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士宏 前新疆克孜尔千佛洞文物管理所所长 常州博物馆研究员

韩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摄影/米汤

王明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反山遗址发掘领队

袁仲一 原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

◎◎◎为使本刊的版式、色调等元素更好地为表现整本专辑的主题服务，编辑部曾数次组织大家对文章的版式设计效果进行品评和商榷。

图中这座钧窑天青釉红斑连座瓶，是藏于北京首都博物馆的一件元代钧瓷，其上流动的红彩之谜，虽然已经被神垕镇钧窑遗址的考古发掘撩开了一层面纱，但更多关于钧窑的秘密还需要新的考古发现去解答。

摄影/郑云峰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摄影/米汤

摄影/李林东

王振国 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 摄影/徐伟

◎◎◎这就是发现兰陵王孙题记的万佛洞。

唐际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工作站站长

陈振裕 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西汉绛紫“长寿绣”丝锦袍局部，其经密度可达每厘米44∽56根。这种锦花型层次分明，纹样极具立体效果，外观华丽，故又有“起毛锦”、“起绒锦”等别称。根据图案特点，它可以分为几何纹图案、花卉图案和羊纹图案。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衣物中，它主要被用于衣衾的贴边、瑟衣、竽衣和绣枕的两侧。后世的漳绒和天鹅绒可能就是对这种绒圈锦的继承和发展。汉代能织出如此精美的起毛锦，堪称纺织工艺史上光辉的一页。

◎◎◎左页中的瓷器残片出土于神垕镇刘家门钧窑遗址，属于北宋晚期的钧瓷标本，表面已经可以看到钧瓷典型的紫红釉；上图的天青釉红斑碗由出土的残片拼接修复而成，出现在遗址更晚的地层中，对红色的运用在这一时期已经十分成熟，红斑虽然随意却精美无比。

◎◎◎这个出土于殷墟王陵区的青铜人面像，血肉丰满地还原了商族人的形象——他们有着蒙古人种的典型相貌特征。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他们认为自己是鸟的传人，发源地大约在今天的豫北冀南地区。

田螺山遗址出土的稻谷颗粒非常完整，有的还保存着谷壳。（供图/赵志军） 穿过7000年的时空，它们好像在诉说着我们小时候的故事，那时候我们的名字叫河姆渡人。摄影/余荣培

◎◎◎这是克孜尔千佛洞第80窟窟顶稀有的巨幅飞天像，这里的飞天是蓄着胡须、身材健壮的男性形象，而这正是印度佛教最早的菩萨形象。

北京人的一大步 这个场景发生在距今70万至1.8万年的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是北京人的生活再现画。 经考古复原得知：北京人男性高约156厘米，女性约145厘米，四肢骨已跟现代人接近，能够步履稳健地直立行走。他们会打制石器，削制木矛，会用火，可以烧制熟食，由此大大加快了人类的进化速度。北京人已经跨出了主动利用自然能源的一大步。摄影／王凯

◎◎◎良渚遗址群瑶山遗址出土的玉三叉形器

◎◎◎这只造型为八棱状的银杯，无论从人物的形象、服饰还是乐器、舞蹈，似乎都在给我们讲述着“胡乐飘飘”的故事，使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胡汉同乐的盛唐。令人称奇的是整件器物造型充满着浓郁的西域色彩，杯身银地金花、装饰精细丰富，效果华贵之极，似乎在昭示着这件银杯有着非同凡响的经历。

图为曾侯乙甬钟。编钟在摆放时，最上层的是钮钟，中间和下层的钟叫甬钟，其中最大的重203公斤，最小的重8公斤。每件甬钟外表都刻有“曾侯乙作（持）”和有关音乐内容的铭文。

发现者说 王海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馆员 摄影/张治平

◎秦陵铜车马

◎◎◎此为龙门石窟古阳洞安定王元燮造像的碑刻题记拓片，名列“龙门二十品”，乃魏碑书法的经典作品之一。摄影／余荣培

上图是在神垕镇钧窑遗址发现的窑炉（时代为北宋晚期到金代），残长12.92米，宽2.26米，呈长方形，中间以一道土石砌建的矮墙将窑室隔为前后室。在前后室的南壁各开了3个添火孔，窑炉尾部口径1.1米的圆洞为窑炉唯一的大烟囱基部，以石砌小孔与窑室相连。正是在这座不起眼的窑炉里，经过一番烈焰煎熬，最终诞生了最早的钧瓷。

如鱼得水的鱼国人 这幅雕刻于汉白玉石椁上的浮雕满溢着中亚和西亚的艺术特色与民族风情，但却出自中国山西太原南郊王郭村的葬于隋开皇十三年（593）的虞弘墓。 虞弘是鱼国人。他相继在北齐、北周和隋三朝为官，北周时曾掌管入华外国人事务。 但“鱼国”在哪里？虞弘为何能享用如此高规格的汉白玉石椁？问题至今无解。不过从虞弘的经历可知：在北朝到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热潮已深入中原腹地，西域胡人在中原已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摄影／李建生

图1 摄影／沈醒狮

上图中的两个拱形为左上图窑炉的一部分，即后室尾部的两个添火孔拱顶。在窑底和添火孔中发现了大量的草木灰，窑壁上涂抹有耐火泥，全部被烧结，局部被高温烧烤得流淌下来并呈熘状。这个窑形制特殊，其长形的窑室结构不同于常见的馒头窑、龙窑，而是从前向后斜降，并只有一个大烟囱排烟。专家认为其在物理热功上是合理的，从前到后依次生火烧制，有利于充分利用热能，提高烧成的温度。

◎◎◎公元前1300年左右，商朝的都邑在经历了很多次迁徙之后，第二十代帝王盘庚仍然决定再一次迁都。在他苦口婆心的动员下，众人来到了“殷”，此后商朝都邑再没有迁徙。图即河南安阳殷墟的局部俯瞰图，它占地近36平方公里，包括宫殿宗庙遗址、殷墟王陵遗址、洹北商城遗址。

水是河姆渡文化的源泉。姚江地区（上图）在河姆渡文化早期有着温暖湿润的气候，这里平原沼泽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水稻栽培，在遗址的文化层里有厚达20〜50厘米的稻壳堆积。由下面这张示意图（绘画／张瑜，资料提供／孙国平）也可以看出，几千年来适宜的地下水环境是各种有机遗物得以鲜活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

◎◎◎这幅壁画中的马王本生图栩栩如生，而龟兹古国在传说中便为“白马驮经”的起始点。“白马”驮来的异国宗教哲学，后来竟然成了普适华夏的庞大意识形态。（摄影／孙志军） 下图：克孜尔石窟群排列在东西长两公里的崖壁上，层层叠叠，鳞次栉比。土质外表是沙粘土，但其内则是很坚硬的岩石，故石窟能够保存上千年而至今。

人类的敦煌 公元366年，一位叫僔乐的行脚僧人来到敦煌南面的鸣沙山，当他见到眼前的三危山顶忽放金光，宛如千佛降世，便深感此处是佛教的圣地。于是，乐僔便在鸣沙山沿河的陡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莫高窟从此诞生。至大唐武则天时，莫高窟达到最盛，曾开有千余石窟，因此俗称“千佛洞”。 洞窟内有壁画、彩塑像、佛经等宝藏，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为人类留下了一个自信、宽容、多元、理想的文明盛景。摄影／孙志军

◎◎◎综合各处良渚墓葬的出土情况，我们发现玉琮与权力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出现有玉琮的墓，其主人身份一定特殊。图为反山遗址中出土的琮，重见天日之前，它在墓主人的左肩上方蛰伏了4000多年。它重约6500克，不仅体重惊人，而且纹饰繁缛华丽，相貌非常抢眼，所以得名“玉琮王”。

图为曾侯乙墓墓室俯视全景。曾侯乙墓发掘的消息轰动一时，当年随县县城只有四万多人，可涌上墓区围观的群众就有两万之众。公安、民兵和解放军组成的人墙屡屡被群众冲垮，直到空军派出直升机航拍墓区全景时，才说服部分群众暂时离开现场以便拍照。

图2 供图／孙国平

图1

上图是按照马王堆1号汉墓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史书的相关记载，利用半景画的形式复原而成的，表现的是辛追夫人下葬时的情景。从这奢华的葬礼中，当年偏居一隅的长沙国繁荣和富足程度可见一斑。下图为1号墓发掘现场。

◎◎◎经典的“龙门二十品”有19品出自这里——龙门石窟古阳洞。看洞顶那密密麻麻的佛龛之间，散落着契刻的造像题记。很难想象当年的工匠们是如何艰难地捏刀向上，腕出奇力，刻出令后世人震惊的魏碑书法的。

图1

◎◎◎当时贵族们的住宅大多是四合院模式，上图即为殷墟中的商代四合院建筑复原图。

点燃佛教之光的古格王国 巍峨的古格王城坐落于西藏阿里扎达县的象泉河南岸。９世纪时由吐蕃王室的后裔建起，17世纪时灭亡。 这里一直是西藏西部阿里地区佛教文化的中心。吐蕃瓦解后，佛教在这里重新找到立足点，当时古代印度的许多重要佛教教义，就是从这里传入西藏腹地的，佛教也由此在西藏逐渐达到全盛—在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上，古格曾点燃了佛教文化的光芒。摄影／徐波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鹦鹉是能言之鸟，唐代宫廷贵族多喜养其珍贵品种，《明皇杂录》中就记载有唐玄宗所养白鹦鹉“雪衣娘”的故事，由于皇帝的喜好，鹦鹉成为画家笔下表现的对象，鹦鹉纹也成为各种器物装饰流行的题材。此罐以鹦鹉为中心，折枝花相缠绕，构成一幅生机盎然的画面，反映出唐人祈求康宁、幸福的美好愿望。盖内墨书表明，此罐是用来贮放药物的。

上图为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钟上的铭文。正是这段铭文清晰地揭示了曾侯乙的身份和其下葬的年代，同时反映了当时曾、楚两国的关系。下图为曾侯乙编钟出土现场。积水还未完全排干，编钟已经露出全貌。

图3 田野考古工作对专业人员也许枯燥，但在外行看来却充满魅力，在田螺山遗址（图1）的古水田发掘中，工作者使用类似骨耜的现代铁制农具掘土（图2、图3），好像时光倒流了7000年。供图／孙国平

图2 ◎◎◎图1是秦始皇陵考古队根据考古探测资料制作的秦陵地宫模拟全景图。据探测，整个陵园范围约相当于近78个故宫。如此大面积的陵墓在世界上也属罕见。在陵墓中心区的地下还有保存完好的建筑遗址，布局为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有内外两城，内城的南半部大都为陵墓的封土占据（图2）。但秦始皇陵区并不限于陵园外城垣之内，在广达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均发现有秦代文物遗址。

◎◎◎图为清朝河南太守德林精选龙门魏碑书法后的题记。选题记的事也要刻碑题记，不知这件碑刻有否入选后世人的“龙门N品”？

图1 摄影/耿艺

河姆渡的发现改写了人类农业史、震惊了世界。上图为已故考古学大师苏秉琦1977年在发掘现场指导工作。人们的震惊是有理由的，下图是遗址第一期文化层中的一片树叶出土时的照片，它好像乘坐了时光机，光鲜亮丽得叫人不敢相信这是7000年前的树叶。

◎◎◎这是克孜尔第14窟中的本生故事画局部——兔王本生图。本生故事是指释伽牟尼成佛之前，他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前身世的轮回往事。据佛经上记载，佛曾作兔王，为仙人梵志宣说正法。时因天旱乏食，梵志欲离兔王而去，兔王不忍，积薪自焚其身，供养梵志。居中的画面，就着意表现兔王在火中焚身以供养修道仙人的故事。壁画中的修仙道人为裸体形象，体格雄伟、健壮近似欧洲人，面貌也像希腊人。摄影／孙志军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玉器产生的时候，玉玦是最早出现的非工具类的具有特定用途和含义的装饰品。早期它是一种耳饰，但这种装饰本身也具有标明身份的意义。上图为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玦。

◎◎◎鎏金龟纹桃形银盘。盘内中心以模冲技法冲出一龟纹，扭头摆尾，作爬行状，细部刻画生动逼真。龟纹涂金，金黄色的龟纹与银白色的盘体对比鲜明、和谐自然。龟喻寿，桃喻寿，龟桃和一，寄寓着长生不老的愿望。

图1

马王堆着衣俑 由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百多个的木俑来看，轪侯家的家吏和奴婢非常多。从他们的大小、造型和服饰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各自的等级和身份，既有歌舞俑，也有“冠人俑”（右）。歌俑（中）面目清秀，身着长袍，席地而坐，似乎在歌唱婉转悦耳的曲调；舞俑（左）面部丰腻，涂脂抹粉，身体稍微向前倾斜，体态轻盈，好像正伴随着歌声翩翩起舞。辛追夫人生前过着金声玉振、轻歌曼舞的奢靡生活，死后还随葬歌舞乐俑，梦想在地府继续尽情享乐。供图／文物出版社

图1

图2

◎◎◎图为清雍正年间绘制的《胤禎妃行乐图轴》（局部），在画面左上角的窗台上，放置了一个栽培水仙的菱形钧窑花盆，这大概是出现在古代书画上极少的几件钧瓷之一。花盆、花盆托是陈设类钧瓷的典型器，有意思的是，图1中的钧釉海棠式盘（修复），釉色天蓝泛紫红，内底釉面有“蚯蚓走泥”纹，而且运用了“裹足支烧”，与画中的花盆托有不少相似之处，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图2的钧釉红彩洗（修复），出土于遗址早期地层中，其上红彩的出现，可视作钧釉的雏形。

◎◎◎这是绘于第69窟中的鹿野苑说法图，内里残存的佛像为龟兹王与王妃。正是由于历代龟兹王对佛教的重视，才使得克孜尔千佛洞在当时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摄影/孙志军） 下图壁画中的佛像人物，在服饰方面既延续了印度佛教绘画的传统，同时结合了当时龟兹的民族特色，显得与众不同。菩萨皆以粗线条画轮廓，于轮廓内用晕染法敷色。这种画法是典型的“龟兹画风”早期样式，多见于此区壁画的早期作品。

◎◎◎这把银壶就是著名的鎏金舞马衔杯银壶。壶口偏在一侧，上面是一小巧的覆莲瓣式壶盖，盖顶和弓形壶柄由一条银链连接，壶腹部两侧各装饰有一鎏金的骏马图案。马儿前腿直立，后腿曲卧，口中衔有一只酒杯，仿佛正在翩翩起舞。由于采用了锤凸成像技术，马的形象凸起于银白的壶体表面，具有强烈的立体感，显得十分华美。

图为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座。一根粗大的木柱贯穿鼓身垂直于地面插在建鼓座中。在当年的发掘现场，积水逐渐抽去时，由于巨大的鼓身脱离了水的浮力，受腐蚀的木柱再也无法支撑鼓身的重量而折断倒地，留下了那次考古发掘中的最大遗憾。

图2 ◎◎◎秦陵地宫剖视图1。利用地球物理探测和考古勘探相结合的方法，人们发现在封土表层之下的中部位置，有一组台阶式墙状夯土台，夯土台顶部设有一座高达9级的高台木构建筑。据分析，这座建筑（如图2）可能是供皇帝的灵魂出游使用的。这或许也正是它为何隐于封土堆下的秘密所在。 摄影／陈旭

图2 ◎◎◎图1为北魏名将杨大眼出资供养的佛像及佛像旁的造像题记，图2为题记拓片。《杨大眼造像记》与《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并称“龙门四品”。康有为称其为“书法峻健、丰伟之宗”。

图2 “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中这样形容文字的出现使天地为之震惊，足见文字在文明史上的重要性。如今能被人识读的最古老汉字，即为甲骨文。殷墟宫殿宗庙区分布着众多甲骨窖穴，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其中最出名者是发掘于1936年的YH127甲骨窖穴。这个口径只有1.8米的圆形坑内，出土刻辞甲骨17096片，2图是当年装箱前搬起叠压着万余片甲骨的“灰土柱”的场面。图1为如今复原的YH127窖穴场景。

◎◎◎商代水陆交通都很发达，“舟”、“车”二字在甲骨文中屡屡出现。车即马车，以两轮间距算，当时马车通常宽2.2〜2.4米，双马驱动，可乘1〜2人，此图复原了商代马车的样子。绘画／熊坚

图1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玉这一具有观念形态的代表性的玉器，开始逐渐被玉璜等新的玉器种类取代。玉璜和玉都有两极，这反映了它们在内涵上的相似。上图均为崧泽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璜。

◎◎◎这件如小手指般大小的金梳背，套上梳齿后就成为了一把发梳，它是贵族妇女插在发髻上的装饰品。这个金梳背是用两片薄如纸张的金箔做成的，上面有用细如发丝的金丝盘编的花纹和直径0.5毫米的小金珠镶嵌。

◎◎◎能被岁月留存到今天的，都是一段奇迹。虽然对于庞大的秦始皇陵园来说，兵马俑坑的发掘只是揭开了其冰山一角，但是从这些秦人的形象上，我们仿佛还能感觉到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大帝国仍然和我们血脉相连。摄影／陈旭

◎甲骨文

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丝织物中，最为著名者当数这件“素纱衣”了。其缘为几何纹绒圈锦，面料为素纱，丝缕极细，共用料约2.6平方米，重仅49克，可谓是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它代表了汉初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上图是一个用出土残片修复的茶盏托，其上通常会配套有一个喝茶用的茶盏。除了这个独特的器型，在神垕钧窑遗址中还出土了多种其他器类，有碗、盘、洗、盒、盆、注壶、罐、瓶、香炉、器盖、枕等。

图2

◎◎◎克孜尔石窟壁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菱格画面。这是位于第17窟主室券顶上的菱格画，它采取单幅构图的形式，将券顶划分为许多的菱格，每一菱格绘一则故事。由于菱格的空间较小，所以画面采用少量的人物和衬景，并选取最能概括故事内容的典型情景表现，从而显得十分简洁明快。摄影／孙志军

◎◎◎玉璜的产生，也许因为玉在加工过程中容易断裂成两半。作为胸颈部挂饰，它是身份较高的女性的标志，一直流行至商周以后。按照其盛行年代，我们可以称距今6000〜5000年之间为玉璜的时代。璜的时代之后，在松泽文化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了灿烂的良渚文化，而比前一阶段更加繁复美丽的璜，也一跃成为这个新文化中的完备的礼器系统的一部分。图为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璜。

◎◎◎这只素面小银罐，上下以子母口相扣合，盖上后极紧，使空气完全无法进入，以至时过一千余年，它们白色的内壁仍然铮亮如新。即使在今天，我们用手工制作的金银器皿也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

曾侯乙墓彩绘乐舞鸳鸯盒，正是它身上的图案启发了考古人员，联想到编钟的敲击方法。

◎◎◎秦权。权俗称秤砣、秤权，是悬挂在秤杆之上可以移动的的铜、铁、陶、瓷、石质的器物 。秦权是秦政府批准的秤砣。

◎秦虎符上的篆书

◎◎◎犹如一朵蓝色的莲花静静地绽放，这就是神垕镇刘家门窑址中出土的钧窑天青釉莲瓣洗（修复），它的釉色几乎可以和同期汝瓷媲美，因此有推测认为钧窑最初是仿当时盛极一时的汝窑，在其后的发展中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图1

◎◎◎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本文作者姚士宏在克孜尔千佛洞考察研究时的工作照。作为中国较早投身克孜尔石窟研究的学者，姚士宏在与世隔绝、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保护研究克孜尔石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供图／姚士宏

图3

◎◎◎中心柱窟是克孜尔石窟最常见也是主要的窟型，它渊源于印度塔庙窟(支提窟)。右页下图为印度伽尔拉石窟第8窟的内景。两相比较，又有所别。印度的塔庙窟，塔有基座，上为覆钵丘及平头，塔刹一般与窟顶相连，整体形象完全是地面佛塔的翻版。而克孜尔的中心柱都为直通窟顶的方柱体，即塔变成了柱，塔中之像也变成了柱龛之佛。

◎◎◎在良渚文化玉器上最为多见并且贯穿始终的图案，就是神人兽面的神徽图案。这种神灵形象的多种变异表现形式与演变形态，构成了整个良渚玉器纹样的主流。1986年，反山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其内涵及造型的认识逐渐完善起来。我们发现在良渚文化各个遗址的器物上，对它的雕琢有极其统一的规范模式。这说明经过上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提炼，良渚人在神灵的崇拜方面，已几乎达到了一种类似“一神教”的程度。右页图为雕刻于反山“玉琮王”上的神人兽面神徽。

◎◎◎这件葡萄花鸟纹银香囊给我们呈现了唐代金银器复杂的内部结构。香囊的银制圆球形外壁通体镂空，上下两半球之间，一侧以钩链相勾合，一侧以活轴相套合。下部球体内设置两层银制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巧妙地联动球壁和半圆形金香盂，转动十分自在，香盂保持平衡。盖顶铆有环钮，上套精致链条，环钩弯曲，可悬可佩。

编钟的钟架特写。钟架是铜木结构，全长10米左右，上下3层，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人形圆柱承托。

◎◎◎兵马俑是秦陵的陪葬品之一，秦俑军阵反映的是始皇帝生前率领千军万马征战六国、统一天下的壮观场面。经考古工作者精心修补后的兵马俑，一个个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地站了起来。他们的大小和真人一模一样，清一色的战士装束，身着铠甲和战袍，排列得整整齐齐，肃立在一道道隔墙之间，俨然是一个威武的地下军团。

◎毛公鼎上的金文

琳琅满目的丝绢 这张长寿绣“黄绢”（局部）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绢类中的精品。绢类织物为平纹组织，质地轻薄，坚韧挺括平整。其种类很多，在古籍中虽然有不少解释，但在马王堆出土的实物中却很难区别。细密的又称为缣，轻薄的则称为纨。其中，缣的经纬度每平方厘米为68x22根纱，并不很细密，比起一般绢来显得太稀了。这种所谓的“缣”，因为用作锦袍、枕巾、夹袱边缘的细绢，起经密度每厘米已达100根以上。因此，在平纹织物中，除将经纬线稀疏得可以看出明显方孔的另称为纱外，其他平纹类素织物，一般统称为绢。约在魏唐之际，绢正式成为一般平纹类素织物的通称。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绢不少，最令人注目的是用于锦饰内棺外面装饰的羽毛贴花绢，这是首次发现。下图是墓中出土的精致绢质帛画局部。供图／文物出版社

◎◎◎这是从遗址中出土的一对注壶（修复），窑址中出土的大多都是没烧好的废弃品，左边这件为没有达到烧成温度而烧坏的废品，右边这件已经挂上钧釉，但釉色仍不理想。除了与同时代其他器物的对比，能进一步证明钧瓷始烧于北宋晚期之外，这对注壶还体现了钧窑的独特烧制方法，即厚釉工艺：先将坯体素烧，然后再多次施釉，才能烧成厚釉钧瓷。

图2 ◎◎◎祭祀是商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杀人祭祀的场景十分常见，从甲骨卜辞看，用于祭祀的人牲可能主要是战争所获的异族成员。图1为1970年发掘的一个祭祀坑场景。殉葬同样需要人作为“牺牲”，此外，马车作为高贵身份的象征常用来作为陪葬品。图2是殷墟西区2005年发掘出的一个并排5辆车的车马坑。

图4

◎◎◎熏炉也叫香炉，用其焚烧香料，抑菌除秽，醒脑怡神，净化环境卫生，调整人的精神状态，是唐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唐代，熏炉的用途是多种多样的，朝廷朝会之日要使用，皇帝的御衣，每天也都要由宫女熨烫、香熏。熏衣时，于熏炉上再套放一个镂空的笼子即熏笼，然后将衣物放上面熏之。何家村出土的这件五足镂空银熏炉整体造型舒展大方，风格凝重典雅，是一件观赏性很强的室内摆设用具。

图为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均钟，最初已无人识得。它形如棒槌，器身狭长，岳山低矮，共鸣箱小到使乐器失却实际演奏价值的地步。经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考证，该器就是《国语》中所载专为编钟调律的“均钟”——一种古代的正律器，的确不是一种用于实际演奏的乐器。《吕氏春秋》上说，黄帝派他的乐官，一个叫伶伦的人，从大夏之西一直走到昆仑山的北边去创造乐律。伶伦以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标准，用溪山谷里圆直均匀的竹管制成律管，分别确定了六吕、六律，成了乐律的创始人。均钟身上多处彩绘12只一组的凤鸟，正是伶伦以凤凰的鸣叫声为标准制定12律的象征。

◎◎◎这副石质铠甲是从封土堆下东南内外墙之间的K9801陪葬坑中出土的。它们的大量发现，推翻了先前公认的“秦军无胄”的定论。不过，虽然这些石铠甲做工精细，尺寸也适合真人穿戴，但从材质来看，因它质地太脆，并不实用，可能只是作为明器而使用的。

◎敦煌汉简上的隶书

图1

◎妇好墓出土的夔鋬象牙杯

图5 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稻谷和稻壳向我们证明了河姆渡有发达的稻作农业，骨镰形器（图1、2）、骨耜等许多原始农具也在为我们生动地描述着河姆渡人的劳作场景，猪圈（图4）、陶塑猪（图5）以及猪骨骸的出现更使河姆渡人有荤有素的餐桌浮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图3为田螺山遗址出土的骨耜。摄影/沈醒狮

◎◎◎位于克孜尔千佛洞前的鸠摩罗什塑像。摄影／孙志军

图1

图为曾侯乙编钟上有关乐理的铭文。钟铭的发现，导致人们对中国先秦乐律学水平认识的彻底改变。诸多关于先秦乐理的难解之谜，都在曾侯乙编钟铭文中找到了答案。

◎百戏俑

◎公正的明代楷书

五彩斑斓的刺绣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数量最多的要数刺绣。这些色泽如新的刺绣珍品都有着吉祥而极富诗意的名称，著名的有“信期绣”（右图）、“乘云绣”（下图）、“长寿绣”、“茱萸绣”等等。这些绣品所使用的绣线多达14种，每件分别以3〜5色丝线用锁针满地绣出转折复杂、组合自由的变形为云纹、花叶纹、动物纹、几何纹、文字等几类图案，配以绛红、朱红、土红、土黄、豆绿、蓝等色彩，形成了庄严而富丽的艺术效果。譬如右图的烟色菱纹罗地“信期绣”，绣品的图案中有云彩、花草、写意的燕子，使人联想到明媚的春光和万物的生长，表达了汉人祈求幸福生活与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信期绣”线条细密，轻云舒展，枝蔓卷草，连绵不断，很有后世缠枝花纹的艺术风格。其针法细致流畅，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都超过了锦。

图2

◎花东M54号墓出土的玉刀

印度最富盛名的阿旃陀石窟外景

图2 ◎◎◎图1为刻有鸳鸯莲瓣纹样的金碗，它用赤金制成，圈足内侧写有“九两半”三字。按唐代1两合41.7克计算，此碗的重量将近400克，尽显富贵与大气。图2为何家村金银器窖藏出土的开元通宝，这是今天民间难以收藏到的专门为宫廷赏赐、娱乐而制造的金开元。

图1

◎箕踞姿俑

◎魏晋残纸《李柏文书》

图3

◎妇好墓出土的玉牛

田螺山遗址被发掘之后，我们对河姆渡的研究和了解有了最新最科学的资料。这里出土的鱼骨（上图，供图/赵志军）等动物遗骸以及橡子、芡实、菱角、酸枣、薏米、稻米、葫芦、蕨菜等植物遗存，说明河姆渡人吃得已经比较丰富了。

图为河姆渡出土的菱角，摄影／沈醒狮

阿旃陀石窟中的菩萨皆袒露上身，头发成波浪形

锤揲

图2 图1为曾侯乙编磬出土现场。图2是曾侯乙编磬。编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质打击乐器。曾侯乙编磬是我国先秦编磬中件数最多的一套，全套共32件。

◎跽姿俑 ◎◎◎工匠们在塑造兵马俑的时候，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创作的，艺术手法细腻、明快，形象生动，神态逼真，可谓千人千面，栩栩如生。陶俑装束、神态都不一样。从它们的装束、表情和手势就可以判断出是官还是兵，是步兵还是文艺兵。从这些具有典型秦代写实风格的俑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非凡魅力、活力四射的帝国文化背影。很难想象，一个以强权独裁著称的皇帝的地下王国里。竟然埋藏着如此充满生活气息的俑阵。

图4

◎妇好墓出土的玉长冠鸟 直属于殷王室的手工业工人有很多，他们在甲骨文中被称为“百工”。殷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器等，多由他们制造。在动物形象的玉雕中，有写实的虎、熊、象、马、牛、羊、猴、兔、鸮，也有非写实的龙、凤、怪鸟，在它们身上可以看出商人的细腻观察与广阔想象力。右图妇好墓出土的夔鋬象牙杯，用绿松石镶嵌出精细的纹饰，便使它超出了饮器的功能而成为一件艺术品。

麦积山石窟是中国典型的汉式崖阁建筑

焊接

◎◎◎环形玉器是良渚文化龙首纹的主要载体，周向式的表现方式使载体本身成为龙身的象征。这种表现方式与红山文化的玉龙以及青铜时代的龙形玉等极为相似。但是这一后来成为中华民族图腾的龙形象在良渚文化中并没有占据首要地位。中国龙文化究竟发源自哪里？学界一直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与“龙”这一形象拥有的复合性一样，中华文明也具有广泛的文化基础。

曾侯乙编钟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国宝中的国宝。沉睡于地下两千四百多年的曾侯乙编钟得以重见天日，是我国文物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轰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

图5 ◎◎◎这个跨页中的5件瓷器，是中国红色瓷器的代表，而这种炽烈的颜色出现在瓷器上则是从钧瓷开始的，越到晚期出现在瓷器上的红色层次越丰富。图1是北宋钧釉红彩玉壶春瓶（英国大维德艺术基金会藏），窑工对钧瓷红釉的控制已炉火纯青，红色如彩霞般流畅；图2是明洪武年间的釉里红松竹梅纹玉壶春瓶，以釉下铜红彩描绘，色彩精细而稳定；图3是明永乐年间的鲜红釉高足碗，鲜红釉又称祭红、宝石红，也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红”；图4是清康熙年间的豇豆红釉菊瓣瓶，豇豆红釉又称桃花红、美人霁，仔细看红釉中有泛绿色的苔点，烧成难度很高；图5是清雍正年间的胭脂红釉盘，这种红色像女性化妆的胭脂之色，又称为洋金红，是受西方影响后加入微量的金元素作为着色剂烧成的。（图2、3、4、5为故宫博物院提供）

◎◎◎司母戊鼎，以巨大体量显示出铸造工艺之高超，以饕餮等纹饰呈现出宗教气氛之浓厚，以匀称的造型体现出雄伟壮硕之美，可谓商代青铜器的巅峰之作。

惊喜不仅发生在田野考古现场，在对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供图/赵志军）进行室内整理的时候，狗头骨、牛头骨、鲸鱼肋骨、梅花鹿、四不象鹿、水鹿、龟鳖甲、金枪鱼脊椎骨、犀骨……随着对这些骨骸名称的确认，人们一次次惊叹于田螺山人上山下海征服各种动物的能力。

麦积山石窟的泥塑已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錾刻

◎◎◎早在元代，就有一位名叫朱德润的学者将良渚文化的龙首纹玉器著录于《古玉图》，名之为“雕玉蚩尤环”，书中记载的玉器与瑶山遗址出土的龙首形玉镯（右图）非常相似。将传世品与发掘出土器物统一考察可见，龙首纹是自良渚文化融合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

◎◎◎当人们认为已经熟悉殷墟时，洹北商城的发现，又开拓出新的探索领域，数千年前商人的辗转命运，还有多少是我们所不知的？道路漫长，对殷墟的理解只是刚刚开始。这里是商王朝的辉煌地与颓败地，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这里是永恒的殷墟。

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发现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以及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年代都超过1万年。什么叫栽培稻呢，从现在的栽培稻与野生稻的标本照片中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高矮胖瘦”的区别，而要在一代一代的后代中积累这种区别，则是非常漫长的过程。讨论农业起源，稻的进化与人类农业的进步是我们必须要区分清楚的两回事。供图/赵志军

鎏金

◎曾侯乙墓十弦琴

说到农业起源，位于河南中部的舞阳贾湖遗址是一个重要案例。从贾湖遗址浮选出土的10类植物遗存的出土概率统计表可知，其中稻谷、马唐属和稗属这3类与农耕生产活动有关，野大豆等7类与采集活动有关。显然，与后7类植物相比，前3类的出土概率没有优势，这说明稻谷在贾湖人的植物资源中并没有占主导地位，采集仍是他们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贾湖的研究可以做得这么清楚，得益于细致科学的浮选工作。为了揭示河姆渡人的生活状况，田螺山遗址从发掘工作一开始就注意采集数据，为得出科学的统计数据做准备。这种量化工作需要的时间比较长，目前还没有得出最终的统计结果，但是据其他方面证据推论，田螺山人所处的农业发展阶段和食物构成很可能与贾湖人的类似。供图/赵志军

◎唐代九霄环佩琴 琴，至晚在西周已是十分流行，《诗·关雎》即有“琴瑟友之”之类辞句。曾侯乙墓十弦琴是目前所知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琴的实物，与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七弦琴不同，这种琴被视为传统古琴早期的南方形态。它多出3根弦，涉及到演奏手法、音乐风格、音阶韵律、琴的音响性能等一系列变化，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图1

◎曾侯乙墓排箫

图2 农业的发展，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能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脱离生产，从事其他活动，人类的文明也由此有了一步步的飞跃。由这个道理来反推，如果在某处遗址发现人类的活动已经创造了脱离生产的很多成果，那么我们可以推论这处遗址是有一定的农业生产作为支撑的。虽然河姆渡时的人还没有进入完全的农业生产，但是编织、制陶、雕刻等技能伴随着农业的发展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中，芦苇编结物（图1）、粗绳子（图2）等用品多有出现，它们与农业一起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供图／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清宫排箫 排箫的形象在汉代石刻、魏晋造像甚至隋唐壁画中尚能见到，往后便难觅其踪了。曾侯乙墓出土的2件排箫实物，是迄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竹制实用乐器。其与河南鹿邑出土的商代骨排箫、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石排箫造型一致，均由13根参差不齐的小竹管并列缠缚而成。清宫排箫为清儒根据古人文字记载想象出来，其长管在两边，短管居中间，状如双翼。

图3

◎曾侯乙墓笙

图4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件马鞍形扁方残块（图4）上阴刻着对称的成捆绑扎的稻穗，两侧稻穗因谷粒饱满而下垂，另有一件阴刻着猪纹图案的圆角长方钵（图3），它们反映了农业发展与家畜饲养的密切关系。其实在其他的农业考古遗址里，家畜饲养的遗迹也多有发现，农业、定居、蓄养与人口繁衍，这些因素互相纠缠着发展，共同促进着人类的进步。供图／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清宫十七簧笙 笙的起源极早，并一直沿用至今。今日通行全世界的键盘乐器，溯其源头，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国的笙。曾侯乙墓中发现的5件笙，是这种乐器较早期的形态。可贵的是，墓中还保存了带有调节音高的点簧物的竹制簧片。其舌与框的缝隙间，连发丝都难以插入，完全合乎科学的发音原理。

图中的三个区域分别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地区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中心区、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地区的中国南方稻作农业中心区和以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热带农业的起源区。这三个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的区域共同书写了中国农业起源的历史。

◎曾侯乙墓瑟

◎扬州文庙清代瑟 瑟这种久已失传的古乐器虽非首次发现，但曾侯乙墓中所出土的瑟在年代上较早，数量达12件之多，且大多保存完好，这在考古史上是空前的。尤其是这些瑟的造型、制作及彩绘的精美，更是以往出土古瑟中所罕见。墓中多达1358枚的瑟柱，以其不同的形制、尺寸、选材和用材方法，反映出当时人们精益求精的匠心。

◎曾侯乙墓建鼓

◎清宫建鼓 建鼓历史悠久，三千年前的商代至西周之际已有，是我国出现最早的鼓种之一，战国时代广泛应用。曾侯乙墓出土的这面建鼓（鼓为实物复原），是目前所知我国年代最早的建鼓实物，距今两千四百年历史。鼓框木制，两面蒙皮，鼓身中间垂直贯穿一根木柱，并牢固置于建鼓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