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的背景布上，“晾晒”着三张清晰旧影。左边两张由同一人拍摄，所摄对象都为他的战友，第一张在1953年的朝鲜战场上，第二张则摄于解放战争时期，阳光、青春的生命都沐浴着战争的风暴。右侧一张拍摄于天津静海“五七干校”，摄影师本人同样不是旁观者，而是身历者，他本人也正在这所干校接受再教育。摄影／张英、袁毅平

严雁宾的父亲严志文公，曾是上海“大东南烟公司”董事长,该公司生产有“金鼠牌”、“美丽牌”香烟。这两个烟草品牌广告，曾经名冠上海，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物化佐证。左页图为1935年，一辆双层巴士上的美丽牌香烟广告（摄影／菲利浦 • 吉德鲁）。

照片中这张被严家珍藏的黑白标准照，大约拍摄于上个世纪50年代，照片中人——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严雁宾，充满了对新中国的热爱，与党精诚团结，共谋大事。不料仅几年后，即被划为反党右派分子。对此他很难理解，他说，我要是反党，48年就可以反，何必要等到57年。 摄影／余庆

1962年，严雁宾终于摘去了右派帽子，但也还是个“摘帽右派分子”，仍旧不是个无“污点”之人。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对右派进行甄别，他才彻底告别“右派”二字，他档案里的右派材料，也被组织烧掉、彻底清除，仿佛他的人生中不曾有过这么一段暗影。心中无事精神爽。这时严先生也才有心思留影。这张照片即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 供图／严绍璗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的河北阜平县城厢乡三官庙村。在土地改革中翻身做主的农民，正在满怀欣喜地分着地主家的浮财——白花花的银元。图中左起第四位的农民名叫耿忠孝，此前一直在地主袁宝楚家做长工，作为“出身较好”的雇农，他成了这次土地改革的受益者。

中华遗产编辑们的私人历史。

这是刘正阳一家的全家福。左三为刘正阳，右边第一位女孩叫刘天金。她的出生，是一个传奇——使原本贫寒的一家人“翻了身”，她也过上了“小姐”的生活。而这一切与北洋军阀有关。

图为大东南烟及其他公司的代价券。 供图／上海泓盛拍卖有限公司

眼前这拥挤的场面，拍摄于1949年的上海四川路。时年春天的上海，解放军已兵临城下，上海人心不一，有的欢天喜地的迎接解放，有的忧心忡忡怕被革了命。于是街上人满为患——一些人涌进城市，一些人试图逃离。 摄影／山姆·塔塔

1990年，严雁宾去世。其子女此后每年都尽可能地聚齐前往上海松鹤公墓祭扫。图中右二，即其子、本文作者严绍璗。严雁宾去世前对他说，你不要相信国际资本会帮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你把我烧成灰，我也不相信。他们是当代世界上最恶劣的力量，国际垄断资本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两个月后，他真的逝去成灰，但他反对的力量，至今依旧愉快地发展着。他的人生可谓悲壮。 供图／严绍璗

1954年，何鹏翔与夫人在武汉拍摄了一张合影，这是他留下的唯一家庭照。晚年的他离开家乡，由在武汉军区总医院工作的次女佩瑶照顾，1955年病逝。他大义爱国又不求闻达的一生，始终为家乡父老所怀念。 摄影／启蒙

图中的这位女子，是1990 年四川成都一位忘情的摇滚歌迷，而那时离中国内地第一支摇滚乐队“万李马王”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已经十年（摄影／肖全）。摇滚的灵魂来自西方，自由、反叛、纵欲等是它的标签，这对于习惯了整齐划一的集体舞的中国，是极具挑战的。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人们陷入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摄影／魏德忠

2000年，中国学生在美国大使馆前排队等待签证。这样的留学大潮，是从“文革”结束后被逐渐开启的。 供图／TPG

1978年，刚刚开放的上海南京路上，新竖起巨型的商业广告牌，上面是日本跨国公司索尼的大幅广告。来往行人走过，不少驻足观看。改革开放以来，进口商品成为被国人追捧的对象。

清秀的面庞，斯文的黑边眼镜，年轻的张英从参军开始了他的解放之路。张英是摄影发烧友，喜欢拍照，甚至买来药水自己冲印、裁切，因此也留下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照片。他将这些照片精心贴在一个牛皮纸的相册上，此文中所用老照片均出自于此。

图为叶浅予宣传画之《北平解放》，创作于1959年。虽然形式上采用传统工笔年画，画面却格外饱满刺激。画面表现北平解放，人民子弟兵进城，万众欢腾铺天盖地的红色旗帜，寓意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红色年代。

在画家徐唯辛的笔下，1966-1976年的顾准消瘦而矍铄，微微上扬的嘴角显示出他的坚定，双眼如潭，又透出一种睿智。正是这个读书人，在“文革”期间读书、思考，保有着“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可贵。 绘画／徐唯辛

百年变革之际，废除科举，实行共和，走向现代化，都被视作“进步”。而一位乡绅的日记，却揭示了历史的另一面：废除科举相当于毁灭前程，新政是一项苛政，而共和伴随着道德沦丧……在这样的世界里，这位乡绅却以顽强的毅力，坚守着传统的“士”之理想，为一个曾经辉煌的群体唱出令人唏嘘的挽歌。

图为民初西方媒体的新闻插画《剪辫子》。民国初始，剪辫子是一项重要的仪式，代表着告别专制、走向共和的姿态。图中有的人面露微笑，带着除旧迎新的欢喜；有的人则愁眉苦脸，高举双手。供图／文化传播

镜头中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始建于1901年，人称“远东第一监狱”、“百年死亡之城”，是中国仍在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监狱。1949年1月，被国民政府判处无期徒刑的汉奸犯罗君强，由南京移押至提篮桥监狱服刑，直至1970年2月底病亡。 供图／CFP

1981年春，西安。时任陕西省军区政委的蔡长元，抱着5岁的儿子蔡小心。蔡长元几乎从未在儿子面前提过自己征战沙场的经历，直到去世多年后，他传奇般的人生故事才逐渐为蔡小心所知。

一幅抗日题材的木刻版画，创作者刘岘，1937年由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成归国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于次年加入新四军四支队，这幅版画即同年所作。

这张宣传画上的人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1950年10月，杨根思入朝作战，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分割围歼咸镜南道美军的战斗中，杨根思与战友们前后击退了美军陆战第1师的8次进攻，直至弹尽粮绝。在最后的时刻，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冲上来的四十多个美国兵同归于尽，时年28岁（供图／Corbis）。

萧功秦的家中至今保存了不少家庭成员的旧时影像，以及一封父亲萧健于1952年，从朝鲜战场上寄回的家书。信中父亲叮嘱全家要自觉进步，洋溢着对革命新秩序高度拥护的气氛，盼望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摄影／陶钧

图中，上海大新百货公司大楼（今第一百货大楼）的外墙上，蒋介石主席的画像被高高挂起（摄影／艾伦·拉森）。在党政合一的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成为了国家的人格化代表。

1949年2月，北平。人海当中让开一条小道，一队高跷表演者在万众瞩目中走过。这是文工团正为迎接解放军入城进行的表演，观众的神情有喜悦，有新奇，也有思索。 供图／秦风

解放后重庆的搬运工人们，生活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这是他们积极劳动的结果。现在他们的经济收入月月向上，每月一般都有节余存入银行。他们住着清洁整齐的搬运工人宿舍，里面还有完善的卫生设备。这是他们的图书室，图书已成为工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空暇时，他们就到图书室里去翻阅图书杂志。

这组图片的主人公，都是同一个人——1881年出生于福州的叶景吕。叶景吕生于清末，经历了民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见证了一段最为云谲波诡的百年历史，而叶景吕也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自己的生命和这段历史做注——自1907年起，他曾连续62年，每年都到照相馆拍摄一张肖像照片，并批注下心得感受。战乱离合都没有能中断叶景吕的坚持，并在他的照片中留下了印记。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人们陷入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摄影／魏德忠

图为1980年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沈善炯（中）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与勃列尔、朱家璧（右一）合影。原定随沈善炯出国的并不是朱家璧，而是金润之。由于迟迟得不到国务院领导人的审批，延误了出国时机，且所学外语为俄语，后来只得由英语更好的朱家璧顶替。朱家璧后来成为中国著名遗传学家。

图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一时的燕舞牌收录机。 摄影／刘香成

图为二级解放勋章。

这是天津静海干校里正在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为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学习和改造的场所。这几乎剥夺了知识分子读书的权利。顾准也曾在干校劳动，不过他没有忘却读书、思考，从干校一返回北京便开始了其读书生活。 摄影／袁毅平

图为铭刻着“拥护共和”的纪念币。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名为“最后关头”的抗战演说，指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时罗君强、汪精卫等国民政府的高官都在庐山。据罗君强回忆，听闻蒋委员长一席话，汪精卫的情绪相当激昂。图中，蒋介石正指着军事地图说明战略部署。 供图／文化传播

1940年初，蔡长元（前排右三）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的身份，赴五台山参加政治部组织会议。前排右四是时任政治部主任的朱良才，与蔡长元是红西路军战友。两个月后，蔡长元负责组建青年支队，并出任支队政委一职。

下图是抗战时期日军司令官发行的投降票。背面有文字：凡中国士兵携带此证归顺者，日军“必充分给予，且代谋适当职务，要回故乡去的人给予路费与通行证，以示优待。”为瓦解中国军人的抵抗意志，日军可谓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可笑的是，最后投降的，是他们。

图是《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之一蒋庆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获的勋章。 摄影／陈川平

图为八年抗战胜利勋章。

宋云亮与玉花的合影充满岁月痕迹，但依然是他们相识相爱的最好见证。他们在解放战争中相逢，当时身负重伤的宋云亮被玉花救回家中，展开一段书信情缘。婚后，宋参加了抗美援朝，二人家书未断。

毅平将镜头对准了已有八年工龄的搬运工人丁德发一家。照片上的三口人姿态相当随意，只看表情和动作，我们就感受到那个长得结结实实的孩子坐在桌子上的童真，以及一家人自然而真切的情感流露。家庭生活的美好与真挚，才是搬运工人新生活中最真实的幸福。

1901年 刚过弱冠之年的叶景吕，在英国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张肖像。一身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蓄发留辫的叶景吕，稚气未脱地站着，双手随意搭在腹前。有别于中国传统肖像正对照相机的姿势，他的身体略微右侧，但目光还是直视镜头。当时的叶景吕，已经在清政府驻英使馆工作了五年，逐渐接受着西方文化的洗礼，因此他在照片上特地标注了公历纪年“1901年”。

图是2000年底陕西西安人体摄影展上的一幕（摄影／刘德望）。早在上世纪20年代，绘画大师刘海粟就首次将女裸模引入上海美术学院，让学生写生。而1966年文革开始后，裸体模特和人体艺术却被视为“封资修”而惨遭横扫。直到千禧之交，人体摄影展才渐渐回到公众视线。不过观众未必理解它的含义，正如上图的这位。在走向开放之际，不同地域、年龄和身份的人，“开放度”是不同的。而先锋的艺术，往往成为一个人开放度的“试金石”。

图是1967年，广东茂名市高州县根子公社南邦大队社员在举行集体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仪式（供图／周泽明）。

1980年元月，物理学家李政道提出了联合美国部分大学用统一出题、统一招考的方式，在中国每年录取约100名物理研究生的计划（简称CUSPEA），这个计划使得更多中国学生有机会出国留学。图为当时李政道（左一）回国后与中国科技大学大少年班同学见面的情形。

这张全家福是张英1942年前在老家拍摄的。居中长者为其父亲，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小学教员，揽着两个孙子。父亲左右两侧，分别为张英的弟弟、弟媳。照片的最左边，为张英的妹妹。最右侧是一位帮忙看孩子的远房亲戚。而镜头后的张英，此时已是后方医院的一名军人。

1974年，顾准在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部的住所前，留下了这张孤独的影像。正是在这儿，他读了大量哲学、史学等书籍，撰写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文章。

图是赤桥村里的刘大鹏故居门楼和父子登科匾、举人匾。1902年，刘大鹏长子刘玠中举，乡亲们敲锣打鼓地送来一面“父子登科”匾额。对于一个二百年没出过举人的乡村，刘家成了地位显赫的书香世家，同时也肩负起对桑梓不可推卸的责任（ 摄影／畅扬）。

这张合影拍摄于1950年前后，左为萧企云（作者祖父）、右为萧伯麟（作者伯父），前排孩童为作者萧功秦。在这个家庭里，萧企云是一名左倾的开明士绅、萧伯麟是共产党员，而作者的父亲萧健则是国民党将领。一家人几种信仰，不同道路。实际上，在国共合作抗日期间，年轻人普遍认为，去延安抗大还是黄埔军校，实无大不同。

图是宋云亮摄于1951年的朝鲜顺川。

两个甪直本地的农村妇女，身穿小作裙，头系兜头布。袁毅平端起相机时，姐俩刚忙完手上的农活正与旁人聊天。看到对面陌生的镜头，她们羞涩地笑了。从这笑容里，我们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简单与朴素，以及不加修饰的纯粹的美。

1909年 这是叶景吕所有肖像照中唯一的一张穿西装的肖像。这张肖像，就是在今天看来，也属风度翩翩，很有些当红明星的派头，但叶景吕依然蓄发留辫。这年的秋天，慈禧、光绪先后驾崩，末代皇帝宣统在内外交困中登基。我们无法猜测叶景吕是出于什么目的拍摄这张一身西洋装束的肖像，是追求时髦还是另有含义？

晚清编练新军，拟在全国分三十六镇，其中第十九镇建于云南。图为当时云南新军的操练场景，新军初显气象（供图／李学通）。

解放战争时，张英所在的部队行进至北京东北方向的河北兴隆县。一看进了县城，原本就爱好摄影的张英便去照相馆中拍了上图这张艺术照。说是艺术照，是因为照片中的两位都是张英本人，一坐一站，一拉一唱，分两次拍摄并合成的时髦照片，传达了张英自唱自拉的文艺理想。照片中的二胡并非道具，它跟随主人行军多年。可惜，张英并未留下自己作为大夫抢救伤员的照片。

图为20世纪50年代顾准的全家福，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情形在“文革”期间被打破，妻子与其离婚后自杀，五个子女与其断绝往来。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病去世。 供图／丁东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与陈璧君、褚民谊（左一）、曾仲鸣等人，乘飞机离开重庆，逃往昆明，再经越南潜赴上海，由此开始了投日叛国之路。图中，云南省主席龙云（左三）与周佛海（左二）、何应钦（右一）正在昆明迎接汪精卫。此时，周佛海的心腹罗君强并未随行，他因“高宗武赴日”一事受到“撤职”的处分，在心态上产生了诸多微妙的变化。供图／文化传播

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在突破三八线后，集中将“铁原三角地带”作为屯集、转运物资的重要枢纽。为夺回战略主动权，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开始了针对这一地区的防守反攻，图即为美军飞机侦察性地轰炸沿铁原靠15号国道向南一带，摄影师或为美方随军记者。供图／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

妇女们集中在打谷机前劳动，也是官方语境中社会主义公社“最普遍”的场景。

位精神矍铄的老农，高踞门顶正中的“相框”里，笑得朴实而愉快。一二十年前，那个位置安放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塑像，那是一个神的位置，任何人都不敢“取而代之”。

图是赤桥村里的刘大鹏故居门楼和父子登科匾、举人匾。1902年，刘大鹏长子刘玠中举，乡亲们敲锣打鼓地送来一面“父子登科”匾额。对于一个二百年没出过举人的乡村，刘家成了地位显赫的书香世家，同时也肩负起对桑梓不可推卸的责任（ 摄影／畅扬）。

图为1952年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金化东北打响的上甘岭战役，这场战役成为“抗美援朝”的标志性事件，而与其防御性质相仿的铁原阻击战，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为人知。

图为八路军战士，欢迎从延安抗大总校开赴前线的师生。 摄影／沙飞

这幅照片摄于1949年，袁志超手握钢笔在战斗间隙间写家书，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南下途中，他曾写下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从记述见闻，到记录大事件，再到叮嘱弟弟学习进步，千言万语说不尽。

朝阳，排队出工，剪影，这是诗意的集体劳动生活的常规表达。

1911年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前夕。这种新旧交替的困惑、迷茫、摇摆，似乎也投射在了叶景吕的照片中——他的眼神中多了一种持重的同时，还第一次采用架着二郎腿的坐姿拍照，这在传统文化中显然是不合礼数的。照片中的叶景吕虽仍然身着传统服装，但第一次穿上了马甲，这是当时社会典型的常礼服。此后，长袍搭配马褂或马甲，也成为叶景吕一生肖像系列的主要服装。

这位男子，紧紧盯着街边墙壁上的一张宣传纸。上面是某厂的工作信息。摄于1991年的这一幕，透露出人们对发家致富的强烈渴望（摄影／陈明先）。

与新军配套的云南陆军讲武堂随之成立，左页图即为云南讲武堂旧址（摄影／谢廷飞），何鹏翔的亲人在那里找到他当年的任职资料。

图这张照片拍摄于1951年7月，距铁原阻击战结束后不久。左一为189师政委兼师长蔡长元，左二是189师566团团长朱彪，旁边是副师长郭英春和参谋长原星。

图为长信的原件。

村妇女坐在地头上休息，来了个外乡的摄影师，举着镜头对着人，这是要干什么？是不是坏人？镜头前的女人似乎对相机和拍摄者产生了质疑。这样真实而生动的影像，在官方传播中几乎看不到。

图是1992年贵州兴义人才交流会上推销自己的求职者。他把对工资的期待挂在胸前，同时用三寸不烂之舌和飞扬的手势，展示自我风采。这不仅是对财富的追求，更是一种个性的解放。摄影／肖建国

图拍摄于1953年4月，蔡长元（后座中间）、189师政委李克忠（右一）与随西北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演出的豫剧演员常香玉（前座左）合影留念

1940年3月底，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任伪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周佛海为副主席兼秘书长，其心腹罗君强则以副秘书长的身份，主持秘书厅的具体工作。图为同年举办的由日军所扶持的“中央军官训练团”结业式，该仪式由汪精卫（中间者）主持，其右侧站立着为周佛海。 供图／秦风

黑白标准照1951年5月拍摄于福建龙岩，时年19岁的王昕初到福建，赴闽西参加土改。合影照片则为1953年9月王昕全家摄于上海，前排右为父亲王彦行，左为母亲卢西玉，后排为姐弟四人。左三王昕，左四弟弟王昀。叠在照片下的家书原件上，依稀能够看到“南下服务团”、“福州”等字样，记录着这些南下服务团员历经艰辛与牺牲的旅途。

水乡采菱角的真实场面。妇女带着孩子，坐在大木桶里，从并不算清澈的水中摘起一个个菱角，这样的劳作漫长而艰苦，毫无“诗意”可言。

图是1996年广州的一位个体户，正在忙碌地装置着夜市摊档。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渐渐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话语方式中走出来，走向市场经济，于是个体户也应运而生。

从这三本老书上，还可以追寻到更多关于他的信息。

图为战地记者蔡尚雄于1948年拍摄的火线急救伤员，或可据此想象当年张英的工作情形。

图中，蔡长元将军身处的位置是朝鲜开城的海港码头，此时是1952年的11月，开城保卫战刚刚结束，蔡长元所率领的189师奉命守卫板门店。

清代官员戴礼帽，帽子的最高处装有顶珠，顶珠是区别官职高低的重要标志。乾隆以后，冠顶的顶珠基本上采用透明或不透明的玻璃所制。一品为亮红顶，二品为涅红顶，三品为亮蓝顶，四品为涅蓝顶，五品为亮白顶，六品为涅白顶，七品为素金顶。图为刘大鹏唯一存世之像。

摄于1948年的刘志清单人照，是他留下的在大陆的唯一照片，从此后，故土家远，鸿雁无凭。另外两张照片的上方一张，为刘志清（中）与内弟谢凤希（右）全家合影，右下角那张是刘志清（前排右）与友人合影，两张照片都拍摄于台湾，未再成婚的刘志清“孑然一身”，背景则为家书和信封原件。

仔细瞧瞧墙上挂着的照片，主角竟然就是下面看展的农民。原来，袁毅平在工作之余，“顺手牵羊”地记录下辛庄农民的真实状态。

1947年第三军于石家庄战役全军覆没后，作为该军参谋长的萧健于1948年再任第三十军参谋长，三十军在太原战役中被歼，父亲由于没有去太原而再次逃过一劫。图为石家庄战役中解放军越过守敌的第一道防线。 供图／军事图片库／CFP

1921年 不惑之年的叶景吕，在“国耻日”拍摄了这帧肖像。这一年的5月9日，袁世凯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批准了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消息传开，举国哗然。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市民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群起反对。这一天，被爱国民众称为“国耻日”。 民国的政治风云中，叶景吕算是一个家境殷实，却又毫无发言权的平头百姓，然而，从他的神态和刻意黏贴的字条中，却不难看出一个普通中国人对国运的担忧。

右图这温馨的一家三口，把家安在公厕上，是1995年广州的一户“公厕人家”。他们承包了广卫路华宁里的一间公厕，并且住在公厕的小阁楼上，这样一来，既解决了最头疼的住房问题，还工作生活两不误。从上世纪80年代起，这类“公厕人家”就随着改革的步伐在城市中出现。 摄影／安哥

图是晚清时期《伦敦新闻画报》中的北京贡院，即明清科举会试的考场。两排房屋，是供考试使用的单间考棚。每个考生都有一间考棚，进入考棚后，要从外边把门锁上。供图／公元传播

1942年11月，日军在南京玄武湖畔举行“大东亚战争博览会”，宣传日本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战况。汪精卫（左一）的右方为日本驻伪国民政府的大使重光葵，中间穿军装者是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汪伪政权叛国的行径已经昭然若揭，而这年三月刚刚升任伪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的罗君强，也在汉奸的路上越走越远。 供图／秦风

出生在左倾家庭的萧健，原本一心想科学救国，却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了黄埔军校的学生。他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军第三军参谋长、三十军参谋长等职，并于1949年底在成都起义。图为其人生三个不同阶段的留影。

影展上，老汉仰头望着墙上的大人物照片，他态度认真，眼神中充满了敬仰与感激。

出生在左倾家庭的萧健，原本一心想科学救国，却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了黄埔军校的学生。他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军第三军参谋长、三十军参谋长等职，并于1949年底在成都起义。图为其人生三个不同阶段的留影。

出生在左倾家庭的萧健，原本一心想科学救国，却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了黄埔军校的学生。他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军第三军参谋长、三十军参谋长等职，并于1949年底在成都起义。图为其人生三个不同阶段的留影。

图3 养马人把马当成“老伙伴”，相当满足自豪。

1941年 这一年的4月18日，日军登陆运输舰艇驶抵闽江口海域集结，日军30架飞机随即对福州及闽江口两岸地区进行轮番轰炸。21日晚，福州沦陷。当年的９月３日，日军在中国军队的猛烈进攻下退出福州。为了庆祝福州的收复，步入花甲之年的叶景吕，在1941年的10月10日——民国国庆日拍摄了这帧肖像。但画面上的他，没有任何喜悦，当时的大半个中国依然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之下。不知道是否是对“半壁河山”沦陷的暗示，叶景吕首次采用了半身胸像。直到抗战胜利，他才重新拍摄整身像。

1983年，四川南充某街头，这位身着西装的青年正在学习打领带（摄影／杨麾）。

图中的蔡锷不仅是位军神，也是位儒士。他10岁能文，著述甚多。身逢乱世的他，立志“流血救民”，主张“全民皆兵”。

图是二人回国后在北京八大处见面的情形，至今两位九旬老人仍有联络。

图4 男人穿着斜襟的布衫，憨憨地裂开嘴大笑

图是山东济南的某复古服饰小店，一位外国美女身着旗袍，神情愉快。旗袍凸显出她婀娜的身段，东西方之美在身上完美交融。

图为朝鲜战争时张英（左三）与卫生干部开完会后的合影。

1948年，萧健没有遵从安排把家眷都送往台湾，而是让全家返回了家乡。图为萧健三子于1948夏在衡阳的留影。从左到右为,萧功汉（萧默）、萧功秦、萧功平。

1946年 久违的笑容，终于在叶景吕的脸上重现。这一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一年前庆祝抗战胜利的首日——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叶景吕就在纪念日当天拍摄了这张照片，并亲笔写下“胜利纪念”。随着山河重振，叶景吕的照片也从这一年起，恢复了全身照。

他手书的对联中，一个“军”字，一个“将”字，雄心霸气尽展无疑。何鹏翔也具有相同的气质，文武双全。 供图／李学通

1995年冬天，蔡长元将军在弥留之际，将此前撰写的战地日记、干部自传副本等物，委托女儿蔡小明暂存，并嘱咐她在儿子蔡小心三十岁生日时予以转交。图为蔡小心向我们展示的蔡长元将军干部自传的副本。 摄影／陈川平

图为作者的堂哥萧功伟（萧伯麟之子）于文革期间与萧功秦的合影。

梳着长辫子的姑娘在水塘边洗衣服

看到下面这些照片，张英满心欢喜地问：“挺不错的吧？”照片中年轻而可爱的女孩，是与他相守60余年的夫人卜一。卜一原名爱新觉罗·凤英，是位满清格格。图1是她与小姐妹的合影。

图即考棚里孤零零考试的举子。科举考试，为中国的读书人提供了最主要的晋升阶梯。

从女朋友到为人妻、为人母；从男朋友到为人夫、为人父，陈素秋与张焕光历经风风雨雨，携手走过。如今张焕光先生过世了，家书成为对故人最好的纪念。

卜一后来考上沈阳航校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军人，图中这身装扮是当时苏联式连衣裙布拉吉，有着时髦的宽腰带、大裙摆。

图是蔡长元解放后荣获的开国三大勋章及两大朝鲜勋章。

陈素秋与张焕光从初中阶段开始，你来我往书信传情，中间经历了无数困苦战乱，始终不渝，12年后终成眷属，此后依然尺牍不断，那秀气的笔迹见证了两人的爱情佳话。信笺上的照片拍摄于1948年，那一年张焕光赴广西大学读书，二人留影话别。

作为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者，蔡小心经过多年的走访、调查和资料搜集，对其父蔡长元将军亲身参与的铁原阻击战了然于胸。图中，他右手拿着的是蔡长元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获得的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摄影／陈川平

何氏家谱中的“述渐”即是何鹏翔，谱中简要记述了他不俗的一生。家谱所叠为他书写的字帖，书法造诣颇高。此外，他还影响了许多家族后辈的人生道路，下面简表谨列出几位与他一样投笔从戎的亲人，多为民国时期国民党将领。供图／何亮

张英和卜一两个人的命运轨迹因为解放而转向，在朝鲜战争时交汇，在张英镜头里，卜一因恋爱而甜蜜无比。

朝鲜战争的间隙，张英也拍摄了不少照片，如图拍摄的是与其一同参加过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老战友丁克，烂漫桃花的背景，使人难以察觉战争之气氛。

私塾与学堂，差别甚大。图是民国初期的私塾先生与弟子。一间教室，一位先生，再加上孩子们自带的板凳，沿用了几世纪的廉价易得的课本，一间私塾就成型了 供图／文化传播

蔡锷光辉的一生指引了身旁的人，尤其是何鹏翔。将军英年早逝后，他痛惜伤心而解甲归田。他与将军同乡，参与发起的各种纪念行动中，以建设邵阳松坡图书馆为最。在湖南，松坡图书馆曾被誉为三大私立图书馆之一。图即为图书馆馆址。摄影／申兴刚

图为清末的天津北洋工艺学堂，学生正在上机械课。这所1903年由袁世凯创办的学堂里，既用到英语授课，也用到许多先进的科学设备。这样的现代教学，需要极大的经费投入，乡村无法负担，故而多在城市兴办。

图即二人新婚后在石家庄与亲友的合影，二排右一是张英，三排左一是其夫人。最值得一提的是二排左一的那位，他是张英的通讯员，从朝鲜战争时即负责张英的生活起居，甚至还一手操办了他们的婚礼。

1950年 望七之年的叶景吕，在元旦这天拍下了本年的肖像照。照片中的他面带温和的微笑，穿着一身崭新对襟短袄。照片的说明为：“改服短装留影纪念。”中国从两汉以来，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新王朝都会发布一个“易服色，改正朔”的谕令。这一传统，也许还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叶景吕。事实上，此后对襟短袄或短褂就成为叶景吕拍摄肖像时的主要着装，帽子则换成了当时盛行于干部和工农群众中的八角帽，而照片说明中的纪年，也统统改用公历了。

几乎每天下午，张英都会陪着老伴儿在院子里抽一会儿烟，聊聊天，说说他们的往事。一位历经战火、不断解放的军人，一位清王族的后裔，是解放让他们走到一起，相守了半个多世纪。尽管磕磕绊绊，但也如走廊边的紫藤萝一样，盘根交错，谁也离不开谁。

妈妈领着孩子，指着镜头说“看！”孩子的迟疑与母亲的诱导，在照片上淋漓尽现

1956年左右，从朝鲜归来的张英被授予了少校军衔，他用相机记录下了这荣誉而自豪的一刻。

台上的贫下中农痛说家史

台下的看客听众各怀心事。有人认真听讲，有人东张西望，不同的神情，反映出参加对敌说理大会的不同心态。

1949年 政权鼎革，时代巨变，就在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当天，叶景吕拍摄了这帧年度肖像。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生意人”最直接的政治态度的表达。叶景吕一身白色的短衣长裤，坐在一张中西合璧的单扶手的靠背椅上，摆出了一个读报的姿势，照相馆背景是白色的花簇。这个姿势是模仿1949年4月，徐肖冰在北京香山为毛泽东拍摄的读报的照片。在照片的批注条上，叶景吕提笔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纪念”

左侧这个站着的男人是已经被批斗了多次的地主，四清运动中，他再一次被拉出来斗一斗。地主心里有怨气，参会时就穿上了最破的衣服。他是“敌人”，但也是穷人。

科举废除，失去教职后，刘大鹏仍不忘自己的乡绅责任，他把极大的精力投入到修缮晋祠，兴修道路、水利，以及编修地方志上去。图是刘大鹏编写的《晋水图志》，其内为他的亲笔书法，字迹清晰工整。

对敌说理斗争大会上，戴帽子的“革命群众”踊跃发言，斥责面前的“四不清”干部，而组织开会的工作队长则在一旁默默观战。五十年后，当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时，这个敞胸露怀举止不恭的“革命群众”，为人们理解这场政治运动的实质，提供了线索。

被记录的不止这一刻，如右页图中所示，他走到哪拍到哪，将各个时期自己的照片贴在相册上，那里有1949年解放兰州和蒲城的他，也有上世纪五十年代赴朝的他……综而观之，这里展现的就是一个人的解放之路。第一行尺寸最小的两张照片很有趣，是张英用火柴盒大小的特工照相机拍摄的，相机是他在朝鲜战争时的战利品，尽管尺寸小，但拍出的照片却很细腻。

图为刘大鹏的孙子刘佐卿，至今仍记得祖父为乡里兴利除弊所做的诸多善举。 供图／CFP

1952年 叶景吕的开八之年，留下的是一幅黑纸剪影。关于叶景吕在这一年中没有拍摄肖像的原因，可从剪影旁的文字中找到答案。原来，时值 “三反五反”运动，叶景吕的长孙叶毅正在福州格致中学上学，是一名“革命”青年。血气方刚的他向政府举报爷爷贩卖黄金，而这其实是叶景吕帮助老东家罗家变卖一些首饰，换来用于贴补罗家的花销。但叶景吕没有按规定卖到银行，而采取了私下处理的方式。被举报后，叶景吕因此受到了审查，后经公安机关调查，叶景吕没有大问题，被免于追究。叶景吕觉得，1952年是“自己的污浊之年”，因此决定不再照相，而是找了一个专业的剪纸先生，为自己用黑纸剪了一个侧面肖像，这也是相册中唯一一张不是照片的“照片”。

1958年 这是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运动时期。叶景吕还是戴着那副玳瑁架眼镜，上衣口袋插着两支钢笔，还佩戴了一枚五角星纪念章，这是在他的年度肖像照中首次出现的打扮。看得出，叶景吕竭力想融入当时那个“振奋人心”的群众运动，但细细体会他的眼神，却隐隐透出一丝迷茫，不知他是否已洞察到浮夸风的恶果，甚至开始对此有所担忧。

1968年 米寿之年的叶景吕，留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的拍摄日，选在了六一儿童节，他依然身着对襟短褂，头部微微右倾。在这张肖像中，叶景吕面带微笑，怡然地注视着镜头，把人生最后的温暖留给了自己，也永远地留给了世人。

图为1966年的宣传画《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如图中所描绘的那样，当时全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热的崇拜，以及民众 “依附集体主义”的心态，对“文革”的发生不无作用。 供图／黄欣

1946年 久违的笑容，终于在叶景吕的脸上重现。这一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一年前庆祝抗战胜利的首日——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叶景吕就在纪念日当天拍摄了这张照片，并亲笔写下“胜利纪念”。随着山河重振，叶景吕的照片也从这一年起，恢复了全身照。

图为天津医护人员正在粘贴大字报。 供图／文化传播

1957年4月11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宴请民主人士代表，鼓励他们向党进言，“互相监督”、“和舟共济”。27日，中共中央又在全党发起以反对官僚、宗派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然仅月余，形式逆转，掀起了反击右派分子运动。左页图为时任交通部部长的章伯钧，在交通部职工3000人大会上遭批判，后被划为右派分子（供图／人民画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