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学习汉语的瑞典女学生专程来书店选购莫言的文学作品，或许这就是文学无用的最大用处。

重建的台儿庄古城已然是一个新兴的旅游景观。

科潘遗址广场中央，两座用于祭祀太阳神和月亮神的庙宇对峙而立，各长30米，宽10米，彼此间由地道连通，大图即是地道内景。小图是科潘遗址出土的玉米神雕像。摄影/周剑生

图为科潘遗址中的一座祭坛。摄影/周剑生

洪都拉斯·科潘玛雅遗址

16世纪初西班牙人的入侵，使玛雅文明惨遭灭顶之灾。前者将古玛雅人制作的成千上万本树皮书视为妖魔鬼怪而付之一炬。后世了解玛雅文明的关键线索由此灰飞烟灭。虽然一些象形文字和图像由于被刻在石头上而得以幸存，但对于破解玛雅之谜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科潘玛雅遗址中残留着许多图1、图2这样的人像雕塑，人们猜测它们是国王或者神明的化身，不过更多的信息却不得而知。摄影/周剑生

右图是身着燕尾服去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与其他两名领奖者，庄重的气质如出一辙。正如一位评委夫人所说，这种礼服标举欧洲的“古典的高贵价值”（摄影／JONATHAN NACKSTRAND）。左图则是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三位女性得主，站在后面的两位是利比亚的总统和女权活动人士，前面则是也门的一名女记者，她们的服饰色彩斑斓，民族特色鲜明，诉说着文化的多元性（供图／新华社）。

这是科潘遗址中的祭坛Q，位置大约在卫城中心，边长为1.22米，四周雕刻16个人像,分别代表科潘王朝出现过的16个国王，据说这是雅库莫政权延续性的终极象征。这些国王的名字很有意思，比如，第11代国王名叫卡乌灿，意为“火是蛇的嘴巴”；而第13代国王瓦乌卡的名字，翻译过来的意思是“神的画像是18只兔子”。上图是11号神庙顶部的老人头像，科潘遗址中有大量人像雕塑，有人据此分析人物面部特征，认为科潘人是东渡而来的中国商朝后裔。

想象里的中国 孔雀、芭蕉、凉亭、梳着长辫子的“满大人”，画面中的人和物似曾相识，却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范儿。这是意大利巴勒莫中国宫的顶部壁画，18世纪，从东方回到西西里岛的商人和传教士，为国王带去了遥远中国的讯息。他没有机会亲自踏上中国的土地，于是，就在兴建这座宫殿时，特意从那不勒斯请来画工和建筑师，把想象中的中国变成了现实。

“温和的中国茶可以把野兽变成人” 这是1894年5月19日《伦敦新闻画报》刊载的一则英国茶公司制作的广告。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进口中国茶叶，不到一百年，茶叶已经变成英国人的国民饮料，喝茶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英国人起床要先喝“床茶”，早上十一点喝“晨茶”，午饭后喝“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喝“晚茶”，一天起码要喝四顿，才算正规。泡好茶，还得用好茶具，中国景德镇出产的外销瓷，就是他们喝茶的最佳搭档。供图／秦风老照片馆

中国瓷器的出口之路 16世纪初，在中国瓷器外销至中东和欧洲的贸易中，葡萄牙人占据先机。直到1602年，其在亚洲贸易的垄断地位才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打破，后者以雅加达为基地，经营瓷器、香料、茶叶等生意，成为17世纪世界最大的贸易公司。西班牙同样不甘其后，除了贩售巧克力和新大陆的白银，还用大帆船装载着中国瓷器，经墨西哥，穿越大西洋，最后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上岸。到了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了亚洲的国际贸易，瓷器成为英国货船上必不可少的商品。几十年后，美国逐渐崛起，1784年，第一艘美籍商船抵达广州，期望在瓷器贸易中分一杯羹。

用骑兵换瓷器 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是个疯狂的“瓷器热病”患者，他拥有20个房间的瓷器收藏，根据1720年的统计结果，他个人收藏总量多达57000件。当得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手中有不少中国瓷器时，奥古斯都二世开出了惊人的价码——用600个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龙骑兵，交换127件中国瓷。图中表现的就是他用骑兵换瓷器的场面。

“山寨”中国瓷 瓷器昂贵又不易获得，在本土制造无疑是节省成本的最佳办法。1710年，德国东部德累斯顿附近的迈森，成立了第一家生产硬质瓷的欧洲工厂，所制瓷器从形制到纹饰均效仿中国，图中描绘的就是在同年举办的莱比锡复活节博览会上，迈森瓷器首次亮相的情景。

中国瓷：财富的标志 除了收藏家，很少人会把瓷盘竖着摆进展示柜。不过，在两三百年以前，情况却大不相同。当中国外销瓷传入欧洲，它们的售价一度高得令人咋舌，据说16世纪时，如果想拥有一件中国产的纹章瓷，需要支付的价钱足够买上好几个奴隶。即便如此，欧洲王室显贵依然对瓷器痴迷不已，在专门定造的橱柜里，从底到顶摆满瓷器，就是一个家庭社会地位和财富最显著的标志。

西洋流行“瓷房子” 用大量瓷器装饰宫殿的作法可能源于17世纪晚期的法国，图为勃兰登堡的腓特烈三世在柏林西边建起的夏洛特堡中的瓷宫，修建时间大约在1701-1713年之间。整个陈列室约有60平方米，除去特别小的瓷器忽略不计，共有2600件瓷器，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时髦女士的必备之选” 对18世纪的欧洲富人来说，用中国瓷器喝茶，是件非常有面子的事，他们喜欢把这些场景画下来，一则显示社会地位，一则方便接受他人的羡慕和夸耀。图中这幅油画来自18世纪的瑞典画家Pehr·Hilleström。

丰收与归航 贸易和殖民是欧洲海上扩张的两大动因。自1595年起，荷兰陆续成立了14家以东印度贸易为重点的公司，到1602年，为避免彼此过度竞争而导致的内耗，它们合并组成了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丁香、肉桂等商品的交易中一度享有垄断优势。图中即为1599年回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公司的舰队。

英国的“三角贸易” 英国对华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不利局面，为挽回损失，18世纪末，英国采取了“三角贸易”的经济策略，通过东印度公司，将鸦片销往中国，再用赚回来的白银购买中国茶叶。为巩固这种贸易关系所带来的巨额利润，英国最终发动了鸦片战争。图中女子手中挥舞着的就是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旗帜。

到中国开创新局面 欧洲的宗教改革，使天主教会损失惨重。罗马教廷期望通过向东方传教，为教会赢得一个新局面。在此背景下，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陆续被派往中国，奠定了耶稣会在华的基业。右图是清中期西方画家笔下的浙江普济寺，寺前的十字架表明此地正深受西方教会的影响。

瓷器——神的餐具 瓷器可以强身健体，可以试毒，可以治疗牙病，可以止住鼻血……这些如今看来颇为荒诞的功效，在17世纪以前，却被很多欧洲人深信不疑，以至于成为人人向往的圣物。图为16世纪意大利画家乔凡尼·贝利尼的作品《群神宴》，众神在林泉之间开怀畅饮，画面中的三件中国瓷盘，分明带有圣洁的含义。

“走，去中国商店逛逛” “中国热”风头正劲时，想要通过购买瓷器来体会中国情调的欧洲人着实不少。从右图可以看出，即便到了19世纪，去中国商店购买瓷器，也依然是很多欧洲富人的一大嗜好。

第一件欧洲硬质瓷 1708年，炼金术士伯特格尔意外地发现了制作瓷器的秘密，他用高岭土和雪花石膏混合，取代中国景德镇使用的瓷石，成功烧制出坚硬的白色瓷片，右图中表现的就是第二年他在实验室烧造硬质瓷器的场景。

欧洲的画工作坊 十八、十九世纪，虽然欧洲本土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硬质瓷器烧造工厂，但质量上还稍显幼稚，中国外销瓷依然是市场上最畅销的产品。不过，在瓷器的表面装饰上，欧洲已经不再完全依赖中国，为了更好地适应本土消费者的需求，欧美客商会把一些中国瓷器带回国内，聘请本国的陶瓷彩绘师，补绘图案。左图中描绘的就是伦敦托马斯·巴克斯特作坊的画工在瓷器上增添装饰的情景。

从“抄袭”到创新 早期的德国迈森瓷努力模仿中国，从器形到纹饰几乎全面“抄袭”中国瓷器。不过，历经300多年的发展，这种中国痕迹越来越少，如今的迈森瓷已经拥有23万多个种类，并凭借着高贵典雅的釉色，成为欧洲瓷器市场上的宠儿。

荷兰人的“青花瓷” 以生产玻璃和珐琅闻名的荷兰，在瓷器烧造方面，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具优势。自17世纪起，临近海牙的小城代尔夫特就开始专门生产模仿中国青花瓷的白釉蓝彩陶器，其产品在欧洲市场颇受好评，以至于“代尔夫特”（Delftware）已经成为这种特色陶器的代名词，中国瓷落寞了。

给瓷器镶金带银 是瓷器金贵还是黄金金贵？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会颠覆很多人的想象。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外销瓷展上，有不少像图中这件法式座架执壶一样添加了金银配饰的瓷器。14-18世纪，黄金储量并不宽裕的欧洲人，竟舍得为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瓷镶金带银。

一瓶两用 这是康熙年间烧制的青花双颈油醋调味瓶，瓶内被隔出两个独立的空间，油和醋可以分别从反向的两个细颈中倒出。这种结构模仿自西方的玻璃器，应是景德镇的瓷匠按照欧洲客商提供的样式定制的。大约在1700年前后，荷兰人又为它加装了银配件。

是贵妇还是观音 右侧这组版画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法国人罗伯特·博纳特的设计作品，女士们的装扮代表了17世纪末法国的流行时尚。江西景德镇的瓷匠又把她们的形象“搬”到了左侧这件出口欧洲的青花盖罐上，不过，这种临摹依然带着浓厚的中国气质，仔细观察，梳着高发髻的女士竟与观音菩萨多有神似。

谁是主角？ 左图中，耶稣正接受传教士约翰的洗礼，处于画面正中的他，不管从构图还是《圣经》的记载来看，都是这个事件的主角。不过，中国工匠显然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在搬到右图的青花餐盘上时，施洗者反成主角。

瓷器装饰的“二重奏” 为了满足本土客户的需求，大约在18世纪，欧洲画匠尝试在素面瓷或者没有多少装饰的中国瓷器上，按本地畅销的样式补绘图案。这两件瓷瓶在中国原产地就已经完成了矾红彩绘的步骤，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当地画工又在其中一件瓷瓶上，加绘当时欧洲流行的日本柿右卫门风格的彩绘图案。

怪异的多头蛇纹章 右图为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碗，碗壁四周有四个盾形纹章，图案由男女人头和多头蛇组合而成，人们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标志的具体含义，但在1638年完成的一幅荷兰油画里，我们见到了一件相似的瓷碗。

插郁金香的五口瓶 右图是一件英国产的青花五口瓶，说是“青花”，其实只是一件锡釉陶器。瓶身上淡蓝色的建筑图案，带有模仿中国风情的痕迹。这种五指形多口瓶起源于土耳其，通常被用来装饰桌案（见左图）或插放郁金香。

为主教“量身打造”的瓷盘 牧师威廉·塔尔伯特在1699年成为伦敦主教，他于1690-1710年间，在中国景德镇定制了这件青花餐盘（大图），并要求瓷工在盘内中心位置画上自己的纹章，纹章图案则仿自小图这张他本人的藏书签。

当东方遇见西方 图中的两件瓷器，是18世纪欧洲人在宴会上用来盛开胃汤的汤碗。右边这件由英国伦敦切尔西瓷器厂烧造，左边这件则产自江西景德镇。前着学习了后者的制瓷技术，后者在造型用色上尽量向前者靠拢，它们左右相伴，恰恰展示了东西方在瓷器制造上彼此模仿的历程。

图为意大利中国风室内装饰壁画，纺织商人正在兜售一匹美丽的中国丝织品。供图／Villa Vallmarana

“中国风”对欧洲艺术设计影响知多少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艺术设计者为了追逐“中国风”浪潮，开始对中国外销品进行仿制，或者将各种装饰图案添加到本土产品中，但各个领域产品所受影响程度深浅有别，其中对陶瓷业影响最大，下图可见各领域产品在哪些方面借鉴了中国外销品，以显示其影响程度。

十七、十八世纪中国风艺术品在欧洲的遗存 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国家先后在一些领域展开了“中国风”设计，产生了大量的中国风作品。但由于时尚变迁导致的产品淘汰、战争与革命的破坏，以及岁月的自然侵蚀等，仅有少数保留至今。其中可移动的精品多保存在相关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手中，较难移动的实物遗存，多采取了原址保护的办法，现集纳如下:

吸收华风再创造 音乐厅金色的圆形天顶，挂下来九只莲花形状的华丽吊灯，莲花的每只花瓣上都刻画了一位中国戏曲人物，有的是武将，有的是美人。吊灯是不折不扣的西方物品，但布莱顿宫宴会厅这只吊灯，从莲花形状到人物纹样却都是中国的。

摄政风格 这幅画像中志得意满的人物就是英王乔治四世，该画绘于1816年，当时他尚未登基，但摄政王的身份足以让他大讲排场，尤其是紧锣密鼓地加紧修建布莱顿宫，这座奢华的宫殿，外表是具有印度莫卧儿风格，但内装修却充满中国风情，这种肆无忌惮混搭东方的艺术，被后人称为“摄政风格”。从下面的布莱顿宫结构示意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宴会厅、交谊厅和音乐厅的剖面效果，三座大厅是布莱顿宫的主体，也是展现“中国风”的大舞台。

从布莱顿宫结构示意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宴会厅、交谊厅和音乐厅的剖面效果，三座大厅是布莱顿宫的主体，也是展现“中国风”的大舞台。

宴飨“中国” 桌上的烛台、杯盘、刀叉依旧各就其位，紫红天鹅绒包面的座椅列队整齐，当年乔治四世经常在这里大排筵宴。重达一吨的龙爪莲灯，装饰着中国宝塔的漆板，以及绘制着清式服装的中国人物壁画，处处流露出乔治四世对东方帝国的倾慕。

龙之想象 布莱顿宫中随处可见的龙形，既显辉煌，又显狞怖，它们何以给人留下如此印象？因为这些龙是奇特的混合体，虽然拥有东方龙的蛇状身体，却鼻上长角，有一些还长出翅膀，连龙的神情也显出邪恶，这都会让人联想到暴力魔性的西方龙。

欢快的和享乐的 布莱顿宫反复呈现那些充满中国气息的人物和事物，挺拔的“中国竹”不仅被做成通往宫殿二楼的楼梯栏杆，也出现在楼梯旁的壁纸图案中。另一个常见元素是中国风俗画，左图中的宴会厅壁画即属此类，陪孩子嬉戏金鱼的母亲，让人联想到迷人的巴黎贵妇，充满闲情逸致。在18世纪欧洲人的想象中，中国除了庄严堂皇之外，还是欢快的和享乐的。

多元的合唱 在左页图中，山毛榉木与竹子制的塔状多宝格，自上而下陈设着“满大人”雕塑、斯波德陶瓷罐和狮子像。它们虽然同为欧洲模仿东方的作品，但从题材到材质都迥然不同，且被生硬堆砌在一起，中国风设计者的简单和盲目，一目了然。右图两只青花陶瓷绣墩，则被随意摆放在某一房间的过堂处。

被冷落的中国建筑 音乐厅内陈设着一座中式玲珑宝塔，它是模仿英国最著名的中式建筑——“丘园中国塔”而做，那座丘园塔算得上接近真实的中式建筑，然而对中国塔的喜爱却是欧洲模仿中国建筑的孤例，实质上的中式木构建筑并没有在欧洲大行其道，它们是被冷落的对象，布莱顿宫的外形，即采用了印度样式。

黯然落幕 镜前摆放的白瓷观音，怀抱小童，与圣母像倒有几分相似。观音像前全无香火，自然多了陈设的味道。这就是中国风设计，方方面面流露出对中国情调的混淆和曲解，这种不伦不类的艺术，当然会随着东西方的日益接触而衰落、消散。

有人说，收音机博物馆浓缩了一部近现代历史。从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辉煌的科技史、艺术装饰史以及社会变迁史。这部标准型四号3-37359型收音机生产于1939年，当时日本入侵我国东北三省，通过大量制造收音机、建立广播电台来灌输所谓的“大东亚共荣”。这部机子的刻度盘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日本地图已把东北三省、朝鲜半岛划入其国土区域，是日本侵略我国的铁证。

上图是生产于1900年-1905年的矿石接收机，在真空电子二极管尚未发明之前，它是最广泛使用的无线电波接收机，是收音机萌芽阶段的代表机型。当时收音机尚未有扩音功能，故需配备耳机才能听到微弱的语音信号。下图的“at waten kent radio 40”直放式七灯收音机，1918年-1925年由美国生产，为电子管发明以后的第一代最高端机型。

图为1950年4月，北京市民聚集在收音机旁，认真聆听新颁布的、废除了旧式婚姻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那时，收音机是大部分百姓了解国家大事的唯一渠道。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熊猫1501特级收音机，生产于1959年。除了能够收音、播放电唱片外，它还罕见地设置了当时在中等城市广播电台都没有的磁带录音功能，属于收音机的顶级机型。此型号的收音机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国内也只有少数的正部级以上官员才能使用。

1962年的上海L-601A型机上还特别设置手摇发电把，来应对供电不足的难题

守卫海岛的战士们在收听新发布的“最高指示”(供图／CFB)，收音机上还写有“以岛为家，以苦为荣”的豪迈之语。这是当时收音机的时代特色，一如上图的上海163-5型收音机上的那句林彪“语录”。

1960年，一台集收音机、电视、录音、电唱的“理想”机型被设计出来。这个近一人高的大家伙，展示了建国后无线电设计师们的雄心壮志，可惜这台机子只作为样品展出，并未实际销售（供图／CFB）。

收音机博物馆的藏品集萃。

1983年的藏北赛马会上，牧民们争先恐后地将新式的收录机放在格萨尔演唱会的舞台边，录下喜爱的节目。那时，以录音为主的收录机逐渐走红，收音机的辉煌岁月一去不返。

焦炉谢幕 曾经的功勋焦炉冷却了，仿佛一个舞台，承托着来此惜别老厂的工人们。火红的焦炭从这些炉口倾泻时的壮观，在他们记忆里发酵。

记忆未冷 铸造车间里从未集中过这么多铁水包。当年，化铁炉放出上千度的铁水，倒入这些桶状的铁水包，然后由人挑着朝砂模一倾而进，凝固之后便成为零件毛坯。热，在停产以后的车间里散去，只有夕阳从缝隙透下，“模拟”着铁水的光亮。

首钢人 他们是让一代人羡慕的首钢工人，曾经昂首走在国庆检阅队伍的首钢方阵里。他们是高炉岗位的普通一员，汗水以斤计算，不上班的日子，汗毛孔也往外“流”煤粉。他们荣耀，他们辛劳，未来的工业遗产里该怎样刻下他们的印记？

高楼与高炉相伴 近百年前，首钢从石景山麓一片空地起步建设，到上世纪50年代，周围仍很空旷

高楼与高炉相伴 首钢厂区日渐密集的工业高炉、烟囱，渐渐成为附近的制高点。而今它又被密集的高楼拥抱怀中，变得不那么凸显。不过，一座城市难免抱怨它的吞云吐雾，而污染还只是种种不愉快之一，大片厂区还横阻了区域交通网。停产后的厂区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值得期待。

老建筑之殇 图中这座与厂史同龄的“小白屋”。

老建筑之殇 “1939年”几个字清晰地留在车间外墙上，展示着建筑的古老。

老建筑之殇 走进车间内部，建筑构件上的铆钉、喑哑了的大喇叭，烙印出多半个世纪的历史。可惜在2009年，它们全都被拆除一空，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建设的住宅楼工地。好在厂区还有不少历史建筑被强制保留下来。

有忧有喜 首钢开启搬迁之路，其中有忧更有喜。左页图中的炼钢车间，见证了上世纪末首钢最辉煌的日子，但百年老厂受到空间局限，拖慢了首钢发展的脚步。可喜的是，首钢陆续在北京以外建起几家新厂。

首钢秦皇岛中板厂内的轧机设备，更加先进。

长长的停产倒计时 图中的5号高炉率先在2005年熄炉。

长长的停产倒计时 图中的盘条则由2010年最后出产的钢水轧制，当班工人拿出手机为这特殊的产品拍照。首钢人依依不舍地与这些朝夕相处的老伙伴告别，他们怀念着它的过去，也牵挂着它的未来。

工业遗产的艺术细胞 几乎在工业活动停止的同时，老厂就暗暗滋生着一种新生命力。四高炉暂时废弃的厂房墙上，不知何时布满了涂鸦，抢眼的色块，抽象的线条，看似随意的内容，透着时尚。是不是说工业遗产天生就与艺术、文化有缘？

启动未来能量 2012年9月，老首钢主厂区开了第一届“首钢灯光节”，凉水塔变身为巨型水幕，演绎着新奇的光与影，工业遗迹让人耳目一新。

启动未来能量 在首钢规划办公室可以看到一份新规划，从中可以窥见，一片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将令首钢遗址新生。

先行号 真正完成首钢的大型工业遗迹改造，可能需要八到十年的时间，在此之前，与它的亲密接触会一点一滴地展开。图中这辆由运送生产原材料和钢材成品的小火车首先“转岗”，乘坐它可以顺着钢城的大动脉、主产区行走一圈，它的名字也起得耐人寻味——“先行号”。

图为1935年正在兴建中的交通银行南京分行（供图／秦风老照片馆）。梁士诒是交通银行的创始人，进入民国以后，梁士诒倚靠自己的权势，把交通银行打造成中国最现代化的金融机构。20年代初，梁士诒应邀出访欧美，受到了西方国家政府的隆重招待。1924年7月21日，梁士诒在华盛顿拜访美国总统柯立芝。

图为梁士诒走出总统府时的留影。

这张有趣的“骑河楼”合影，正如这些北洋耆宿的身世，一半是前清的改革派，一半是民国的保守派。照片中左起第六人倚靠桥柱者即为梁士诒。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国助战的华工，正在列队等候。1916年，鉴于中国战时“中立”，梁士诒与法国商定，不由中国政府出面，由他自掏腰包成立的“惠民公司”出面招工，招聘华工出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富有远见的行为，为中国在一战中的国际形象加了分。

清末邮传部铁路总局直辖铁路图

让出总统位置的孙中山，转而投身实业建国，但他的经验远不及交通界的元老梁士诒。图为1912年9月6日，梁士诒陪同孙中山视察京（北京）张（张家口）铁路时的合影。前排右四起：梁士诒、孙中山。

1913年，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万国储蓄会里，中国储户正在排队存款。

万国储蓄会由法国人于1912年10月设立，以有奖储蓄的方式吸纳中国民间游资。为了与外资金融机构竞争，执掌北洋政府财权的梁士诒，对中国金融体系进行了深入改革，例如统一全国货币。上图的交通银行发行的一百元纸币，即这一改革的成果（北京首都博物馆藏 摄影/孔兰平）。梁士诒还亲自督造民国“标准银元”，俗称“袁大头”。左图即为有袁世凯签名的共和纪念版标准银元，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摄影／陆岗

图为北洋官员在做祭天仪式前的准备工作。在袁世凯和袁克定的威逼之下，梁士诒被迫赞同袁世凯称帝的运动，这成为他终生唯一的污点。从照片中一名带眼镜的年轻官员来看，参与帝制的筹备者，应该不乏受过西学教育者。梁士诒或许是众多被胁迫者中的一员。

1918年11月13日，在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参议院院长梁士诒带着骄傲的神情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庆典。1916年，正是在梁士诒的主持下，中国参与协约国阵营，使中国成为战胜国。

第15幅 《郊劳回部成功诸将士》铜版局部 王致诚（绘） 罗 巴（刻） 西方铜版艺术与中国历史的结合 图为《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组画中的一块印刷铜版。根据《周礼》，为天子征战四方的凯旋将士，天子要在国都郊外迎接，并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凯旋仪式。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全图

野蛮而真实的厮杀 乾隆二十二年（1756年），清廷彻底击败了准噶尔贵族叛乱。但是，曾经依附于准噶尔的回部宗教贵族大和卓波罗尼都、小和卓霍集兄弟在新疆南部叛清自立。翌年6月，清军攻占南疆门户库车。1757年4月，叛军残部退往鄂垒扎拉图山岭。清军定边将军兆惠派明瑞、安泰、玛瑺等人率军昼夜追击，于16日黎明在鄂垒扎拉图山口追上敌人。当时，清军仅有五十人。大将玛瑺把五十人分为两路，一路包抄敌兵退路，一路冲进敌营。最终清军以少胜多，大获全胜。 这幅画的构图，在全套铜版画中具有代表性。画家并没依照西方科学透视法则，而是运用中国画特有的距离压缩技巧，使近景与远景同时在连续的地平面上呈现，扩大了画幅所容纳的空间。这样的构图，为每个战役设置了辽阔的战场，也限定了激战场面就在前景与中景，使画面多元而丰富。 《鄂垒扎拉图之战》画面内容为清军荡平一处叛军的营地。只见远处几座叛军帐篷已被清军占领，部分清军又向另一处营帐进攻。叛军在奔逃的同时，还转头看着追砍他们的清军，张开的手掌高高举起；仓惶的叛军从倒塌的帐篷中逃出，甚至来不及穿上衣服。这种肢体动感与表情渲染是传统中国画不能企及的。文艺复兴以后，西欧战争画的传统之一是描画士兵的个性，比如，以士兵的骷髅，表现死亡；或是士兵疲惫的行旅过程。上图的细节，就是这种传统的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中景里，有数名清军从敌方混乱的营垒中，牵引着驼、马牲畜回到清军阵营。这种抢夺战利品的情节，在传统中国战争画中也从未出现，但这是战场的事实，也是个重要的历史细节：“西师”以骑兵战为主，骑兵的关键是一人多马，清军俘获敌人的军马，相当于削弱敌人，壮大自己。

第2幅《格登鄂拉斫营》 郎世宁（绘）1765年 波勒佛（刻）1769年 骑兵是战场之神 　　《格登鄂拉斫营》是这套战图中最有名的一幅。斫（zhuó）的意思是“砍伐”，“斫营”就是突袭敌营。 　　17世纪中期，准噶尔帝国三位可汗争夺统治权，国势衰微。再加上始于乾隆十八年（1752年）的大饥荒，使西北地区饿殍遍地，人兽相食。清高宗决心趁机彻底消灭准噶尔。乾隆二十年（1754年），清高宗力排众议，出兵天山。准噶尔可汗达瓦齐率领万余人，退至伊犁西南一百八十里的格登山，打算诱敌深入，据险顽抗。 　　乾隆二十年（1754年）六月十四日夜，清军派准噶尔降将阿玉锡率领22人的侦查小分队，前往达瓦齐营探听虚实。阿玉锡等人见敌军毫无戒备，便当机立断，仅以二十余人突入敌营，放枪呐喊。叛军遭到突然袭击，不知虚实，惊恐万分，自相践踏。山下清军趁机包围追击，达瓦齐仅率亲兵落荒而逃。本页上图是《格登鄂拉斫营》图全局，图中右侧有骑兵上山的画面，表现的就是小分队悄悄上山的情景。格登山一战，清军基本瓦解了准噶尔叛军。阿玉锡立下赫赫战功。

图为清高宗令郎世宁为阿玉锡画的肖像——《阿玉锡持矛荡寇》（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4幅《和洛霍澌之捷》局部 王致诚（绘）1766年 罗 巴（刻）1774年 图为《和洛霍澌之捷》的局部，画中士兵是回部叛军，叛军手中的枪被他们称为“图拉”。北京故宫博物院聂崇正老师认为，“图拉”是对俄语外来词的音译，它是一种燧发枪，比清军装备的火绳枪先进。图拉是俄国中部的地名，自古便是俄国著名的军火生产地。回部骑兵用俄制武器来对抗清军骑兵的弓和矛。

图为《黑水解围》图的局部。画面近处的山坡上，赶来救援的将军明瑞正指挥炮兵向山下密集的叛军猛烈轰击。清军点放的小炮，是缴获叛军的西式轻型炮。《大清会典图》称之为“回炮”。与中国炮青铜材质不同，“回炮”炮身为铁质。这种炮以燧石机关击发，射速较高；发射“用药一两一钱，铅丸二两二钱”；有效射程“一百四十大步”。而且，“回炮”比清军野战的制式炮——“红夷炮”重量轻，炮身配有专门的木鞍，以骆驼驮载。画面前景中的骆驼背上的“X”型物，即为炮架。因此，“回炮”有着极强的机动性，能够给予步兵及时有力的支援。

第7幅《黑水解围》 郎世宁（绘） 罗 巴（刻）1769年 轻巧的自行火炮 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十月初，定边将军兆惠率领的三千清军被两万回部叛军包围在黑水（叶尔羌河）东岸，双方相持近三个月。时值天寒地冻，弹粮几绝。待清军援兵赶到时，兆惠立即组织突围，里应外合，击败叛军。图为记录当时战况的《黑水解围》。

图为紫光阁《平回五十功臣图》中的兆惠像。

第8幅《呼尔满大捷》 安德义（绘） 圣都本（刻） 冷热兵器并用的年代 就在《黑水解围》图那个战役发生的同时，叛军在黑水以东的呼尔满阻截清军援军，清军便与敌展开阵地对攻。图中真实地还原了18世纪清军的野战战术：近距离，即50米左右，属于冷兵器格斗范围，清军用娴熟的骑射冲锋来解决；远距离，100米以上，是火枪和“回炮”的密集轰击范围。

图为清军军阵的复原。画面从左到右依次为火枪手、炮队和骑射手，火枪手前面两翼有骑射手掩护，回炮”居中，四周有火枪手环绕保护，骑兵弓箭手在前，火枪步兵和“回炮”伴随骑兵冲锋。骑射手充当“尖刀”，进攻时，有冲散敌人队形、截断敌人后路的作用；撤退时，能够顶住敌人进攻，掩护火枪手和“回炮”撤退。

图为《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的局部。

图为《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的局部。从图中可见，清军追击叛军进入了山区，陡峭的山势使清军放弃了火炮和骑射，改用火枪手主攻。

卷叶放歌 只需一根竹管，一片翠叶，天籁之声便回荡在广西瑶山。在地处中越边境的大山里，人们至今仍用这种叶子卷成的原始吹奏乐器来传情达意。它是农事丰收的号角，稻谷不熟吹响了会影响收成；它也是恋人幸福的歌咏，七夕相会的甜蜜信号。它的音律就如它的名字一样悠扬而嘹远——“喃嘟嗬”……摄影／刘小明

舂新米 喜洋洋 “咚咚、呛呛”，伴随着木杵与舂桶撞击出的有力节奏，盛装的黎族女子团团起舞。在海南五指山下的“合母制”地区，“舂米舞”自古流行，黎乡人不仅在劳动中舂米助乐，也用它传递婚庆信号，还能通过敲击舂桶声音的大小强弱，比较阵势、竞出胜者，为村寨增光。 摄影／范菁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罗聘，在这幅名为《冬心先生蕉荫午睡图》（摹本）的画上，将自己的老师，同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描画成了赤裸上身的模样。这是为何？金农的好友丁敬，看到画中金农身后的芭蕉树下还有一打盹的童子，戏谑此画是否是暗示老友有断袖之癖？事实上，罗聘想的没有这么复杂，除了寓意老师不为世俗羁绊，更是暗示了金农作为画家的身份。（为了突现画面主体，本刊对此图进行了处理）供图／扬州罗聘故居

看过罗聘描绘赤身裸体的老师，再看这幅晚清画家任伯年为友人吴昌硕绘制的《蕉荫纳凉图》（局部），会发现二者极为相似。任伯年似乎很喜欢罗聘的这种模式，又或许是参透了罗聘以赤身暗示画家的玄机，在另一幅《蕉林避暑图》中，他的前辈画家张熊，也被其描绘成赤裸着上身，拿着蒲扇，在芭蕉树下乘凉。

侵华的错误政策，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正如石原莞尔预测的那样，也把日本拖入战争泥潭。随着战事陷入僵持，日军伤亡愈加惨重，中国成了许多侵略者的不归之地。图为1940年湖北枣宜会战时的日军墓地。

每年春节联欢晚会的高潮，在零点倒数之后，主持人都会与观众欢呼庆祝新的一年到来，同时迎接新一年的生肖。可是生肖的交界真的是春节吗？不然。若严格按照传统计时理论，生肖应以立春日来划分。这可苦恼了在立春日与春节之间那几天出生的人，每次跟人解释自己的生肖，都要多费一番唇舌。

照片上的日军正在检查炮弹。他身旁的标牌上，有用汉文、满文和新蒙古文（使用俄国西里尔字母）三种文字标识的“迫击炮弹”字样。这些文字，表明将会有蒙古族和满族的伪军使用炮弹。“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成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

图为日本陆军中将石原莞尔。石原莞尔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此后，他长期从事日本侵华策略的研究。同时，他也是“九一八”事变的实际策划者。他幻想依靠中国大陆的资源，与美国进行一场东西文明间的大战。因而，在对华侵略问题上，他主张稳扎稳打，而不是全盘推进。

在日本媒体常年狂热的侵华宣传下，日本民众积极支持军队的法西斯扩张。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从国内派遣第一师团赴中国参战。左图为日军出发时，日本民众热烈欢送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