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明代画家笔下的《千秋绝艳图》，绘写了近70位古代仕女形象，其中包括从秦到明比较著名或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女性。图中便有以诗文、书笺闻于世的薛涛。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期待相遇 为什么要惊醒沉埋四千多年的古城？考古者从小小陶片开始追踪，不放过任何泥土的蛛丝马迹，相信终究有一天可以挖到中国的雏形。摄影/朱宝林、张军

镶嵌绿松石的铜圆盘 这个圆盘的面目模糊，仿佛正在等待人们的猜测。用X光探测会发现，它的正面居然镶嵌着61块长方形的绿松石片，外缘像钟表刻度，里面像许多十字架（见下图）。有人认为这是早期铜镜，也有人说这是与占日或律历有关的星盘，或是某种法器。它来自于同它一样正在逐步揭开面纱的二里头遗址。

2010年夏秋之际，“考古中华”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展，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右二）在对媒体现场讲解考古所60年来的考古成果。

图为清人所绘治河场面。画面中黄河之水高高在上，治河的人们忙碌非常。

第一眼看去，大概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一张纪实的古画，甚至连多数专家都持有这一观点：它是古代劳动人民劳动场景的真实再现。果真如此吗？这张传为北宋前朝宫廷画家王居正的《纺车图》（纵高26.1厘米，横长69.2厘米），所要表达的并没有那么简单，而是被画家赋予了更深的含意。供图/文物出版社

在最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往往隐藏着最接近真实的历史。紫禁城东南侧太庙享殿上的“太庙”匾额正是如此。很少有人会注意它，而一旦你深深地凝视它，它就会告诉你许多的故事。

公元705年，倭马亚清真寺由倭马亚王朝国王在基督教教堂遗址上主持修建。它坐落在大马士革古城区的中央，建筑独特，装饰奢华，集伊斯兰各个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于一体，是伊斯兰宗教的圣地。千年以来，倭马亚清真寺历经沧桑，曾数次被战火烧毁，又复被重建，人们如今能看到的倭马亚清真寺重建于1893年，已非其初貌。

图是美国阿米什人的村庄（摄影/Jean Louis Atlan/c），他们坚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拒绝一切现代科技，隐居在闹市，这里也因此有着独特的文化个性。

兴城车站广场上，高高矗立着袁崇焕的塑像。这个生前即备受争议的人，在死后的几百年间，依然没能摆脱后人口舌的纷争。但在兴城这个弹丸之地，他始终享受着当地人的敬仰和尊崇。

图为山西临猗县猗氏镇的妙道寺双塔。两塔相距80余米。西塔坐西向东，砖木结构，高约40余米。在明嘉靖大地震时被毁，后由时任三相坊义官的荆一书在万历二十三年捐资修缮。

在北京孔庙，学童集体唱诵《弟子规》，感受仪式的庄重。摄影/浦峰

四百年前事关国运的军事武器—红夷炮，已是一件件古董，静静躺在军事博物馆的绿茵场上，为过去那段烽烟往事留下证据。

图为康熙南巡视察河工。康熙朝河患不断，令康熙非常重视治河工程，他一生六次南巡，每次南巡都不忘察阅河工。从第三次南巡开始，他甚至亲自指挥河臣工作。

《清华简·保训》 一简刷新上古史 2008年，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被清华大学收藏研究，简中遗存《尚书》和类似《竹书纪年》的若干史书篇目。这是文献学的重要收获，研究结果可能重写以往书籍记载的上古史。供图/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屋顶绘着丰富的伊斯兰风格建筑装饰。现在，阿兹姆宫里是一座民俗博物馆。

这片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建筑群，是上世纪50年代被移植到江西景德镇的徽派老建筑—如今的景德镇雕塑瓷厂明清园，尽管是原样搬至异地组装，但俨然只剩下安徽民居的外壳而已。摄影/盈盈

兴城古城中心的钟鼓楼，高17.2米，共三层，站立其上，可以俯瞰全城风光。钟鼓楼平时负责报更，战时则通过击鼓号令进军。

东塔坐东向西，砖灰结构，塔身第一层西面有拱状券门，塔中立佛龛，以上皆实心塔柱。东西两塔遥相呼应，每年七夕的黄昏，塔影在月光下交融，犹似许仙与白娘子夫妻恩爱，相依相伴。

古代草原地区游牧人群喜欢使用驯养的家畜和自然界的猛兽形象来装饰车马器，图为草原地区比较常见山羊形象的竿头饰，鄂尔多斯博物馆藏。中原地区的车马装饰基本不见草原的那种家畜和猛兽形象，而且通常只有贵族大墓才会随葬车马坑。左页图为高等级墓葬中随葬的车衡饰，上面装饰有銮铃和鸟雀的形象，陕西韩城梁带村周代墓葬出土。供图/孙秉君

上图出自1637年版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画面左方战车上的努尔哈赤，骄矜之色跃然纸上。此刻，他麾下的八旗劲旅正全力攻打孤城宁远。满清画家如实反映了手持冷兵器的攻城将士，而与之对阵的明军城墙上正是红夷大炮。

南唐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描绘了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宴席间宾主听琵琶、观舞蹈、赏管乐，纵情嬉乐。而这些乐舞者、演奏者正是乐籍身份的妓女。她们与薛涛一样，是靠才艺生存的。她们是社会上唯一的音乐舞蹈工作者群体。中国历史上的音乐舞蹈艺术主要是由她们传承下来。供图/故宫博物院

“帝尧”故里 山西临汾市东北３0多公里的郭村附近，有一片纯净由黄土筑成的50米高的陵丘，土崖与涝河两相环绕，这就是传说中的尧帝陵。临汾自古被传为唐尧建都之所，还遗留着祭祀尧庙的风俗，“帝尧故里”是令当地人骄傲的称呼。

不可思议的传播 仰韶文化遗址分布东起豫东，西至甘肃，纵横东西的大量出土器物，它们诞生年代的先后真能说明文化的传播方向？未必如此。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交叉三角纹彩陶瓶，它与河南汝州阎村的彩陶器年代相若，孰先孰后很难说。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上图是《纺车图》的局部，笔法很细腻。与下图南宋画家梁楷的《蚕织图》相比，能看出来一些问题—明明一个人就能操作的纺车，为什么在《纺车图》中需要两个人协作完成？这有意为之的错误，实际上是画家强调“家族协作”的点睛之笔，其用意是赋予画作“世掌丝纶”、“世代富贵”的吉祥寓意。

越来越多的重大事项选择在太庙举行，图为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庆祝活动。在这一时刻，具有国家祖庙性质的太庙，成了国人万众瞩目的焦点，夜色掩映下的享殿辉煌壮丽，闪着金光的“太庙”匾额则是它尊严身份的象征。摄影/罗晓光

古城中心区的阿兹姆宫是一座典型的大马士革建筑，建造于18世纪中叶，宫殿外面简单朴素，内部富丽堂皇。

宁远之战是一场经典的攻防战，后金所倚仗的是此前无往不利的骑兵和车，明军则以大炮为主要武器。明军虽胜，但损失同样很大。绘画/于继东

绘制/杨东海

据传，薛涛从红色的芙蓉花、荷花等花中提炼出染料，加进胶质调匀，再用毛刷涂在纸上，用吸水麻纸附贴色纸，压平阴干，就制成了小彩笺。她还将小花瓣洒在小笺上，制成了红色的彩笺。上图为今天成都薛涛纪念馆的专家在仿制薛涛笺。后世人还将薛涛设计的这种写诗的彩笺用作写信。比如下图中这张清末民初的美丽信笺。

陶寺遗址位置图

古代的酒是维持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社交礼仪一定要伴以饮酒礼。因此有的学者把盛行于夏商时代的礼制称为“酒礼”，而酒器则是这个制度的重要载体。二里头文化中不但有如右页图中那样精心制作的陶酒器爵，而且出现了十余件仿造陶器的青铜酒器，如本页图中的铜爵。这些青铜礼器使二里头文化成为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匹黑马。

巅峰之作 上图中这只漆黑黝亮、陶胎薄如鸡蛋壳的高柄杯，是龙山文化的一种代表性器物。其近乎完美的制作工艺，为中国东部的史前文化的原生性和先进性提供了证据。供图/山东省博物馆

“世掌丝纶”的吉祥寓意不是画家的杜撰。那传递家族理想的丝线，从汉代《礼记》中的记载，延续到宋人的《纺车图》中，延续到上图这幅近现代画家吴观岱的扇面上，再延续至今正如扇面上方引用的杜甫诗句所言：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世掌丝纶，真是一种美好而雅致的理想和祝福。

如果不是从空中俯瞰，很难同时看见天安门与其东侧的太庙和西侧的社稷坛之间的关系。太庙今天叫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为中山公园，其实它们是紫禁城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但是，无论是东还是西，从客流量上看，都不如天安门背后的故宫受人青睐。摄影/马文晓

大马士革古城的建筑历经数千年风霜，几度繁荣衰败，承载着生命的轮回往复，在时间长河中依旧巍然不倒，苍凉厚重。图为古城外景。

明军在与后金军的长期对抗中，曾广泛使用弗朗机炮。但在宁远之战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却是红夷大炮，这种炮射程远，而且很容易调节射角，当年袁崇焕筑宁远城时，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点。

图即为三相坊义官荆一书嵌刻在妙道寺西塔上方的《补修浮屠记》。碑文104字，不但详细记载了妙道寺双塔的历史，同时也见证了明嘉靖大地震的景况。从建筑方位和形制来看，妙道寺双塔应始建于北宋，荆氏所云“创自隋唐间”当属谬误。

神机营是明朝军队中专门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队。早期的明朝火器基本上都是在神机营研制的。上图可见，传统中式火炮在简易的作坊里浇铸成型。由于缺少先进的科技知识，这种自行研发的中国火炮铳壁过薄，相对元代“碗口铳”的技术没有多少提高。此外，小型火器也仅有三眼铳等。

身后待遇大不同 图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陶寺村附近发掘出的大型墓葬群。当考古人员惊喜于几座高等级墓葬中大量的惊世文物时，也注意到，上千座墓葬中绝大部分都是“坑中羞涩”的小民之墓。小墓墓穴内仅容一人，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

相濡以沫“文化圈”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中国各地的史前文化遍地开花。它们之间有交流吗？有碰撞吗？我们将该时期的一些重要文化的大致影响范围勾勒出来，希望看到这些文化区域间的互动关系。

这是从1420年到2010年“太庙”匾额的变迁过程。近600年的漫长岁月里，“太庙”匾额被翻过去、摘下来，历经沧桑。明朝匾额上的文字出处和字体已不可考，而灰色表示的是匾额被摘下的时光。制图/刘扬 上图为明朝时期。

萨拉丁陵墓位于倭马亚清真寺北侧的一个小公园内。萨拉丁是12世纪一位杰出的阿拉伯苏丹，曾多次领兵抗击十字军东征，被誉为阿拉伯的民族英雄。萨拉丁受到阿拉伯人的尊敬与爱戴，至今来拜祭他的人仍络绎不绝。

图为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的著作《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一书中所收录的清雍正年间的猗氏县城图。张彦远为晚唐猗氏名人，以画史著作传世，其祖上三代均曾位极人臣，有“三相张氏”之称。地图上所标的“三相坊”便指其故里。妙道寺在地图的北方偏东处，《补修浮屠记》的碑文关于“三相坊”的记载透露了万历年间“三相坊”还曾存在的信息，而如今的“三相坊”却已被普通的民宅所取代，不复当年景况。“双塔”有幸，终有《补修浮屠记》一方残碑为其正名，使其跻身于“国保”之列，然而更多的文物却逃不脱“三相坊”般的命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被人道及。

绘制/杨东海

“龙”现陶寺 陶寺早期高等级墓葬中，每座都陪葬有百件以上精美器物，其中尤以五件彩绘龙盘最引人注目。龙身纹样丰满、沉稳、强健，威严中又透露着神秘，专家推测很可能是当时“王”族使用的礼仪用品，还有人推断华夏民族是“龙的子孙”当渊源于此。供图/首都博物馆

对“夏墟”的调查 图为二里头的发现者徐旭生在1959年发表的“夏墟”调查简报与二里头周边地图。他的经历启示后来者：文献中关于古史的传说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可以作为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有益线索。

神秘的符号 山东省莒县出土祭祀酒器——大陶尊，距今约有4800年历史。在这件陶器上刻画着一棵“高耸的树”的形象，被解读为取娱神灵的记号。比照同一地方出土的另一件陶尊上的“ ”符号，学者推测，它们可能是中国文字的肇始，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证据。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清朝

哈米迪亚市场是叙利亚最富盛名的老市场。它建于罗马时代，市场的入口矗立着巨大而高耸的罗马式花岗岩石柱。市场内以哈米迪亚街为中心，顶部是铁皮搭成的天棚。市场内商品琳琅满目，从祖传的手工艺制品到民间古老工艺，从丝巾到皮具，从糖果到冰淇淋，应有尽有，是叙利亚特色商品的展现窗口。

兴城古城里的两座精美牌坊，是明朝皇帝专为祖氏兄弟—祖大寿与祖大乐而建。在袁崇焕死后，镇守宁远的重担落在了祖大寿肩上。但祖大寿最终投降后金。

血统庞杂的雇佣兵、大明锦衣卫和登莱巡抚孙元化，这样一群衣着、文化、经历迥异的人聚在一起，是为了演练红夷炮的操炮技术。图中表现的是崇祯四年七月，头戴鸡冠盔、身着欧洲胸甲的雇佣兵抓紧训练中国士兵的情景。可惜的是，这座“炮兵学堂”仅仅诞生了一批中国炮手便夭折了。

田野里的现场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图为7号基址清理场面。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几类彩陶纹饰分布范围示意图

1966-1973

登上海边的望台，远远可见菊花岛。菊花岛原名觉华岛，宁远之战时，努尔哈赤攻城不下，转而屠岛泄愤，岛上明军粮草被焚无遗，军民尽遭屠戮。

薛涛还是一位名载史册的书法家。北宋宫廷收藏书法作品名录《宣和书谱》对薛涛的书法有极高的评价，说她的字没有女子气，尤其是行书，颇得王羲之之法。宋徽宗就曾珍藏薛涛真迹，即用行书写的一首《萱草》诗。成都薛涛纪念馆藏曹植的《美女篇》， 传为薛涛手迹，从中可见薛涛书法笔力苍劲，柔中有刚。

何努对比一些古文字资料后，认为扁壶背后的字与“尧”字最为接近，描绘了一“人”（文字下部）站在黄土塬（中间的一横）之下，望向高大的夯土城墙（文字上部）的样子。将“文”、“尧”两个字书写在扁壶上的人，很可能是“尧”的族人或后人，将其作为祭祀活动中追颂先人的史诗歌唱脚本使用。

都城规划的先河 二里头遗址身处伊、洛两水之间，被几个现代村庄包围着。有人推测它最繁盛的时期人口达到两、三万人，都邑的中心有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外围有主干道网，并且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

1977-1999

梁启超先生认为，以和为守，以守为战，正是袁崇焕对付后金的核心策略。而正是这种策略，才得以挫败后金。

这幅法国《Le Monde illustre》画报刊载的铜版画，描绘了1857年英军舰队炮轰广州城的场面。当时英军使用了先进的舰炮，而中国只有小型沙船，攻击武器多为“火箭”和“火药瓶”。当地的凤凰冈炮台和大黄炮台等，由于攻击不够灵活，一度落入英军手中。广州水师虽然多次勇挫敌舰，但终究还是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宿命。

薛涛有诗《酬人雨后玩竹》：“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众类亦云茂，虚心宁自持。多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白居易看后惊称，从此不敢咏竹。薛涛爱竹，爱它的四季常青，挺拔秀丽，更爱它的洁身劲节，清雅超然。这该是她心思的寄托。在成都薛涛纪念馆，“薛涛”不正从清雅竹林中向我们走来？

文字扁壶器形、文字临摹图

3600年前的宫殿 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城墙，包围起了一座总面积近11万平方米的宫城，其中包含有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体现了古代国家“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规制。图为复原的二里头2号宫殿基址，它南北长约73米，东西宽约58米，由正殿、中庭和门等组合而成，布局结构与西周的青铜铭文以及《尚书·顾命》篇提及的建筑结构基本一致。由于这一基址发掘于上世纪70年代，为保护起见，遗址又进行了回填，如今只能通过这些黑白照片来看当年的遗址，所以我们依据这些资料想象复原了2号宫殿的情况。制图/北京墨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华夏先民心中的玫瑰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有诗云：“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与瓮，汾河湾畔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他诗中所说的玫瑰即是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4500年)庙底沟类型的花卉纹彩陶图案。雍容华贵的庙底沟彩陶图宛如一面面旗帜，插遍幅员辽阔的神州大地。大约在距今5500年左右，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纷纷启动了文明化进程。同时发生了庙底沟类型彩陶的扩张现象。庙底沟的彩陶不仅是仰韶文化的奇葩，它的文化因素还远播到黄河上下以及长江和北方大部分地区，辐射至今天中国版图的很大范围。纵横两千里、上下数千年的仰韶文化，可以视为中国史前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整合运动的标志。图中，青海乐都柳湾博物馆内收藏的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300年一4000年）彩陶，也是上承仰韶文化而来。摄影/关海彤

2000年至今

如其他保存完整的古城一样，兴城古城常年吸引着游客们前来，熙熙攘攘，有若集市，古老道路上的石板早已变得圆润。只在晨光熹微，古城尚未完全醒来之时，才能感受到一丝历史的深沉。

朱书符号“字”如谜 扁壶是陶寺遗址中常见的汲水用具。在偶然发现的一只扁壶残器上，考古队员发现了两个用朱砂涂写的符号。其中一个因形态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将其认定为“文”。对另一个字符的破译却争议迭起，分别有人解释为“命”、“尧”、“邑”、“唐”等。

“金道锡行” 在东周时的青铜器铭文中，曾记载了周代为得到铸造青铜器所需要的合金原料，开辟了通往淮河下游的金（铜）锡之路，即所谓“金道锡行”。根据《尚书·禹贡》等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来看，连接中原都城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交通路线可以分为东、西、中三路，这几条线路的历史在二里头时代可能已经开通。

这是太庙享殿的内景，“顶天立地”的金丝楠木大柱是现存不多的明朝遗物，其材质超过了故宫太和殿。面对这样宏伟壮观的人类杰作，不能不被它的气势所震慑。因太庙不属文物部门管辖，于是今天的人们尚能与这些大柱亲密接触。

彩绘陶簋

玉璋

玉琮

玉戈

黑陶鬲

壁戚

图中的故宫太和殿，是人们心目中皇权的极致体现，然而事实上，今日所见之太和殿建于清朝，殿与基座的比例失调，是一个“缩水”后的太和殿，与下图中的太庙享殿相比，建于明朝的享殿充满了汉白玉石基，比例更加和谐优美。而通过上面北京现存明清三大殿的比较，也可以看出享殿的规模更加宏大。摄影/贾福林

摄影/严向群

玉面兽

玉戚

集萃“八方”文化 陶寺之珍展现的事实说明：仰韶时代以来，中国多姿多彩的史前文化区系间，已有频繁、持续的交流与碰撞，它们的交相辉映，最终在龙山时期达到高潮。黑陶鬲是陶寺所在的中原地区流行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典型器物；陶寺彩绘陶簋则兼具早期仰韶文化和东部大汶口文化的特征；玉琮，与江浙一代的良渚文化玉琮无论从装饰手法、造型上都如出一辙；玉面兽被认为与南方长江中下游的石家河文化等相关。从陶寺文化，我们看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已形成黄河、长江流域及周围地区各文化系统辐凑中原之势。

玉刀

图是2005年有关部门维修太庙时的情景。与维修工人的身形对比，“太庙”匾额更显巨大恢宏。事实上，如果没有参照物，人们很难想象它是一个高5米、宽3米的庞然大物。摄影/王贵彬

幽深大墓谁居之？ 奢侈的陪葬品说明墓主人身份显贵，象征军权的玉钺、象征宗教权的玉琮、象征王权的圭尺，共同勾勒出他的“王”者形象。他是谁？舜吗？

陶酒器 二里头陶器种类很多，其中酒器和食器最精致，它们往往作为礼器群随葬在贵族墓，以显示身份与地位。图为注酒用的盉，下图为温酒用的鬶。

对比之下，故宫太和殿和乾清宫的匾额真是相形见绌。

陶寺走进青铜时代？ 砷青铜齿轮形器 这件模样怪异的齿轮状器物，是从陶寺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砷青铜器。也有学者认为它的成分可能距离青铜器的标准还小有距离。但它至少说明那时的陶寺已经步入铜器时代。此外，根据何驽的研究，这只29齿的铜齿轮形器，还可能用于表象朔望小月，也可实用于阴阳合历日历的编排。摄影/王凯

礼乐之光 红铜铃 一件仅有七八厘米大小的精巧的红铜铸件铜铃，这有可能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的金属乐器。不仅如此，它还是显示出“陶寺居民”掌握了比较复杂的“复合模范铸造金属工艺”的技术，这一手法是后来中国青铜文明的技术基础。

从海纳百川到四散传播 “二里头文化”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它以中原文化为依托，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外地的文明因素，这其中既包括或许来自欧亚草原的海贝，又包括有江南风格的鸭型壶与云雷纹。当来自四方的文明力量使这里成长与繁荣，其他的文明亦会模仿这支崛起的力量，二里头文化由此得以向外扩张。于是，北方地区、长江流域甚至更广大范围里，出现了二里头文化的踪迹。

图是1976年周恩来悼念仪式在太庙享殿举行时的场景，高悬于享殿之上的“太庙”匾额见证了这一庄严肃穆的时刻。由于它的“封建”色彩与新中国领导人的“革命”特征不相吻合，一年后它被摘下，这一摘就是22年。

立“中”之地 图为“陶寺古观象台”遗址复原图，这里之所以要用引号，是因为这些建筑的地面部分已经完全被平毁（据推测可能为陶寺晚期发生的政治动乱所毁），但经专家根据地下夯土层情况复原该建筑后，我们隐约可以看到，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和英国索尔兹伯里巨石阵（见下图）结构酷似的史前建筑，但时间上要早近500年。且这里应该就是用圭尺——“中”缔造“中国”概念的地方。绘画/李楚杨

多源汇聚的龙形象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种陶器残片，上面有龙的形象，它们来自于底部有孔的透底器，仅在二里头都邑的宫殿区或周围重要地点存在，应是社会上层专有的物品。

清末老照片中，是另一块记录了明清两朝历史更替的神奇匾额。匾额不是清朝新制，“大清门”的背后，是被翻过去的“大明门”。供图/贾福林

龙形象在此前的许多文化中都出现过，例如良渚文化中的龙纹。

这是太庙的南门，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匾额高悬其上，仅在门洞旁不起眼的小牌子上写着“太庙”二字。这两块标示同一地方却又差异巨大的牌匾，将孰去孰留？历史尚未做出取舍。

“龙山时代”看陶寺 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时代，中原地区聚落如云。而陶寺“一枝独秀”，拥有众多“立国”、“立王”的标志和证据。下面地图中可见，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相当稠密。右页地图则是同时期陶寺城附近的聚落分布图。

二里头的龙形象有整合多系统文化的迹象，从中可以看出二里头这个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的兴起过程。这个形象被后世继承下来，成为后来商代青铜器中的饕餮纹。

博物馆里的“二里头盛宴” 2010年夏秋之际，“考古中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年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吸引了很多观众，二里头遗址无疑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人们观看的大屏幕上，就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著名的绿松石龙。它的出土，为中国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首次面世的龙盘 在2010年“考古中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年成果展”上，同样出土于陶寺早期墓葬群的另一只彩绘龙盘首次面世，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陶寺被作为“中国早期国家”的代表介绍给观众，因此受到广泛瞩目，而此刻，对陶寺遗址的探索其实远未结束。摄影/王凯

柄形器

图为其中部分墓葬位置图，等级之分赫然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