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粉末状的珐琅彩料是清宫旧藏。宫廷的画瓷工人用进口的多尔那们油调匀这些彩料，不再添加其他的粉质，将其绘制在瓷器表面，经过600℃左右的温度焙烧后，颜色会稍有改变，色彩斑斓的纹饰会牢固地依附于瓷器表面，且呈现出晶莹透明的玻璃质感。供图／吕成龙

在北京孔庙国子监内的石碑上面刻着篆书及繁体字。

这是乾隆时期的《围猎聚餐图》，描绘了乾隆一行围猎后煮食鹿肉的场面。刀、筷并用应该是那时的风尚。

这是山西永济市东姚温村的一座砖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570）。月夜当空，它像一位孤独的女子，满怀心事地注视着远方，思念着永远也不会归来的亲人。摄影/李向东

杨永泰（1880-1936年） 作为蒋介石的军师，杨永泰熟悉中国近数十年官僚政治的“暗盘”与“底账”，且能“善体圣意”，将蒋的政治心理揣摩得八九不离十，他向蒋条陈时事意见，深得蒋器重。然而，一旦淌入这池浑水，就让他欲罢不能，最终为此殒命。这对他来说，真是莫大的不幸。

这个青铜鼎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大。它通高只有38.5厘米，却用四面写实的人脸浮雕营造出颜面硕大、体量宏伟的感觉。它叫人面纹鼎，1959年出土于湖南宁乡，是商代晚期的作品。人面虽然写实，却有角有爪，看起来亦人亦神亦兽，与商文化中心区的器物纹样十分不同，应该是融入了地方宗教特色。

这是一只小巧的雍正时期珐琅彩山水纹碗上所展示的画面，山石层峦叠嶂，树木疏密有致，山间的小屋影影绰绰，画风俊秀、雅致，俨然一幅绝妙的工笔淡彩山水画。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人命关天。因此清廷实行死刑监候案件由中央行政要员秋审制度，但这种制度存在诸多弊病。图为清末 法律改革家沈家本对秋审制度提出修改建议的手稿。摄影/余荣培

1959年10月1日，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前举行了阅兵仪式和七十万人大游行，庆祝共和国的十周岁生日。

位于江孜古堡前面的大片油菜花开得十分耀眼和灿烂，在蓝天、白云和黛青色的山峦映衬下，青藏高原所特有的博大、苍茫和幽静的本色体现得淋漓尽致。

1907年《益森画报》第五期刊出一幅《厮役演说》：位于京师西四牌楼毛家湾的振懦女学堂门口，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仆人对学生家长及仆人们演说“阅报之益”，讲得“津津有味，颇能动听”。可见当时演说之风的盛行。

这座长方形的四合院，即20世纪30年代的北总布胡同24号院，梁思成和林徽因曾于1931-1937年在此居住。白雪皑皑的院落中，透着寂静。院门旁的小木马，也许是在这里出生的梁家小儿子梁从诫小时候最喜爱的玩具。供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著名漆器艺术家郑益坤设计制作的巨幅漆画屏风《凌波仙子》，现陈列于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正门处。

这件青瓷甬钟胎面灰白，内外施釉，釉感极佳。器型与青铜甬钟十分相似，仿制得惟妙惟肖。甬钟是先秦时期最为主要的青铜打击乐器，频频出现于隆重的祭祀及盛大的宴飨。在那缓慢悠长的打击声中，袅袅余音，托载着的是贵族们对上天的祈祷和希望。

鬃人是北京独有的特色传统民间手工艺品，其始创于清朝末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巴掌大小的鬃人造型华丽、惟妙惟肖，穿戴扮相以及脸谱、把子，都完全和京剧舞台上的演出一样。通过有节奏的敲击，一个个鬃人仿佛真的“活”了，在小小的铜盘上，上演着一幕幕传统的精彩好戏。

尉迟恭

图1

杨永泰针对红军实行政治建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的特点，向蒋介石呈递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政治剿匪”计划。他的这一建议可谓老谋深算。老蒋照此实施，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显示了威力，迫使中国工农红军西去。杨永泰也因“剿共”有功，在政坛上更是一时风生水起。图为1934年集结于湖南的国民党一部出发“追剿”红军前的情景。

殷纣身死，国都为墟。这里是河南安阳，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殷墟。它横跨在安阳洹河两岸，有着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众多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制骨作坊对殷墟的发掘，是一个长期而有意义的过程，因此发掘活动本身也成了这里的一道景观。上图这个场景，就地复原了殷墟郭家庄M160号墓的发掘情况。摄影/耿艺

唐英在清代陶瓷发展史上举足轻重，不仅在雍正年间，在乾隆年间也很突出。图中这件青田石唐英雕像，是乾隆十五年他被短暂调离九江前往粤海关之前由汪木斋所刻，此时唐英已68岁。值得一提的是，这件雕像曾为我国大收藏家王世襄收藏。供图／吕成龙

图2 1958年底，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审查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建筑设计方案（图1）。为了领导们能更直观地了解整个规划，当时的设计建造部门还制作了下图这样的模型（模型拍摄角度标记为：天安门东侧，望西南），它类似今天房地产销售中使用的“沙盘”，从这50年之前的“沙盘”上，可以清楚地想见建成之后的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会有多么壮观。

1901年，沈家本住进了这座位于北京宣武门外金井胡同的宅院，并在这座院落中建了一座二层小楼“枕碧楼”，沈家本晚年对于中国法律做出深入研究和思考的大量著述就是完成于此处。只可惜，今天住在院子里的居民很少有人关心这位曾改变了中国法律制度的“大人物”了。摄影/余荣培

这是一幅作于1660年的布达拉宫版画。画中的宫殿依山垒砌，群楼重迭，殿宇嵯峨，气势雄伟，有横空出世、气贯苍穹之势。自17世纪以来，这里始终为整个世界所景仰。

图为1919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门前的学生演讲。当时的热血青年希望通过街头演说向民众传达民主、科学的思想，将胸中的文章通过自己的口直接传播到公众的意识中。比起白话文运动的“我手写我口”，演说则是“我口说我心”。

曾经雕梁画栋的门楼如今只剩下斑驳的红漆门框，下面是小山一样的垃圾，已远远找不到左页院落的静谧。也正是从这座门楼下，徐志摩、沈从文、萧乾等风流人物都曾翩翩而过，去赴梁思成夫妇定期举办的文化沙龙。

在人民大会堂的接待厅门口，上图这幅《迎客松》铁画成为大会堂50年历史的见证者，半个世纪以来，迎宾大厅不知举行过多少隆重的迎宾仪式，这株铁打的《迎客松》也不知在此笑迎过多少中外宾客。

图为亭子桥窑址考古发掘现场。此次发掘的7座窑炉遗迹都建在一个小山坡上，窑炉的坡度比较缓，这样的坡度刚刚好，如果坡度太平，火爬得太慢；坡度太大，火又爬得太快，都浪费燃料。

图为康熙初年的铁鞘刀筷。

图1晋南独一无二的巨商豪宅——万荣李家大院的一座门楼，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门楼的整体轮廓高、直、尖，线条轻快，造型挺秀，有十六世纪欧洲“哥特式”建筑的风格；而它表面的砖雕图案却是典型的晋南民间艺术。李家经商，崇奉儒释道文化传统，以仁义为本，多行善事，因此“李善人”之名闻名遐迩。上图这个刻在门楼背面墙上的“善”字，也正是李家大院的独到之处。

珐琅彩墨料牡丹纹碗是雍正时期少有的单色珐琅彩瓷器，这种单色珐琅彩一般会有同样器型和纹饰的彩色器物与之相对。洁白无暇的瓷碗上，浓淡不一的墨色，勾画出独特的中国意韵，另一侧还有唐代诗人韩琮《牡丹》诗中的两句烘托：嫩蕊包金粉，重葩结绣云。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1

图为1909年沈家本与子孙于枕碧楼前的合影。中间端坐的老人便是时年69岁的沈家本。沈家崇尚忠义爱国。后排右一是其女婿汪大燮，五四运动前任职于巴黎和会外交后援会的他将外交失败的讯息秘密告知好友蔡元培，蔡遂转告学生，从而使那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酝酿起来。

这幅由荣赫鹏的随军记者兰登拍摄的照片反映了英军向江孜方向挺进的情景。该记者在日记中说：“西藏真是一片毫不设防的土地，即使在狭窄的山口，英军也能鱼贯而入。”

这张梁思成、林徽因的合影摄于上世纪30年代，也正是他们居住在北总布胡同的时间。虽然在这里只租住了7年，但这一时期却是梁思成人生中的重要阶段——他参加了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中国营造学社”，并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投入到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中。供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图2 铁画《迎客松》的枝干到主干的组接奇巧无比，重重叠叠。枝干上一圈一圈的鳞皮，有凸有凹，有明有暗，正是各种形状的锤痕所显示出来的效果（图1）。而它的每一节小树枝，由60到80枚松针为一组锻接而成（图2）。

图为他的女儿储金霞，他们也是当年《迎客松》的主要创作者。由于在人民大会堂陈列的时间比较长，《迎客松》也面临老化的情况。

亭子桥出土的青瓷标本尽管大多数都已经残破不堪，但从这些支离破碎的残片中，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越国官窑的生产规模有多庞大了。

图为西藏七星刀筷。

单雄信

图2

图1

在以素白釉地为主的雍正朝，色釉珐琅彩十分稀少，尤其是将作为皇家专属色的黄色做底色的更是弥足珍贵。图中淡黄地珐琅彩兰石纹碗正是这样一件瓷器，它造型优美，一侧题写有黑彩的“云深瑶岛开仙迳，春暖芝兰花自香”诗句，并配有“佳丽”、“金成”、“旭映”三枚胭脂彩的篆体闲章。右图是碗的局部放大，其本身就是一幅极文雅的图画，绘制的精细程度也能从中窥见一斑。

为了设计大会堂，工人、学生、教授，以及西安市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等全国各地的设计单位纷纷献计献策。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提出了84个平面方案和189个立面方案，图2为他们拿出的平面图（下层图）和立面方案（上层图）。

1898年，法国某画报刊载了这幅义和团拳民遭清廷官军处决的图片，图中可见刑场周围站满了围观的民众。沈家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斩首示众”制度未必能达到警示众人的目的，反而愈长凶暴之风，也会令人心麻木。他提出改革行刑制度，效法西方，秘密执行死刑。。

荣赫鹏的随军记者兰登

2002年8月，在老艺人的指导下，工人们对《迎客松》进行维修时的情景。供图／储金霞

上图是亭子桥出土的众多烧坏掉的窑变瓷碎片中的一片。在今天看来，一件瓷器如果是“窑变”瓷，那其价格也会因此陡增。但是据一些专家说，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窑变瓷器却被视为不祥，尤其是官窑中出现的窑变瓷器，往往被砸碎。

穆桂英

图3 图2为清代商人周万忠所建的绛县乔寺碑楼，有12米宽，20多米高。单看顶部，你会以为那是一座华丽的宫殿，看下面的砖雕，你可能又会以为那是一座极尽华美之能事的影壁，但下面接连7个碑室又会告诉你，这确实是一座碑楼。碑楼的侧面（图3），砖雕艺术更是让人折服，各种精妙绝伦的纹饰，透露出一股逼人的富贵之气。

图2 武丁的许多卜辞，都与妇好有关，足见爱她之深。然而她33岁时就去世了，陪葬品异常丰富。其中这件三联甗，将三个青铜蒸锅连在了一起，是商周青铜器中独一无二的造型。方彝是商王朝晚期的一种特殊酒器，妇好的方彝（图2）器身犹如两个方彝组合起来，因此被称为“偶方彝”。

枷刑

平安胡同是人民大会堂附近少数几个没被拆除的老胡同之一。1959年，这里的老居民李大爷（左图）还是26岁的青年，让他无比自豪的不仅是大会堂的修建，他还在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火车站的工地上担任小队长。回忆起那段“大热大干，小热小干，越热越干”的峥嵘岁月，李大爷说，那是他一辈子的骄傲。摄影／余荣培

这幅油画描绘的是18世纪苏格兰人波格尔向班禅喇嘛献哈达的场面。他很欣赏藏地文化，曾这样写道：“当开化民族陷入无止境地追求贪婪的时候，你们却在荒山的保护下继续生活在和平欢乐之中。”

图1

张飞 从上到下依次为早期鬃人、传统鬃人和白氏鬃人。早期鬃人的服装系用纸剪成，所绘花纹简单而粗犷；流行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传统鬃人，其胳膊造型很像皮影；白氏鬃人服装造型都更加细腻，尤其是增加了腿部的动作，使鬃人的把式更加传神。

这是位于绛县南樊镇的一座牌坊，牌坊的主人为从明代开始在当地做生意的贾姓家族的老妇人李氏。李氏19岁丧夫，立志守节不嫁，独立支撑门户，养育子女成为有出息之人。后人深受感动，为她立下这座牌坊。这座流檐翘角的牌坊像一个标识、一个象征，代表着封建社会所有女性的共同命运。

武丁通过一连串战争，将商的版图扩大了数倍。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功劳，要归功于妇好。她是武丁的妻子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女将军，曾多次带兵出征，卜辞中说她最多一次带一万三千人去攻打羌方。这件刻有『妇好』铭文的钺是她的兵器，长39.5厘米，刃宽37.5厘米，重9公斤，体形巨大，足见她力量过人。

图1

笞刑

图1

矗立在江孜古城中央的悬崖峭壁上的宗山古堡地势险要，整个古堡群错落有致的雄踞山顶，像一条桅杆很高的船在天上漂浮，在年楚河平原中央显得雄伟峻峭。

当年，没有电焊机，全部是通过手工，一根一根锻打出来，然后加工成松花、松枝，耗费的工时不计其数，真可谓千锤百炼。在连接主枝干的时候，工人将刚刚从炉里烧红的枝干趁热合成在一起，持续的时间只有几秒钟，需要多人配合，步调一致。摄影／李健

这件用于煮肉的长方形兽足炙炉亦为越国特有的仿青铜器物，器型独特，造型、纹饰也都相当讲究，越国陶瓷工艺技术的精湛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旧时，能够被立坊旌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经皇帝批准并颁发圣旨后方可修建。“圣旨”二字，镶嵌在牌楼上方，足见其死后之荣耀。“孝碣龙盘铭至性，清台凤举仰高风”，这是书写在李氏牌楼上的楹联。拥有这样的评价，也许是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女人的最高荣誉。摄影/刘永昌、陈欣

这是个颇具争议的动作。相传为湖南安化出土的“虎食人”卣（yǒu）上，虎真的在吃人吗？两者的动作为什么会如此亲密？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认为，这是巫师利用虎来沟通天地。

雍正对瓷器的要求极高，在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的史料中，留下了很多皇帝对瓷器的评语，这组图中的两只碗正是雍正皇帝所评价的一优一劣。图1的珐琅彩蓝山水图碗，曾于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呈送给皇帝欣赏，他当即评价道：『珐琅画青山水甚好』。两个月爱不释手的把玩，皇帝仍对这件瓷器赞不绝口，数次跟臣下说起，并赏赐了绘制这件瓷器的画家邹文玉十两白银。图2这件珐琅彩黄地云龙纹碗，则是雍正皇帝不喜欢的类型，看到这个碗，皇帝连修改建议都懒得提及，只是淡淡地说：『此颜色、画法俱不好，珐琅亦粗糙。』

凌迟 19世纪时由广州外销的水彩画，皆为清代刑罚，这些残酷的肉刑在清末法律改革时均被废除

图2

图1

图为人民大会堂刚建成时福建厅内的陈设。从这个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工艺品在整个会议厅中的位置。供图／赵庆伟

这口胎色灰白、釉色泛黄的青瓷丁宁，是吴越地区独有的乐器。它无论是在造型还是施釉、烧造工艺上都已经相当成熟，甚至超过了明清时期一些民窑烧造的青瓷。

晋商后代杜学诗老人站在自家的护家楼前，向我们讲述它的历史和家族曾有过的荣耀。尽管经历数十年的风雨吹打，这座护家楼已显残破，但它庞大的身躯仍能让人感受到其作为防御设施的坚固与厚重。

司母戊鼎的鼎耳（左图）上，也有“虎食人”的图案：一个人头被夹在张口相对的两个怪兽中间，这与妇好钺上的纹饰如出一辙。这种构图，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巫师操蛇的动作非常相似。

图2

图为沈家本家乡浙江湖州制作的沈家本法律文化主题壁画的局部：“礼法之争”。当年，沈家本与张之洞是法、礼两派的代表人物，这场争论乃是清末法律改革的斗争重心。摄影/高勇年

图3

图2 为抵抗以荣赫鹏为首的英国远征军的入侵，藏民组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披甲骑兵队（图1）。他们都配上了当时藏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大刀、弯弓、弩矢和土枪（图2）。沃德尔作为英国远征军的随军记者，他曾这样描述藏兵：“这些士兵，武器装备之落后简直令人咋舌，他们在时间上被上溯到了中世纪。”

图中这位站着的老者是福建著名漆器艺术家李芝卿，他正在指导弟子在花瓶上描金。摄影／侯民杰

图1

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除了神话中的动物如饕餮、夔龙等等，另一类便是自然界中存在的，比如鸟。在商代，这些动物纹的重要意义便是帮助巫师沟通天地。

图4 款识历来集尊贵、荣誉、自显、认同及识别于一体，所展现的是雍正珐琅彩瓷器上的款识。图2、图3两款在雍正官窑瓷器中比较典型，分别为：青花楷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圈；蓝料彩宋椠体“雍正年制”四字双行款，外围蓝料双方栏。图4这款，在一枚饱满的寿桃内署胭脂红彩楷体的“雍正年制”四字双行款，极为独特，很有可能是为祝寿而作。

沈家本先生一生著书不辍。除了诸多修改律法的手稿外，还有几十种研究法律的著作，比如洋洋一百二十余万字、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全面系统考释的《历代刑法考》。另外，也有诸如读史杂记随笔类的《日南随笔》和沈家本一生的诗歌集《枕碧楼偶存稿》。摄影/余荣培

图4

这一对神韵独特、质地轻巧的仿紫铜狮子便是李芝卿的杰作，它们至今摆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

图2 青瓷盉（hé），是古人用来温酒的器具。图2这件耳面饰刻画有叶脉纹的青瓷鼎是典型的越式鼎，鼎足外撇是其标志性的造型。

从上到下四张图展现了鬃人制作的部分工序，那个看似《西游记》中小鬼的是鬃人头部泥模子，然后是在晾干后的模子上精心绘制鬃人的面部表情，赋予它以灵气。鬃人虽小，服饰可不简单，而且要为不同的人物造型量体裁衣。最下面是鬃人底部的猪鬃，这正是让鬃人动起来的秘密。

图3

图为湖州沈家本主题壁画局部。沈家本晚年避居枕碧楼小园著书，写下诗句：“与世无争许自由，蠖居安稳阅春秋。”他一生研究中国历代法律，阅尽春秋，对世事的洞悉与体悟岂是常人可比。摄影/高勇年

图5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役拉开了序幕，工人们以“某指挥部全体战士”这样庄严的身份，纷纷写下“决心书”、“保证书”、“向党的保证和誓言”，向毛主席保证：一定完成任务（图1）。来北京参加会议的少数民族妇女同志也来添一把力（图2），镜头之外，在她们身后还有高高举起的标语：“学习你们的共产主义风格”。随着施工的进展，木工能手（图3）、制模能手（图4）等各路英雄豪杰涌现了出来。图5为“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大会堂工地现场举行的文艺庆祝活动。积极分子们还得到了光荣的锦旗，上书“你们的热情劳动有力的支援了天安门大礼堂工程的建设”。

宗山古堡的建筑群在1904年的那场战斗中损毁严重，就连白居寺大殿里的壁画也没有躲过此劫，到处都留有被远征军的枪弹袭击过后的痕迹，一派伤痕累累的景象，仿佛在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入侵者的罪证。

青花斗彩是景德镇陶瓷传统彩饰方法，它是明代青花盛行、古彩兴起时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窑彩和炉彩相结合的一种装饰方法。这件名为“国色天香”的青花斗彩瓶，现陈列于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内。硕大的牡丹，冠绝群芳，表达出富贵吉祥之意。

亭子桥窑出土的乐器种类繁多，造型各异，大致包括了乐音乐器、节音乐器、滑音乐器和噪音乐器，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气势磅礴、洋洋大观，足以组成庞大的乐队。图为越墓中出土的青瓷角形和璧形乐器。

一套鬃人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剧中主要角色的人数。图为《钟馗嫁妹》中的鬃人，一共有6个人物。将这6个鬃人按其位置置于铜盘内，以木棍敲击铜盘，人物借着猪鬃的弹性，立即挥起兵器，舞动自如，一招一式，攻防分明。更妙的是盘中人物有的转得快，有的转得慢，方向也不完全相同，煞是有趣。

龙是古代文献中最常见的神话动物，但它的形象却缺乏确定的描述。在青铜器纹饰上，凡是与现实世界中的动物对不上，而又与神话形象不相干的纹饰，就被金石学家称为龙，此图便是青铜器上的盘龙纹形象。

图1

时过境迁，当年的英雄，早已在鹰背上长眠了他们的荣光，而西藏人又按传统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继续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宗山脚下的藏族村庄又回归到它宁静古朴的本来面目。

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内，有一幅约20平方米的东阳木雕壁画《锦绣西湖》，它以杭州西湖为背景，非常立体、生动地展现了西湖的全景。这是此幅作品中的一个局部——雷峰塔，画面中融合了圆雕、浮雕等多层叠雕的手法，使其具有栩栩如生的观感。

资源的稀缺和为称霸而进行的连绵战争，迫使越国把有限的青铜资源首先使用到最为需要的兵器的制作上去，用以壮大军事实力。图为战国早期的越王州勾剑。摄影／金陵

图1

饕餮纹虽有种种变化，但始终有自己的基本造型：一个正面的兽头，有对称的双角、双眉、双耳以及鼻、口、颔，有的还有獠牙和爪。这个形象的眼睛始终是表现力最强的，往往用夸张而富有力量的刻画使观者感受到精神上的震撼。

不仅在珐琅彩瓷器上大有作为，雍正皇帝在效仿前朝瓷器方面也做到了极致。下图这两件斗彩花蝶纹盖罐，左边为明代成化年间的原物，雍正七年四月十三日被摆放到皇帝面前时，他就传旨将其做成木样来欣赏。7天以后，雍正让年希尧按照这个烧造几件，并交代“原花纹不甚好，往细里改画”，遂有了右边这个盖罐的诞生。乍一看，这两件瓷器几乎一模一样，但仔细看，会发觉雍正皇帝的叮嘱确实起了作用，仿品花纹比原物要更为精致一些。

图2

图1

使用青瓷和玉器随葬，尤其是大量使用仿青铜器的青瓷礼器、乐器随葬，是越国贵族墓葬的显著特征之一，这既反映墓主生活的奢华，也反映了墓主身份和等级的高贵。绘画/于继东

图2 图1是旋动中的鬃人底部的鬃毛特写。白大成改良鬃人，根据力学原理使猪鬃的排列顺序和方向富于变化，这样鬃人在转动的时候更加灵巧。图2为用来敲击铜盘的檀木小棍。

这幅“竹林雀戏图”，即竹雀纹碗的局部放大。为了突显雍正珐琅彩瓷器画面布局的讲究，我刊特地将图片做了特效，看起来就像一幅雅致的中国花鸟画。画面中，每一只雀鸟的神态各异，嬉闹于翠竹之间，动感十足。碗的另一面还有诗句与之对应：“翠叶才分清露润，凤雏时送好音多。”供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3

图2

这张图是根据考古学家关于吴越地区青瓷制作工艺流程、用途的描述绘制而成的。从考古资料来分析，亭子桥窑应该是一处以皇家主导的组织规范、管理有序、规模庞大的青瓷生产基地。 绘画/陆兴龙、张昊光

鬃人的一般高度是18厘米左右，但白大成也做过高达80厘米的，而且放进铜盘里，一样能转动起来。这个活灵活现的孙悟空就至少有50厘米高，是白大成最心爱的作品之一。

图4 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人民大会堂建造时的劳动场景，从中可以辨认出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图1左1，图2左2）等我们熟悉的面孔。虽然照片中其他劳动者的姓名已经无法核实，但是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为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洒下了汗水，他们即有国家干部（图4）也有妇女代表（图2）。图3中的外国专家正在研究大规模钢梁吊装的难题。在下页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道难题被中国人民的智慧一举攻克了。

图3 图1是人民大会堂刚落成时，陈列于江西厅内的瓷板画《圭峰奇秀》（摄影／刘禄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圭峰是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和红十军的活动中心地之一。文中提到的瓷板画《革命摇篮井冈山》与《圭峰奇秀》是同一时期入选人民大会堂的，1979年，江西厅重新装修时，它们都被其他作品替换。《圭峰奇秀》后被江西博物馆收藏，而《革命摇篮井冈山》则连作者王锡良（图2）都不知其下落，所以，今天我们也无缘得其一见。有意思的是，在今天的江西厅内，我们同样见到了一幅名为《革命摇篮井冈山》的绘画作品（图3），当然，它已不是当年的瓷板画，而是画家余新民的国画作品。

雍正珐琅彩瓷器中，传世的茶壶不多，图中这只珐琅彩花蝶纹壶异常精美。绘制茶壶比其他的器型难度要大，绘制时需要照顾到所有立面，使其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完整的画面。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1

这是今天的大会堂浙江厅收藏的黄杨木雕作品《飞天》。它将仙女安排在彩云中，利用飘带连接人和云，强调流畅线条中的动态美。

在商代，制造青铜器耗费昂贵。从采矿、熔炼、运输、掺入合金、铸造器皿到最后修饰成型，这漫长的制造过程需要一个强大的手工业网的保障，只有成为力量强大的民族才能做到这点。也只有投入全社会的力量，才能铸造出精美的青铜器，可见青铜器对商之重。我们在这幅绘画中复原了当时人们参加铸造青铜器的场景。（绘画/于继东）商代采用的是块范浇筑法：用陶土做出青铜器形状，外层敷以泥料，等泥料干透后脱出来形成外范，然后把原本的陶土模型削去一层，成为内范，两者相合后，将青铜浇铸入二者合成的腔中，即可成型。说来简单，其实翻范块是十分复杂的事情，看看这两块当时泥范上的精细纹路就知道了。摄影/米汤

瓶类器在雍正珐琅彩瓷器中也十分稀少。这件珐琅彩松竹梅纹瓶呈橄榄形，线条十分优美，图中所绘制的松、竹、梅，在白釉的衬托下，精美无比，鲜明夺目，完全摆脱了之前铜胎画珐琅风格的影响，堪称雍正珐琅代表作。

图2

图1

图3

图2 这一尊散发着田野丰收气息的香炉，就是青田石雕的代表作《五谷丰登》（图1）。作品充分发挥因材施艺的技巧，利用青田石五彩斑斓、晶莹如玉的天然魅力，通过多层镂雕技艺赋予农作物生动的形象，给人以籽粒饱满，丰收在望的喜悦。这件石雕作品从1959年开始，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陈列了数年，后被浙江省青田石雕博物馆珍藏。图2为《五谷丰登》的创作者——著名石雕艺术家林如奎。供图／青田石雕博物馆

周武王克商之后，第一次在天室举行祭祀仪式，标志着周王室从此取代商王室拥有祭祀上帝的特权。贵族天亡参与了助祭，受赏做此器。这种四耳方座青铜簋，是西周初期独有的样式，因为比商代簋多了一个被称为“禁”的方座，所以有了更加庄严华美的气势。这次大丰礼正式宣告了商代神圣王朝的结束，周代礼乐王朝正式开始。

图是康熙时期的紫红地珐琅彩折枝莲纹瓶，传世的康熙珐琅彩瓷瓶仅此一件，可以看到它尚未摆脱铜胎画珐琅的影响，在紫红彩地上绘制，花卉的布局以莲花纹为中心，两边对称绘以其他枝叶纹饰。

图是乾隆时烧制的各种釉彩大瓶，更多的是在炫耀当时烧瓷技艺的高超。有意思的是，如果你将这个瓶子与左页的瓶子放在一起，会发现这个高达86.4厘米、口径27.4厘米、足径33厘米的大瓶，与高仅16.9厘米、口径3.9厘米、足径4.9厘米的雍正珐琅彩松竹梅纹瓶比起来，后者显然要秀气文雅得多。

图4 大会堂工程使用的全部钢结构重约4000吨，其中国宴厅的钢梁就重1100多吨。在当时的条件下，怎么把这么重的钢梁吊上去，请来的苏联专家想出了种种方案，可惜都失败了。最后还是工人们根据经验创造出的“桅杆式起重机”（图4）完成了这个任务。图1为国宴厅钢屋架架立完成时的情况，经过几个月的奋战，背景里的天安门城楼依旧，而它面前的天地已经大变了模样。解决了吊钢梁这一大难题之后，外立面的花岗岩施工（图2）和室内装饰就简单得多了。图3为竣工前夕，工人们在宴会厅的骑马廊上安装灯具。

这一朵盛开的菊花，是摆放在人民大会堂一层国宾会谈厅的大花瓶上的图案，它由一种红色的特殊塑胶材质制作而成。

公元前481年，春秋时期的鲁国发生了一件事：鲁哀公在郊外狩猎时，捕捉到一头怪兽，孔子看到后认为这是传说中的神兽麟。瑞兽被捉，象征天道与人道的衰亡，孔子想到自己的命运，伤心大哭一场，绝笔《春秋》。这是湖南宁远县文庙的壁画，描绘了“获麟”的场景，此事表明，孔子所尊崇的礼乐王朝已岌岌可危。

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的春秋莲鹤方壶，盖周缘作仰莲瓣形镂空装饰，中立一只展翅欲飞的写实之鹤。郭沫若在《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中这样说此器：“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此正春秋初年由殷周神话时代脱出时，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如实表现。”

雍正皇帝别具一格的《雍正行乐图册》，正是他文人意趣的又一集中体现。此图为16幅图中的一幅，画面中，他作古人装扮，手持鹅毛扇，依窗观荷，怡然自得。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世界的感染下，才能诞生了雍正朝雅致的瓷器，并使之成为千古绝响。

1959年8月，人民大会堂竣工在即，脚手架被井然有序地层层拆除（上图）。正如周总理所言，大会堂是一个孩子。现在，这位身份显赫的孩子正在做最后的沐浴更衣，准备接受世人的礼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画册》里，崭新的人民大会堂（上图）是一幅壮丽的画，更是一份响亮的宣言：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克服困难、创造了奇迹。

在传说中递传夏商周三代的九鼎最终不知所踪，国君们对九鼎的渴望却从未停止过。僭越礼制而私铸九鼎，以诸侯国国君身份行天子礼，东周时期已不鲜见。图为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时期郑国的九鼎八簋。

春秋中期，失蜡法的推广使青铜器铸造技术登峰造极。失蜡法是用蜂蜡制成模型，在其表面挂泥浆，硬化成壳以后，加热使蜡熔出而成为型腔，然后以铜汁浇注成型，这可以铸造出精密度极高、十分复杂的器物。这件高30.1厘米的战国曾侯乙尊盘，是失蜡法铸造的典范之作，尊口的透空附饰变化多端，透出富丽豪华之感。类似聪明绝顶的器物被《礼记》称为“奇技淫巧”加以限制，却阻挡不住贵族们用新的技术享乐生活。

临近建国六十周年，参加过人民大会堂义务劳动的人们纷纷展开回忆，讲述那段闪亮的日子。图中这些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们就是当年鼎鼎大名的北京工人男篮。1964年，男篮解散前夕，他们相约回到一起“战斗”过的地方合影留念。 供图／李隆

战国时，具有雕塑意义的人的造型在青铜器中很多，它们多是用作器物支架、灯具、车马器等。无论是形象还是用途，青铜器都远远偏离了原来的礼器系统。这件战国银手握螭人形灯，完整表现了一个梳髻裹巾、身着云纹锦袍的男子形象，他的眼睛用黑色料珠镶成，显得炯炯有光。

1959年10月1日，人民大会堂前彩旗招展，作为大游行的一部分，文艺大队在天安门广场上表演了孔雀舞。从她们的笑容里，我们看不到饥饿、看不到困窘，能看到的只有喜悦和自豪。后来，有人用“集体臆症”这四个字来反思那个时代，也许我们在责问故人之前，更该用往事警戒自己。

女子轻盈地坐在树杈上采桑，射手伏在池沼边仰射天空中的雁群，宴飨歌舞有条不紊地展开，水陆攻战盛大而激烈……这件战国时期的宴乐采桑狩猎攻战纹壶上，神圣与祭祀的痕迹已然毫无影踪，人的五彩生活犹如一曲新的乐章，在青铜器上悠然奏响。

司母戊鼎

大克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