迹，摇曳多姿的雪柳将临塘之姿升华，报秋的梧桐点出夏天将尽，而若隐若现的迷你菊和狗尾草，则是这幕荷塘野趣的点睛之笔。秋季处暑时，残荷凋败，但代表秋季的梧桐仍在生长。而到了小寒，水仙和腊梅成了主角，妆点着冬日的寂寥。在特定的节令插花，古已有之，图中插花出自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林爱卿老师之手，与应季插花不同，节气插花还需点明节气之变、之意。摄影／袁媛

根据鸦片合法化条约，一旦洋鸦片入关缴纳关税，即为中国货物。此后，鸦片在华的零售分销，全由华人包办。图为1870年代，广州的洋货一条街，照片右上角的“烟筒”幌子，表明那里是一家鸦片烟馆。晚清，抽鸦片的生活方式，渗入中国各个阶层。

图1 为野狐岭西部坝头正边台村东的赵长城遗迹。张北的赵长城外表呈断续的土埂状，本图中村旁土埂即是其中一段，从图中放大的部分可见其为夯土筑成，可能是当地方便取土，因地制宜。张北的赵长城也有土石混杂而成，但总体而言给人年代久远的印象。

以大地为器 花窗里，被深秋染红的树枝，映衬出茶花的雪白。插出这样的气象的台湾插花老师林爱卿说，她是以大地为器。这与古代文人插花的追求不谋而合，崇尚自然之趣，借用环境营造雅致的意境，正是中国传统插花的灵魂所在。摄影／阳一

图为西方人正在参观收缴的鸦片烟具。摄影／西德尼·甘博

要使瓶器中鲜花既能插得住，又能依照插花者的构思布局，需要借用一些物件，这其中蕴含着古人的奇思妙想。图瓶中是一个“撒”，用来将大瓶口分割成小空间，固定花枝，此外还有用树枝扎成的“井”、“十”字撒等。

图为鸦片瘾君子正在鸦片贩子的店外等待买麻醉品。贩子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不同量程的秤和不同重量的鸦片烟膏（供图／CORBIS）。

一枚枚鲜艳的罂粟果，把大清帝国拖入了万劫不复。孰不知，有多少毒害国人的鸦片，是在政府的默许下经中国人之手繁衍而出。

要使瓶器中鲜花既能插得住，又能依照插花者的构思布局，需要借用一些物件，这其中蕴含着古人的奇思妙想。图的剑山是用铅块和铜钉制成，铜钉能固定花枝，沉重的铅块能使插花不倒。

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1858年）虽然不是鸦片贸易的发明者，但却整合了鸦片产业链，垄断了鸦片制造，极大地提高了印度鸦片的产能。上图为184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仓库。在一间能容纳30万个鸦片球的大仓库里，印度工人把两磅重的鸦片球堆到架子上，以此来风干鸦片。

折枝之妙 殷红的刺玫果，点缀在虬曲的枝条上，从三两朵蓝蕾丝花中飘逸而出。这优美的枝条，经由台湾插花老师林爱卿的妙手修剪而成，是想追求一种中国花鸟画的意境，即如明代《瓶花三说》作者高濂所言，插花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摄影／金建辉

晚清的进口鸦片产地是印度。印度是东南亚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图为印度莫卧儿王朝时期，许多人光顾市集上的鸦片摊。

晚清时，云南省的鸦片产量当时在中国排名第一，在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区，鸦片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并被尊奉。图为云南大理所供奉的鸦片神。国产鸦片的物美价廉，致使1882年以后，中国从鸦片进口国变为鸦片出口国。

图为1900年的巴黎鸦片烟馆，吸食鸦片的人中，既有老年绅士，也有阿拉伯人，更有水兵。

图为清朝末年，云南大理鸦片田里，正在收鸦片的妇女。云南大理的高原土地多贫脊而狭小，百姓在选择高收益的作物时，容易涉足鸦片种植。政府在表面上是禁止鸦片的，但只要百姓交足罚款就可以随意耕种。供图／李振盛。

图中，连旗人妇女做家务时，也爱抽上一口。烟馆抽剩下的大烟渣，混合上烟叶，是穷烟民的最爱。

在坝头一线考察的路上，张北县人大副主任乔玉，充当了我们的“导游”。乔主任多年来，凭借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多次亲自考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一手材料。图为乔主任（左一），为编辑、记者讲解古迹。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避居醇亲王府，图为避难期间，溥仪与生父醇亲王在王府中。左一为醇亲王载沣，左二为溥仪。

1924年11月29日，众多满清遗老畏惧民国政府对他们的惩罚，遂怂恿溥仪躲进日本使馆避难。上图为溥仪在北京东交民巷21号日本公使馆，与来访的中日名流人士合影，中间戴黑墨镜者为溥仪。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冯玉祥根据满清退位优待条款，武力胁迫清逊帝溥仪离开紫禁城。同时，大量宫中太监也被驱逐。图为在警察监视下离宫的逊清内务府人员（供图／文化传播）。

图为溥仪在紫禁城里的网球场边。电影《末代皇帝》表现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时，正在打网球的情景，就是根据这张照片虚构出的。当时的真实历史是溥仪在皇后婉容房中吃水果。

明信片中的火车行驶在滇越铁路的湾塘路段。滇越铁路云南段的兴建，始于1903年，由法国滇越铁路公司主持，在付出了上万中国筑路工人的生命代价之后，铁路于1910年竣工，翌年全线通车。这是云南的第一条铁路，它从省府昆明延伸至越南海防，成为中国西南腹地的一条便捷出海通道。火车一响，舟车罕通的云南，一夜之间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前沿。

猫的花色与命名 中国古人通过猫的外表来鉴定其优劣，这被称为“相猫术”。在“相猫术”中，毛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于是，毛色各异的猫儿们就有了各种花哨有趣的雅名。绘制／王跃

图是冯玉祥政变前夕，溥仪的老师、英国人庄士敦与溥仪兄弟在御花园中的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庄士敦、溥杰、润麒（皇后婉容之弟）、溥仪。

身处海拔一千多米的张北坝上草原，棉花糖似的蘑菇云几乎触手可及。云朵下牛群慢悠悠地啃食着青草，无心理会牧人手中扬起的皮鞭。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肥、草美、少酷热，历来牲畜兴旺，牧业发达。据说汉代时，武帝攻打在此繁衍栖息的匈奴，每次动辄俘获牲畜数十万。这种畜牧业的繁荣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以后，才因为农田的逐步开垦而衰落。

“树下美人”是古代常见的绘画题材，如图中唐代壁画《树下美人图》所绘，其装束和身姿都是典型的唐代风格，相比《天寒翠袖图》立意要浅显得多。

图中这处窟龛位于陕西岐山县蔡家坡镇的一座石山上，窟龛中有一只类似“招财猫”造型的猫型石雕，这只猫有凹凸有致的眼睛、胖胖的身体和翘起的长长尾巴。它清晰地表明，猫已经在时人的信仰世界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供图／CFP）。

大运河申遗成功，对沿途城市既是约束也是挑战。如何在保护的同时，开发资源，是它们面临的挑战。图为京杭大运河浙江杭州段。摄影／谢光辉

一座长城烽火台，静穆地伫立在张北坝底山峦上，宛如仍在瞭望，仍在把守。摄影／袁玉勤

盛夏时节飞越张北县战海乡桦皮岭空域，你会看到五彩斑斓的锦绣山川。桦皮岭是张北境内最高峰，在坝上以冷著称。桦皮岭的五月，可能还是黑白两色的素描图，接下来的三个月，季节会为它披上彩装，一天更比一天艳丽动人。摄影／李春欣

这是会安古城的代表性建筑“日本桥”，它又有一个中国名字——“来远桥”。该桥由来此经商的日本人于1593年（猴年）开始建设，两年后（狗年）完工，故而桥两端有石猴、石犬的雕像。17世纪二十年代游历至此的意大利人，曾称会安的中日人“分开居住，有各自的管理者。中国人的生活根据中国的法律，日本人则遵循日本的法律。”而这座桥即连接了东侧日本人与西侧中国人的聚居区。后来，日本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实行严格的锁国和海禁政策，日本侨民悉数回国，该桥维修和重建的工作便由中国人来完成，并立碑为证。

透过残缺的夯土宫墙望去，一幢巍峨壮丽的古代宫殿扑面而来。这是由元中都真实的遗迹，与经过考古论证的中心大殿复原图叠合而成，元中都曾经的辉煌与岁月沧桑融为一体。图上的中心大殿再现了元代宫殿建筑的风貌，它们主要描摹北宋汴京宫殿而建，在这一点上可称汉文化的追随者，明清以后，这类“工字殿”难得一见。供图／元中都博物馆

诅盟场面铜贮贝器，年代相当于西汉，通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1955-1960年发现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时器内贮存有海贝300余枚，器盖上方圆雕立体人物127个（残缺者不计）。

猫素来受到中国文人的厚爱，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徵明就是一位爱猫之人，这一点颇受他的绘画老师沈周的影响，上图即为沈周所作的《猫图》，该画用笔非常独特，至今仍为人称道。

初夏太阳的余晖，洒落在一望无际的张北中都草原上，泛起层层金色的涟漪。远处的蒙古包里，与手抓肉的香气一起飘出的，还有牧民欢乐的歌声。几千年来，山戎、东胡、匈奴、鲜卑……无数彪悍骁勇的游牧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兴衰更替。如今，当年的金戈铁马已经无迹可寻，所有的故事，化作张北抹不去的草原底色，留给人们细细品味。

战国时代，赵国的开国之君赵襄子，曾在张北建起一座军事要塞——“无穷之门”。当年的城堡早已湮灭。如今，在张北县城内建起了一座新的“无穷之门”，谨以此凭吊已经远去的历史。其大气磅礴的名字背后，有着与之相应的意义。“无穷”暗指赵襄子对赵国未来疆域的抱负。门，当是国门，是赵国坚实的北大门。

一轮春雨过后，张北刚刚播完种的大地上，现出奇异吉祥的双彩虹。外围跟随着虹而泛起的霓，朦朦胧胧，但在张北无比纯净的天空中，依然清晰可见。摄影／王宏旻

1719年越南皇族到访会安，取《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意，为“日本桥”赐名“来远桥”，墨宝至今仍高悬于桥上。

尹自先站在经过挖掘修复的南宫门处，讲述他当年对这座荒城展开调查的故事。他是最早判断出元中都真身的人，当年他所能看到的地表遗迹比今天更少，但俯拾皆是的黄绿琉璃瓦片，启发了他（摄影／壁虎）。

打制石器遗址。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核、石片和石屑。它们大都如图中石片，边缘整齐，未经过加工使用，是石器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诅盟场面铜贮贝器局部特写。上面展现的是滇王杀祭诅盟的场面：一间由屋顶和平台构成的干栏式房屋，屋里坐着主祭人，在他周围是16面青铜鼓，左前方和右侧是参祭者，面前摆放有祭品。主祭人下方的平台两侧，众人正椎牛刑马、屠豕宰羊；有人敲响了青铜鼓和于。

这张西方人所作的版画，描绘了清代广州一个市场中人们买卖猫的场景。从图中可以推断，猫就像鸡、狗一样，应是人们生活中必须之物，既是农民挚友，又是文人伴侣。值得一提的是，广州是当时全国最主要的对外口岸，借着海路，相当一批海外猫种从广州进入中国，对中国本土猫种产生了影响（供图／丁大伟）。

壮阔奇丽的四面牌楼，是张北县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如今环绕相连的四面牌楼，原本分立于张北县城的四座旧城门内，是张北县城的一道独特风景。这四方修建于1958年的牌坊，一直矗立到九十年代末。因为当时张北县经济飞速发展，人流车流日益增多，为了避免交通隐患，遂被拆除，并以新的形式移建。新建的牌坊四面相连，被寓以“天地人和”的象征，寄托了人们对张北县的美好期冀。摄影／耿艺

北京的蒲蒲兰绘本馆由于巧妙的布局和与图书相融的风格深受欢迎。供图／CFP

每逢谷雨，芍药、栀子、茴香正在绽放，谷物蓬蓬勃勃地向上生长，将它们插在田间地头劳作的人们常用的竹篮里，谷雨节气便丰满而美丽起来。到了大暑，暑气蒸腾，菡萏、芙蕖、莲蓬相继描述了荷花开放的轨迹，摇曳多姿的大暑 雪柳将临塘之姿升华，报秋的梧桐点出夏天将尽，而若隐若现的迷你菊和狗尾草，则是这幕荷塘野趣的点睛之笔。秋季处暑时，残荷凋败，但代表秋季的梧桐仍在生长。而到了小寒，水仙和腊梅成了主角，妆点着冬日的寂寥。在特定的节令插花，古已有之，图中插花出自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林爱卿老师之手，与应季插花不同，节气插花还需点明节气之变、之意。摄影／袁媛

处暑 每逢谷雨，芍药、栀子、茴香正在绽放，谷物蓬蓬勃勃地向上生长，将它们插在田间地头劳作的人们常用的竹篮里，谷雨节气便丰满而美丽起来。到了大暑，暑气蒸腾，菡萏、芙蕖、莲蓬相继描述了荷花开放的轨迹，摇曳多姿的雪柳将临塘之姿升华，报秋的梧桐点出夏天将尽，而若隐若现的迷你菊和狗尾草，则是这幕荷塘野趣的点睛之笔。秋季处暑时，残荷凋败，但代表秋季的梧桐仍在生长。而到了小寒，水仙和腊梅成了主角，妆点着冬日的寂寥。在特定的节令插花，古已有之，图中插花出自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林爱卿老师之手，与应季插花不同，节气插花还需点明节气之变、之意。摄影／袁媛

在野狐岭上的无穷之门遗址附近，曾经采集到一些精美的文物。图为灰陶箅残件，是先人用作蒸屉的生活器皿。点滴的文化遗迹，复原了先秦时代的场景。供图／胡明

暮色中的会安河。

图为元中都的夯土宫墙，简单但坚固。

狩猎遗址。图中尖状器的微痕图片显示，器物背面有磨圆和层叠的阶梯式尾端小疤，腹面则为浅平的羽翼式尾端破损疤，这是经过穿刺使用而产生的痕迹。根据微痕观察，这一地点石器的切割和戳刺痕迹居于主导地位，因而为狩猎遗址。

诅盟场面铜贮贝器局部特写。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被绑在竖板上等待行刑；而旁边的妇女则正手持盛器，招呼孩子和牲畜。诅盟是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华阳国志·南中志》提及当时的南中习俗说：“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从器物上杀人祭柱的场面来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

图为石湾窑黄炳塑素胎金丝猫，是清后期广东雕塑家黄炳的作品，把猫擒鼠前的瞬间神态表现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捕鼠，可以说是猫与人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摄影／沙忆

华北地区最大的内流河——安固里河在中都草原上，自西向东穿流而过（下图），于距张北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汇集成华北第一大高原内陆湖——安固里淖。这里水草丰美，鹅雁栖息，从辽、金到元代，一直是皇家畋猎、避暑胜地。张北县境内除长盘河出境流失外，均“肥水不流外人田”，或渗入地下或汇为湖泊，形成了降水虽少但地表水丰富的特色。得天独厚的水源优势孕育了瑰丽壮阔的草原，从而使与草原相伴相生的游牧文化传统得以延续。

花神之精舍 飘逸的兰叶，脱俗的兰花，组合成了一幅《超凡》。插花的白釉梅瓶，更是将这种超凡烘托到了极致。在文人雅士看来，古雅的瓶器是花神之精舍，诸如官、哥、定、汝。

在野狐岭上的无穷之门遗址附近，曾经采集到一些精美的文物。图为灰陶箅残件，是先人用作蒸屉的生活器皿。点滴的文化遗迹，复原了先秦时代的场景。供图／胡明

每到农历十四、十五，会安将全城停电，家家户户挂上手工灯笼，在撩人的月色中，缅怀先祖。

元中都博物馆里的一组感光玻璃，展示了元朝诸帝王的画像，最左者即为下旨建造元中都的元武宗海山。在他即位那年，元朝已经拥有可观的疆域面积，从下面的《元代前期疆域示意图》中不难发现，元中都所处的位置恰能令东西沟通，南北大同。

贡纳场面铜贮贝器，与诅盟场面铜贮贝器一样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当时上鼓已残，原本应由重叠的两鼓组成，如今残高40厘米，腰间铸有4个环耳，器物的下部铸有4只卧牛。

上图来自于明代《归去来兮辞图》的第三段“稚子候门”，为画家马轼所作，取《归去来兮辞》中“僮仆欢迎，稚子候门”诗意。在图中，书房内的书桌上伏着一只猫，警觉地盯着窗外，作为文人的伴侣，猫儿捕鼠护书，为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事业做出了贡献。

右页图为中都草原上骑射选手的英姿。摄影／周津龙

韵在寂寥时 哥窑香炉内，粉色的深山樱为小菊和茉莉簇拥，一支天珠挂满了果实，斜倚其旁。这令人想起了明代文学家谭元春的《瓶梅》：“入瓶过十日，愁落幸开迟。不借春风发，全无夜雨欺。香来清净里，韵在寂寥时。绝胜山中树，游人或未知。”正如诗中所言，文人插花在意的便是这份清幽和雅致。

在野狐岭上的无穷之门遗址附近，曾经采集到一些精美的文物。图为锋利的青铜矛尖，它无疑是战争的遗迹。点滴的文化遗迹，复原了先秦时代的场景。供图／胡明

“来远桥”是廊桥，下部四座石墩，桥上为木结构，透过围栏可见河边黄色外墙的法式建筑。

图为元中都遗址标志碑，碑上镌刻着《元史》中建中都的记载。

“饭以枣，故其齿多黄，食用羊，故其体多肉，其朔风高厉，故其色多黯黑，而少红颜白皙之徒。”明朝人王士性在他的《广志绎》一书中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山西人。

这是银装素裹的张北坝头南缘，向坝南瞭望，坝下显得一马平川，那一边已属中原地带。正是眼前这道高“坝”、长“坝”，隔开了农耕、游牧两个世界。它既是自然的分界线，也是兵家必争的烽火线。摄影／袁玉勤

会安曾经的繁华与港口贸易是分不开的，来此地经商的中国人和日本人，被当局允许分别建立各自的居住区。中国沿海地区的移民，还在会安成立了福建帮、广东帮、潮州帮、海南帮和客家帮，并建起福建会馆、广肇会馆、潮州会馆、琼府会馆和作为五帮会馆的中华会馆，在联络同乡情谊的同时，还供奉妈祖、关公等中国民间神祇。图为广肇会馆院内的龙鱼雕塑，其工艺是广东传统瓷雕的延续。

从当年发掘元中都时拍摄的航拍图上可见（摄影／李春欣），元中都采用了回字形的“三套城”，这是古代都城规制的最高等级。

深秋时节，刚刚收割完的莜麦田层层叠叠，一片金黄。至迟在元代，张北地区已经开始种植莜麦。这种耐严寒、抗干旱、生长周期短的农作物，十分适应草原气候和游牧民族四处迁徙的生活习惯。历史上，张北莜麦种植面积，一度达到七十万亩，被称为“河北莜麦之乡”。

在草原天路的东端，桦皮岭一带，绵延着壮观的秦汉长城遗迹，特征是烽燧带有巨大的围坞。下图中山顶的土台即是，秦始皇修长城依险制塞、务求宏伟，显示出君临天下的气魄。

根据考古资料绘制的元中都宫城复原图，描绘出一座方正有矩、经纬分明、布局合理的草原城池。那些搭设在元中都里的蒙古包，是这座城为数不多的草原特征之一（供图／元中都博物馆）。

古埃及人的农业高度发达，猫因为能够捕捉老鼠，保护粮食，而受古埃及人的敬拜。在古埃及的诸神中，猫神巴斯特神主管司月、生育和果实丰收。图中，猫坐着吃鱼，鼠站着为其摇扇，这反映了埃及人心目中猫和老鼠的关系。

图中笑逐颜开的妇女，手持两把莜麦梗，正准备喂马。传说成吉思汗的马队就是以此为饲料，因而耐力强于普通马匹，大军才得以所向披靡。

茫茫的夜色，笼罩着宫城西南角楼遗址，当年元武宗特别钟爱的角楼建筑早已倾颓不见，如今根据遗址地基形状，利用残存的青砖和角柱石，进行了加固性修复。在古代建筑礼制中，有“天子用三出阙”的记载，中都角楼即是这种古老的“三出阙”形式。

图是猫的木乃伊，在古埃及，死去的猫会受到人们的哀悼，并制成木乃伊，以示尊崇（摄影／Damian Dovarganes）。

图为张北农民晾晒莜麦。摄影／袁玉勤

野狐岭一带可见明长城与多道古长城比邻排列，宛如条条大地之痕。每一道长城都显示出强烈的时代特点。置身其间，仿佛霎时穿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空间。

这种农牧共处的画卷，既对比鲜明又安详和谐，生动展示着“农牧交错带上的长城”景观。摄影／袁玉勤

只有皇家所用的琉璃，才能施以金黄，元代也不例外。在出土的琉璃件中，有几只脊兽最为完整。这些流光溢彩的小动物，竟与紫禁城太和殿的檐角脊兽种类完全一致，很好的说明了中国古代官式宫殿样式的继承关系。最左侧即为罕见的行什，另有一只圆雕龙爪，同样象征皇权至上。（摄影／回轩）

图是埃及图坦卡蒙法老铃木中的一件石棺，石棺上描绘了猫和猫神巴斯特的形象。摄影／Elaine Thompson

行什。

土豆种植（如图，摄影／董桂军）和甜菜种植，是如今张北的支柱农业之一。其中土豆的大范围种植可以追溯到清代光绪年间。当时大批坝下流民涌入开荒种地，为今天张北的农业打下了坚实基础。甜菜的产量则要到七八十年代张北糖厂的建立，才开始激增，现在占地已达到30万亩左右。

背靠长城休息的乡民，忙过田里的农活，又到长城边放牧牛羊，左图和下图拍摄于正边台村同一地点。这种农牧共处的画卷，既对比鲜明又安详和谐，生动展示着“农牧交错带上的长城”景观。摄影／袁玉勤

凤凰中的凤。

营地遗址。显微镜下，石锥尖部强烈的破损和重度磨圆，以及两侧边呈现折断式尾端的微疤、层叠的阶梯式尾端疤，显示了钻硬物的痕迹。结合出土的其它文化遗物和动物骨骼，推测该遗址为古人在这里加工装饰品、享用食物的营地遗址。

土豆种植和甜菜种植（如图，摄影／袁玉勤），是如今张北的支柱农业之一。其中土豆的大范围种植可以追溯到清代光绪年间。当时大批坝下流民涌入开荒种地，为今天张北的农业打下了坚实基础。甜菜的产量则要到七八十年代张北糖厂的建立，才开始激增，现在占地已达到30万亩左右。

两军对垒，一方严防死守，一方勇猛冲杀，远处山峦上隐约可见蜿蜒的长城……这幅油画描绘的是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与金国军队在野狐岭决一死战的情景。一战扭转历史——正是野狐岭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战果，金国从此一蹶不振。绘画／潘文阁

海马

阡陌纵横的农田如今是张北坝上的独特风光。根据坝上降水相对偏少的特点，人们巧思发明了标准的园形种植地块灌溉。喷灌机就好似一根长长的指南针，工作时缓缓旋转，在圆形的范围内喷水灌溉，从空中俯瞰，好似一个个圆形表盘。摄影／李春欣

坝上长城不仅是防御工事，也是古道的关口。在明代，张北长城附近曾尝试开办蒙汉“互市”，剑拔弩张的农牧两族开始贸易往来。图为土边坝口东出土的明代火铳（供图／胡明）。

在元中都的众多遗存中，有一样堪称中国之最——80多件汉白玉螭首。它们大多出土在中心大殿周围，均为国家一级文物。螭首，传说中的龙子之一，嘴大腹大，所以被安排在建筑上做散水兽。元中都的螭首不仅数量惊人，而且件件都是雕刻艺术珍品。它们张口露齿、怒目圆睁的神态，尽显皇家气派。右侧的几张小图中螭首的头顶部，既造型统一，又细节丰富、形态各异。这批螭首如今被陈设在元中都博物馆的进门大厅，成为中都文物最好的代言。

在张北县的多元文化下，还隐藏着许多未解之谜。图中的“石棺”在位于张北县的一处回族公墓附近。它实际上是石雕祭祀装饰标志，是信仰景教的人去世后，置放于亡者墓地的“墓顶石”。至于它们的主人是谁？目前仍是悬案。

坝上长城不仅是防御工事，也是古道的关口。在明代，张北长城附近曾尝试开办蒙汉“互市”，剑拔弩张的农牧两族开始贸易往来。图为当年古道驼铃景象的想象图。（供图／胡明）。

在元中都的众多遗存中，有一样堪称中国之最——80多件汉白玉螭首。它们大多出土在中心大殿周围，均为国家一级文物。螭首，传说中的龙子之一，嘴大腹大，所以被安排在建筑上做散水兽。元中都的螭首不仅数量惊人，而且件件都是雕刻艺术珍品。它们张口露齿、怒目圆睁的神态，尽显皇家气派。右侧的几张小图中螭首的头顶部，既造型统一，又细节丰富、形态各异。这批螭首如今被陈设在元中都博物馆的进门大厅，成为中都文物最好的代言。

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图中的摩崖石刻，符咒一样的神秘文字至今无人解读，始刻年代也无从判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们都是张北多元文化的历史见证。摄影／刘旭东

坝头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这里是千古用兵之地。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张北大肆修造防御工事，苏蒙联军经过艰苦一战，才赶走日军。图为混凝土浇筑的反坦克三棱锥，用来防御坦克冲击。

在元中都的众多遗存中，有一样堪称中国之最——80多件汉白玉螭首。它们大多出土在中心大殿周围，均为国家一级文物。螭首，传说中的龙子之一，嘴大腹大，所以被安排在建筑上做散水兽。元中都的螭首不仅数量惊人，而且件件都是雕刻艺术珍品。它们张口露齿、怒目圆睁的神态，尽显皇家气派。右侧的几张小图中螭首的头顶部，既造型统一，又细节丰富、形态各异。这批螭首如今被陈设在元中都博物馆的进门大厅，成为中都文物最好的代言。

在元中都的众多遗存中，有一样堪称中国之最——80多件汉白玉螭首。它们大多出土在中心大殿周围，均为国家一级文物。螭首，传说中的龙子之一，嘴大腹大，所以被安排在建筑上做散水兽。元中都的螭首不仅数量惊人，而且件件都是雕刻艺术珍品。它们张口露齿、怒目圆睁的神态，尽显皇家气派。右侧的几张小图中螭首的头顶部，既造型统一，又细节丰富、形态各异。这批螭首如今被陈设在元中都博物馆的进门大厅，成为中都文物最好的代言。

今天的张北县，共有10处清真寺，图中的大西湾乡东友清真寺就是其中一座（摄影／李春欣）。张北地区的伊斯兰教自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传入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首批迁来的穆斯林正是来自坝下地区的流民。他们的后人主要分布在张北镇、公会镇、大河乡等乡镇的23个村落中。

坝头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这里是千古用兵之地。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张北大肆修造防御工事，苏蒙联军经过艰苦一战，才赶走日军。图为苏蒙联军纪念塔。

在元中都的众多遗存中，有一样堪称中国之最——80多件汉白玉螭首。它们大多出土在中心大殿周围，均为国家一级文物。螭首，传说中的龙子之一，嘴大腹大，所以被安排在建筑上做散水兽。元中都的螭首不仅数量惊人，而且件件都是雕刻艺术珍品。它们张口露齿、怒目圆睁的神态，尽显皇家气派。右侧的几张小图中螭首的头顶部，既造型统一，又细节丰富、形态各异。这批螭首如今被陈设在元中都博物馆的进门大厅，成为中都文物最好的代言。

同样随移民而来的还有天主教信仰。1880年，崇礼县西湾子的天主教徒迁至张北黑麻胡村，首开先河。根据《张北县志》的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全县还有10座教堂。不过它们大都毁于文革期间。今天张北的天主教堂，大都重建于七八十年代。图为从张北县城天主教堂内，隔窗外望圣母玛利亚雕像（摄影／壁虎）。

汉淖坝的明代墩台，仿佛被岁月剥蚀成一尊雕像，满面沧桑。在冷兵器时代，坝上的尘土裹着北人南侵的铁蹄，冲击着长城，才让一代代的长城愈修愈坚。而今它的残缺，也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摄影／袁玉勤

元中都的中心大殿，居于整个中都城的绝对中心位置。大殿高大的台基也作回阙状（摄影／回轩）。

图中可见一株驼绒藜，又称富贵草，据说这种草只出现在都城城墙以内，周围草原上都不见生长（摄影／壁虎）。

最为人称道的是它略呈“土”字形的台基形态（供图／胡明），真实反映了元代建筑的特征。

血腥的王权斗争，你死我活的皇位争夺，贯穿整个元朝历史。画卷描绘了侍卫长铁失等人刺杀元英宗的场景。当年英宗继位，违背了元武宗订立的“兄终弟及、叔侄相承”的继位原则，埋下隐患（供图／元中都博物馆）。

图为中都龙纹角柱石，显示出十足的汉文化特征，但算真正的“汉化”吗？元朝统治骨子里还是草原本位的。（摄影／回轩）。

元中都是建在缺水之地吗？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研究者心中。从历史记载来看，张北草原上曾经河淖遍布，水草丰美。图中的太子湖至今波光潋滟，元中都所在的旺兀察都之地，蒙语意思即是可行船的地方（摄影／壁虎）。

图中的元中都宫墙上，设有高大的排水孔道，也是中都不缺用水的证据。

刚结束的一场豪雨，再次冲刷了这座久久被人遗忘的元代故都，它曾经的宏伟演变为一种苍凉。牧羊人驱赶着羊群，走过城墙外的土坡，废墟上生出的荒草，成为牧草。摄影／陈汉城

水少是灾，水多也是灾。灾荒、饥民，构成了晚清社会的一大图景。1907年，苏北、皖北、豫东一带普降大雨，导致收成锐减，发生了继丁戊奇荒后又一次大面积饥荒，受灾人口多达400余万。无家可归的流民，有时为了一口粮食，甚至不惜加入反清组织，与朝廷对抗。上图是法国人绘制的版画，表现了饥民与“维稳”官员的冲突。供图／秦风

图为中国人把印度的鸦片球改制成烟馆用的小烟膏的制作工序：先切割，再称量，然后与烟草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