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宫廷画《乾隆大阅图》在法国创造了亚洲艺术品拍卖价格的新高。但在不少书画鉴赏家看来，宫廷画价格居高更多的是一种市场炒作行为。

在临侧高大建筑的衬托下，黎元洪的故居更显得破败不堪。

有人把坎波广场比作意大利古城锡耶纳的灵魂。沿着城里的任何一条街道前行，都能抵达这里，如果登上102米高的曼贾塔向下俯瞰，会发现，坎波广场就像是一个由9条等分线勾绘成的巨大扇贝。从14世纪开始, “九理事会”成为锡耶纳的统治集团。广场上的九个部分正是他们的象征。由于四周的住房和商店都面向广场而建，居民们不必走出家门或停下手里的活，就可以听到广场上每天举办的公开弥撒。

盖亚喷泉建成于19世纪，上面的浮雕装饰是雅各布·奎尔奇亚于1409-1419年创作的浮雕的翻版，他沿用道德与宗教的传统主题，讲述了《美德、亚当和夏娃》以及《圣母与圣子》的故事，而喷泉的水源则来自于一条已有500年历史的沟渠。

据说当年创造锡耶纳的雷穆斯之子分别骑着黑色与白色的马，所以黑白两色是锡耶纳的代表色，城中的锡耶纳主教堂在建筑设计上也以黑白为主色调。

自12世纪起，锡耶纳就被划分为17个堂区，每个都有属于自己的象征动物。图中外围的几种动物就是其中一些堂区的象征，而中间的图案则表现的是罗马神话里喂养双胞胎的母狼，它是锡耶纳城的城徽。

坎波广场正中的意大利哥特式建筑，是著名的帕布里科宫，即市政厅，它是中世纪晚期——早期文艺复兴艺术的代表作之一。旁边102米高的曼贾塔，是意大利最高的民政建筑，竣工于1348年。第一位撞钟人因为太过懒散，落了个“mangia guadagni”（译为“坐吃山空”）的名号，这座高耸云天的钟塔也由此得名。作为锡耶纳的地标性建筑，曼贾塔的名字却与王公贵族毫不相关，由此也显示出古代意大利人的人文精神。

图为复建前的华严寺，它是中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在周围平房的承托下气势雄伟，虽然只剩下了孤零零的大殿，却是历史的见证。

刚刚修建完工的华严寺，上千名居士等待着进入里面。它变成了一组宏伟的建筑群，却把真正的历史建筑淹没其中，看不出真实的历史面貌。

大云山汉墓的主人——江都王刘非，对冥间生活的期待虽然不如秦始皇一样奢靡，用鲸鱼油脂点燃长明灯，追求“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的效果，但是随葬的灯具却不少。在墓室外回廊下层西南部发现的这组铜灯和错银铜虎密密叠叠，似乎摇曳着江都王当年“兰膏明烛，华灯错些”的往事。

大云山汉墓是全国汉代诸侯王墓中陵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尽管受近年来开山采石的严重破坏，但陵园总体布局仍然十分清晰。这张航空影像照片上，白色实线部分是现存的陵墙与墙基，虚线则是根据陵墙走向的复原。从图中可以看到，M1与M2几乎并列，M8略偏西侧。陪葬墓均分布于陵园北部，车马陪葬坑位于陵园南部，兵器陪葬坑分布于陵园北侧，紧靠陵墙。整体布局排列有序，严谨规整。M1（见左图）有两条墓道，南墓道长达40余米，自地面而下，缓缓进入墓室。身处南墓道，能真切体会到人的渺小，黄肠题凑中残留的柏木、椁室与回廊中尚待清理的文物，无一不让观者感受到这座墓葬的气势恢宏。

大云山汉墓陵园的发现，显示出汉代诸侯王对墓葬整体性的布局规划。从陵园复原图可见，墓地以1、2号墓为核心布局营建，8号墓单独有封土，其余嫔妃则整齐陪葬于陵园内，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的礼制。

“黄肠题凑”是一种运用于皇帝、诸侯王的高等级丧葬礼制。《汉书·霍光传》记载霍光死后，汉宣帝赐给他“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颜师古注引说：“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端头皆向内，故曰题凑”，就是说在墓中用黄色的柏木垒砌框形的墙，就是黄肠题凑。而所谓“梓宫”就是梓木做成的棺木，“外藏”是外椁室，在一定程度上，内、外回廊也应该属于外藏。大云山1号墓的外藏与椁室内形制结构复杂，清理时，考古工作者采取了分片清理的办法。下图中，工作人员正在清理东回廊下层的遗迹，远处所见，就是南墓道。

大云山墓葬出土了众多陶器，它们集中存放在外回廊东侧下层中部，象征着庖厨府库。陶器中发现有“江都饮长”的封泥，进一步证实了墓主是江都国的君长。

史书在形容府库充盈时，往往言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谁能料想，在大云山1号墓外回廊东侧北部，竟果真堆积有一吨多的钱币。很多钱币上还能看到串绳的痕迹，可见当年下葬之际，就是一串一贯作为江都王刘非的零用钱被埋葬的。

大云山1号汉墓外回廊下层西南部，考古人员在数件铜灯之中发现了这件错银铜虎，虽然历经两千年的埋藏，重见天日时，它的璀璨还是吸引了在场的所有人。

文物修复是从碎片开始的，拼对，选择恰当的粘合材料，填补残缺，每一道工序，都饱含着对历史的责任和对科学的认知，更是与古人跨越时空的直接交流。左图中修复人员手上拿着的，是大云山汉墓出土的钟磬架上的装饰，在发掘前，因为历经千年的挤压，早已破损残缺，小图即为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它时的最初状态。

从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汉到公元9年王莽篡汉的215年间，西汉共出现过约243名诸侯王（含异姓王），封国约50处。同为“官二代”，诸侯王的品行与业绩却各不相同，其中有不少让人啧啧称奇之处

金饰件 出土地点：1号墓盗洞内 这组饰件由纯金打造，状如纽扣，雕有精美的羊角状花纹，四周用金丝捻成的两重边饰形，直径1厘米左右。由于在满城中山王墓和广州南越王墓中均出土过同类物品，一般认为此类羊角纹金饰片的使用规格极高。从出土地点看，它们应该是盗墓贼逃跑时仓皇遗落的。根据金饰件边缘的孔洞，专家推断这组器物可能是缝在衣服上的装饰品。

玉带饰 出土地点：1号墓盗洞内 这组精美玉饰是皮革腰带上的装饰品，出土时皮革部分已腐烂。玉牌青铜镂空构件原为通体鎏金，因时间久远大部分剥落。其余玉饰被制作成了贝壳的形态，体现了江都国临海的独特文化。

鎏金鹿灯 出土地点：1号墓南回廊下层西部 造型灵动的鹿形底座和可拆卸的灯盘、支架组成了这对高45厘米的鎏金鹿灯。该灯设计独具匠心，底座的鹿呈向后蹲踞状，头部高昂，鹿角单独铸造，亦可自由拆卸，鹿尾贴地成为除足之外的另一支撑点，增加了整个灯的稳定性。鹿口中衔有的支架为灵芝造型，上有柿蒂纹花瓣和花苞。托盘直径22.2厘米，深2.1厘米，盘内置三只圆锥状烛钎，起到固定作用。整件鹿灯造型独特，工艺精良，是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汉代灯具典范。

镇席 出土地点：2号墓 “镇，重也”，《广雅·释诂》解释说“镇”就是用重物安定物件。在汉魏时期北方的胡床传入之前，古人席地而坐，席就是坐具。人们起身落座时，席子容易移动卷角，于是就有了用来固定席子四角使其服贴的镇席。这方镇席由一虎一熊盘踞而成，通体错金银嵌玛瑙，前后一共出土了四方，底部分别写有“甲”、“乙”、“丙”、“丁”，可见当时的摆放位置是有一定规律的。

伞柄饰 出土地点：1号墓南回廊东侧上层 古代车马主要分为密封车厢和开放式车厢两种。类似于今天的小轿车和敞篷汽车。出于美观和实用的考虑，开放式车厢内通常会有一个伞槽，用来固定伞柄，支撑伞盖。而这组纯银打造、通体划刻云气纹、镶嵌玛瑙的伞柄饰，就是被用来分段套在伞柄上，从而起到装饰和固定的作用。

错金虎摆件 出土地点：1号墓南回廊下层西部 大云山汉墓此次共出土两件鎏金老虎摆件，出土时尾部折断，经修复完好如初。这只老虎头部高抬，后腿蜷收，随时准备一跃而起，身上的纹饰被错金工艺表现得栩栩如生。虎的形象在诸侯王一级墓葬的镇席、车马器、丝织品中都十分常见。《后汉书·舆服志》中也记载，诸侯王的车马“倚虎伏鹿”，而列侯一级则是“倚鹿伏熊”，由此也可见虎的形象与诸侯王的地位等级可能有所对应。

鎏金象 驯象人 鎏金犀牛 骆驼形编钟底座 出土地点：1号墓 这组大象、驯象人、犀牛、驯牛人的鎏金器物为全国首例出土。专家根据鎏金犀牛的形态特征认定，此种犀牛为亚洲犀牛苏门答腊种。显然，现产于东南亚的犀牛和大象必定通过某种途径进入了汉王朝，并成为汉代工匠精细制作的工艺品形象。相比之下，编钟底座的骆驼形象则显露出一些马的特征，专家根据这种形象上的偏差推断，江都国人还没有真正见过骆驼，这个艺术形象是根据传闻塑造出来的。

大云山汉墓的惊世发现，把西汉江都国和江都王刘非曝光于世。堪与帝陵比肩的陵园规模和无数随葬的奇珍异宝，都在述说着江都王曾经的富甲一方与权倾一时。但是，在其光芒之下，也隐藏着一些历史的真相……

大云山汉墓1号墓墓室结构为黄肠题凑，包括外回廊、题凑、前室、中回廊、内回廊、内椁、外棺、内棺等部分。图为部分背景合成的外回廊南门。

江都王刘非生前以军功立国，在他的墓中相应地出土了很多具有浓厚军事意味的随葬品，比如弩机、铁剑、漆盾，光是箭头就数量可观。这些箭头从大小到形状都完全迥异，显然有不同的用途，有的被用于远射，有的则适于近攻。

合成图中展示的文物，为大云山汉墓出土的铜瑟枘与玉瑟枘，它们均为用来固定瑟弦的构件。这次在1号墓中除了发现了腐朽的琴、瑟痕迹，还出土了铜铃、大型的编钟、编磬。其中一组玻璃编磬为国内首次发现。

泥土中显露出来的银质沐盘，是古人用来洗浴的盛器。其口沿处刻有一句铭文——“江都宦者沐盘十七年受邸”，意思是说在江都王十七年，江都国的工匠制作了这样一个洗澡盆给在长安的驻中央机构使用。巧合的是在文献中确有江都王刘非这一年去长安觐见的记录。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觐见，竟是刘非最后一次回到长安。

1号墓南回廊下层为洗浴用品区，这里出土了一批类型丰富的灯具，如釭灯、雁足灯、五枝灯、鹿灯、豆形灯等，此外还出有铁炉和用于去皮肤角质的浮石。看来扬州一带发达的沐浴文化古已有之。

合成图中的这件镶玛瑙漆器耳杯运用了金银平脱工艺。即采用金、银薄片裁制成各种纹样，用胶漆粘贴后髹漆数重，再细加研磨，使金银片纹脱露出。这种繁琐的工艺在唐代达到顶峰，但谁也没有预料到西汉时人们已将其如此娴熟地运用到漆器制作中。

合成图中左上为一枚发笄的局部，出土于江都王刘非的墓室中，是古人用于挽发的发饰，其上镂刻有铭文“久不见兮长相思”。其下物品为出土于12号墓的合符带钩，一片铸有阳文“长毋相忘”和一个突起的销钉；另一片则有对应的阴文文字及二个凹口。当两片合在一起时，文字和销钉刚好起到固定的作用。刘非的情感生活从中可以窥见一斑。

这尊青铜鼎出土于1号墓东回廊下层中部，重70多斤，圆盖，子母口，三蹄足，很可能和文献中记载的“濡鼎”有关。它的鼎腹之内被精心隔制成五个大小均匀的隔断。专家推测这件器物的用途和今天的火锅类似。不同的食材，放入不同的格中煮食，以保最佳的原味。

图为错金银乐俑形象的镇席。在汉魏时期北方的胡床传入之前，人们大都席地而坐，所谓镇席就是用来固定席子四角的镇物（如背景图所示），一般四个为一组。

大图为大云山汉墓2号车马坑出土的真车马。考古发掘时，其木结构已经完全腐烂，只有一层薄薄的漆皮附着在坑内。专家认为，这种红黑相间的车轮应该就是《后汉书》中提到的“朱斑轮”。上图中的3件文物均为2号车马坑出土的车马器，前两件为纯银镶玛瑙当卢，即一种放置在马额头中央偏上部的饰品。最后一件为包覆在车衡两端的金饰品。

这是博物馆里1912年产的德国蓝牌自行车，车架很高，泛着暗红色的金属光泽，是欧洲车里的“贵族”。它有着非同寻常的中国主人——溥仪，借着这位年轻皇帝，它“敲开”了紫禁城的宫门，也开始了对中国的征服。而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中国却将对自行车来一场“逆袭”般的反征服。

俄国人也要争夺自行车的发明权。图中便是俄国一位农奴工匠——阿尔塔蒙诺在1800年制造的自行车，它的原型至今仍陈列在俄罗斯的陈列馆里。当年，发明者骑着这辆自行车，从乌拉尔到莫斯科，把它献给了举行加冕礼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它的前轮比后轮大，铁制，辐条也很粗，经受得住崎岖不平的山路考验。

图中的木制自行车，是晚清的中国人所发明。早在清初，一位喜欢制作“奇器”的中国人黄履庄，就制作出了近代自行车的雏形。但其实物没有保存下来，更没有被推广和利用。图中这辆自行车从构造上看，显然是受西方大小轮木制自行车的启发而制造的。

图中展现的是清末时期，自行车与人力车在上海街上“竞赛”的情景，它们都是西方的舶来品。显然，自行车比人力车更让人感到新奇，所以人力车夫与乘客的目光都被它吸引了。此时的自行车与现在的自行车基本一样了，但它的追捧者却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

这是镇馆之宝“白金人”，诞生于1910年的英国，当时世界上只生产了100辆，而今只有这辆还能被看到。曾经有一位英国的收藏家，想用一辆劳斯莱斯把它换走，却被爱车如命的“车迷”王明玺一口回绝。后来，王明玺把它捐给了博物馆。它通体渡银，泛着穿越时空的光泽，把自行车高贵而时尚的一面表现到了极致。

这是1942年－1946年间，上海街头一景。此时自行车是醒目的主角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下，公共汽车、私人汽车和电车等都失去了光彩，只有这不耗油耗电、“自力更生”的自行车，才能笑傲江湖。

这是荷兰最著名的自行车品牌——羚羊。它属于上世纪40年代的28女式自行车。羚羊牌十分注重的喷漆工艺，在它身上体现无遗，那厚重的漆黑色中还泛出柔和的光泽。而它最后面突出的白色尾灯，也是羚羊在造型上的一大特色。每当夜间行走时，如果有汽车等尾随在后，尾灯就会反光，从而提醒后面的车辆——这里有一辆自行车。

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比如它的车闸，不像现在这样有闸皮包着，而且它靠膨胀原理来刹车（图1），而上面安装的密码锁在40年代更是少见，它让这辆车的防盗能力变得出类拔萃（图2）。

自行车曾在战争中大展身手。右图为抗日战争爆发时，城门口警戒的日本华北派遣军。其中，一名日本兵骑着自行车轻快地飘过。自行车快捷、隐蔽，对路况的要求也不高，是一件很好的“武器”。

这是上世纪30年代侵华日军的自行车。它的造型又矮又宽，正适合个子矮小的日本人。而它的材质非比寻常，全部由钢板所制，能承载1000斤的重量。

在它那结实的后座上，不知运载过多少射向中国人的枪炮，可谓日军罪恶的“帮凶”和“见证者”（图1）。而它的加油嘴也很别致。它和现在外面抹润滑油的自行车不一样，加油嘴置于车轴之间，这样不仅让车身干净，而且油不易流逝，油量大，骑起来更加轻便一些，当然做工也相对复杂（图2）。

在自行车盛行的年代，它也是青少年的“玩具”。上面这张图里，青年们把自行车与垒起的砖放在一起，统统当做了垫脚石，“托起”他们好奇的目光。他们究竟在看什么呢？

图为上世纪80年代，陕西农村的一场婚礼。崭新的自行车上承载着沉甸甸的嫁妆，迎来周围祝福而羡慕的眼光。自行车当年在婚礼上的风光，比起今日的汽车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行车也是农民的“好伙伴”。这辆车，做工比不上四大品牌精致，却十分能载重，几乎能和毛驴媲美，因此农民亲切地称它为“大铁驴”。它不仅用来代步，还要运载农产品，而每当农闲时，它又成了农民的“出租车”，帮助农民创收。左页图中的农民，自行车后面还拖着小板车，上面载满箩筐，数量多得惊人，真可谓一种中国特色的自行车奇观。

到了农闲时，自行车又成了休闲工具，家长们常常用它来载着一家人出去玩耍。那时候家里孩子很多，但结实耐用的自行车却能把他们全都载起来，比如图中的这辆自行车。

到了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之后，曾经称霸一时的自行车陷入了“包围”之中。图中的自行车，被两旁的大型公交车夹在中间，势单力薄，与当年被称为 “世界第八大奇观”的自行车潮不可同日而语了。

凤凰

红旗

飞鸽

永久

图中的清真寺，有着朱红的柱子、如花的雀替。而玻璃墙面映出的，是阿拉伯穹顶覆盖下的大殿与邦克楼，另有两座中国攒尖顶小亭子分列左右。在淡蓝得渺远的天空下，它们诉说着中国与伊斯兰穿越千年的对话。

清真古寺找找看 中国的清真寺有许多，这里列出的仅是其中的古清真寺，它们在上世纪中期被建筑学家刘致平一一调查和测绘。总的来说，它们分为两种风格，一是阿拉伯式，一是中国式。中国式清真寺主要分布在内地，多建于明清。不过拥有最雄伟大殿的济宁西大寺，已毁于文革时期。阿拉伯式的清真寺有两种，一是早期中国四大清真寺：唐宋的广州怀圣寺，宋代的泉州清净寺和扬州仙鹤寺，元代的杭州凤凰寺。从图中可看出，这四座古清真寺均分布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唐宋时期阿拉伯商人定居的主要区域之一。怀圣寺的光塔（图1）、清净寺的寺门（图4），都是砖石所砌，造型为圆形与穹顶。仙鹤寺的原始建筑基本不存，后世陆续新建的建筑透出中国风，不过它并非中轴对称的布局仍带着阿拉伯的风格（图2）。凤凰寺后窑殿的三个圆拱顶，也是阿拉伯风情的阐释者（图3）。另一种阿拉伯清真寺在新疆地区，它们与内地清真寺并行发展。而近现代以来，新建的清真寺，几乎都采用阿拉伯式，不胜枚举。

元代以后，阿拉伯式的清真寺在中国内地渐渐退出舞台，但在西北的新疆，仍以改变后的形式存在着。苏公塔清真寺就是其中代表。

西安化觉巷清真寺邦克楼，已是中国最经典的八角阁楼了。

而在内地，邦克楼变成了中国式的阁楼，不再高大，却玲珑别致。图2是北京牛街清真寺的邦克楼，六边形的造型仍颇具伊斯兰风格。

中国式清真寺虽没有高大的邦克楼，但那一进又一进的庭院，却从另一个角度烘托出清真寺的宗教氛围，比如西安化觉巷清真寺。除了三进院中轴线上的邦克楼外，一进院中的木制牌楼颇为雄伟。

二进院的石牌坊则精雕细镂，正中“天监在兹”几个大字，透出威严的气派。

到了三亭相连的四进院，则呈现一派园林风光，但有时前面宽阔的空地也会成为宗教活动的场地。这是因为人太多，第五进院的礼拜大殿容纳不下，只有把礼拜的空间扩展到殿外。

清真寺大殿有着纵向延伸的空间，使之显得深邃、肃穆而神秘。上图是北京牛街清真寺大殿，在窄而深的空间中，排列着层层欢门，有着尖尖的拱顶，透出浓郁的阿拉伯风情，而红地贴金的装饰，则呈现出中国皇家的风格。

图为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的大殿，穆斯林们正在礼拜，殿前两根柱子上各分布着一列经文，不仅呈对联的形式布局，而且组合成一个个“方块字”，是中国化了的阿拉伯书法。

麦加克尔白天房，是全世界穆斯林朝觐的中心。而清真寺的后窑殿标识着天房的方向，是大殿中最神圣的地方。图中的北京东四清真寺后窑殿，白色的砖砌圆拱顶更多地继承了阿拉伯的风格，

北京牛街清真寺后窑殿，则用了中国的藻井来代替圆拱顶。圆拱顶的“替身”。

还有一种是屋顶上高高凸起的亭子，比如图中呼和浩特清真寺大殿上的亭子，一共有六座，既增加了大殿层楼叠落的气势，又象征着伊斯兰无处不在的穹顶。

中国清真寺的纹饰长期是“中阿混搭”的。左页图是云南通海纳古清真寺中的女寺，采用了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形式，虽有菱形之类的几何图形，但主要空间却布满了中国的彩画和吉祥诗意的花朵。

而今中国新建的伊斯兰建筑，则更多的是阿拉伯风格了，比如银川纳家户清真寺旁的中华回乡文化园，它的纹饰抽象、繁密，而且无限延展，是经典的伊斯兰纹饰风格。

这是青海海南州贵德的清真寺，穹顶的造型与新月的标志，让人一望而知是伊斯兰建筑。近现代，中国建筑受到西方的深刻冲击，渐渐失落了自己的传统，伊斯兰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深度交融的产物——中国式清真寺，也逐渐衰落了。这一时期所建的清真寺，基本上是单纯仿照阿拉伯建筑所建。历史，又似乎回到了原点。

禁寺的克尔白天房（见图。摄影／熊耀森），相传是公元前18世纪先知易卜拉欣和他的儿子伊斯梅尔监建而成的。它是全世界穆斯林朝拜的方向。天房高15米，全用褐色石块所砌，顶部有神秘的黑色幔帐笼罩。当穆罕默德在公元630年攻占麦加时，清除了里面360尊各部落的偶像，改为伊斯兰教朝拜的中心。每年伊斯兰历的12月，全世界符合要求且条件允许的穆斯林，都会赶到麦加朝觐，围绕着克尔白虔诚地游转。

永恒不变的宗教原则，与不同的文化血缘，交融出清真寺丰富多彩、却万变不离其宗的面貌。

这条绣花女长裤是一件清末河南妇女的遗物，洛阳民族博物馆藏。该裤长93厘米，腰围102厘米，腰围与裤长的比例几近一比一，裤身肥大，腰部另裁布料拼接，这些都是传统中国裤子的特征。

这些插画是根据我国各地出土的裤子实物复原的历代裤装，由图可见，开裆裤并没有因为合裆裤的出现而消亡，它依然作为一种基本裤型，与合裆裤长期并存。且历代中式裤子均是用八块以内的方形布料直线对称拼接，手法简单，不注重合体，穿在身上宽松肥大。 1.湖北江陵马山砖厂战国楚墓出土的开裆绵裤，前裆封闭，臀部敞开。 2.新疆洛甫县山普拉古墓出土的汉代西域羊毛合裆小脚女裤。 3.山普拉古墓出土的汉代西域羊毛合裆小脚男裤。 4.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辽代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开裆裤，裤口肥大，应为宋地产品。 5、6.福州南宋黄异墓出土女式开裆裤。 7.江苏省镇江周瑀墓出土的南宋男式开裆裤。 8.明神宗定陵出土的御用合裆男裤。 9.定陵出土的王恭妃穿过的女式合裆裤。 绘画／刘秉鸿

陶俑是甘肃玉门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从细节上看，陶俑下身穿分腿双裤管裤子，这也是中国合裆裤源于西北地区的佐证。

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的画像石——杂耍图。画中的杂技演员很明显穿着合裆紧身的长裤，裤子侧面似乎有钉扣或者是缝纫的装饰。

杂耍图中这种裤装和波斯人的紧身长裤颇为相似，或许杂技演员来自西域。

图为北朝彩绘双髻执笏（hù）女立俑（江苏徐州博物馆藏 ）。女俑所穿的裤子裤腿肥大，称为“广口裤”。这是南北朝时期普及中原的合裆长裤，也是紧身胡裤向汉式宽肥衣装妥协的一种产物。

图为陕西汉中出土的西魏彩绘陶武官俑。

图为唐代彩绘武士俑（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

图为西安出土的唐代昆仑奴陶俑，昆仑奴穿着兜裆短裤和大腿根系带的“缚裤”（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为《高逸图》局部，晚唐画家孙位绘。画中阮籍身后的仆人穿着窄裤管的胡人裤子，这是唐代流行合裆小脚裤的真实写照（上海博物馆藏）。

图为黑龙江阿城市金代齐王完颜宴墓中发现的“吊敦”。裤腿上宽下窄，裤腰上有背带，裤腿有连脚的带子。脚踩吊带可避免骑马时裤子从靴子中脱出。而锥形裤腿能防止冷风侵入，高腰形的裤腰，在寒冷的游牧地区则起保暖胃肚的作用。

花绫镶边套裤，清代的传世实物。在清代的北方，春秋时代扎在小腿和膝盖上的“胫衣”，又重出江湖，这种复古，与北方的寒冷和布料的珍惜有关。这表明，裤装的长长短短，与腿的实际需求大有干系。

清朝男女都普遍穿膝裤。膝裤的形式为无裆，裤腿上端裁制成尖角状，和腰部相连。穿时可以露出臀部及大腿外侧，里面一般穿上合裆裤。从《戏园景图》这幅画可见，店小二的“膝裤”类似于套袖，与旁边穿长衫的顾客相比，属于工作装，虽然不美观，不体面，但是很实用。

中国年画上的西洋马戏团 一位高鼻深目的西洋女子，高举洋扇，单脚站立于奔跑的骏马上；另一侧，手持阳伞的金发女士，从纸糊的圆圈里一跃而出，跨过一条布，稳稳地站在马背之上。更触目惊心的场景在画面左上方，空中晃晃悠悠的秋千上，一人跃起，而双脚勾住秋千的另一人则伸手将她接住这些热闹的西洋马戏，竟出现在19世纪中叶上海小校场年画中。据年画研究学者张伟考证，画中这个曾三次赴沪演出的意大利车利尼马戏团，从演出水准、规模、新奇度而言，无人能出其右，曾一度引起了上海的“车利尼马戏”热，使万人空巷。而将这种时髦的西洋事物搬上年画，正是上海小校场年画的一大特色，是对移风易俗中的近代上海的忠实记录。（上海历史博物馆藏）

十里洋场入画来 呈现于眼前的这四张年画，很像是四幕被定格的老上海电影，无论是上海第一名园张园、夷场，还是声名显赫的四马路，都是当时洋味儿十足的时髦场所。年画上，熙熙攘攘的张园里“髦儿戏”吸引了衣着光鲜的各式女子乘坐马车、人力车前来；声色犬马的四马路上，一对外国夫妇悠闲地骑着双人自行车闲逛；一幕滑稽的抢亲戏竟以英商伦华丝厂的招牌为背景；而夷场十景中描绘的火车、轮船、跑马、马戏、电灯、花园、脚踏车、键球等，对清末的中国人而言更是新鲜事——这些都是近代上海的缩影。开埠后的海派文化，糅合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焕发出奇异的神采。在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中崛起的小校场年画，也跟随着上海近代化的脚步，迎合着新兴市民阶层的喜好，跳出了独特的舞步。

是年画，还是时事插图？ 乍一看，不禁令人生疑，这些果真是年画，而非新闻报刊上的时事插图吗？答案是：这确是年画。看图1中这张两军对垒的年画，记录了清末名将刘永福率黑旗军镇守台湾、对抗日本时的一场胜仗，颇为振奋人心。再看图2那张，新式的火车四周，是摩肩接踵来看热闹的人们。据张伟考证，这是“淞沪铁路”通车时的胜景，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上还有黄包车、马车、自行车等近代各式交通工具，更突显了新式火车将要在交通出行上带来的大变革。接下来的图3、4分别为：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联军签订《辛丑条约》时的情形；上海开埠各国商贾云集庆贺中外通商。从中可见，前者的构图已经开始注重透视关系，设色也格外鲜艳，而后者最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上方悬挂的各国旗号灯，其上还有各国彩旗飘飘。图5、6，则与辛亥革命相关。图5为鄂省军官与国民军伟人的肖像，如：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黄兴等都位列其上。而图6则是英姿飒爽的国民军巾帼英雄们操练时的情形。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张画中都有两位女英雄：曹道新和徐武英，尽管名不见经传，但却是众多辛亥题材年画中的红人。画师们夸大了两位女英雄的功绩，可能是在向传统年画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等巾帼英雄看齐，毕竟这是画师们画了一辈子的东西，虽然时代变了，人物变了，但味儿还是那个味儿。总的来说，这些小校场年画，从不同的侧面，记录着重大的历史事件，体现了当时上海市民对时事的关注和评价，堪称一大创举，更是年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奏响的尾音 小校场年画曾因紧随近代上海发展的脚步、采用新颜料新技术、描绘新时代新事物而兴盛。如左图中的月份牌，就有别于其他年画。画上方为清代光绪皇帝，下方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日历中亦有中西两种表示法，显示出中外通商后中西合璧之趋势。不过，更先进的技术和年画品类的出现，也正是小校场年画迅速衰落的原因。那是在19世纪末，德国新发明的石印技术传入上海，催生了上图中那些印刷精美、色彩明艳的美女月份牌。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潮流和咄咄逼人的印刷新工业，小校场年画不得不扯出白旗投降。在月份牌奏响的绵长尾音中，它渐渐隐没于历史的角落，引得如今的人们去怀想属于它的时代……

1937年11月14日，因为淞沪会战，大量中国难民涌入上海公共租界以寻求保护，这让租界巡捕忙于应付。战火破坏了华界的基础设施，从而加剧了1938年霍乱的流行。

为租界隔离医院中罹患霍乱的外籍老人。

日军的进攻，造成大量无家可归的孩子，图为饥寒交迫的中国孤儿。老人和小孩的低免疫力，使之成为大霍乱的主要受害者。

30年代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境：吃水、洗菜、洗漱和排泄，都依赖一江浑浊之水。

30年代上海南市工人区的破败景象。当时中国人落后的生活方式常遭洋人的诟病。劳苦大众的贫穷和愚昧，市政设施和政府领导的薄弱，都促使瘟疫在中国的城市中横行。

图为1938年秋，上海公共租界的边界。铁丝网将侵华日军与中立的英军隔开，这象征着一座城市的事权被分割，这给防疫工作带来了巨大麻烦。

1938年2月，上海虹口区，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和中国警察对火点烟。照片原载于1938年的《日本画报》，原本是为了宣传“中日亲善”，却揭示出战后中国人生活的真相：背景中的瓦砾和脚旁的猪——肮脏的生活环境，降低了中国人的免疫力。

图为被中国民众戏称为“自来水桥”的租界自来水管。它本是一条穿越河浜的高架水管，并不能行人，因为外形像桥，故得此名。早期的清洁自来水对于中国百姓来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而自来水是人类战胜霍乱的关键手段。

霍乱弧菌是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在1883年发现的。上图即为科赫在柏林皇家医院指导助手为病人接种霍乱疫苗时的情景。

控制传染病的传播，最有效的办法是隔离观察，最初人们对这种骨肉分离的方式十分抵制。图为20世纪初，美国妇女玛丽·马伦，在遭到卫生部门官员的检查和盘问时，奋力抵抗时的情景。

急速传播的疾病，导致人们对疫苗的海量需求。图为上海新亚药厂里的药瓶车间，女工正在仔细地吹制玻璃瓶。

图为上海市政府卫生局的化验员，正在分析传染病细菌。近代上海是各种传染病流行的天堂，正确的分析病原，是防疫的关键。1927年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仿效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建立了上海市卫生局。在一次次抗击霍乱的斗争中，上海市卫生局逐渐成长为中国公共卫生的先驱。

租界的洒水车在执勤。中国自古就讲究“黄土垫地、净水泼街”，西方舶来的柏油路和洒水车，发扬了这一传统。

938年的大霍乱，使现有的医务力量不堪重负，上海的商会和各行业公会挺身而出，以民间力量为患病同胞义诊。下图即为志愿者正在为难民接种疫苗。

1945年，光复后的上海，两名义工在宣传打针防疫时的情境。夸张的大针筒和演员轻松的表情，透露出防疫宣传对中国人已不再陌生。1938年的大霍乱虽已远去，但公共卫生的新观念，却在上海扎下了根。随着国统区倡导健康卫生的“新生活运动”，一个崭新的现代社会展露雏形。

笋乡奇景 在浙江西南部的龙泉市郊石马村，欣欣向荣的一年似乎是从清明节挖春笋开始的，高山小村由寂静变得热闹、幸福。原来，石马人沿袭着一项古老的毛笋制作工艺，满山春笋被带回特设的作坊——笋寮，上刀山、下火海，猛力蒸煮，之后用笋屉挑至空地接受阳光的曝晒，晨起而铺，暮时而收，历经月余，才产出堪称素火腿的“白笋干”。古村晒笋为何要铺成天罗地网的模样？因为这种有图案感、有次序的晒笋方式更有效率，故而形成了如此独特的劳动景观。

春日添香 不是春色，胜似春色。这葳蕤的绿意，来自川东达州大巴山南麓一座乡村晒香场。这美色同时还播下芬芳的种子，让小村访客领受香醇和清新的嗅觉体验。升烟祭天，熏烧香料以敬神，在唐宋后大为流行，民间制香也由此鼎盛。燃烧令香料中的芳香分子加快散发，村人晒制竹芯香的过程，使水分从香粉里蒸腾而出，同样也有香味萦绕，置身晒场如同身临晨钟暮鼓的寺院一般。

南宋画家夏圭的《山水十二景》，是一幅画在致密细绢上的山水长卷，原本有5米多长，但如今仅存四幅（图1、2、3、4）。

不过，这幅声名显赫的画作，引来了众多的临摹者，其中现藏于耶鲁大学美术馆的明代摹本，基本忠实地反映了原作。结合二者看，这脱胎于《潇湘八景》的山水长卷，其实另有深意，它所描绘的雾之国，象征了南宋皇帝们海市蜃楼般的政治理想。

民国时期，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费是全国最贵的，俨然贵族学校。学生凭借家中财力，以追逐西洋时尚生活为荣。圣约翰的学生素有洋装先生的称号。在校园里，西式服装代表着身份、地位、财富、背景。无论何人，只要一穿上西装就会受到格外的礼遇。图为着装西化，举止优雅的圣约翰大学生。

图为1925年夏，上海某地纪念五卅惨案的集会。英国巡捕枪杀中国示威者的血案，迅速激起了中国各阶层的革命情怀。这股激情，没能使充满贵族子弟的圣约翰教会大学独善其身。6月3日，为了反抗教会学校的帝国主义行径，该校有近半数的学生宣誓离校。

1925年的6月3日，在圣约翰学生为纪念五卅惨案中，为维护校方利益，校长卜舫济与学生产生冲突，最终导致部分学生离校。仅仅三个月后，离开圣约翰的学生和教员，便成立了光华大学。即便如此，在很多圣约翰大学校友和家长的眼中，校长卜舫济是个称职的教育家。图为1934年，上海曹家渡士绅集资为卜舫济（中坐者）修建的功德牌坊落成时的合影。

图为1936年，上海光华大学的校门。

图为南密县打虎亭二号汉墓宴饮图的两张局部，描绘的正是汉代人宴请歌舞的场面。

图中菜肴摆放的位置所体现的实际是古人的阴阳观。元人陈澔在《礼记集说》中解释道：带骨头的肉，“骨刚故左。刚，阳也”；纯肉无骨，“无骨故右，柔，阴也。”其他饮食的位置也皆是依据阴阳之理。

图为大云山汉墓考古队的修复人员正在拼接出土编钟上的装饰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