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静园已经按照“修旧如故”的原则，恢复成溥仪居住时的样子。图为修复前的静园。

几易其稿，《我爱麻将》专题终于在全国一片防止日本抢报麻将申遗的舆论声中制作完毕，图为本刊编辑部同仁正在探讨该专题的版式调整和修改细节。

前几年的元宵节，人们还能在北京的一些公园里欣赏到像这样以京剧脸谱为特色的花灯展。遗憾的是，近年来由于各公园纷纷取消了类似的花灯展，人们已经难觅昔日节日的意趣。

这张画原被认为是“扬州八怪”的作品，后被收藏家鉴定为赝品。

李洲坳古墓以其奇特的“棺阵”震惊了考古界。与以往的墓葬形式不同，47具木棺排列在同一墓穴中，是谋杀、殉葬，还是家族墓地？2007年6月，当帷幕揭起的时候，诸多疑问随之而来。

西洋楼的残迹孑然立于苍茫的夜色之中，它们是为数不多的在原地幸存下来的圆明园残余文物。毁于1860年的圆明园如今惟余残骸，再无法复原昔日盛景，而那些历尽百年风雨而流散园外的文物们又命运如何呢？摄影／王凯

东汉绿釉六博棋俑。供图/河南博物院

作为晚清红极一时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张荫桓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虽然出身捐班，却才华横溢，其著述的《三洲日记》、《戊戌日记》以及《甲午日记》内容极为丰富，是研究近代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聂拉木县亚来乡的一处清代驿站遗址。倚靠着耸立了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山，面对着眼前一岁一枯荣的牧草，这处曾经历残酷战争的驿站，越发显出一种历经沧桑后的超然。

蒋抑卮之孙、抗SARS英雄蒋彦永医师在展示他家5代同堂共76人的珍贵合影。摄影/余荣培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霏霏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这是苏轼的《海棠》诗，而配上南宋马麟取材于该诗所绘的画作《秉烛夜游》，古人燃烛夜赏芳华的幽雅，就全然呈现出来了。

摄影／余荣培

有人说，要想读懂中国，学会玩麻将是一种捷径。因为麻将是最真实、最广泛的大众文化，它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其游戏规则是中国人百年来真正的“潜规则”。那么，你知道麻将游戏究竟隐藏着哪些“潜规则”吗？你知道在麻将游戏中为什么会有“三缺一”的说法吗？“麻将的番种”又是如何制定的？赢牌了为什么称为“和”呢？

图为《女史箴图》局部。画作绢本设色，纵24.8厘米、横348.2厘米，现存于英国博物馆。据估计此画原有12段，现残存自“冯媛挡熊”至“女史司箴敢告庶姬”共9段图、8段文（首段图“冯媛当熊”的文字失去）。

第三层塔檐下三字匾额“释迦塔”，是木塔匾额中最古老、最珍贵的一块。其丰润饱满，是颜体中的佳品，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应县木塔结构示意图

图正中的这处工地就是李洲坳墓葬发掘现场。而将李洲坳墓葬带到人们面前的正是它旁边的这条公路，它们挨得如此近，甚至墓葬东壁的墓道还被公路破坏了一段。

图中再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三月二十五日康熙帝与四子胤（雍正帝）、孙子弘历（乾隆帝）三代在圆明园牡丹台游乐的情景，乾隆皇帝珍爱圆明园正与这段轶事相关。

战国时期的六博局戏石雕板，出土于河北省平顶山中山国王陪葬墓。棋盘的纹饰为“规矩纹”，这是一种大量见于汉代“规矩铜镜”上的纹饰，后来随着汉代棋具的陆续出土可知，“规矩纹镜”实际上是六博纹镜。

在戊戌变法中，张荫桓主张变革，利用受召见的机会启诱圣聪，并密荐康有为，成为当年影响时局的幕后大人物。“戊戌政变”发生后，他被革职查办。从刑部尚书崇礼的这封奏折中，我们可大致窥知当时“戊戌政变”中捉拿维新党人的内幕。

清军反击廓尔喀作战路线及定日、聂拉木驿站遗址分布图 从图中可见，古驿站遗址多在清兵行军路线附近，它们都在海拔4000米左右。遗憾的是，我们没能走完当年清兵攀的高峰、涉的险途—在那里还有可能存在着更令人震惊的塘、台遗址。制图/刘梅

徐州博物馆《俑偶华彩》展厅，展出的是汉至宋代的各类陶俑，有西汉乐舞俑、彩绘仪卫俑、北朝彩绘女立俑等。其中汉代舞俑的动势，堪称展厅内的华彩篇章。上图是徐州狮子山出土的兵俑。目前国内大规模发现兵马俑仅有三处，除秦始皇兵马俑和咸阳杨家湾汉兵马俑之外，便是徐州狮子山兵马俑。

蒋抑卮（1875-1940）

中国到了春秋战国以后，黑夜中才有了灯的光亮。战国灯，大多以金属或陶为之，目前发现的玉制灯仅一件，即战国勾连云纹玉灯，其高12.8厘米，灯盘径10.2厘米，盘、把手和座三部分，分别用三块玉雕琢后粘合，灯芯由五瓣花蕊组成，中束腰，下满饰勾连云纹，堪称灯具绝品，现藏于故宫。

用“鸡”与“孔雀”的美好形象来表示麻将中的“一条”，是中国人美学思想的自然表达。幺鸡的图案发展到后来，已经不局限于鸡和孔雀，而是有了各种禽类。鱼、龙、竹子的图案也加入了这个大军。

图为《列女图》屏风漆画局部，从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共5块，绘帝王、将相、列女、孝子以及高人逸士的故事。这组屏风漆画被认为充分体现了顾恺之的绘画风格。此屏风漆画现分藏于山西省博物馆和大同市博物馆。

摄影／李勇（新华社）

在李洲坳墓地的旁边，美丽的潦河缓缓流过，已经探测发现沿河分布着八十余处古文化遗址，也许几年后，这里将有一组大型古文化遗址重见天日。

四川成都出土的汉代画像砖，记载了那时六博的场景：左上角一人做投箸状。下方两人正在执耳杯饮酒—游戏与酒相伴，成就了画像砖上的闲适人生场景。

快要进入聂拉木县境时，在山势奇危处可见一处倚山而建的军事要塞遗址。将它与背后的喜马拉雅山体相比，与左侧的普通民房相比，便可感受到它那雄健、威猛的气势。有学者认为这里有可能是当年聂拉木的官寨，要攻下它，极不易。

与刘注“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龟山汉墓相比，被认定为刘戊墓的狮子山汉墓，则是在张扬中尽显奢华，金缕玉衣与金带扣都出土于此。

矗立在杭州市中山中路上的浙江兴业银行营业大楼旧址，建成于1923年，是目前浙江仅有的民国初年典型金融建筑。

【西汉雁鱼灯】 鸿雁回首，水禽衔鱼。1985年出土于山西朔县的雁鱼灯，高53厘米，长34.5厘米，器身由颈首、身躯、灯盘、灯罩套合而成，雁的颈部与躯体由子母口相连接。这种雁鱼灯在汉代十分流行。

《色·戒》剧照：牌桌上浓缩的人生百态，固然没有“色”或“戒”那般浓郁和刻骨，然而，它丰富、琐碎，在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里就细细表达着五味的生活。

弘文之印

摄影／冯国（新华社）

图A2

历史档案里的线索是查证圆明园文物的重要依据。图中为乾隆帝御宝《纪恩堂》交龙纽白玉玺。其侧面细部的文字“圆明园之后记成于昔”，与《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十）的记录相吻合。

图为仍在一些地区流行的水浒马吊纸牌，万牌用水浒传英雄作图案，饼牌用“并”字代替钱币图形，条牌用“条”字和鱼的图案构成。特殊的牌用“老千”“白花”“红花”，多色印成。

图1为定日县扎果乡的一处墩台遗址，面前便是318国道。若在两百年前，这处高据山尖的墩台有驻兵把守，兵勇一面观望敌军动态一面守卡，您想顺顺当当通过这里并非易事。摄影/张超音

假如这方不起眼的刘注银印流落民间，多少年之后，龟山汉墓的属主恐怕就是永远的谜团了。

浙江兴业银行旧址大楼内，有市民在散发着上世纪气息的营业厅里办理业务。这座老楼现在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工商银行杭州羊坝头分行”。

【战国银首人形铜灯】1976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银首人形铜灯，是战国时代灯具中的杰作，它以人俑作为灯的主体，控制着左右的蟠螭，将分散的三灯连贯起来，其结构可谓匠心独运。

世界最大的成都“麻将与茶文化博览馆”，用无数麻将拼就了这个著名东汉说唱俑憨态可掬的笑容。摄影／刘乾坤

睿思东阁

摄影／刘朔

图A1：“应州是个小城。”陈明达先生在他的著作《应县木塔》开篇即如此说道。他在20世纪60年代测绘应县木塔（A1）时，这个小城的楼房很少有超过10米高的，而近70米高的木塔，恐怕在小城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人们对这座巨塔的研究始于1933年，梁思成、刘敦桢等人来此调查测量，1935年莫宗江绘成了塔的实测图，而抗日战争损毁了这一资料，1942年陈明达又重新绘制出来。如今的应县早已繁华与现代了许多，木塔却仍然是凌驾于全城之上的主要建筑物（A2），它的外形轮廓和结构手法，都显示出辽代建筑的特点，是现存辽代建筑中最宏伟的建筑杰作。摄影/朱海虎

几千年来，李洲坳墓葬一直浸泡在地下水中，上图这件出土于30号棺的有领牙璧就是在淤泥中发现的。不流动的、密闭的环境正是这个墓葬中的许多有机质文物得以较好地保存的原因之一。

这张“李洲坳棺墓剖面示意图”不仅让人们直观地了解棺内器物的摆放位置，而且将棺、椁、席的安置顺序立体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这些棺材的安葬工程是多么复杂。绘画／李强

海晏堂十二生肖青铜兽首之牛首。2000年春，在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会上与虎首、猴首一起被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以总价3000万港元购得。

图为明末画家陈洪绶绘制的梁山好汉《水浒叶子》之一。“叶子”是流行于当时民间的酒令牌子，《水浒叶子》是从木版印刷的纸牌演变而来。

图为今天的驴友途经定日时拍摄的“古堡”遗址。在光影的转换之间，这些古驿站仍在经历时间的磨炼。摄影/张超音

狮子山兵马俑，见证了徐州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并且对研究汉代社会生活、丧葬制度、军制战阵同样重要。

蒋抑卮（右）与鲁迅、许寿裳1909年在日本时的合影。蒋抑卮1902年赴日留学，结识鲁、许等人，成立浙江同乡会。他不仅资助鲁迅出版了他的首部书，还资助出版《浙江潮》，使之成为辛亥革命前夕的主要革命刊物，许寿裳时任该刊主编，鲁迅是其主要撰稿人。供图／北京鲁迅博物馆

【东汉铜牛灯】身躯壮实的水牛双目圆睁，双角夸张地向上，其实是个烟道。水牛腹中空，背负灯盘。镂空的壁罩以及穹顶上的蝙蝠，都显示出了时人对装饰的用心。该灯1975年出土于江苏睢宁。

四羊头方桌：带有大理石桌面的方桌，在豪华中兼顾了实用性，温和的羊头形象被雕刻在桌角处，表达着慈悲与吉祥的寓意。

贤志堂印

木塔一层内槽南北门额上，各有三幅供养人画像，正面是女，背面是男。这是辽代萧氏家族的三位皇后（左页）和三位王爷（右页）：南面是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A1），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A2），圣宗钦爱皇后萧耨斤（A3）；北面是齐王萧无曲（B1）、大丞相萧孝穆（B2），陈王萧知足（B3）。因女像皆为皇后，按皇家身份显然高于男性三王，所以均置于匾额正面。摄影/郑云峰 据说萧观音天姿国色，喜欢诵诗，能弹会唱，从小就是一位活泼人物；萧耨斤在朝中专政时间虽不长，却为萧家一门出三后、一家有三王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萧挞里入主后宫40余年，主张与宋和好，为辽国政局长时期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萧孝穆在圣宗晚期和兴宗前期一直是契丹重臣，当时被誉为“国宝臣”，他的一生都在努力加强契丹各部族的内部团强，坚持与宋和睦相处。

乾隆帝御宝《纪恩堂》交龙纽白玉玺。2004年秋，在香港拍卖会上由香港苏富比公司以1400.24万港币购得。

当代绘有传统京剧人物的纸质牌。万牌上绘人物，饼牌上绘代币符号，条牌上绘连成捆的代币符号，特殊牌的图案分别是“千万”“白芽”“王英”。一共有120张，再加上10张绘有京剧白蛇传的花牌，合计130张。

北洞山汉墓，位于徐州北10公里的茅村乡洞山村，由于早先被盗，已无法考证楚王身份。考古人员在清理墓道时，于两壁新发现彩绘陶俑220躯，鲜艳而富有神采。

这些“古堡”遗址见证了历史，也时刻在告诉今天走过这里的人们：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曾发生了多少血性激扬的故事。故事背后的历史已经融入我们身体，成为我们民族的基因。摄影/谢勇

连接沪杭、浙赣铁路的钱塘江大桥，是中国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由浙江兴业银行捐资75万元参与建造。1937年通车，为阻止日军南侵，只存在了89天即被中方炸断。图为浮运第12孔钢梁时的场景。供图/钟光明

【西汉朱雀灯】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朱雀灯，造型优美，形象生动，结构合理。它那昂首翘尾，足踏蟠龙的样子，仿佛即刻便可展翅飞去。

溥仪御用牌箱：黑檀木制，选用夜光贝壳的螺钿工艺刻成中国古代的吉祥画《百子图》。

绍兴

像玉璧这样贵重的出土文物在李洲坳发现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青铜凿、削、刀、漆勺、木梳、木盒和编织品等。正是通过对这些“不贵重”的文物的分析，专家们认为它们与江西省贵溪东周时期崖墓出土的器物相似，从而推测李洲坳古墓的年代应当在东周时期。

牌九每副为32张，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因此也叫做“宣和牌”。

长袖折腰舞，始于战国而盛于两汉，是汉代最流行的舞蹈，这种舞大大丰富了汉代陶俑的形象。

图为士兵与平民南撤前的一刻。供图/钟光明

若没有电，点着灯烛的夜总会生出一些清冷、孤寂之感。尤其是对那些伏案苦读的书生、宦海浮沉的士子来说，挑灯夜读的情景，更加难堪。所谓“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晚清画家苏六朋的这幅《油灯夜读图》，就是其形象的写照。

房型麻将箱：四面透雕有“五谷丰登”的图案，上部刻有“喜”字并以牡丹造型做手柄。

宣和

经过专家精心地修复，一件件精美的纺织品展示在人们眼前。图为两千五百年前纺织品上的几何图案。

乾隆圆明园淳化轩九龙戏水元宝形笔舔。2007年春，由浙江南北拍卖公司拍卖，估价70万元人民币。

《道光帝绮春园射柳图》。2002年冬，由中贸圣佳公司以137.5万人民币拍卖。2008年春，又由嘉德公司拍卖，估价580万元人民币。

19世纪的英国人托马斯·阿罗姆（T.Allom）绘制的中国风景风俗画，直接用玩牌的场景来表现当时中国女性的闺房生活。

牌九现在仍为许多人喜爱，牌九的张数比麻将少得多，因而可以速战速决。

那时连贯而优美的舞蹈，如今只能依靠陶俑固定下的不同瞬间来想象了。

1949年，国民党金圆券迅速贬值，上海外滩的中央银行门前挤满了等着抢兑黄金的市民。这一幕和辛亥年挤兑风潮时的情形何等相似！当时，蒋抑卮率浙江兴业力撑局面，共渡难关，不仅维持了银行的声誉，也保护了普通人的利益，使老百姓在大变局下的日常生活得以较平稳度过。

在古代人的夜生活里，节庆里的灯烛应该最有喜庆意味。如清丁观鹏所绘的《乞巧图卷》（局部），即展示了七夕夜间，佩环飘动的妇女们在庭院中燃烛斋供、绘图仪绣的欢乐情景。

韩国制的蝴蝶镂金牌箱：在每一处都刻有万字，寓示吉祥如意。

图为26号棺出土的狩猎纹织锦，现在仍可以清晰地看出弓箭与动物的图案交相出现，精巧的工艺使一个多姿多彩的古代世界跃然锦上。

金缕玉衣与镶玉漆棺都已陈列在展厅中。与金缕玉衣并列的，是1996年徐州市火山刘和墓出土的银缕玉衣，这是我国惟一一件完整的西汉银缕玉衣。

浙人历来有尊长敬贤的民风。作为最早获得纸币发行权的民营银行之一，浙江兴业发行的印有古代先贤人物像的“通用银元券”曾风行江浙地区，共有一元、五元、十元3种面值。对于先贤像的身份，却存在不同说法：一说分别为管仲、王阳明、齐太公；一说为越王勾践、王阳明、黄宗羲。供图／柴志光

紫檀木镂金牌箱：以镂金工艺将飞鸟和象征吉祥如意的万字刻在箱面上，箱子不同的位置可以分别放置麻将和扑克牌。

11米高的释迦像 辽代佛像的特点是身躯饱满，两肩宽厚，给人伟岸端庄之感，残留着浓厚的唐代造像遗风。此时南方的宋代造像，则显得细腻有余，阳刚不足，不如辽代造像质朴健美有力。塔内一层释迦造像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留了胡须，这与契丹族的民族特征有关。契丹男子大多彪悍体壮、骁勇好战，并且喜欢留胡须来显示自己的男子汉风度。传说在释迦牟尼出家前，也是一位武艺高强、博学多知的王子，因此辽代匠人在塑像时，有意在端庄慈祥的佛面上画上胡须，以此来保留他们认为的“英雄”本色。下面两图为释迦座下八大力士中的两位。摄影/郑云峰

图为11号棺中出土的方孔纱的整理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轻拍水面，利用水的波动将脆弱的纱一点点展开，这一片纱的舒展就要花费她们几天的时间。围绕在工作台周围的专家依次为（左起）：徐光冀、张忠培、王亚蓉、黄景略、徐苹芳。李洲坳的发现令他们惊叹不已。

麻将诞生初期的骨牌上，仍然可以见到以前马吊牌上的“公、侯、将、相”等字,这几个字在清代被改为“东、南、西、北”。

法国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中，收藏有很多中国文物。

“听用”即万能、无所不用的意思，而“听用”牌就是一张万能的牌，可以当作任意一张牌。

金缕玉衣，以华丽得耀眼的形式固定下死者的相貌。

华资银行形势图

葫芦脚红木方桌：雕刻华丽的麻将桌，桌四边有抽屉，以备放筹码或赌资之用。

木塔第五层上的八大菩萨之一—普贤菩萨。摄影/新华社 江宏景

图为一组从墓中出土的纺织工具。专家怀疑，李洲坳当时的纺织工艺已经失传，就连这组纺织工具的名字人们都已经叫不出来了。

根据1865年造册的藏品清单，以及收藏者维奥莱勒迪克的文件记录，上图这一对金钟应为1860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夺而得无疑。但馆中更多的藏品只能确定其与1860年战争的关系，其圆明园身份则无法确定。

金带扣出土时，还伴有嵌海贝的皮带，但现在已经腐烂散落，只剩下金子的光彩永不褪色。

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旧址，对面是著名的天津劝业场，支撑起了天津早期金融街的主体面貌。这座大楼和杭州营业大楼的风格接近，均出自当时著名建筑师沈理源的手笔。摄影/高大鹏

A2：黑色琉璃的眼睛，平和而深邃，使佛像的面部笼上一层悲悯之情。摄影/新华社 江宏景

而这张图这样只通过针法来实现的图案也很难被现代人模仿出来。

白玉仕女摆件

麻将形成演变轨迹

这是1992年出土于江苏省铜山县茅村的彩绘女俑，与那些面目抽象而动感十足的舞俑相比，她面目清晰、神态宁静、衣着朴素。她不是汉代形象，而是来自崇尚朴实矫健的北朝，如今也作为重要藏品陈列在馆中。摄影／徐艮

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地下室的保管库。摄影/高平、高大鹏

木塔二层的释迦牟尼、文殊、普贤与两尊胁侍菩萨像。摄影/新华社 江宏景

经巧手整理后的纱伸展成几千年前入殓时候的模样，它是中国考古发现中内棺得到的面积最大的织物。

粉彩梅花仙鹤碗

《游戏奇书麻雀牌谱》（左一），是最早的麻将书，出版于1914年，与《麻雀秘诀》、《麻雀指南》一起随着麻将的传播流入日本，受到日本麻将指导者和麻将爱好者的追捧。由于全部都是画、字结合的书，即使在当时也是很难得到的珍品。《绘图最新麻雀大观》（左二）缺少版权页，据推测出版于1916年。

三层上的四方佛：东方阿（chù）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摄影/新华社 江宏景 立体的成佛图 释迦木塔的整体建构，完全是按照《造佛度量经》（大乘佛教中的造佛标准）设计和建造的。塔内各明层内都有塑像，共计26尊。来自台湾从事佛教事业的赖祥兴教授曾向人讲解道，整座木塔就是在说一个完整的成佛图。 当人们经过佛宫寺的天王殿时，就已产生敬畏。踏出天王殿，见到的却是一片宽敞的广场，顿时使人心情释怀。再跨进木塔大门，见到眼前高大、庄严、慈祥的11米高释迦牟尼佛像，就会使人感觉到佛的伟大。 进到塔的第二层时，宽广感立时在心中浮现(可看到县城的四周)。四臂的敏捷文殊及大行的普贤两大菩萨坐在佛的左右前则莲花台上，佛坐于中间莲台上，右手现“触地印”，左手显“禅定印”，佛的后面是两尊胁侍菩萨。整个构建在告诉人们“说”、“解”与“行”并重的佛理。 在第三层，人们可依序看到四方佛，惟中间一佛未显(在第五层时才出现)。此层的佛像各种手印、莲花台下的坐骑等，都在向人们说：要转“识”成“智”，弃迷趋悟，最后成佛。 到了第四层，佛的右手再现“施无畏印”，左手再显“与愿印”，而在二层时还盘腿坐著的文殊及普贤，已变成半坐于站立着的狮子和大象身上的姿势了，各自一腿下放，意味随时准备帮佛广度受苦之众生。后侧左右是阿难及大迦叶尊者。文殊及普贤菩萨的前内则，各有一“蕃人”形象的引童，这意味在争着领佛到他们的国度弘法。整个佛像构图到此，在向人们说，从信之后，又进行深入的理解，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攀上第五层，在“信”、“解”、“行”之后，佛好像在向人们说：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佛陀，花开放光化成八大菩萨，展现无穷无尽、不生不灭的法身境界。

图为一组小巧的纺织工具。

五彩瓷盘

20世纪30年代，中国都市里的广告招贴画上，已经出现女子们玩麻将的场面。

木塔暗层结构示意图

镶宝石镀金珐琅彩海螺 图为枫丹白露宫中国馆中的几件精美文物，都被列入1865年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的藏品清单。但它们究竟是属于圆明园，抑或是属于同时遭劫的其他北京皇家园林，则无从知晓。

现代社会早已出现专门的电子麻将游戏或网络游戏，使这个游戏突破了必须凑齐4个人才能玩的限制。

2002年6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干峙、吴良镛，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肇元等7位院士以及30多位著名专家，在太原为应县木塔会诊。摄影/新华社 池茂花

图中这件纹饰复杂的竹梳发现于6号棺，乍一看它是梳头的梳子，其实它是在盛放纺织工具的竹笥里发现的，应该是用来梳理纺线的一种纺织工具。

2007年荣宝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出现的这一对兽面门环，环的两边各刻有“乾隆造办处庚午年制”“长春园玉玲珑馆陶嘉书屋”的铭文，荣宝公司称之为圆明园内长春园东玉玲珑馆内三间西配殿的遗物。然而就在它们以190万元的拍价成交后几天，圆明园管理处就向媒体提出了对这一对门环的质疑，因为2004年翰海公司曾拍卖过一只与其一模一样的门环。因为购买者与圆明园管理处并没有直接交流，这场轰动一时的真伪之争最终不了了之。

慈禧所用麻将。

由于塔身扭曲变形，如今的释迦塔一次最多只能承受20人登塔，如果游客再多，会使木塔榫卯位移加剧，造成新的隐患。摄影/刘国民

徐国的政治中心在黄淮地区，而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与周围国家之间的（fèng）赙（fù）（以车马财物赠与丧家）、战争掠夺、迁徙以及贸易等原因，被交流到国内其他地方的徐国器物范围很广、数量也很多。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据资料记载就有24件之多，之后又在浙江、江西、山西等地多有发现。主要是日常生活器物、礼器、兵器等，其中“徐王鼎”、“吮儿钟”、“徐髂尹钲”、“义楚钟”、“徐王义楚铺”、“王孙遗者钟”、“徐王庚儿钟”都是有铭文的。这些徐器大部分是徐国晚期(春秋时代)的东西，而徐国鼎盛期在西周，那时候的徐器多已在战乱中被掠夺、进献或散失，到目前为止尚不见闻世或发现。 在李洲坳东周墓葬发现之后，考古专家对墓葬周边尤其是是北潦河的支流南河沿岸进行了调查，发现这里有80余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东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遍布大小山包，一座30余万平方米的大型周代城址也奇迹般地被探测了出来。又由于1979年徐国青铜器出土地点与李洲坳同处于一个盆地，因此李洲坳东周墓葬的存在绝非偶然，它很可能是徐国遗民最后归属地的一个大型墓葬群的一部分。

上图这件粉彩霁蓝描金花卉大瓶在2007年翰海春季拍卖会上，被马未都以2408万元人民币购得。有美国专家认为其是圆明园遗物，证据是它与海外博物馆中藏有的1860年被劫文物器形、工艺完全一致。事实上目前对圆明园文物的身份判定是个巨大的难题。

图为1979年，在和李洲坳处在同一盆地的李家村出土的徐国青铜炉盘。通过上面的铭文可以推断它是属于徐国第三十二代国王义楚的生活用品。

在挪威西部伯尔根城，有一座“实用艺术博物馆”，馆中收藏着几千件中国文物，其中甚至有一间专门的“圆明园展厅”。这幅《圆明园海晏堂》铜版画，就挂在展厅的墙上，它真实地记录了1860年劫难发生前海晏堂文物的分布情况。按图索骥，我们才能为那些散落世界各地的圆明园文物找到“出身”。

图为著名的美国模特伊卡尔·蔡斯（Ilka Chase）在1925年为卡地亚珠宝拍的宣传照—这个美艳的女人并没有露出她的面目，而仅仅以纤手佩戴着硕大的珠宝出镜。她无意中也为另一个东西做了广告：中国麻将。散乱的麻将牌与珍珠手链、祖母绿戒指相互映衬，传递出富丽而慵懒的气息。

这张老照片拍摄的是英法联军洗劫过后的圆明园，图中可见已化为废墟的安佑宫周围的几座华表，今天它们身在何处呢？

图为1979年与左图青铜炉盘在同一窖藏发现的徐国青铜盥盘。种种迹象表明，历经夏、商、周3代的徐国曾经有过辉煌的文明，并且这文明的影响到达了长江以南鄱阳湖平原的修水、潦河流域。

“自从老妈开始打麻将，家里真是乱了套”。这可不是某个郁闷儿子的小声抱怨，而是纽约歌手埃迪·坎特（Eddie Cantor）为一出音乐剧写的歌，歌名就叫《自从老妈开始打麻将》。

发现于47号棺外的这张金箔片及其龙纹图案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将李洲坳墓葬与徐国联系了起来。

安佑宫的华表后来辗转分落各处，其中两座现在就矗立在北京大学西门之内。时过境迁，它们已经成为校园里很和谐的风景，这也算是圆明园流散文物中较为“得其所”的例子吧。摄影／耿艺

当某个事物开始赢得抱怨时，恰恰是对它的普及的肯定。多样的规则产生了多样的计分方式，连孩子们都加入了麻将大军，图中就是一个儿童麻将的盒盖图案。

图为发现于安徽省蚌埠市双墩1号墓的圆形金箔饰物（供图／阚绪航）。二者的形制、图案与时代都如此相近，徐钟离国的双墩也许与李洲坳有着更多的联系等待我们去揭露。

并不是所有圆明园文物都有上页华表那般风光的境遇，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像下图这样散落的圆明园石构件有很多，更多的则散布在中国各个公园、博物馆甚至寻常巷闾里。摄影／耿艺

而1924年的《生活》杂志也没有忽略这一文化现象。

烈日下，徐长青与考古队员们正在清理棺表。根据考古探测，在李洲坳周围还有几十处古文化遗址等待着他们去继续发掘，相信不久的将来这里会有更多惊人的发现，也许徐国的终极秘密就在其中。

在北京市北新华街112号的院子内，也许是空间狭小的原因，这一对圆明园石狮子贴着墙边被“罚站”了很多年。无论应该接受惩罚的到底是侵略者，还是它们失职的原主人，文物们这样凄苦颠沛的状况，实在应该得到改善。

香瓜籽：尸体腰腹部出土的香瓜籽为我们传达了她们死前最后一餐的信息。对瓜籽的进一步分析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中国的生态秘密。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观水法

西洋楼远瀛观南端的观水法石屏风自1860年遭到破坏后，曾历经磨难，辗转流失。我们从上图中可见19世纪中期的观水法石屏风被搬走，但中间立柱仍在。1977年，石屏风被追回后，其他构件却又遗失了。

就算昔日拥有过再多的荣光，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圆明园更多还是代表了寂寥和败落的历史。夕阳里，含经堂遗址安静得如一位疲惫的旅人。几年前，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文物发掘，上图这件铜佛像即是在这次发掘中出土的文物。它现在被安置在圆明园管理处。由于遗址原地没有安放条件，不少和它一样的出土文物也无法为圆明园复原提供帮助。供图／北京文物研究所

圆明园文物现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