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布雪山、日照强烈的青藏高原并非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在其南部气候温和湿润的地区，分布着大量不同类型的植物群落。在藏东南等地更是呈现出森林与雪山共存的奇妙自然景观。摄影／刘正良

这是竺可桢1947年在剑桥图书馆阅读外国古天文学资料时写的读书笔记。笔记里中英文混杂，还粘贴着少量剪报。这里记录的不仅仅是竺可桢的读书笔记，还有后来发表的几篇重要论文的草稿。

干涸的罗布泊底，偶可见到大片芦苇枯枝铺满地面，依稀昭示着这里曾经的水草丰美。罗布泊——这曾经飘满芦花的西域仙湖在上世纪60年代彻底干涸了，从那时算起，这些芦苇已死去将近半个世纪，它们与坚硬的盐壳胶结在一起，逐渐成为了荒原的一部分。摄影／孙志军

胡兆量老师虽然离休了但经常回到系里指导学生（图1）。

位于河南省新安县的黛眉山国家地质公园，包括龙潭峡、双龙峡、黛眉峡三个峡谷群。其中龙潭峡谷是一条由紫红色石英砂岩经流水追踪下切形成的U形峡谷，全长12公里，属典型嶂谷地貌。奇石、流泉、飞瀑、幽峡所散发出的石文化、水文化、峡谷文化浓郁气息和独特个性，赋予龙潭峡谷以灵性。谷内嶂谷、隘谷呈串珠状分布，不同时期的流水切割、旋蚀，磨痕十分清晰，巨型崩塌岩块形成的波痕大绝壁中外罕见。两壁悬崖对峙，如切如削，垂直高度超过百米。摄影／马宏杰

王二七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东喜马拉雅高山冰缘植被带出现的嵩草草甸斑块

赵济

斯文·赫定  瑞典探险家、地理学者 罗布泊地区存在一南一北两个沉积中心，北面的在楼兰古城东南、南面的在喀拉和顺，塔里木下游河道如钟摆一般前后摆动，便造成罗布泊的南北游移。河道摆动和湖泊游移的驱动力，来自因泥沙淤积和风力侵蚀造成南北地势的彼此消长。有水的河道和湖盆淤积升高，无水的则受到侵蚀而海拔降低，两边高差达到一定程度，水势便由高就下，有水和无水位置互换，如此循环。对此假说，西方探险家看法不一。比如，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就认为罗布泊不是“游移湖”而是“盈亏湖”。两千年前这里原是内陆海，面积极大，将南北两个湖盆都包括在内，后因气候变干而渐渐收缩，残留一个小湖，中世纪气候变湿，水量增加，又变为大海，经过第二次变干，现在只保存南部的湖泊（喀拉和顺）。

韩慕康老师的办公室只有“立锥之地”是留给人的。

侧切沟谷发育的崖壁—由于沟谷横断面呈“V”形，故称“V”形谷。谷底宽20—50米，右岸谷坡80°左右，左岸已近于直立，相对高差230—150米。摄影／马宏杰

张江齐 研究员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高达30米，直径近1米的刺栲是墨脱常绿阔叶林的主要建群树种之一。

这是斯文·赫定在喀拉和顺记录数据时留下的一张照片，他是一名优秀的测量员。当赫定发现罗布泊洼地比喀拉和顺低之后，他推论那里才是最主要的一片湖区，喀拉和顺不过是罗布泊的游移湖。

崔之久老师从不忌讳谈论他的右手，因为这是一次光荣的回忆。1959年考察慕士塔格峰时，同行的30人中有3人冻掉了脚趾、3人冻掉了鼻子、3人冻掉了手指。他的右手也严重冻伤，以致截去五指。摄影／王宁

图1 图2 嶂石岩地貌典型的裂隙谷。这种特殊的形态与构成它的岩石性质有关。这个坚硬的厚层是构成它的主要成分—石英砂岩，下面则是一层比较薄、比较软的泥岩或泥质砂岩。虽然薄，但是却在嶂石岩地貌形成过程当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比较松软，易于风化，然后其上的岩石在重力作用下垮塌下来，这是嶂石岩地貌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当底部软岩层被侵蚀掏挖后，上面的岩石沿裂隙向下垮落，首先形成纵深往里、一头开口的沟谷，两侧陡壁继续垮塌，就逐渐形成嶂谷。图1摄影／张文质

张青松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地处羌塘高原西北部寒旱中心的高寒荒漠带直接与高山冰缘植被带相接，并向上过渡到永久冰雪带，成为世界山地最简单的植被垂直带谱。

20世纪初叶，罗布人在塔里木河下游捕到的一米多长的大鱼。1959年，新中国科考人员在罗布泊也有类似的经历。

崔海亭老师一遍遍查证地理发现的出处和说法，他曾在课堂上教育学生“做大写的人”，这回再一次言传身教，告诉我朴素的做人道理（图2）。

关山位于太行山南端的河南辉县市，与山西晋城交界。其崖壁为太行山之魂，高达千余米，由2—3层或4—5层陡崖叠置而成。“U”崖是河流溯源侵蚀尚未切穿整个山体，或是因河流改道等原因形成的地质遗迹，上游为陡崖封闭，河流在陡崖处以瀑布的形式下泻，下游为碎石堆积。流水一方面侵蚀了两侧的裂隙，使裂隙扩大，为岩石崩塌创造了条件；一方面掘蚀了崖底的泥质岩，使之向内掏空，形成崖廊，使上面的崖墙悬空，造成陡崖崩塌，从而造成陡崖后退，形成围谷。层层叠置，形成叠谷，瀑泉飞泻，煞是壮观。

丁林 研究员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1934年，罗布人在因1921年塔里木河改道而重新注满水的罗布泊中用船桨捕鱼。水面虽然辽阔，但水深却刚刚没过脚面。供图／杨镰

由京津冀、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数个经济区构建的环渤海经济区，拥有数十个城区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但是跟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经济总量和经营环境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主要问题是各省市之间的地方意识导致了地区间经济协调成本的增高，从而影响了人才、技术等要素的流动。

红石峡崖壁上的白龙瀑，它由80余米高的悬谷中流出，犹如白龙出洞，飞流直下汇集成潭。摄影／王树洲

刘小汉 研究员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胡焕庸线最初是基于中国的人口分布而提出的，可是在此之后更多的人们，又赋予了胡焕庸线更多的神奇。有学者提出，中国山顶面高程等值线的研究揭示出平行于胡焕庸线的走势；有学者则发现沿着胡焕庸线，形成了中国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脆弱带）；上世纪90年代，王铮等在研究自然灾害分布特别是地震活动的空间活动特征时，发现一个地震幕期间，强震活动震中连线具有近于平行胡焕庸线的特征……而我们杂志在2005年“选美中国”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分布，在胡焕庸线划出的西北半壁上只占4％，而在东南半壁上却占到了96％，与胡焕庸对人口分布的描述不谋而合。上图为作者正在和胡企中先生一起探讨胡焕庸线的意义。

苍岩山上古木参天，层峦叠翠。在这些峰峦之间，散落着众多禅房、古刹、亭台、碑碣，大都是明清时期的遗物，这些建筑或建于峭壁之上，或坐落于断崖之下，雕梁画栋，古色古香。桥楼殿是苍岩山最有名的一座建筑。只见在两壁断崖之上，凌空架有 3座单孔石拱桥，桥上还建有楼殿，从山下仰望，桥楼凌空飞跨，云移楼动，恍然欲飞。此殿是我国三大悬空寺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杰作。摄影／李辉

青藏高原隆升过程模式图 中国的大地构造学家们认为：青藏高原是由大小不同的6片陆块与它们之间5条缝合带不断拼接而成。实际上，从4亿多年前的早古生代至今的地质历史长河中，青藏高原所在地区一直处在陆块拼合、开裂、再拼合的过程中，就像是拉手风琴般地往复运动，直到最终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聚合。从与高原隆升关系较为密切的中生代侏罗纪起，新特提斯海不断扩张，海底洋壳向北俯冲。北部开裂的海盆到侏罗纪末期即告封闭；在侏罗纪到白垩纪之间，印度板块加速向北漂移，新特提斯海开始收缩；从白垩纪到第三纪早期，新特提斯海闭合消失，印度板块终于与欧亚板块碰撞聚合。自第三纪始新世至今，印度板块持续向北推移，高原地壳受到挤压，在南北方向上剧烈变形、缩短并加厚，随之高原地形急速上升。绘图／张瑜 资料来源／《青藏高原地图集》

大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通常会面临功能与定位的重新调整，在专家看来，早期比较注重发展钢铁工业的北京，现在正朝着文化城市和政治城市的目标发展，而越来越密集的各种文化活动和代表着国际水平的演出，正让城市变得更加具备人文内涵。摄影／Bjcb

图摄影／王树洲

图1 在藏南岗巴发现的海相动物群，包括岗巴波褶蛤（1）、喜马拉雅半星海胆（2）、堆纳滑体螺（3）和西藏少刺蹄菊石（4），现存于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据该所的文世宣先生介绍，这些海相动物生活的年代是6700万—8500万年前的晚白垩世，它们是生活在冷水环境中的动物群。它们的发现，证明那时的雅鲁藏布江以南属于印度板块，那时，印度板块刚刚脱离位于南极附近冈瓦纳大陆向北漂移，它所带来的都是高纬度地区才有的冷水型动物群。摄影／田松沪

1975年中国登山测量队第一次把测绘觇标带上了珠峰峰顶，竖立了珠峰测高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那以后，红色的觇标以及峰顶覆雪深，就成为了珠峰测高必然要完成的两个课题，由此而引发了测绘科学的一项项创新。 供图／中国登山协会

这是利用电脑和GIS技术，使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做出的中国人口密度图（台湾无数据）。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和1935年比不知高了多少，制图水平也有飞跃式的提高。但对人口密度计算出的结果是：胡焕庸线东南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4.1%，西北部占全国人口的5.9%。也就是说线两边的人口比例是94 : 6（四舍五入），与当初比基本上变化不大。供图／葛美玲

图1

在中华文明的第一个辉煌时期——西汉时期，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在黄河冲击大平原(今华北平原，太行山、伏牛山以东，燕山以南，长江下游以北，东至海) 和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河北平原(今天津及河北省保定、阜平以南，河南省安阳、卫辉、内黄及山东高唐、德州、乐陵以北)。由此可见，当时根本不存在“胡焕庸线”，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提出那时人口疏密分界线应该是燕山—太行山—淮河。 此后经历了“永嘉丧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等几次大规模自北向南的人口迁徙活动，以及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等几次大规模移民，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逐步形成。1935年胡焕庸提出以瑷珲—腾冲线分界，将我国人口分布分为东南和西北人口疏密悬殊的两部分。

人们常说泰山雄、华山险，嶂石岩则以其雄浑壮阔的气势独领风骚。单这被称为“百里赤壁，万丈红绫”的丹崖长墙，就首先给人以壮阔伟岸之气势。它们横向展开，以数千米、数万米，甚至更大的幅度远远延伸而去，让人无限遐想。图摄影／张文质

这些叶片印痕，是1964年在希夏邦马峰北坡海拔5700—5900米发现的，那里气候寒冷，冰雪覆盖。它们的叶形、叶脉均与我国西南地区现在生长的高山栎相似，当时，经中科院植物所的徐仁先生鉴定为高山栎化石，标本现存于北京自然博物馆。根据高山栎的植物习性，它一般生长在2500—3000米的山区，而化石的年代是上新世，距今约200万年。根据化石所在的海拔来推断，从那时到现在，喜马拉雅山脉已经上升了3000米。

这是一片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熔岩平原，位于黑石北湖附近。火山岩浆曾将这片区域全部覆盖住，后来在外力的侵蚀下，变得支离破碎，形成了现在的样子。远处是一座熔岩方山。

1981年以后，胡焕庸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提起人口研究所，还有一个小故事。联合国人口组织原来不同意资助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原因是上海已有复旦大学的人口研究室。可是，后经调查发现：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的胡焕庸教授在30年代已是世界知名的人口地理学家，该所又是中国唯一从事人口地理研究的机构，最后联合国人口组织同意拨款38万美元，资助胡先生领导的人口研究所。这张照片是胡焕庸先生在人口所的办公室里拍下的工作照。

图4

珠峰脚下的土著藏族人如果不是为了生计，是不会主动攀登珠峰的，在他们心目中，珠峰是女神，是不能踩踏的。但是半个世纪以来，被科技武装了的人类打对珠峰投射了全部好奇心和占有欲，却总是发现珠峰远比他们想象的难以捉摸。2005年中国登山测量队计划登顶的前夜，几位藏族队员冒着寒风来到经幡前默默诵念经文、煨桑祈祷，祈求神灵保佑登顶平安。摄影／张江齐

这是一座被测绘队员命名为月牙湖的湖泊，在西藏称为“某某错”的湖泊都是藏族人命名的，而被称为“某某湖”，就证明这一区域非常人迹罕至，以至于藏族人未能为它们命名。

这是上世纪60年代在藏北比如的布隆盆地发现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这里共发现了西藏三趾马、黑河低冠竹鼠、萨摩兽、羚羊等共10种三趾马动物群化石。其生活时代早于沃马三趾马群的上新世早期。当时，外国的科学家已经在青藏高原南坡发现了西瓦里克三趾马动物群，而布隆的三趾马动物群与西瓦里克三趾马动物群相似，这说明那时喜马拉雅山脉还没有上升到阻碍三趾马动物群往来的高度。而吉隆三趾马动物群（5）则与南亚瓦里克动物群完全不同，说明那时喜马拉雅山脉上开到2000至3000米，成为三趾马动物群迁移的屏障。

继康熙《皇舆全览图》之后，雍正和乾隆两个皇帝继续补充未测绘的国土，分别绘制成《雍正十排》、《乾隆十三排》。上图为1719年铜版《皇舆全览图》地图局部，珠峰的位置已经确定，但标注是满文的；左图为《雍正十排》地图局部，珠峰还是用满文标注的；下图为1760-1770年《乾隆十三排》地图局部，这张地图全部用汉文标注，“珠穆朗玛阿林”的字样出现在了珠峰的位置上。三张地图中珠峰的位置没有改变。供图/张江齐

1926年春，胡焕庸先生远赴法国，去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进修，赴法之前他拍下了这张照片。当年他25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两年之后，他从法国学成回国，既担任中央大学地学系的教授，又担任了气象研究所的研究员。上面这张合影拍摄于1946年的美国马里兰大学，应该校之聘，胡焕庸来此担任地理系研究教授。

为了“胡焕庸线”这一专题文章，执行主编单之蔷和摄影师专门奔赴上海，采访胡焕庸先生最小的儿子胡企中，获得了众多的珍贵资料和老照片。图为杂志社摄影师王宁正在胡焕庸先生生前居住的房子里拍摄的场景。 摄影／单之蔷

图3

图为1987年郑度、李渤生、李炳元三位科学家在英雄地合影留念，这座木头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到达这里。供图／李渤生

10月份在西藏墨脱县背崩乡的山上拍到的高原风光。远处的雪山是海拔达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南坡，画面下方就是海拔只有742米的雅鲁藏布江，在这里可以非常真切地感受到青藏高原作为“世界屋脊”的雄伟壮丽。进入10月后，由于巨大的暖流沿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水汽通道北上，与西藏高原冷气流相遇后，每天早晨在雅鲁藏布江的峡谷上空都会形成厚厚的云雾，要到10点之后才逐渐散去。摄影／谢罡

寒旱核心区域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垫状植物，其枝条具有背地性，向上方伸展，形成密集的团块状，在生活条件不良时芽可在其中受到保护。因为呈团块状，蒸腾作用小，水分保持良好，所以有利于在干旱地区生长，也是对低温和强风抵抗性强的植物。

这名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手中抱着的就是青藏高原隆起的重要证据之一——三趾马动物群中的西藏大唇犀化石。这块化石是在西藏南部的吉隆—沃马盆地发现的，同时发现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包括吉隆三趾马、麂鹿、小古长颈鹿、葛氏羚羊等共7种，它们生活在大约600万年前的第三纪上新世中期温暖湿润的森林草原当中，当时是亚热带气候，海拔应为1000米左右。如今沃马盆地的海拔已经是4100－4300米，这表明在600万年间，青藏高原上升了大约3000米。（图5）

杨根生

青藏高原卫星鸟瞰图。面积达257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拔地而起，成 为世界屋脊。制图／黄签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摊开中国地图，可以发现兰州端端正正地坐落在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兰州大学，这所位于“中国之心”的大学，随着身边黄河水的起起落落，到今年已经整整走过了百年历程，恰与中国地理学会同龄。1946年，当时的国立兰州大学始建地理系，并逐渐发展为今天的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为中国的冰川学、干旱区研究、青藏高原的研究等领域培养输送了大量人才。摄影／蒋生连

在胡焕庸先生之子胡企中家中，我们找到了许多发脆变黄的老照片。手中的这张照片摄于1937年，当时国民政府组织“京滇公路周览团”到昆明考察，胡焕庸先生参加了这次考察活动，在昆明金殿拍下了这张照片。大图的右下角露出了另一张照片的边角，我们特意将它放大以供读者细看。因为这张照片上留下了中国两位地理大师的身影，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战时期的重庆珊瑚坝机场，照片左一为胡焕庸先生，左二为竺可桢先生。

在西藏日喀则通往江孜的公路旁，从塔岗村到群让村之间的陡壁上，一片深色玄武岩熔岩团犹如睡枕或球壳，光怪陆离地堆砌在一起，十分引人注目。那是青藏高原成陆之前，从新特提斯海的海底洋壳下，玄武岩熔浆喷涌而出，在海水中凝结成水下熔岩，细分起来有枕状、球状、肾状等。这片以枕状熔岩为主的玄武岩，出露厚度有2000米，为了保护这一青藏高原由海成陆、从低到高的物证，2000年建立了日喀则群让自然保护区。供图／章铭陶

陈发虎

作者正在翻阅胡焕庸先生的著作，他所处的房间就是胡焕庸先生当初的书房兼卧室。

海底喷溢的玄武岩熔浆，在寒冷的海水中快速冷却皱缩，力图成为表面积最小的球形熔岩。但在崎岖不平的海底，球形熔岩在冷凝的过程中因自身的重力而产生流动，会被拉长成睡枕状。这块长约1米的枕状熔岩，不仅被拉伸、扁化，并且因下垫面的不平而略有弯曲。供图／章铭陶

潘保田

我们熟知胡焕庸先生是研究人口地理学的大师，实际上他在地理学其他领域也有着颇深的造诣。而且他勤耕耘，善收获，著译之多在同时期地理学家中首屈一指。我们在胡企中家里看到了胡焕庸先生的30余本著作，涉及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水利、气候等各个方面。

标志着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拼接碰撞的印度河—雅鲁藏布蛇绿岩带，在我国境内的长度超过2000公里，是青藏高原上时代最新、保存最完好的蛇绿岩带。它是在4000万年前后两个大陆相撞时，代表大洋海底的超基性岩、基性岩、枕状火山岩和深海硅层岩，被强大的压力推挤出地面，成为古海洋的遗迹。图为在西藏阿里的阿伊拉山发现的蛇绿岩带，展示在前方的紫红色岩层，是处在洋底最表层的深海放射虫硅质岩，后面黑色的山头是底部的超基性岩。在这条蛇绿岩带以北是欧亚板块，以南是印度板块。供图／章铭陶

呈现四口入海格局的长江口，属于巨型的丰水多沙河口，携带着大量泥沙的长江水注入这里，跟东海强劲的潮流遭遇，形成了咸水、淡水交融的河口环流系统。天长日久，水中的细颗粒泥沙絮凝，在河口下段浩浩荡荡的水面之下形成了约60公里的拦门沙区段。在治理之前，即使是经过疏浚，长江口航道也仅仅维持在7米的通航水深。

伍光和

这是胡焕庸先生所做的“中国人口分布图”的扫描照片。当初这张图的制作工程浩大，非常繁琐。胡焕庸首先通过调查或估算，了解全国各县市人口数据，然后再用“点子法”制图。所谓“点子法”是指用一个点子代表一万人，当时中国人口有四亿七千万，所以要在图上一共点出四万七千个点子，每个点子还要点在地图相应的位置上。然后以此图为基础，胡焕庸做出了“中国人口密度图”，并发现了“胡焕庸线”。

当70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北推移时，新特提斯海海底洋壳俯冲到亚洲大陆之下，表面物质受大陆阻挡而被刮削下来，新老时代不同岩性的岩块混杂在一起堆积在海底，称为混杂堆积。这是在西藏日喀则拉孜县的山坡上，一大块古生代的石灰岩，夹在中生代的砂页岩中。供图／章铭陶

在河道和海水的交汇处，径流和海水形成了河口锋，落潮时，径流携带泥沙扑向大海，到了涨潮时，海水又占了上风，逆势而来，双方你来我往，逐渐在河口坝聚集，形成浅滩。

李吉均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它被誉为“中国地理学的摇篮”，它的前身是竺可桢在1921年亲手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地学系。当年竺可桢亲自编写讲义，立志要“培养一批中国地学家，以调查全国的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为己任”，于是这里走出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地学家：张其昀、胡焕庸、朱炳海、吕炯、王庸1930年后，地学系分为地理系和地质系，由胡焕庸任地理系主任，从此它蓬勃发展、日渐壮大，逐步成为我国南方地理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摄影／陈志文

杨太保

李满春

图2

为了解决海底地基的软化问题，需要在河床铺上几层袋装沙做成的“被子”，上面打上特制的吸水排水板，等地基软黏土中的水排出后再进行加固并沉放建筑物。

赵济先生（右）和他的助手李睿（中）与记者耿菲琳在北师大地理与遥感学院的图书馆中交谈。在整个百年地理大发现名单提案的评选中，这个图书馆是赵先生最常光顾的地方。

张京祥

根据祁连山敦德冰芯反映的5000年来气候变化而绘制的曲线图，与中国近8000年气候变迁曲线图的一段相对照，可看出两者的变化趋势很相似。竺可桢的后继者们进行的类似对照以及对历史气候的进一步研究，在追忆竺可桢的层面上，都是对竺可桢开创中国历史气候研究之先河的敬意。

朝霞中的喜马拉雅山脉。早在距今650万年的第三纪上新世，西藏阿里地区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北，是面积广达7万公里的札达湖盆，来自两侧山地的河流带来大量岩屑堆积在湖中。到了距今300万年的第四纪之初，高原整体大幅度抬升，喜马拉雅山脉横空出世，古湖最终被疏干，湖盆中的湖积物被暴雨和流水冲刷成纵横交错的千沟万壑（图前景中的阴影部分）。但在图中的喜马拉雅山脉之前，仍可辨认出平齐的古湖积物顶面。摄影／张超音

建筑物的形态既有半圆体的混凝土构件，也有空心预制的方块，全部依靠机械化吊装。绘图／连心海

北京师范大学的梁进社老师（左）和朱良（右）老师在讨论。梁老师的研究方向是经济地理学，他认为，1979年，杨吾扬与董黎明提出的风向与工业区布局图式及中国风向地理区划是创造性发现，因此首先就提出了这一条。摄影／王宁

朱 诚

丹麦科学家从格陵兰冰芯中获得的格陵兰气温升降图与竺可桢用物候法测得的同时间中国气温图几乎是平行的。格陵兰与中国相距甚远，历史气候图的走势却如此相似，足以说明历史气候的变动是世界性的。

托木尔峰及其周围冰川遥感图 托木尔峰地区是我国天山现代冰川作用最强烈的地区，广泛发育着规模宏大的山谷冰川。丰富的冰川融水，是山前干旱地区的主要水源。

在兰州大学的丹桂苑食堂，伍光和教授和编辑高新宇各点了一碗兰州拉面。吃面时，伍教授不时提出对“地理大发现”的整理思路和意见。 下图： 沙漠、冰川、戈壁、绿洲……对应着一个个图层，我们寻找着中国西北众多“发现”的诞生地。 摄影／王宁

在这张图中可以看出，气候的波动是世界性的：由于一个时代气候温暖则雪线上升，气候寒冷则雪线下降，中国五千年来的气温升降与挪威的雪线高低相比，大体是一致的。图中0线代表现今的温度，在殷、周、汉、唐时代，温度高于现代；唐以后，温度低于现代。挪威同时期的温度大致相同。

琼台兰冰川总长25公里左右，分东琼台兰冰川和西琼台兰冰川，西琼台兰冰川是台兰河的发源地，台兰河的下游是温宿县东30公里的札木台绿洲。托木尔峰地区冰川地貌十分发育，冰川众多，是南疆阿克苏地区的“固态水库”。图为西琼台兰冰川的末端。

通过这组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气候与现代气候的巨大反差：在左页图中，野生犀牛只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我们却惊讶地发现这种终日泡在水中的庞然大物竟然曾经分布在西北地区，这与现今其在中国已绝迹的事实大相径庭。鹦鹉、扬子鳄等物种的栖息地也曾跨过黄河流域；在上图中，荔枝、椰子、柑橘和竹子都生长在温暖潮湿的亚热带，现在都是南方特有的物产。但在历史上，它们甚至生长在黄河流域；在左图中，野骆驼栖息地的萎缩和亚洲象分布北界的不断南移，让历史气候的变化对动物产生的影响之巨大更为清晰。在沧海桑田、巨变迭起的背后，历史气候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在冰川下游消融区，冰面形态因为消融的差异性，呈现出多种形态。上图为冰塔，由于这里是亚大陆性冰川，比起珠穆朗玛峰地区冰塔林，发育不甚明显。

托木尔峰地区不但是天山最大的冰川作用中心，也是世界上有名的山岳冰川区之一。和青藏高原的冰川在古代少为人知不一样，中国人对托木尔峰地区的冰川很早就有过了解，公元7世纪唐朝的玄奘，8世纪的杜环，以及后来清朝的徐松等，都先后到过这里，并在《大唐西域记》、《经行记》、《西域水道记》等著作中，对一些冰川现象进行过记述。图为琼台兰冰川的特写。

在我国境内，目前只在新疆北部和台湾南部发现了泥火山。其中台湾的泥火山主要沿着南部高雄、台南等地发育的断裂构造带分布（右），而新疆的独山子和白杨沟泥火山多发育在大型油气田附近（左）。

杨逸畴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计算一个峡谷的深度，一般而言是指峡谷所在河谷的平均海拔与相邻分水岭的平均海拔之间的相对高差。具体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它的内侧（南侧）就是以南迦巴瓦峰为首东喜马拉雅山的分水岭；北侧就是以加拉白垒峰为首的念青唐古拉东段分水岭。”

摄影师一行众人走在琼台兰冰川终碛的道路上。这里距离冰川末端为5公里左右，海拔2700－2750米，终碛主要为来自高山区的红色和灰色花岗岩，较大的岩块直径有3－5米。终碛上已经覆盖土层，有些地方甚至生长着云杉林。

泥火山不喷火，因此也就没有火山喷发时呈现的炽热和高温。泥浆充填在喷出口（泥火山的“火山口”）中形成泥塘，向外溢出形成火山口壁和火山锥。摄影／卢裕源

郑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1994年杨逸畴等人计算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最大深度时，使用的是南迦巴瓦峰和加拉白垒峰来计算峡谷相对高差，得到结果为5000多米，然而这两个山峰之间直线距离是25.3公里。这个距离是不是有点太远了呢？”

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龙头城市，上海已经成为今日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全球最大的贸易港口。尤其是与外滩一江之隔的浦东，更是成为上海地标性建筑群的汇聚地。摄影／魏彬

竺可桢在1958年9月14日和16日两次考察新疆天山。途经赛里木湖，他发现四周的山上并没有积雪。但是他知道元朝《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述丘处机于1221年10月8日在此地，却看到赛里木湖“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因此将此作为根据之一，推论中国十二三世纪比现代要冷。这就是竺可桢（中）在天山前的留影。信封上是竺可桢写的“大戈壁”等字。

在托木尔峰地区的冰川类型中，又长又大的山谷型冰川为其主要类型，由于发育典型被称为托木尔型山谷冰川。托木尔峰山体高大与其周围的群峰林立，为该地区现代冰川的发育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低温和丰沛的降水也是形成大型冰川的重要条件。图为琼台兰冰川。

高登义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 “计算峡谷长度的时候，我们是依据1∶50000的航测地形图、航空照片和卫星影像图进行分析和量测，并用实地考察结果和数据对照、订正，派乡以下到国境巴昔卡500多公里，属于峡谷段，山高谷深、河流深切。”

罗布泊地区部分科学考察线路图 从科考线路也可以看到历代学者对罗布泊认识的逐步深入，普尔热瓦尔斯基和早期的斯文·赫定实际上并没有到达真正意义上的罗布泊，那片被视为生命禁区的荒原，被他们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之后亨廷顿和斯坦因的路线都选择了穿越罗布泊干湖盆，尽管严酷的环境迫使他们不敢多作逗留，但这种宝贵的亲身经历使他们能成一家之言；黄文弼和陈宗器的考察发生在塔里木河1921年改道之后，他们不仅开中国学者造访罗布泊之先河，而且率先见证了罗布泊恢复当年烟波浩渺的雄姿；而解放之后，中国学者对罗布泊的科考活动更加密集，其规模之大、目标之明确、路线之复杂，已非昔日可比，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逐步揭开笼罩在罗布泊之上的层层迷雾。资料提供／夏训诚

托木尔峰地区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森林带中景色秀丽，从台兰河上行，到达海拔3150米高度时，已经是雪岭云杉分布的上限了，再往高处走是高山草甸和冰雪带。摄影／李翔

泥火山外形与火山很相似，只不过它向外喷涌的不是岩浆，而是泥浆。泥火山大多呈圆锥状或截顶圆锥状，也有丘状、盾状或盆状的。与高大雄伟的火山不同，泥火山的规模要小得多，通常泥火山锥体底座的直径仅几米到几十米，高度一般不超过10米。摄影／吴志学

由印度洋来的暖湿气流沿着雅鲁藏布大峡谷向北输送，形成了青藏高原上最大的水汽通道。在这条水汽通道上，大峡谷南段年降水量高达4000毫米，北段也在1500－2000毫米，使得整个大峡谷地区异常湿润，植被茂盛。由于这条水汽通道的作用，可以把等值的降水带向北推进5个纬度之多。图为墨脱县德兴乡。摄影／谢罡

鼎足而立的上海、江苏和浙江，在地理位置上正好构筑成一个黄金三角区域，1985年，国务院下文正式把这个区域列为沿海对外开放区，三省市的15个城市从此在文件中结为一体，在整个长三角，除了龙头上海之外，还有杭州湾和太湖流域两个核心的经济区，它们像是长三角的两颗心，而密集的公路网就是向两颗心供血的血脉。如今风起云涌的路桥运动正改变着长三角区域的经济版图，三省市的所有城市之间正形成3小时都市交通圈。 供图／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湖水虽然早已不见踪影，但水中的矿物质却永久地留在了湖底。罗布荒原上，氯化钾、氯化钠、氯化镁以及石膏等硫酸盐储量丰富。在阳光的暴晒下，一些地区储存的地下水通过地表盐壳中的毛细管仍在缓慢蒸发，因而盐的结晶也仍在变化生长，呈现出独特的形态。然而，这看似娇脆的盐板却是坚硬异常，用地质锤敲下一块朝地上砸去，会听到如钢铁撞击般的声音。

这株玉兰树是竺可桢亲手种在地安门84号自家院中的。院中还有丁香、金银花等，仔细观察这些绿植发芽、生长、落叶等情况，是竺可桢观测物候的途径之一。他在照片上亲题“寓中凋落将尽之玉兰”，日期是1964年4月27日。

在托木尔峰地区，因为强烈的冰川作用，冰雪中裸露的山峰，大多被雕刻成尖锐的角峰、鱼脊背状的刃脊，U形谷一直伸入冰川的源头。图中中间山峰为托木尔峰。摄影／李翔

高雄的泥火山形态完整，规模大，活动性强，是很典型的泥火山，全球少见，故成为自然奇观，吸引着众多游人到那里观赏考察。摄影／刘嘉麒

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总长446公里，起点为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边界的马布峡谷，峡谷终止于亚利桑那州的格兰德瓦什崖。大峡谷平均深度有1200米，最深处约1900米，宽度从0.5公里至29公里不等。摄影／Theowulf Maehl／c

在罗布泊的北面和东面，一片片风蚀形成的雅丹、土台连绵不绝，仿佛荒原上的“魔鬼城”。除去地表的盐壳，雅丹是今天罗布泊地区另外一种典型的景观。

回忆者 毛汉英 每天凌晨三点 他就开始伏案工作了 文革前竺可桢是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的主任，每周都会来所里一次。文革开始后，1967年初，因为造反派在批斗他的学生、地理所所长黄秉维，每次他来都要他参与，所以无奈之下，再也不来所里了。黄秉维每月都给竺可桢借美国的期刊《科学》和《自然》，因为我刚刚搬到地安门84号院，是竺可桢的邻居，所以黄秉维就让我把期刊带给他，大概持续了两年多。1970年黄秉维被下放到干校以后，竺可桢请我帮他借这两种期刊，这样又有一年多。那个时候这样做是有危险的，被发现的话，弄不好会被扣政治帽子的。为了竺可桢的历史气候研究，我愿意冒这个风险。 竺可桢不太爱讲话，当时他还是中科院副院长，我不到30岁，刚来地理所几年，所以特别尊重他。有一次我给他送杂志后，他问我没有事情的话能不能不着急走。我是搞农业地理的，文革前刚调查完秦岭淮河线，竺老非常关心农业问题，于是很详细地问我农业界限与自然区域的界限是如何区分的，以及山地和平原农作物过渡不明显，我们又是如何区分的等等，问得非常详细。这些与他的物候研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竺可桢文集》出版后我才知道，竺老把这些都写在了当天的日记里。 竺可桢的书房离我家非常近，每天凌晨3点他就开始伏案工作了，年年如此。我十分钦佩他的钻研精神和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

图为冰蘑菇，是冰川消融区热融喀斯特现象十分发育的一种表现，除了冰蘑菇，冰面湖、冰井、冰洞与冰下河道在托峰地区多处可见。

“魔鬼堆木场”(Devil’s Woodyard)泥火山群是特立尼达岛最负盛名的自然景观之一。1852年，当地的泥火山第一次喷发时，泥浆摧毁了周围的树林，土著居民认为是来自地下的魔鬼在采伐树木，因此将这片泥火山群称为“魔鬼堆木场”。时至今日，龟裂的泥岩和大大小小的蚀沟使得周围寸草不生，显得荒凉而令人恐惧。偶有喷发的泥火山还令所有到过这里的游客惊叹不已。摄影／Jose F. Poblete/c

雅鲁藏布大峡谷一直静静躺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少为人知，直到1994年，它忽然以夺目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被誉为“世界第一大峡谷”。但在“世界第一”的背后，圈内人士却有不同的声音，学术上的争议有助我们对大峡谷了解得更全面和深入。摄影／吕玲珑

\"T\"字型点轴开发模式图 陆大道院士架构的“空间一体化战略”的具体内容，就是把沿海沿江的“T”字型地域当作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地带加快建设，而这个沿海沿江的“T”字型区域，是由南、北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地区构成的，也是全国地域分工的核心地区。如今这个构架上正形成若干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都市经济区和产业集聚区。

这是罗布泊周边一处为提炼钾盐而蓄起的卤水池。月光下，浩荡的卤水，依稀让人看到了旧日罗布泊的碧波荡漾。昔日的湖水为罗布泊留下超过2.5亿吨的钾盐，资源价值难以估量。

回忆者 女儿 竺松 手不释卷的严父 父亲会英德俄三种语言，阅读量很大，他看的书涉猎古今中外。我总看见父亲从图书馆借来一摞又一摞的书，手不释卷。但父亲不看小说，认为看小说耽误时间。 父亲是严父，不苟言笑，喜欢各种体育运动，尤其是游泳和爬山，我和哥哥至今都很喜欢游泳和爬山。父亲十分敬业，对历史气候的研究几十年如一日，那种钻研精神很令人钦佩。 父亲注重物候的积累，生活中经常引导我们观察物候，比如教我们看云，看各种形状的云判断第二天的天气情况。我现在看云看得就很准。

李渤生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在这里，雅鲁藏布江简直就是脱缰的野马，入口处派乡多年平均流量为2000立方米／秒，出口处巴昔卡的年平均流量为5200立方米／秒。”

我有幸得见的那些珍贵手迹，我会好好保存，等到《中国国家地理》创刊百年的时候再拿出来给大家展览。摄影／王宁

由叶尔羌河、和田河、阿克苏河等汇合而成的塔里木河是罗布泊昔日的重要水源。由于水量的变化、泥沙的沉积，这条来自冰川，流经沙漠的大河就像一匹“无缰的野马”，不知何时就会另辟蹊径，改流它道。昔日下游岸边的这片胡杨林，不知从何时起被浸泡在了潴水的河道中。水面的涨缩不定、河流的游徙无根、胡杨林的生生死死、罗布人的走走停停，为罗布泊的变化留下了无数的不解之谜。 摄影／沈桥

围绕托木尔峰南北，包括高山冰山群、高山草甸草原及森林带，都在托木尔峰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其北坡属伊犁昭苏县，南坡属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图中这座藏在云雾缥缈间，仿如世外仙山一样的山峰是托木尔峰南坡琼台兰冰川左侧的一个山峰。

泥流干涸后常会在表面形成网状裂纹，颜色也由黑色变成灰色。但与大多数泥火山不同，新疆克拉玛依独山子的泥火山有红、黄、橙、赭、绿等多种颜色，这与当地的气候条件及土壤中的特殊成分有关。摄影／沈久泉

奚国金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副研究员 从公元初期的罗布泊，经历塔里木河的三次改道，分别形成4—10世纪的“屯城（即米兰）罗布泊”（即后来喀拉和顺的位置）、10—18世纪的“英苏－阿拉干罗布泊”、19世纪的“喀拉和顺罗布泊”三个中间阶段，于1921年再次改道进入原湖盆。两千年间，罗布泊发生了多次迁移。

章铭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巴昔卡是雅鲁藏布江进入喜马拉雅山南麓平原上的一个村落，该地区目前属于印度的实际控制区，我国的历次科考都只走到希让而已，无法继续深入，希让以南雅鲁藏布江下游到底是怎样的地形、地貌，我们没有进行实地考察。因此，将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长度一直划到巴昔卡，并不妥当。”

来自全国数十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上百位专家的参与使这份提案成为最特殊的一个：既包含了所能覆盖的最广泛的地理学科门类，也避免了因“一家之言”而可能导致的不客观性。许多学者将亲笔稿件邮寄给我，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夏训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回忆者 张丕远 尊重大忙人的忙人 我是1956年到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也从事历史气候研究。除了我自己的工作，我还协助竺可桢做一些工作，主要是帮助他确认、核对一些历史资料。比如有一次，竺可桢让我查查根据陆游的某首诗，能否准确判断出某年陆游是不是在某地。我去图书馆查询年谱和《陆游全集》，确认竺可桢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时我帮助竺可桢查询的古文献资料较多，也有一些外国文献。其实竺可桢在几十年的积累中对这些中外文献都很熟悉了，在他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录，只是需要在写文章前再最后核对一下。由此可见，竺可桢是多么严谨。 当时中科院地理所和动物所还在中关村，在同一个楼里。有一天竺可桢让我去问问动物所的秉志，问他是不是有时间，想找他谈一会儿。秉志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与竺可桢一样是大忙人。他们的办公室在同一楼层，竺可桢都要征询秉志意见后才见面，由此可看出他对秉志的尊重。我去敲门，问几个助手秉志在不在，助手们立刻告诉我不在。我当时年轻，说话快，马上就告诉他们是竺可桢要找秉志谈谈。与此同时我突然看见房间最里面的秉志了，他正放下试管斥责助手：谁说我不在？话音未落就去找竺可桢了。助手们马上问我：竺可桢是谁？平时不管谁找，秉志总让我们说他不在。两个对中国科学界作出重要贡献的大忙人都是如此看重对方的时间。

夏训诚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研究员 罗布泊从来不游移，它一直位于原形成的罗布洼地的最低处，接受整个塔里木盆地的来水。当塔里木河水从罗布泊的西南角补给进罗布泊时，因年径流量的变化使得有些年代河水流不到罗布泊，而就在中途一些洼地（如喀拉和顺）潴留，但它们不具有罗布泊的水质、水量，决不能说是罗布泊“游”到这里来了。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的历史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史地类。地理系在北京师范大学于1928年独立建系，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于2003年建立。该院具有地理学国家一级重点学科，设有本科专业：地理科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是地理学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单位，地理学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单位。先后有黄国璋先生、周廷儒院士、李小文院士等著名学者在此任教。摄影／王宁

莽莽苍苍，绵亘千里的太行山，突出奇构，横空叠起三层赤壁峰屏，被地质、地理学家命名为嶂石岩地貌。“嶂石三叠”俗称“三栈”，为三级陡崖，每层高100—150米，人称“万丈红绫”；南北向绵延达10公里，又被誉为“百里赤壁”。在两层陡崖之间，是坡度较缓的平台，由易于风化的薄层砂岩、页岩形成天然栈道。其上生有原始次生林，春夏翠绿如碧，深秋则层林尽染。摄影／门晓宇

1965年，竺可桢在考察兰新铁路的红柳园时发现，固沙效果最好的红柳竟然被大量砍伐。飞扬的沙尘不仅威胁着铁路、附近的农田和村舍，甚至还威胁到敦煌千佛洞。这张照片就是竺可桢当时在敦煌考察留下的纪念。

林线是指在山地或者高原地区，森林所能攀升到的海拔高度上限。超过这一高度，由于温度、湿度和气压的关系，树木已无法生长。在野外考察中，看到山坡上如玉带横陈般的森林的上边缘就是该地区的林线。国内一些学者将大面积连续的森林最高上限称为林线，而将其上更高但呈斑块状不连续分布的树木生长上限称为树线。摄影／李翔

梁进社

这是1959年中科院新疆综合考察队罗布泊小组在湖心岛上拍到的一张照片。小岛高出水面1—2米，三面环水，湖岸已经结出灰白色的盐壳。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人类最后一次拍摄到荡舟罗布泊的画面。摄影／赵济

“唯淮水发源于北岭之支麓。实继北岭正干，而为南北之界线。”我们在张相文先生一部叫做《南园丛稿》的文集中找到了这段关于中国南北分界线的叙述，它出自《佛学地理志》一文。摄影／王宁

上世纪80年代末，科学考察的装备还是比较落后，在汽车不能到达的地区，毛驴和骆驼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摄影／杜泽泉

张相文先生48岁时的肖像

昔日张相文先生家住在北京东城区的宝钞胡同，当时院子宽敞，黄包车都能进入。树阴之下，儿童嬉戏玩耍，甚为欢洽。几十年过去了，这里几易主人。当我们随张相文先生年已耄耋的孙子张辛民和重孙张小松重返先人旧宅时，院子被搭建的房屋挤压得只剩下狭窄的巷道，老屋虽在，但早已面目全非。屋犹如此，人何以堪？摄影／王彤

早在7月初，一次中国百年地理大发现讨论会便已经在编辑部召开了，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科院院士陆大道、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毛汉英与北京师范大学赵济教授等诸位专家与执行主编单之蔷及各位编辑一起，为“什么才是地理发现”拟定标准和方向。图为热烈的讨论现场。摄影／王彤

长江口航道整治工程使用的既有半圆形沉箱堤，也有封闭式薄壁半圆体结构，后者单个构件更轻，但里面可以填沙以抗滑稳定。

长江口的深水航道整治建筑物包括南北槽分流口、北导堤、南导堤以及导堤内19座丁坝。南导堤布置在九段沙北侧滩面上；北导堤布置在横沙东滩南侧滩面上，分流口的鱼嘴前端布设有一条潜堤，以增强建筑物及滩槽的稳定。

为防止建筑物过重，这种空心方块斜坡堤使用的是形态不一的空心预制、方块等多种结构，其中半径最大的8米多，最小的也有4米，它们如积木一样扣连在长江口，堤身结构上保留了足够多的空隙。

回忆者 儿子 竺安 越是琐碎的东西 越有价值 最近10年我都在整理父亲的论文和日记，新版《竺可桢文集》就是我整理后出版的。目前还没有出版完，主要是日记没有整理完。通过整理父亲的日记，增进了我对父亲的了解，对父亲更加崇拜。 父亲在日记里两次提到英国小说家班内特的一句话，大意是：日记的价值在于真实，若干年以后，越是琐碎的东西越有价值。父亲就是这样做的，他对历史气候的研究就是多年积累的结果。他一生中最主要的精力就是放在历史气候的研究上。父亲是1974年去世的，当时他还有一些关于历史气候的想法没有实现，不过最主要的已经写出来了。 父亲十分博学，这当然源于他的好学。在浙江大学当校长的时候，他跟很多教授一起出去玩，有的教授是生物学家，父亲观察各种鸟，看见不认识的就问生物学家鸟的名字，认识但不知道拉丁名的也会问。搬来北京后，搞核物理的亲戚来家里玩，父亲也会跟亲戚请教核物理的问题。

这些钢筋混凝土的沉箱构件，每个都是近3层楼高，重量达到1600多吨，每个构件能在水下构筑20米长的堤坝。作为整治工程建筑物，它的重要功能是阻挡河槽两侧滩地泥沙在风浪作用下进入航道，同时归集落潮水流，增强河槽的水流动力。

20世纪60年代，中国地理学者们在青藏高原开展科学考察工作。摄影／杜泽泉

1909年9月28日（中秋节），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举行成立大会。供图／中国地理学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是1999年9月经中国科学院批准，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前身是1940年成立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和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1956年成立）整合而成。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为中国地理科学与资源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上，在自然资源考察、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国土综合整治、区域可持续发展、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等重要领域，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是国家地理科学、资源科学和地球信息科学的重要创新基地和国家全民地理知识普及的核心基地。摄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是1999年9月经中国科学院批准，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前身是1940年成立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和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1956年成立）整合而成。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为中国地理科学与资源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上，在自然资源考察、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国土综合整治、区域可持续发展、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等重要领域，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是国家地理科学、资源科学和地球信息科学的重要创新基地和国家全民地理知识普及的核心基地。摄影／王宁

在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里，我们找到了一本出版于1908年的《新撰地文学》，上面赫然写道：“南界，北岭淮水。”这是关于我国地理南北分界线的最早论述吗？摄影／王宁

泥火山喷出的泥浆中含有气体，主要是沼气，释放时会在泥浆的表面形成许多气泡，点燃（有时也能自燃）这些气泡会生成火焰，这就是颇为有名的“水火同源”奇观。从地质意义上讲，泥火山不属于火山的范畴。总的来说，泥火山不是火山，状似火山，燃起火来，恰似“火”山。

秦岭—淮河线从名字上看它的画法似乎很简单，沿秦岭、淮河画一条线即可。可是当你面对着一张大比例尺的中国地图时你会发现根本无从下手：秦岭西起甘肃省白石山，向东经天水南部的麦积山进入陕西。在陕西与河南交界处分为三支，北支为崤山，余脉沿黄河南岸向东延伸，通称邙山；中支为熊耳山；南支为伏牛山。秦岭—淮河分南北，只是分了中国东部，中国西部怎样分南北部是很有意思的，西部的确可分两大区域，但却是南北颠倒，冷热倒置。沿秦岭再向西，大致有两列东西走向的山脉与秦岭相连：一列是祁连山接阿尔金山一路向西；另一列就是西起帕米尔高原，向东绵延2000多公里的昆仑山及其余脉。如果秦岭向西分南北的话，这两列山系可供考虑。

图为一处火山喷发的遗迹，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鹰嘴山附近。青藏高原隆升之前，现在的寒冷干旱核心区域也曾有火山熔岩流淌。一层层的棕红色沉积岩是几千万年来，由于风力和昼夜温差，被侵蚀而成的。

今天淮河下游的洪泽湖，在古代并不存在。1128年黄河夺淮，淮河失去入海水道，在盱眙以东潴水，原来的小湖扩大形成洪泽湖。明清以来洪泽湖形成“悬湖”，每每水患严重。1952年在洪泽湖下游修筑苏北灌溉总渠，用以灌溉兼作排洪之用。图中的“河流立交桥”位于淮安市，上层水道是船舶穿梭的京杭大运河，下层就是苏北灌溉总渠。淮河的下游已分成若干水道。 摄影／缪宜江

我们常说秦岭—淮河线，于是往往产生错觉，仿佛秦岭真的是一条单薄的线状山脉，实际上秦岭是横亘于中国中部的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全长1600公里，南北宽数十公里，最宽处达二三百公里，面积广大，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摄影／田捷砚

喜马拉雅山脉在第四纪之初，已抬升到冰雪线之上。珠穆朗玛峰北坡绒布冰川的冰舌末端，一座晶莹剔透的冰洞犹如水晶宫，它曾是冰舌融水畅流的暗河。图为珠峰科考队上世纪60年代在冰洞进行考察。 供图／章铭陶

黑石北湖附近一只带着4只小狼的母狼。这里的动物从来没有见过人，所以它们不怕人，但也不敢扑上去伤害人类。

在一片口水仗中，江苏淮安的南北分界标志最终宣告竣工。淮河通过淮安吗？再说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是带，不是线。说南北分界线通过某个城市是误解了南北分界线。摄影／徐洪云

安徽蚌埠在2006年就已建起了由“福娃之父”韩美林设计的，当地人称之为“火凤凰”的南北分界标志。只是这个标志一来比较抽象，不如淮安的标志“球”更容易让观众理解记忆；二来当初的炒作不如今天的热闹，蚌埠南北分界标志的知名度要逊于淮安。摄影／沈醒狮

在秦岭上也有一座南北分界标志——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的分界碑，即北方水系和南方水系的分界碑。许多游人喜欢在分界碑前留影，留下所谓的“一脚踩黄河，一脚踩长江，右手是南方，左手是北方”的纪念照。摄影／崔岩

这张淮安南北分界标志内部的图片，着实令人感到困惑。在中国地图上长江和黄河之间那条红色的线代表着什么？“秦岭—淮河线”吗？可是它的走势既与秦岭不符，也与淮河不同，实在让人无从猜测。摄影／徐洪云

本文作者单之蔷等在图书馆的古籍库中认真查找着秦岭—淮河线的相关资料。摄影／王宁

提到秦岭—淮河的地理意义，人们往往能说出很多：“秦岭—淮河”是1月0℃等温线，“秦岭—淮河”是800毫米等降水量线，“秦岭—淮河”是日平均气温≥10℃积温4500℃等值线但是从地图上（数据来源《中国自然地图集》）我们可以明确看到1月0℃等温线在“秦岭—淮河”以北，8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也并不与“秦岭—淮河”重合，而日平均气温≥10℃的积温4500℃等值线更是蜿蜒曲折，与“秦岭—淮河”相去甚远。我们的常识难道都错了吗？实际上是这样的：一是地理上“秦岭—淮河”线，只是概念上的“线”，它表述的是一个大概的地理界线“范围”，不能简单想象为沿着“秦岭—淮河”描出一条线来；二是由于近几十年来，全球气候变化明显，导致了这些等值线的偏移，如：在解放之初做气象统计时，1月0℃等温线确实基本与“秦岭—淮河”重合，到现在气候变暖，1月0℃等温线已经明显向北偏移。 积温是衡量作物生长发育过程热量条件，也是表征地区热量条件的一种标尺。“≥10℃积温4500℃”意为日平均气温≥10℃的气温的总和达到或超过4500℃，这是亚热带植物生长的一个必要条件。

也有一些实际存在的地理界线与“秦岭—淮河”一线吻合度比较好，如干燥度为1的等值线（1）、我国江河发生封冻的南界（2）、落叶阔叶林和常绿阔叶林的分界线（3）等。 （1）干燥度是可能蒸发量与降水量的比值，反映了某地、某时段水分的收入和支出状况。它比仅仅使用降水量或蒸发量来反映某地的干湿状况更加确切。干燥度等于1，即表示水分收支平衡。 （2）随着温度降低，河水全部冻结，冰盖不断增厚，称为封冻。封冻是河流冰情的一种形式，此外，冰情还包括结冰、解冻等。 （3）在植被区划中，秦岭—淮河线与落叶阔叶林和常绿阔叶林的分界线基本重合。

我们还需要有一种变化的观点，因为气候有周期性的变化。0℃的气温等值线、800毫米等降水量线、≥10℃积温4500线这些都会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南北移动，现在全球气候变暖，这些线已经北移到了徐州—许昌一线。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中国的南北分界线移到了徐州—许昌一带。因为中国的南北分界线应该保持相对的稳定，而且这条线应该由具有地标性的知名景观构成，便于识别和记忆。中国的南北分界线无论怎样南北移动，都是在黄河与长江之间，在这之间的地标性的景观非秦岭—淮河莫属。因此，就地标的意义而言，中国的南北分界线秦岭—淮河线当之无愧。

“秦岭—淮河线”以南种植粮食以水稻为主，以北以小麦为主，因此才有了“南人吃米，北人吃面”的俗语。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些绝对，但南北方在饮食习惯上的不同，确实一眼可辨。图为陕西乾县市场上卖锅盔的情形 摄影／陈旭

图是浙江绍兴一家人吃晚饭的情景。摄影／董建成

淮河流域水系示意图 从古至今淮河受到的人工干预太多，水库、运河、人工河渠将其分割得支离破碎，在河流水系图上，很难找到淮河的干流或主河道。特别是洪泽湖以下的淮河，几乎完全都是人工河道：入长江的水道，起自三河闸，在三江营入长江；里运河，从杨庄起自江都止，除了泄洪外，还是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和南水北调东线的干渠；苏北灌溉总渠，从洪泽湖口高良涧闸起，至扁担港入海，是淮河入海的一条人工开挖河道。这样的淮河想将它抽象为“线”，实在是“不可能的任务”。

绒布寺在世界最高峰的荫庇下人气很旺，每年登山季节一到，登山者们便都要路过这里去大本营。为了保护珠峰地区的环境，所有汽车都被留在了绒布寺，人们只能坐观光马车继续接近珠峰。

在南宋以前淮河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淮河干流从桐柏山发源，历经豫、皖、苏三省，在江苏境内的盱眙（今淮安市盱眙县）折向东北，经淮阴（今淮安市淮阴区）向东在涟水云梯关入海。河道宽阔、水流通畅的古淮河构成了一条完整而明晰的自然分界线。

秦岭—淮河线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以南）和温带落叶阔叶林（以北）的分界线，它两侧的植被大有不同：植根于南方的橘子树，绿叶离离，金实灿灿，点缀出一个温柔、热闹的秋来。 摄影／黄丰

长城脚下的柿子树，却是红到孤寒，充分展示了北方秋季的萧瑟、肃杀。左 摄影／李少白

雅丹荒原上，一座人工建筑突兀地耸立在干涸的河岸，那就是以后被誉为“楼兰城徽”的佛塔。干河走向没有完全受地形约束，因为它是一道运河，两岸分布着建筑遗址、为城市供水的池沼（“涝坝”）、依稀可见的古道。摄影／李翔

图为黑石北湖南面的草丛，这一区域只有非常能够忍耐严寒和干旱的植物才可以生存。

这是楼兰古城的一处遗址，它的结构方式因地制宜：通过铺设与地面平行的“地龙”，搭建房屋的四壁：用胡杨、红柳、芦苇夹在两道地龙之间，结构成墙壁的经纬。目前在塔里木的绿洲村落，还可以见到这种建筑格局的民宅。摄影／杨洪

1934年，斯文·赫定意外得到千载难逢的重返罗布荒原的机会。他在雅丹布拉克建立了营地，并且由此出发，前往湖水回归汉唐故址的罗布泊，并且分出一部分队员去寻找“小河墓地”。雅丹布拉克，含义为“雅丹之间的泉水”。

由北向南穿越罗布荒原的第一支驼队，在喀拉库顺安置营地，帐篷已经搭建好，铁锅注满从河中打的水，无师自通的队员正抓紧时间校正测量仪器。斯文·赫定此行不是来寻找古城的，而是来做地形测量的。

驼夫们利用刚找回的铁锹，在红柳包前的洼地掘井。此时，奥尔得克正给斯文·赫定讲述自己迷路又回归正途不可思议的经过。如同30多年以后寻找“小河墓地”时一样。在场的人谁也不相信这个“天方夜谭”。幸运的是，赫定相信，因为他比谁都了解罗布人。

这是20世纪初世居在阿不旦的罗布人的一张合影，右侧第一人就是著名的昆其康伯克（被称为“末代楼兰王”）的儿子托克塔阿洪。他坐在一具胡杨剖制的独木舟中，面前是罗布麻织就的渔网，手中的“权杖”是船桨。托克塔阿洪、阿不都热依木、奥尔得克，是最著名的罗布人，他们三人组成了20世纪前期的罗布泊探险史。

这是阿不都热依木兄弟合影，右侧是他的弟弟买力克阿洪。买力克阿洪是罗布人中著名的民间乐师。阿不都热依木兄弟世居罗布荒原北方的库鲁克塔格山麓的兴地村，19世纪中期一个俄国探险家采访了兴地，将其称为“一家村”。

发现楼兰同时，在楼兰古城“三间房”一侧发现了一部马车。这部马车配有巨大的实木车轮，曾实地行走在丝绸之路，被叫作“西域第一车”或“丝路第一车”。

这是楼兰古城另一个标志性建筑——“三间房”。在斯文·赫定初次抵达楼兰古城时，废弃千年以上的古城只有两个建筑仍然站立着，一个是佛塔，另一个就是这个由几堵墙壁分割的房址。长期以来，它被视为楼兰古城的中心建筑，即西域长史府。摄影／范书财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文作者杨镰数十次进出罗布荒原，从事人文地理调查，这是他在2001年1月4日的一场大雪之后，重返“小河”。墓地是一片胡杨木的树林，棺木凌乱，但是楼兰先民依然俯视着荒原，等待“小河”涌起波涛，大地再次为绿阴覆盖。

这两块木雕是罗布与楼兰文明更替的标志。随着楼兰古城湮灭、楼兰亡国、罗布泊（蒲昌海）消失，佛教文化也从罗布荒原离去。难怪连见多识广的罗布人奥尔得克也不认得佛像与莲花装饰，连穿行荒原如履平地的马匹也受了惊吓，几次脱缰。

阿塞拜疆的里海沿岸，分布着大大小小400余座泥火山，占全世界泥火山总量的一半左右，而其首都巴库更有世界最大的泥火山群。摄影／Wolfgang Kaehler/c

三江并流区域示意 这是三江并流区域的遥感图。三江并流最窄的地段，东侧金沙江与西侧怒江之间的直线距离为66.3公里，怒江与澜沧江为18.6公里。 供图／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三江中，金沙江的水量最大。这是丽江巨甸境内的雄鼓峡谷，金沙江从中流过，远处为哈巴雪山。在与怒江、澜沧江并肩而流170多公里后，在丽江石鼓镇，金沙江拐了一个弯北上而去。摄影／谢罡

因为印度板块东北缘与欧亚板块相挤压时，在滇西北和藏东产生了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大断裂，由此形成“三江并流”的自然奇观。这是鸟瞰云南德钦县境内的澜沧江。摄影／扎西罗丹

这是澜沧江的德钦县溜筒江段。澜沧江进入梅里峡谷后，江面束窄，水流湍急，无以为渡，历史上全靠竹篾溜索过江，因此江边有村庄得名“溜筒江”。是滇藏交通之咽喉，有“溜筒锁钥”之称。摄影／谢罡

这是鸟瞰云南福贡县境内怒江的壮丽景象，东西两岸在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两条海拔四五千米的山系夹峙下，形成了南北纵贯数百里的峡谷。怒江峡谷山高谷深，两侧人烟稀少，原始状态保存得比较好。摄影／田捷砚

梅里雪山地处三江并流的腹地，13座山峰一字排开，最高处为主峰卡瓦格博。金敦·沃德当年在梅里雪山采集植物标本时，仔细观察了攀登卡瓦格博的三条路线，并建议攀登者从澜沧江往上攀爬。摄影／石明

从遥感图上看翡翠吊坠般的宝岛台湾确是赏心悦目之事，但这张图的主体为台湾海峡，尤其是那一抹深深浅浅、富于变化的蓝色——这蓝色的深浅对应着海水的深浅，表现了海底地形的起伏。台湾海峡平均水深仅约60米，南部“东山陆桥”一线（台湾浅滩、澎湖列岛直至台南的海底隆起部）为最突出的浅水带，最浅处水深不足10米。可以想见，在末次冰期海退100余米时，台湾海峡绝大部分都会出露为陆地，而海侵过程中，“东山陆桥”很可能是海峡两岸最后的陆路通途。另外，澎湖海沟一带为整个海峡最深的海底谷地，这也能从某种角度解释，缘何从这里打捞出来的化石数量最丰。供图／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福建东山岛靠近海岸的地方有多处“万福公”。“万福公”形同小庙，有的甚至连庙的形制也没有，只是三五个散布的简陋陶罐。陶罐里装着渔民出海捕鱼时打捞到的各种骨骸。每当清明等节气，纯朴的渔民也会去“万福公”祭奠这些长眠海中的逝者——尽管他们并不明了，这些骨骸究竟属于何人何物。摄影／欧康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约20年间，福建东山博物馆已经从“万福公”、出海渔民等处，陆续收集到古菱齿象、四不像鹿、德氏水牛、斑鹿等哺乳动物化石3000多件。经鉴定，这些化石与台湾考古学界收集到的来自澎湖海沟的化石年代、种类大致相同，属于同一时期同一动物群。摄影／欧康

福建、台湾一带的地质和气候条件均不利于史前人类化石的完整保存。因此，尽管海峡两岸已有“左镇人”、“东山人”、“海峡人”等重要发现，但化石形态均不完整，又没有明确的地层信息，很难据此清晰勾画来龙去脉。即便如此，当时曾有古人类在陆桥上生活是毫无疑义的。这块出自东山海域的晚更新世鹿角化石上的人工钻孔就是证据之一。摄影／姜克红

1996年，祁国琴研究员（前中）在台湾整理、研究澎湖海沟动物群化石后，着手进行了其最具代表性的动物——古菱齿象骨架复原工作。这是即将完成“古菱齿象”之前的一个瞬间。她发现其颈部环椎安装有误，正在做手势以期修正。有时，也只有通过复原，我们才能真切地体会那些数字的含义——这头古菱齿象高约3.5米、长约7.8 米，大门齿长度亦近2米！ 供图／台湾国立自然博物馆

这张澎湖海沟动物群生态复原图再现了末次冰期时台湾海峡的陆地风貌：高大的古菱齿象、水牛、四不像鹿、犀（未定种）占据着画面的中心，中景有野猪和大连马；远处，有两位古人正在为果腹而奔跑、追逐。河水逶迤，秋色刚刚染黄杂草，常绿的林木似为针叶——大抵因为寒冷，针叶林才会下降到陆桥这样的低海拔区域。供图／舟山博物馆

热带之田：作物的温床 从面积上看，农业区划中以华南区所占的面积最少。但是，由于华南区自然环境的热带性质，使得这里的土地显得十分珍贵。在台湾、海南以及广西、广东、福建南部的山地上，梯田不仅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耕地，也使得降水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利用。在这样的田地中，水稻可一年三熟，蔬菜甚至可年获八茬。摄影／田捷砚

接近过珠峰的人都会对这样的景象留下深刻印象：大地掀起、撕开地层让你看，岩石看似并不坚硬，而是柔韧的、被扭来扭去。大自然会寻找机会给我们透露一点它的秘密，地质学家通过这样的现象就能断定这里的地壳经受过剧烈的挤压碰撞。板块学说在这里又找到一个证据，青藏高原因此而不断上升还是持续下降，却仍然是个争论的话题。

在《中国综合农业区划》中，全国被划分为10个一级区和38个二级区。本图将中国东部的秦岭—淮河以北划分为东北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黄淮海区以及黄土高原区；将秦岭—淮河以南划分为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及华南区。加之海洋区以及西部的甘新区、青藏区，图中的一级区域概括了中国农业10类最基本的地域差异。如果深入细究各农区内部的差异，则可以参考二级区域的划分。

黑土之田：“一两土，二两油” 东三省的黑土地富含腐殖质，而且土层中有机物的分解速度要比南方地区缓慢得多，所以土壤异常肥沃，极其适合优质作物的生长。看着房前屋后的瓜果桃花，播种收获于黑土垄间，在这样的环境下耕种劳作却也令人羡慕。 摄影／宿伟东

青藏之田：青稞与牧场 一说到青藏高原，我们就会想到连绵的青稞和葱绿的牧场，但是由于高寒等诸多影响，高原上一年可供青稞等农作物生长的周期很短，而且土壤肥力很难充分发挥。相比于畜牧业，可以说青藏高原的绝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宜农业生产。 摄影／查理

西北之田：绿洲灌溉 甘新农业区位于中国的西北干旱地区，这里的农业主要集中在绿洲等能够获得水源灌溉的地区。绿洲多呈带状分布在河流或井、泉附近，以及有冰雪融水灌溉的山麓地带。从塔里木盆地的这张土地利用图上可以看出，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绿洲遍布。每当夏季，四周高山上的冰雪消融，雪水穿过山谷的缝隙流到沙漠的低谷，在地下的沙子和黏土层之间形成地下河。这些地下水滋润了沙漠边缘的草木作物，造就了一处处农牧业发达的绿洲。制图／蔡博峰

海洋之田：渔业牧场 海洋水产区是农业区划中的一块特殊区域。这里收获的不是稻米小麦，而是鱼虾蟹贝等各样的海产品。我国沿海的渔场多达70多个，近海鱼类超过1700种。在渔业资源的巨大诱惑下，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海水养殖业迅猛发展。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理性的管理，加之海洋污染、围垦造陆等不利因素，如今黄鱼、带鱼等优质经济鱼类资源已经临近衰竭。 摄影／郑德雄

江南之田：历史悠久的鱼米之乡 这是江苏省长江南岸的稻田。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河网遍布、湖泊众多且热量条件优越，江南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农业要地。摄影／孙伟忠

在进行综合自然区划时，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图为竺可桢（左二）和黄秉维（左三）一起在野外考察。 供图／竺松

苏联顾问萨莫依洛夫（中）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黄秉维（左）在讨论中国自然区划中热带和亚热带的界线，照片右边是当时苏联顾问的翻译李恒。摄影／付军／新华社

罗开富区划方案示意图（1954年） 保留了东北区、华北区、华中区……这些群众比较熟悉的大的地域概念，但是在区划中没有明确揭示出温度、水分的差异。在下一级区划中把地貌和地域区划混在了一起，既有黄土高原区、四川盆地区等明显基于地形的区划，也有台湾区、卫藏区这一类传统的地域区划。

黄秉维区划方案示意图（1989年） 层次鲜明，条理清晰。温度带的差异、干湿状况的差异得到了很好的揭示，再下一级的区划也很好地表示出了地貌的差异。但在一开始区划就分得较细，整体感不够强，缺乏大的区域概括。并且温度带、干湿状况、地貌差异这些科学性强的概念对普通公众而言不如华北、东北这样的传统概念易于接受。

伍光和 （地理学家 兰州大学教授） 绝大多数区划方案注意到保持青藏高原的完整性，任美锷方案是唯一的例外。这个方案把祁连山、阿尔金山和柴达木盆地划入西北区，强调柴达木气候干旱而忽视了其温度条件与西北区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的显著差别。人们还可以问，昆仑山、阿尔金山、西祁连山北坡垂直带具有许多共同点且连续延伸，为什么不把昆仑山也划入西北区呢？区域单位的命名沿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北、青藏等名称，却又加上了内蒙古。没有热量、降水和自然景观的内涵，作为自然区划单位命名可能也是一个缺憾。 干旱、半干旱区界线，多数方案采用贺兰山线，席承藩方案东延至呼和浩特以西，而黄秉维方案则为二连浩特塔拉东缘—乌梁素海南端—鄂托克一线。可以肯定，贺兰山线不能反映目前地域分异的实际，此线东移已是必然趋势，黄秉维方案较易接受。 任美锷、侯学煜、赵松乔和赵济四个方案把西藏山南地区保持在青藏高原内，而另外三个方案把它划入中亚热带。喜马拉雅山南翼首先是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山地垂直带谱的完整性不宜人为割裂。

任美锷把柴达木盆地划分到西北干旱区，理由之一就是柴达木盆地的植被与新疆、甘肃、内蒙古干旱区的植被很相似，都是属于干旱荒漠型的植被。并且他认为骆驼是干旱区的指示性动物，哪里有骆驼哪里就应该是干旱区。柴达木盆地中最常见的就是骆驼摄影／韩三俊。

青藏高原的典型动物是牦牛摄影／吕玲珑

任美锷区划方案示意图（1979年） 本方案在柴达木盆地的归属、云南高原的划分上独具特色。保留了东北区、华北区、华中区……这些群众比较熟悉的大的地域概念，但是在后面区划时，只揭示出了地貌的区域差异，温度带和干湿状况在区划时虽有考虑，但未能明确的表示出来。

郑度 （地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罗开富方案最大特点是延续了传统地理分区的命名，如华北区、蒙新区、康藏区等。虽然也代表了温度、水分的地域差异，但不是很严格。 黄秉维在做区划方案时考虑到要和国际接轨，于是应用了国际通用的温度条件、水分状况和地貌因素的差异来依次划分。国外进行自然区划一般不划亚热带，但中国划亚热带是很有特色的。该方案亚热带的南界定的比较严格，也与国际惯例不同。按柯本分类法，亚热带南界是最冷月平均气温为18℃；竺可桢和黄秉维方案是按16℃来划的，因中国亚热带特征明显，冬季很冷，夏季又很热。我比较倾向于该方案划出的亚热带的界限。 赵济方案是基于教学的划分方案。所以和其他方案比最大不同就是因为是教学需要，所以不仅考虑自然要素，还与人文接了起来，划界是考虑了行政、交通、区位等之间的密切关系。

侯学煜区划方案示意图（1963年） 明确揭示出了温度带的差异，但没能明确展示出干湿状况的差异。把地貌和植被结合在一起进行区划时，植被只是理想状况下的植被。如“松辽平原森林草原区”这一提法，并没有考虑人对环境的改造，现实中松辽平原多是农田，很难看到森林草原的景观。

乌鞘岭位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中部，为陇中高原和河西走廊的天然分界，是半干旱区向干旱区过渡的分界线，也是东亚季风到达的最西端。在这里，高原与山地、牧场与农田、干旱裸露的黄土与植被丰茂的草场，不同类型的景观交错着结合在一起。摄影／王金

杨勤业 （地理学家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黄秉维等科学家1959年提出的综合自然区划方案，突出显示了自然地理地带性规律。此后在1965年、1989年两次补充修改了原有方案。这个方案是我国最详尽而系统的自然区划方案，一直为农、林、牧、水、交通运输甚至国防等部门作为重要依据，影响巨大。按照这个综合自然区划确定生态脆弱区、自然保护区等，也可以避免偏倚，得到比较适合的方案。 侯学煜方案的各气候带都给出了一定的耕作制和一定种类、品种的农作物、油粮植物、果树、用材林木等。这个方案是从发展大农业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的，对各个自然区的农业生产配置、安排次序、利用改造等方面提出了轮廓性意见。 赵松乔方案的突出特点是提出了明确的分区原则，即综合分析和主导因素相结合、多级划分、主要为农业服务的三原则。这个方案是迄今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区划较为完善的一个，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席承藩区划方案示意图（1984年） 明确划出了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区这三大自然区。在其后的两级区划中，明确了温度带和地貌的差异，干湿状况在区划时虽然有隐含，却未能明确地表示出来。

赵松乔区划方案示意图（1983年） 明确划出了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区这三大自然区。明确了温度带和干湿状况的差异，但是地貌和植被相结合的区划中，植被也只是理想状况下的植被，也没有考虑人对环境的改造。

赵济区划方案示意图（1995年） 明确划出了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区这三大自然区。但是在下两级的区划中，温度带、干湿状况的差异都是隐含的，只明确表示出地貌区划差异来。

历时9个月，十易其稿，当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的最终名单出炉后，提案的部分专家唐登银老师（右三）、毛汉英老师（右一）、尤联元老师（左一），仍然兢兢业业地给我们审订把关。右二为编辑李志华老师，右四为编辑易水，左二为编辑孙毅博。小图为专家的手稿及提案的第一稿。摄影/王彤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1929年，中山大学地理系创建，一改我国地理学长期隶属于文科的传统，开启了将地理学纳入理科范畴的先河，推开了中国近代地理学新格局之门。被誉为我国近代地理学开拓者之一的吴尚时曾长期主持中山大学地理系。近百年来，这里走出了黄秉维、周立三、周廷儒和郑度四位中科院院士，也是林超、罗开富、钟功甫、曾昭璇等著名地理学家的学术摇篮。摄影／黎朗

云南元谋，如刀锋般的丹霞岩壁升起在一片云雾当中。在它美丽的红色之上，阳光又为它抹上了金色“彩妆”。这种壮丽的金红色奇景无疑是偏爱中国的，它遍布南北，变化万千，在几千年的岁月里亦成为中国文化的独特舞台。摄影／甘沛奇

仰头望去，道教名山江西龙虎山中这座巨大的丹霞“天生桥”如一只正在饮水的巨象。不同密度和性质的丹霞岩层在差异风化、崩塌等大自然之手的作用下，拥有“百变”的面孔—丹霞岩廊、丹霞洞穴、丹霞石林、丹霞天生桥……而诸如丹霞“蜂窝”等微地貌更是让人啧啧称奇。摄影／赵洪山

一朵巨大的“灵芝”伫立在云南老君山的莽莽深林之中，又好似千万只红褐色的“乌龟”正攀附在山头上。这是丹霞地貌的一种独特呈现——“龟背丹霞”，是由于红砂岩表面出现裂纹后，风化侵蚀沿着缝隙不断作用而形成的凸凹地貌。 摄影／甘沛奇

山将丹霞地貌“身陡、麓缓、顶平”的基本特征表现得非常充分，它发育其上的红层盆地在地质历史上升降差异运动幅度巨大，造就了这样一座全国罕见的大型“丹霞地貌博物馆”。摄影／潘新田

哈密“魔鬼城”的“建筑材料”是巨大的丹霞绝壁，它守卫在茫茫荒漠之上，俯视着一条干枯的大河，让人油然而生铁马冰河、边关要塞的联想。而实际上，的确有一座名为艾斯克霞尔的古城堡坐落其间，据说在清朝仍有人戍守。摄影／李学亮

这片丹霞地貌属于河西走廊，寥落的植被标志着它“北地胭脂”的身份。漫长的历史中，丝绸之路的驼铃应唤醒过它的清晨，而它壮美的景色也应给穿越其间的商旅带来无尽的惊叹。 摄影／陈知庶

嘉峪关旁，沙漠包围了一片巨大的“丹霞城堡”。与南方丹霞的水色弥漫不同，在我国辽阔的西北干旱区，丹霞地貌往往与沙漠共存。 摄影／王金

“不登王莽岭，岂识太行山。天下奇峰聚，何须五岳攀？”王莽岭位于太行山南端的山西省陵川县，地处黄土高原与中州平原断裂带的最险要处，海拔1665米，由高低错落的近百个山峰组成，是嶂石岩地貌景观的典型代表。这里千仞峭壁，如巨斧削成，自古就被形容为“千峰争攒聚，万壑绝凌厉”。

新疆吐哈盆地上的一处丹霞地貌（左 摄影／李学亮）与湖南的丹霞奇峰（右 摄影／葛克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从形态、岩性、色彩还是气韵上看，都难以将二者与“手足同胞”这个概念联系起来。而实际上，前者究竟是不是“丹霞”，也的确长久地存在于学者的争论中。

陈安泽：丹霞地貌不能搞“扩大化”，中国北部的干旱区新生代红层形成的地貌不能称为丹霞地貌。

黄进：丹霞地貌是以赤壁丹崖为特征的一类陆相红层地貌，遍布中国南北。

曾经流入罗布泊的河流主要有塔里木河、孔雀河及车尔臣河。随着上游人口增多，对河水汲取的加剧，几条河的水量不断减少以致断流。由于失去了湖水的补给来源，昔日丝路之畔的这片大湖彻底干涸了。2008年底，众多关注罗布泊的学者再次进入罗布泊考察，在遍布盐壳的湖盆中央，科考队员打开了GPS，上面显示的海拔是777米，这片地区正是整个塔里木盆地的最低点。

对于西北干旱区究竟有没有“丹霞”的争论集中在一些“限定条件”之上——一些学者认为，丹霞地貌应当是以“水蚀”为主。可以看出，在南方湿润区，古溪流长年的冲刷将赤水这座巨大而坚硬的丹霞石壁也刻上了绕指柔般的蜿蜒曲线（右上），瀑布更是将“丹霞”当作了“背景”（右下 摄影／孙建华）。而从西北地区这些被称作“丹霞”的地貌细节上看，明显是风蚀作用更为强烈和明显（左上 摄影／李学亮）。此外，西北干旱区很多丹霞的形态和相对松散的岩性也与冯景兰先生最初命名和定义时的描述“绝崖陡壁，直如人造之坚固伟岸之堡垒”相去甚远。（左下 摄影／郝沛）

缭绕的云雾中，暗红色的麦积山石窟遍布，时隐时现，似乎隐藏着一个充满神奇和未知的世界，却不能掩盖它的魅力和美。这似乎正可以作为丹霞地貌拥有众多争论之现状的恰当隐喻。摄影／吴均

云破天开，一束阳光洒向繁荣的珠三角。河流、云雾中若隐若现的丘陵、拔地而起的城市，如同是血脉、骨架和澎湃跳动的心脏，共同成就了独特而生机勃勃的珠江三角洲。摄影／李晓彤

遥感图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珠三角的独特——三江交汇、八口入海；密如织网的大小河流是基塘农业的基底 （随着城市和工业化发展，基塘面积已经日益缩小，图中展示为30年前基塘密集区）；而那散落各处的丘陵则曾是海中的岛屿，河流来沙正是以其作为沉积中心，在漫长的时间里形成了珠三角。供图／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桑基鱼塘曾是晚清时期珠三角水网地带一种特有而极为繁盛的农业模式。但随着桑蚕业的衰落，它的风光也随之逝去。不过，摄影师仍然在广东省新会市崖门镇捕捉到了“采桑水塘畔”的生动镜头，让我们得以一瞥已日渐消逝的桑基鱼塘的风华。摄影／张展

广东顺德均安镇，珠三角养育的特殊女儿们——当年的“自梳女”在她们筹资合建的姑婆屋前相聚。大宅的堂皇昭示着“自梳女”们曾经殷实的经济实力，而堂名“冰玉堂”则透漏了她们勤劳而孤独的一生。摄影／安哥

香港葵涌码头一片繁忙景象，作为全世界第二大吞吐量的集装箱港口，它不过是香港众多深水良港中的一个。珠三角为这颗“东方之珠”安排了独特的地理条件，阻挡了河流来沙的沉积，护佑其成为闪耀世界的国际大港口都市。摄影／莫伟农

珠江三角洲、珠江水系流域与囊括九省的泛珠三角区域共同构成了一把“巨扇”，泛珠三角好比扇幅，水系似扇骨，而收束处的珠三角，则是充满力量的“扇柄”。

在珠三角这片土地上，中西文化交流整合程度远胜于黄河、长江流域。澳门作为窗口便曾经承担着不断吸纳和输送外来文化的作用，“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利玛窦即从澳门进入内地。今天，澳门、珠海搭档而成“双城记”，仍在继续和发展着这一使命。 摄影／刘干文

航拍片中，珠三角独特的水乡泽国如一面面魔镜，它在漫长的历史中曾折射出众多奇异的光芒。而今天，这片曾被地理学者们质疑甚至否定的“三角洲”，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只有力的翅膀。摄影／黄忠和

在浩瀚南海中，三角礁和东北方向3.8海里处的禄沙礁是并不起眼的两处暗礁，退潮时刻才会撩开蓝色的面纱。这张遥感影像图正好捕捉了它们璀璨夺目的真实面貌。其实这样的光辉画面才是它们身份地位的真实写照。因为，南海海域的每一个岛、礁、浅滩、沙洲，都是关乎海洋国土面积、关乎我国海权的至宝。供图／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1946年12月12日，依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接收南沙群岛的中国政府官员及海军官兵登上了太平岛。他们竖立起石碑，重申主权，合影留念，随后展开了测绘工作。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原名黄山马（礁）、黄山马峙。为了纪念“太平”舰接收该岛，方更名“太平岛”。

1984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跨入了北纬12°以南的南沙海域进行为期 3年的考察。这是1986年，科考队员首次登上南沙半月礁。 以上图片选自《南沙考察》

仔细查看西沙群岛的地图，可以看到广金岛和琛航岛两个小小地名。实际上，广金岛（图中远处）只是琛航岛礁盘上的另一个小岛，有沙嘴和琛航岛相连，低潮时可涉水而过。显然，这样的地名是为了纪念1909年李准的西沙之行。那时，他率领的小小舰队中就有“广金”号和“琛航”号。摄影／陈俨

“一伸手，便触到几千年的岁月。”这便是天津古海岸遗址博物馆中可以体验的“穿越时空”。这里的贝壳堤层次分明，规模宏大，被誉为世界三大著名贝壳堤之一。从剖面中可以看出历史时期不同的水动力条件造成贝壳沙的粗细、含沙量及颜色均有明显的区别。摄影／赵超

山东省无棣县古海岸线遗址上，袒露在天光下的无数贝壳是大海曾在这里踟蹰的“脚印”。贝壳堤是由在潮间带生活的贝类死亡后的硬壳经波浪搬运，在高潮线附近堆积形成的，是古海岸线的标志，在全世界沿海地区都有广泛分布。摄影／陈子庆

这是渤海湾贝壳堤未进行保护前的情景，贝壳散落，灌木丛生。目前，众多古海岸遗址都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然而，作为大海留下的“年轮”，形形色色的古海岸线遗址是珍贵的不可再生性资源，对古地理、古生物、古气候、古海洋学等多学科研究均具有重要科学价值。摄影／张刚

大禹陵中的一幅壁画描绘了治水的艰难历程。在传说中，他身先士卒，沐雨栉风，三过家门而不入，得到上天的护佑，最终换来了美好的家园。而在历史地理学家“大禹治海”之说中，这正是曾生活在江南沿海地区的古越人民与海侵艰难斗争的曲折表现。供图／大禹陵管理处

浙江省绍兴市东南，苍翠的会稽山环抱着大禹陵，相传这里便是“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的治水英雄大禹的安息之地。更有历史地理学家指出，这里同样也是大禹的故乡。会稽山下的鱼米之乡在数千年前曾是一片汪洋，而大禹治理的正是海侵而非黄河。摄影／沈醒狮

河姆渡文化遗址中的木构水井透露出河姆渡先民曾向海洋发起生存抗争的信息——周围虽然湖河沼泽遍布，但在海侵时期，无海塘遏制的海水大举倒灌入内陆，使河湖水苦卤不堪饮用，于是人们不得不依靠挖井获取宝贵的淡水资源。摄影／沈醒狮

有研究指出，河姆渡先民们是在同大海进行了长时间的搏斗后最终败北的。在这段文明存在的两千年间，日益严峻的水环境给河姆渡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出土的多支木桨及陶舟即可看出，船已经成为他们在不断加剧的海侵中生存的重要工具。摄影／沈醒狮

图为浙江一处即将围海造陆的海涂，展现了人类与大海的“争夺”。在人力影响和河流携带泥沙沉积作用的“合作”下，不断变化的海岸线演变出大片肥沃繁荣的土地。然而，一个颇有讽刺感的现实是，同样也是人类自身制造的“温室效应”引起的冰川融化催高了海平面，威胁着大片沿海地区的存亡。摄影／张和平

为了做好“中国百年地理发现”的编辑工作，除了细致的案头工作外（右），实地勘察也是重要任务──图中，中山大学的司徒尚纪教授和编辑陈惊鸿一起登上了珠江入海口附近的山地。近处可一览珠三角河网衍生出的独特基塘农业，远处辽阔的狮子洋畔港口林立，而脚下的莲花山，正是曾经的海中岛屿。摄影 /王彤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这里汇聚着惯于走路的脚，也汇聚着善于思想的头脑。自张相文教授1917—1919年在北大讲授最早的地理学课《中国地理沿革史》之后，北大就种下了地理学的种子。从1952年的地质地理系，到1978年地质、地理分立，从只有地质、地理两个专业，到自然与经济分开、环境与生态引入，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北大地理系开创了多元化的思考方式。1989年，北大地理系改名为城市与环境学系（后为学院），是为了适应学科发展日益重视应用的趋势。综合是北大的特点，综合也是地理学的特点，综合就是北大城环学院的优势。摄影／唐志远

库布齐沙漠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脊线的北部，东、北、西三面临接黄河，处于半干旱到干旱气候的过渡地带，所以雨水多一些的东部和北部，发育有肥沃的土壤；而干旱的西部则只能由黄河补给的地下水养育草木。距今4200—3500年前半农半牧的朱开沟文化就是在库布齐沙漠东部发展起来的。图为库布齐沙漠公园。摄影／佚名

浑善达克沙地，是沙与水的混合产物——沙丘被地下水浸润着，长出了疏落有致的沙榆林、林地云杉林和杜松与油松混交林。沙地疏林景观代表了森林生态到草原生态的过渡状态，——所谓的“林草交错”地带其实是指降雨量养活草原有余而生长森林不足的地带。半干旱的气候足以使表层土变干沙化，林草交错的植被又固着住了这层沙子。离北京最近的这片沙源地，被大自然维持了很好的平衡，不然，黄沙早就逼进京城了。

侯仁之教授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了沙漠化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供图／邓辉

在内蒙古、山西、陕西的交界处沿着公路走，山头、山坡上常有一些残缺的垛台、土墙，很多都是长城遗迹。它们历经了千百年的风吹雨打、流沙侵蚀，大多残破不堪。若问它们的年代，可能是明代的，可能是秦朝的，甚至还可能是战国的。中国北方的长城不仅仅是一道军事上的符号，它还具有深长的地理意味——它是半湿润与半干旱的分界；是秦、汉人与北方匈奴之间的分界；是农耕与游牧的分界；是落地生根、聚群而居与逐水草、宿毡帐的分界。

毛乌素沙地内，陕西靖边县最北端的统万城遗址虽已残破不堪，却仍巍然耸峙。东城除了北面还残余着几段土墙，瓦砾遍地，荒草离离。西城是内城，四周城墙依稀可辨，西南角楼巍然耸立。西城墙之下，沙积成山，薇菜和苦豆子蔓生四处，白刺和芨芨草成簇成堆。登上高大的城墙，茫茫的毛乌素大沙漠尽收眼底，像一个凝固的沙海，向天边翻滚而去。摄影／崔岩

初建时的统万城周边也曾有沙有草、有滩有湖，是自然条件较好的低湿滩地及河谷，是人们生活的地方。但是，当初居住在统万城的人们一定见证了沙逼农田的可怕景象。摄影／陈旭

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农牧交错地带，在长城沿线的南北两侧，分布有大大小小数十座古代的城池遗址。经学者们研究，历史上中国的气候是一直在变化波动的，而农牧交错带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过渡带，气候的变化会首先在这个地带反映出来，影响到地貌、水文和植被。不仅如此，人类活动也能引起它的巨大改变。而该地带生态环境一旦恶化就难以逆转，不但会严重影响居住于此的人，甚至连其他地区的环境和人也要跟着遭殃。所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一直处于南北变迁的状态，人类建了城又毁了城，是气候和农牧交错带的变迁造成的！

这里是川西高原逐渐过渡到平原的典型农牧混合之地，在317国道路边以南“六十六道班房”附近，大渡河峡谷所形成的水汽通道聚集了足以生长豌豆、小麦和油菜的水分 摄影／谢罡。

山的高处就是牧场，半干旱的气候和高海拔的寒冷不具备农耕所需的地理条件。在中国的西南山地，农与牧是垂直“交错”的。摄影／范菁

从一份中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在20世纪50—70年代，西部地区成了全国主要的人口净流入区。据估算，1953—1982年间，如扣除人口长期大量外流的四川省，西部地区累计净迁入1090万人，年均37万人。其中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更是突出的移民高潮，究其原因，当时正是政策号召下建设兵团进军西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红色年代。上图为1960年初，进入塔里木盆地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正在开垦荒芜的戈壁滩。右页图则记录了1964年江苏省常州市的知识青年踏上西进列车，与家人依依惜别的瞬间。摄影／浦炳炎

放探空热气球是为了测量当地的气压，从而折算山峰的高度值。这个办法直到现在还在应用。图为1974年中国科学院以及北京动物园、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单位的科学工作者组成的一支科学考察队在珠峰地区进行科学考察。 摄影／官天一

人总是需要精神支柱的，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在珠峰地区荒瘠的野外，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的队员们还是要学习思想，鼓舞干劲儿。1966年到1968年，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主持了历时3年的珠峰及其邻近地区的登山科考，为1975年精确测量珠峰高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供图／新华社

大城市发展的超前理论看重的是土地的集约化和工业化布局的集聚效益，比如上海，随着城市辐射能力的增强，主城和周围的“卫星城区”之间不再是各自封闭的体系，凝聚力就会成倍增加。摄影／冯忆燕

竺可桢1913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气象学。1918年以题为《远东台风的新分类》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是他的博士毕业照。

竺可桢在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同时，十分注重吸取国外先进经验，密切关注国外科学发展的动向，多次参加在苏联、波兰、意大利等国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这是1951年竺可桢参加民主德国的学术会议后留下的纪念照。

1959年6、7月间，竺可桢沿包兰铁路到内蒙古、宁夏、甘肃三省区视察。宁夏的风沙危害是他的考察重点之一。左页这两张照片均拍摄于考察期间。

竺可桢酷爱体育运动，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到户外运动，尤喜游泳。他每天工作10个小时，身体一直都很健康，跟他注意运动有很大关系。这张竺老在游泳的照片“出镜率”很高，已经成为回忆竺老的经典画面。

黄土高原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虽经多年治理，至今水土流失之面积和强度等指标仍居全国之首。右图是1955年竺可桢考察黄土高原时亲自拍摄的照片，照片上面的字就是竺可桢写下的。上图是文革前竺可桢在办公室工作的情景。

通常情况下，泥火山的活动比较平缓，泥浆从喷出口里静静地流淌出来，不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灾害性的破坏。但是在东南亚也发生过比较罕见的泥火山灾害，泥火山周围的村落大面积地被淹没在泥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