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典范 沿海的贝壳、东南亚的珊瑚、中亚的青金石、内地的绿松石……诸多地域的特产，被荟萃于图中这面平螺钿背八角镜的镜背上，光芒夺目，璀璨绚烂。它被制造于大唐盛世，作为仅存的传世螺钿唐镜之一，是盛唐艺术昌盛的代表作。后来，或许是跟随遣唐使，这面铜镜东渡日本成为皇室御物，并最终入藏正仓院。此时它正展出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正仓院的世界”特别展上，令人们可以一览其风采。 平螺钿背八角镜 唐·8世纪 正仓院（北仓42-13）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正仓院的世界——皇室守护传承之美”特展 后期展示（11.6-11.24）

图中的这面唐代螺钿背菱花镜，出土于西安理工大学李倕墓，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国内现今可见七面螺钿唐镜，均出土于墓葬中，因此保存状况堪忧。但我们依旧可以从这面铜镜上，看到镶嵌有与正仓院藏品类似的绿松石、青金石，以及螺片之上反映出的七彩斑斓。 摄影／泓伊

法隆寺的“百济观音”常常引发惊叹和赞美，根据法隆寺古文书记载，这尊观音应为“虚空藏菩萨”，飞鸟时代从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渡来”，身躯修长、垂发飘逸，姿态婉约，美不胜收。侧面观之，恍然如生。当时的日本不仅从中国直接引入文化，更频繁地通过百济吸收文化营养。 供图／TPG

钟馗是中国斩鬼逐疫之神。隋唐之际，使者往返于中日之间，钟馗信仰随之东传。在日本，钟馗被赋予祛除天花、麻疹等疾病的新功能。右图为日本浮世绘钟馗除疫图，描绘的是钟馗惩罚两位麻疹神。 供图／TPG

《圣德太子绘传》采用大场景叙事画形式，描绘圣德太子生平事迹，绘制于平安时代晚期。原为装饰法隆寺绘殿门窗的“障子绘”，类似于窗纸，现被制成装裱画，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从上图的画卷局部可见派遣小野妹子出使、制定《宪法十七条》等场景内容，圣德太子的事迹与山水背景融为一体，画面细腻生动。 供图／TPG

海矶镜是日本国宝级文物（即日本自己制作而非国外流入的高级文物），和一般铜镜相比，其颜色更显莹白，质地也更为坚硬。日本称之为“白铜”。实际上，这里的白铜是青铜的一种，只是锡的含量更高一些。国宝海矶镜 唐或奈良时代·8世纪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法隆寺献纳宝物） 东京国立博物馆“正仓院的世界——皇室守护传承之美”特展通期（10.14-11.24）

法隆寺西院内的建筑布局十分奇特——金堂与五重塔比肩而立，处于院落的中央。中国南北朝时期奉佛先要造塔，体现了塔的崇高地位。这很可能是法隆寺这类寺院格局的先声。根据研究，中国隋唐时期的寺院，也采取这种不对称布局。俯瞰今日法隆寺西院的伽蓝建筑，将佛塔与佛殿并列，还会造成特殊的美感（供图／TPG）。

华丽的琴不好弹 好弹的琴不华丽 图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四僧书画展”中陈列的一张素琴，其规制因保留木材的原状而显得不规则，因而更显质朴。左页图为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展出的金银平文琴，以装饰华丽著称。有意思的是，金银平文琴因装饰过于繁复而音质不佳，不适于弹奏，而朴实无华的素琴，反倒是琴声清越悠扬。 金银平文琴（局部）正仓院（北仓26）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摄影／谢田

7世纪 四天王狩狮纹锦局部（复制品） 原件藏于日本法隆寺 摄影／荀耀阳

鉴真法师迁化后，他的弟子根据他生前宝相，塑造了鉴真干漆夹纻（zhù）坐像。坐像刻画细腻，栩栩如生。鉴真面部表情庄严肃穆，双目闭合，双手结禅定印，表现出他弘扬佛法的坚定意志。 据说，干漆夹纻技艺，是由鉴真传入日本的。这种造像法是一种翻模技术，其造型中空，具有轻巧的特点，非常适合佛教行像的习俗。上图为鉴真干漆坐像的数码复原图。

图以素琴为例，展示了一张古琴的基本结构。

图为甘肃省博物馆藏唐代番锦襟袖黄地团窠宝花纹锦半臂（局部，摄影／Oxidation），硕大华丽的花纹引人瞩目。

水滴

唐 黄地对飞马饮水纹锦 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藏 摄影／Oxidation

日本传统伎乐表演用面具，有许多源自中亚或印度的人物形象，比如迦楼罗。迦楼罗是印度神话中的神鸟，能够吞食蛇虫。正仓院藏伎乐面中即有迦楼罗面具（上图），头有鸡冠，面目以麻布粘贴并髹漆。头与面部为绿色，嘴、额、耳、冠等处用朱红色涂抹。 伎乐面 迦楼罗 奈良时代·8世纪 正仓院（南仓1-木雕72）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正仓院的世界——皇室守护传承之美”特展 后期展示（11.6-11.24）

传世的唐代古琴，多为装饰简单的素琴，而奢华瑰丽的宝装琴，则唯有正仓院的金银平文琴一件。似乎，唐代的素琴要远远多于宝装琴。这在唐代绘画等文物中也能得到印证，上图为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木质琴几和五弦琴模型，及泥塑跪坐女俑，下图为西安市长安区南里王村墓出土的唐代抱琴侍女壁画，这两张琴都是素琴。宝装琴的消亡，或许与安史之乱后，朝廷崇尚节俭，禁止诸多奢侈品的制作有关。

唐 花卉纹刺绣夹缬罗 摄影／贻芥

来自龟兹的乐舞“苏幕遮”，又名泼寒胡戏，是由丝路传入中国的西域面具舞蹈之一。舞者在冬天头戴面具舞蹈，驱魔除鬼，祈求丰年。上图为出土于新疆库车苏巴什古寺遗址的7世纪舍利盒上乐舞图案的展开图（复制品）局部，表现的正是舞者头戴面具，表演“苏幕遮”的舞蹈场面。 摄影／Panda

图即为宝物馆金铜像展厅，菩萨的身形、宝冠和天衣，无不带有中国南北朝时期造像的风格（供图／FOTOE）。

图为日本浮世绘《艺伎三花早春初试新衣》（供图／FOTOE），画中的艺伎正在弹筝。

有学者认为，法隆寺收藏的四天王狩狮纹锦，是一幅唐朝制造的仿波斯锦，其构图中的联珠纹、飞马等形象都是典型的波斯风格。而画面上的有翼飞马，则可能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鹰头狮身的怪兽——格里芬狮。从本图和下图中，可以看出这种传承演变的关系。分处欧亚大陆遥远两端的日本和地中海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发生了神奇的连接。图为公元前340年 角斗中的格里芬狮和豹子壁画 意大利帕埃斯图姆考古遗址公园出土 摄影／Panda

弹琴舞鹤唐人事 图为西安博物院藏唐代抚琴舞鹤海棠形银盘。画面中，一位博衣宽袖的逸士正席地而坐，专注地抚琴，对面有一只仙鹤沉浸在琴声中，鼓翼起舞。弹琴舞鹤，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高雅之事，而这样的情景被镌刻在了昂贵的日用器皿里，可见古琴音乐在唐朝是多么的流行和深入人心。一千多年前的琴声已不可闻，但我们仍能从画面中感受到七弦琴音的感染力。

图为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唐代锦衣女俑。这两套衣服有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即都以联珠纹为主要纹饰，显示出了当时织锦纹样的流行趋势。联珠纹，即以圆珠缀联成圈，内部填充对兽、花草等图案。这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典型纹样，隋唐前后传入中国并风靡一时。 摄影／李如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镂空飞鸟葡萄纹银香囊 手绘示意图 绘画／霏霏

匙

图为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代绢画《乐伎图》，图中的少女也怀抱着一张筝。虽然是同一类乐器，但筝在中国和日本的地位却不同。在中国，琴代表高雅之乐，而筝相对通俗。在日本，琴则因为道艺深奥而传播受阻，反倒是筝更受欢迎，并由唐筝演变成了筑筝、俗筝等日本传统乐器。由此可见，对音乐的喜好，与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绀夹缬絁几褥 奈良时代·8世纪 正仓院（南仓150-14）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正仓院的世界——皇室守护传承之美”特展后期展示（11.6-11.24）

图为日本江户时代画家狩野安信绘制的六扇屏风（局部），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其上描绘了一场日本皇家舞乐表演（供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舞蹈者大多头戴面具，其中红脸高鼻者，颇似醉胡形象。

在佛教寺院的法事活动中，僧侣需双手托持香炉，这种可以握持的长柄香炉在敦煌壁画、绢画中均可见，如榆林窟25窟的中唐壁画、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绢画引路菩萨图等。

东京国立博物馆建有专门的“法隆寺宝物馆”，收藏1878年由奈良法隆寺向皇室献纳的宝物，约320件。法隆寺建于公元7世纪，留下的古物皆为珍宝。这套精美的墨台、盛器“水滴”与匙为奈良时代的用物，也可能由中国唐朝、新罗传入。相传为圣德太子写经所用（摄影／苏李欢）。图为墨台

图为1872年日本印刷画：东京丝绸厂内，身穿和服的女工在织机旁辛勤工作（供图／FOTOE）。

伎乐面 师子 正仓院（南仓1）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摄影／谢田

在《旧唐书·杨贵妃传》中有一段凄婉故事，相传杨贵妃香消于马嵬驿，后来玄宗秘密令人寻找美人尸骨并改葬。然而当人们挖开旧冢时却发现“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何种香囊竟可深埋于地下而不腐烂呢？很可能那是一个银香囊。图为发现于陕西法门寺地宫的唐鎏金银香囊，在日本正仓院也藏有一个类似的镂空宝相花纹银薰炉，其内亦有机环，可保持平衡，但不同之处是其直径更大达18.8厘米，且无吊链，可捧在手上，更可放在被中。 摄影／动脉影

图为西安市长安区南里王村墓出土的唐代抱琴侍女壁画

图为唐代名画《捣练图》中的侍女（摄影／李如云），裙子上的团窠花纹也十分醒目。可以说，唐代丝绸的雍容华贵之风，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唐朝丝织技术有一个重大突破，即出现了纬锦，相比汉晋以来传统的经锦，纬锦以纬线显花的技法织就，只需改变纬线的颜色，就能织出更为繁复多彩的纹样。织锦的风貌，因而一改汉锦的质朴古拙而为博大华丽。

图为法门寺地宫出土鎏金象首金刚五足朵带铜香炉，香炉顶有一栩栩如生的象首金刚，在佛教中被称为“自在天”。五足有兽面装饰，盖、身以子母扣连接，盖面镂空，可供香烟从中透出。 摄影／泓伊

圣德太子是日本民族引以为豪的历史人物，有大量画作和塑像描绘他。藏于宫内厅的“圣德太子画像”最为著名，被认为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肖像画”。画中描绘两位小王子伴随圣德太子的情景。人物身着唐代圆领袍，也成为古代中国与日本关系的一段佳话（供图／FOTOE）。

图为根据日本《信西古乐图》绘制的“胡饮酒”形象，源于唐代“醉胡子”舞曲。表演者头戴红面具，模拟胡人醉酒时模样（绘画／目奈十三）。

这便是号称“天下第一香”的“兰奢待”，据说，其名隐含“东大寺”三字，暗示这块名香的所属。其上可见三个切口上所贴标签，不过，根据米田该典在《正仓院的香药》中的分析，兰奢待至少被割过几十次。

法隆寺西院内并列而立的五重塔与金堂 公元7世纪法隆寺印的印面（左页上方） 摄影／Oxidation 柳叶氘

北朝 绞缬绢衣 摄影／逆光

狮子舞由西域传入中国，经过改造，已经成为了汉文化中的一部分。上图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百子嬉春图》局部，几个儿童扮演的狮子，张嘴摆尾跳跃舞蹈，而旁边的孩子们则投入地观看。宋代狮子舞表演常与武打动作相结合，有时还会口吐烟火，以增热烈气氛。 供图／FOTOE

根据段勇、李晨编著《国宝星散复寻踪——清宫散佚文物调查研究》给出的数据，日本公、私收藏机构收藏的清宫散佚的唐代文物（含疑似）共计27件（其中一件断代为晚唐至五代），除东京富士美术馆藏唐三彩弁口水注、唐绿釉兔形枕以外，其余皆为书画作品，当中不乏王维、吴道子、阎立本、韩幹、韩滉等唐代画坛圣手们的佳作。本文图所示，除韩滉《五牛图》外，皆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故宫博物院有现存最早的纸本设色画《五牛图》（摄影／Panda），而日本大原美术馆所藏却为绢本，有国内专家认为后者是宋代的摹本。图为 唐 韩滉《五牛图》

图为中国丝绸博物馆藏唐代团窠联珠对马纹锦袍

唐代盛行源自西域的狮子舞，热闹欢腾。既有由龟兹传入、被赋予万方来朝意象的“五方狮子舞”，也有“西凉伎”“西河狮子”等舞蹈。下图为根据日本《信西古乐图》绘制的唐代狮子舞场景，两人扮演狮子，一人牵引，另有两名男童在旁逗弄、戏耍狮子。 绘画／目奈十三

紫檀金钿柄香炉，是正仓院所藏长柄香炉中最为华丽者。炉上蹲坐一狮子，金铜炉下的底座以紫檀雕成。此外，正仓院还藏有赤铜柄香炉，其末端如鹊尾，属中国南北朝时代风格，与上图这件鹊尾铜柄炉器型相似。紫檀金钿柄香炉 正仓院（南仓52）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摄影／谢田

唐 吴道子《送子天王图》

图为天津博物馆于2013年《天香飘渺——沉香及中国古代香器特展》中展出的唐代邢窑三高扁足双耳香炉，香灰上立体的迂回纹路，即是在香范中填入香粉所打出的香印，可用以计时。不难想象，这只香炉中，曾有火光明灭的香印升起青烟，可惜至今似乎并未发现唐代香范，唯正仓院宝物中有一古老香范，尚可追想唐代宝篆中的遥远香尘。 供图／FOTOE

唐 王维《伏生授经图》

图为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年）刺绣山水诗文丝绸和服（供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用料、工艺都十分上乘。丝织技艺大约从三国时期开始传入日本，而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日本一边学习中国，一边发展出了独立的丝绸生产体系，到了近现代甚至有了反超中国之势，可谓青出于蓝。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相传李白诗中的沉香亭，曾坐落于兴庆宫中，乃唐玄宗为杨玉环建造，以供二人游乐。此地或许曾有盛开的牡丹，李龟年的歌乐，醉酒的李白。然而最终“沉香亭北繁华歇”，香销于战火与岁月中。今日在西安兴庆宫遗址公园，有一座重建的“沉香亭”，不过，“取木沉香”已不可能，这座沉香亭是以柳树、杨树、洋槐修建而成的。图为清袁江所绘《沉香亭图》。 供图／FOTOE

唐 梁令瓒（传）《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

这件玻璃器，正是萨珊王朝时期（224-651年）凤首壶的经典器型，现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其造型与正仓院所藏白琉璃瓶相似。此外，在唐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中，亦有出现此类凤首造型的琉璃壶，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公主死于唐咸亨四年（674年），此时萨珊波斯已经覆亡，但萨珊风格的玻璃器仍在丝绸之路上流转。

遣唐使入唐路线示意图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帝国，8世纪前后的帝都长安更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于彼时的日本而言，求索唐帝国的先进文化、以提升自身国家实力的内在驱动力，造就了遣唐使这一群体。 自公元630年派出第一批遣唐使，至最后一批（894年，未成行），264年内日本共任命了18批遣唐使。学者武安隆认为其中3次未成行，2次为迎入唐大使和送唐客大使，真正意义上的遣唐使共有13次，如上面表格所示。 一般而言，这些遣唐使可分为前后两期，7世纪为前期，主要为政治目的而派遣；8世纪以后为后期，则是以文化交流学习为目的。前期规模较小，多为2船，人数200多人；后期规模大、阵容整齐，约4船500多人。 与遣唐使发展类似，其入唐路线也有所变化：前期多走北路，后期多走南路、南岛路。而在交流的间隙，地处东北的渤海国因其优势地理位置，成为沟通东亚交流的又一座桥梁。本地图展示了遣唐使入唐路线。

其文化深受唐朝影响，图为出土于渤海国龙头山古墓群的一面珍禽瑞兽铜镜，与盛唐时的铜镜风格几无差异，可见其与唐朝联系之密切。在唐朝与日本交往中，渤海国因其地理位置，也常常成为信使往来的中转地。 摄影／苏蘅

图是根据正仓院藏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北仓29）所做的临摹（绘画／原也）。该琵琶是正仓院北仓宝库第一名品，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唐代五弦琵琶实物。背面用螺钿、琥珀等材料装饰鸟蝶、花卉、云朵及宝相花纹，正面捍拨处装饰螺钿骑驼人物。

金银花盘 正仓院（南仓18）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图／宫内厅正仓院事务所

琉璃明澈剔透，清净无尘，为佛家七宝之一，以此供佛可获无量功德。法门寺地宫中，曾出土一批唐代皇家供奉佛祖的琉璃器，图中的八瓣团花纹蓝色琉璃盘，即为其中之一。

中国直到南北朝时期，吸收了西域地区技术后，才开始大量制作并使用金银器。隋唐时期，金银器在上层社会中已经非常普遍。图为唐周昉绘《内人双陆图》，男装侍从即手捧金盘（摄影／逆光）。具有异域色彩的金银器器型，也被融入到中国传统瓷器、漆器当中。

上图这件造型颇为现代的碗，正是正仓院所藏“白琉璃碗”，谁能想到，它竟是一千多年前的制品呢？仔细观察碗壁上一个个连续凹面内，还有若干圆弧凹面，这与下图中的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外壁上凸起14个颇为奇异的凹球面装饰。这两件器物均来自萨珊波斯，那一个个精雕细琢的凹面，乍看不解其意，可待琼浆注入后，便将与光共舞，折射出炫目的光华。图为白琉璃碗 萨珊王朝·6世纪 正仓院（中仓68）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正仓院的世界——皇室守护传承之美”特展后期展示（11.6-11.24）

唐朝的强盛与文化，给日本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纵然后世中国朝代更迭不绝，有一个称谓——“唐”，却一直保留下去。右页图为藏于日本福冈市博物馆的《唐船图》，名为唐船，实则描绘的是明清时期的中国船。其上又描述了自日本出发至中国各地的里程数目。 摄影／Panda

图为唐代房陵大长公主墓前室东壁壁画，身着黄袍的男装侍女，左手托白色莲叶盘，右手所提即为白色瓷质胡瓶（摄影／贻芥）。

飞鸟时代·7世纪 菩萨半跏像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法隆寺宝物馆） 摄影／苏李欢

唐·鎏金大银盆 陕西法门寺博物馆藏，系唐僖宗供奉，为唐代金银器之极品 摄影／泓伊

《光明皇后御愿经》 四分律 卷第二十三（局部） 正仓院 （圣语藏3-81） 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摄影／谢田

鸟毛立女屏风（局部）正仓院（北仓44）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摄影／谢田 丰容低髻、翠钿红颊，图中仕女与唐代著名画家周昉所绘《簪花仕女图》风格相近，不过，这幅作品却出自一件在日本制作的屏风。美人衣上原本粘有鸟毛，现已大部分脱落，仅袖口处还残留少许，经过分析，那是日本雉鸡的毛。而这点鸟毛，还为屏风的定名，立了大功。

图是805年最澄和尚从唐朝带回的经卷、佛像目录（复制品）。 摄影／Panda

唐代韩休墓壁画之《乐舞图》（临摹，摄影／泓伊），乐人弹筝、吹笙、吹排箫、拨奏琵琶等场景，历历在目。

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藤原镰足像”，绘制于日本幕府时代的14世纪，藤原镰足是光明皇后的祖父，日本飞鸟时代的政治家。画中描绘的坐具也是中国隋唐时期流行的款式——独榻，其包角方式与木椅类似。其中一榻的壶门造型十分优美，可与下图“粉地彩绘八角几”比照而观，这只彩绘矮几的色彩斑斓绚丽，尽显华丽唐风。

这张照片出自一本1890年左右的老相册，镜头中的日本女子正在用颜料绘制屏风。 供图／TPG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发展，深受唐朝影响。当时遣唐使中的学问僧常问学于寺院，巡礼于五台山、天台山等佛教名山，最后携带大量佛教经典归国。最上图为804、805年最澄和尚巡礼天台山时在中国内地通行的过关牒文。

据《东大寺献物帐》及后来的收付帐可知，正仓院所藏乐器共18种，计75件，包括筝、琴、琵琶、竖箜篌、横笛、腰鼓、排箫、笙、竽、方响等，其中大多为唐代宫廷所常用。我们可从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唐代文物中，窥见当年这些乐器的使用情景。比如，图中这件唐代胡人乐舞玉带板（供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下图——唐代韩休墓壁画之《乐舞图》（临摹，摄影／泓伊），乐人弹筝、吹笙、吹排箫、拨奏琵琶等场景，历历在目。

图为内蒙古博物院藏卧鹿纹金花银盘。盘底有曾焊接过三足的痕迹，且盘沿微微向下折弯形成小沟槽，很可能也曾垂有珠玉流苏。两盘盘心的鹿纹均为肉芝状单角，是唐代流行的纹饰，很可能出于对中古粟特地区金银器纹饰的模仿（摄影／止语庭除）。

“正仓院的世界——皇室守护传承之美” 会期：令和元年（2019年）10月14日-11月24日（前期10.14-11.4；后期11.6-11.24） 会场：东京国立博物馆·平成馆（上野公园） 开馆时间：9:30-17:00（周五、周六及11月3日、4日，延长至21:00闭馆） 闭馆日：周一闭馆（10.14、11.4不闭馆），11.5换展闭馆 参观费：普通观众1700日元（学生、预售或20人以上团购等均有优惠）

正仓院藏鸟毛立女屏风共计六扇，主体皆为一树下美人，或立或坐，姿态不同，但面容若一。“树下人物”是中国魏晋至隋唐时期绘画作品经常表现的一类题材，唐墓壁画中更是不乏相似画面，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南里王村唐韦氏墓《树下侍女屏风图》。 鸟毛立女屏风（6扇）正仓院（北仓44）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图／宫内厅正仓院事务所

在遣唐使中，吉备真备和晁衡或许是最为重要和知名的两位。创作于12世纪的《吉备大臣入唐绘卷》描绘了吉备真备作为副使进入唐朝的见闻。绘卷中，唐皇恐惧于吉备真备的高深学识，将其幽闭于高楼内，最上图楼阁内着黑衣者即是吉备真备。最终，吉备真备在晁衡魂灵帮助下，逃出困境。后来又利用偷听等手段，通过了唐人设计的《文选》之试、围棋之战等考验。绘卷虽然反映了12世纪日本的国家意识，但是所刻画的吉备形象，其来有自。吉备真备在唐朝求学近20年，深研天文、历法等，日本片假名正是创制于吉备之手。 供图／FOTOE

这是依据正仓院藏桑木阮咸琵琶（南仓125）捍拨画所作的临摹。原画绘制于皮革上，表面涂油。画面中，三位高士正于树下弈棋。三人象征儒、释、道三方，居于中间的儒家，似乎扮演着佛、道之争调停人的角色。这是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现实的一种体现。 绘画／目奈十三

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羽人飞凤花鸟纹青铜镜局部。摄影／苏蘅

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中记有：“初春初子吉祥日，玉帚轻振宝珠鸣。”奈良时代的宫中，每逢正月第一个子日，天皇要持锄耕田，皇后则要持帚扫除蚕室，以祈求当年丰收。正仓院保存的天平宝字二年（758年）款“子日手辛锄”与“子日目利帚”，即为这一传统仪式中的用具。中国殷周时代已有此祭祀耕桑的礼制，日本的初子仪式应为习学演化而来。 子日目利帚 正仓院（南仓75）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摄影／谢田

明治时期对正仓院宝物进行过多次调查和修复，图中展示的，就是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宫内省图书寮（今宫内厅书陵部图书馆）在赤坂离宫进行的正仓院宝物修复场景，作者稻垣兰圃当时是图书寮的工作人员。 正仓院御物修理图 稻垣兰圃画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正仓院的世界——皇室守护传承之美”特展 通期展示（10.14-11.24） 

兴盛于公元8、9世纪的东北政权渤海国，历来受唐朝册封，有“海东盛国”之誉。图为渤海国 玉狮 摄影／苏蘅

这是依据正仓院藏紫檀木画槽琵琶（南仓101-2）捍拨画所作的临摹。画面分上、中、下三层。上层远山处，有四人驰马围猎猛虎；下层溪畔间，另有猎虎者三人；中层左侧山脚下，则是一幅悠然闲适的宴乐图景，主人端坐于毡庐正中，正乐享仆人们切肉、进酒、奏乐的侍奉。 绘画／原也

图为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国宝级文物龙首水瓶，铜质鎏金银，瓶身为飞马纹。瓶盖呈龙头造型，与凤首瓶一样，彰显出东方特色。龙凤均为神话中的动物，以之为瓶盖，彰显了拥有者的身份地位。

图为19世纪初日本所产的螺钿盒，表面用不同颜色的贝壳在铜胎漆面上镶嵌出了京都清水寺的景象，光华流彩，螺钿工艺与漆器相得益彰。在唐镜制作中，螺钿也有所应用，但与传统髹漆不同，多是用虫胶等天然树脂作黏合剂。 供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子日手辛锄 正仓院（南仓79）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摄影／谢田

鸟毛立女屏风在修复过程中使用了日本传统的和纸。如今世界上最薄的和纸仅0.02毫米厚，一平方米的重量只有1.6克，因具有极好的张力和透光性，被广泛应用于古籍和文物修复领域。上图展现的为2019年6月4日日本埼玉县kibi保护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利用和纸等材料修复文物的场景。 供图／视觉中国

唐代流行哪几种琵琶？ 唐代流行的琵琶主要有三类：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琵琶和阮咸琵琶。所谓“曲项”与“直项”，是针对琴颈是否向回弯折而言的。 四弦曲项琵琶的琴身呈梨形，颈部向内折回。它源自波斯系统，十六国时期从西域传入，随着北魏建立，流行于中国北方，伴随隋唐统一而逐渐定型。 五弦琵琶的琴身较四弦曲项琵琶略小，但琴体较长，颈部不折回。它源自印度系统，于北朝时伴随着佛教音乐的流传而进入中国，隋唐后一度与四弦曲项琵琶组合出现，至晚唐时逐渐衰落，五代以后消失。 阮咸琵琶又名秦汉子，圆形琴身，修长琴颈，共四弦，有十二品柱。它在东汉时由域外传入中国，魏晋时业已本土化，故今人多认为其源于中国系统。阮咸琵琶盛于魏晋南北朝，唐代时与琴组合（唐时“琴”即今日所谓“古琴”），作为“华夏正声”之代表用器，是社会上层情致高雅的象征。

图为正仓院藏漆胡瓶，保持了传统的胡瓶造型，采用桐木胎制作，结合了中国传统髹漆平脱工艺。瓶身布满植物、鸳鸯、鹿、蝶等纹样，体现出东西文化的交融。 漆胡瓶 唐或奈良时代·8世纪 正仓院（北仓43）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正仓院的世界——皇室守护传承之美”特展 后期展示（11.6-11.24）

正仓院所在的东大寺，始建于奈良时代，由推崇佛教的圣武天皇发愿奉造。除了堪称“盛唐保险柜”的正仓院建筑外，寺内还留存多处唐风造像、铜灯等。上图为东大寺的主体建筑大佛殿，是世界最大的木构建筑。因其两度损毁，新殿于1709年重建。建筑借鉴中国东南沿海“明州造”，形成多层插栱式的“大佛样”，也因此成为联结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一环。 供图／TPG

这是根据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老照片《壬申检查关系写真》绘制的正仓院正仓示意图。正仓室内无窗，早先只在每年十一月初开仓清点珍宝，晾晒书画，届时会于仓外设置临时楼梯，逾期即撤去。大概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为更好地保护文物，珍贵藏品被迁至正仓院新建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库房保存，晾晒宝物逐渐成为历史。 绘画／娲魅

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为盛放香丸或香饼之用。器身腹壁由四个壶门分成四等分，其一錾刻仙人对弈图，与上图捍拨画所绘场景异曲同工。 摄影／止语庭除

唐时，金银器盛行，其中装饰有鎏金花纹的银盘被称为“金花银盘”。史书记载，唐代帝王常用金花银盘馈赠臣子，如唐玄宗就曾赐给安禄山四件金花银盘。在考古发现的唐代金银器中，金花银盘占有极大比例，造型多样，纹饰丰富。以下几张图即为各种不同造型、纹饰的金花银盘，从它们身上，可以领略到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工艺水准。图为鎏金银盘·叶形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供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在吸收汉唐铜镜基础上，日本融合自身文化，创造出了本土的和镜。和镜的纹饰依旧多见中国的传统元素。图为18世纪中期的一面蓬莱纹柄镜，蓬莱纹在和镜中屡见不鲜，其主体元素为龟鹤松竹，寓意长寿，正如白居易诗云：“松柏与龟鹤，其寿皆千年。” 摄影／苏蘅

图为日本明仁天皇身着“黄栌染御袍”举行退位仪式的留影。“黄栌染”以黄栌和苏木染料染成，色彩被认为接近太阳光芒，从公元820年，即被定为日本天皇礼服御用色的一种。日本平安时代“黄”袍加身的服饰制度，受到隋唐天子服制的深刻影响，却能延续千年。 供图／视觉中国

一把唐代的紫檀琵琶 正仓院共藏有五面四弦曲项琵琶，下为其一。琵琶是紫檀做的，上部上弦处的前端，是镶嵌有象牙、鹿角和锡的黄杨木雕。琴面弹拨处贴有皮革，绘《狩猎宴乐图》，并涂了油，但因年代久远，原有的蓝色和绿色已经变成了黑色。琵琶背面装饰有鸳鸯、花草图案。 紫檀木画槽琵琶 唐或奈良时代·8世纪 正仓院（南仓101-2）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正仓院的世界——皇室守护传承之美”特展 后期展示（11.6-11.24）

鎏金龟纹银盘·桃形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摄影／Panda

镜子在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梳妆打扮，必不可少；甚至还随身携带，小巧而不失精致。或许正因此，古人对镜子百般修饰。图为明代画家仇英绘《贵妃晓妆图页》，描画了杨贵妃晨起对镜梳妆的情景。 摄影／贻芥

中国国内有一群致力于复原唐代宫廷乐舞及礼仪的年轻人，他们根据存世的唐代乐器文物和文献，复原制作了唐乐使用的多种乐器。图为由“唐代礼乐复原组”复原的四弦画槽琵琶，而捍拨处所绘，即是对唐代《明皇幸蜀图》的局部临摹。 摄影／逆光

龙凤为瓶首 胡瓶在西亚地区主要以金银器或玻璃器的出现。而胡瓶造型流传到中国后，常见的中国胡瓶既有金银制品，也有富有中国特色的三彩器和陶瓷器。陶瓷胡瓶除传统胡瓶造型外，另有一种以鸟头为瓶盖造型的凤首壶。图为西安博物院藏三彩釉陶卧驼俑，可以清楚地看到，驼背上挂着一口白色胡瓶，其造型即为凤首壶（圆圈处，摄影／泓伊）。

这种胡人骑驼奏乐的题材，在唐代颇受欢迎，图所示西安博物院藏三彩骑驼奏乐俑（摄影／释静恩），恰与之遥相呼应。

鎏金鸾鸟纹银盘·六曲葵形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摄影／Panda

图是国内现存最为精美的唐代金银平脱镜，1956年出土于西安东郊韩森寨，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其漆背保存完好，以银箔雕出荷叶形，以金箔雕出仙禽衔绶纹，在深色的漆胎上交相辉映。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平脱工艺之精美，以及盛唐社会的奢侈之风，无怪乎在后世平脱工艺遭到一纸禁令。 摄影／苏蘅

日本正仓院所藏药材，历经千年，仍保存完好，未发现变质。这批珍贵药材为日本带去了当时相对先进的唐代医药医术。而今，也为我们研究唐代药材提供了依据。左页图为据正仓院《种种药帐》记载，所绘制的药材。诃梨勒，是一种橄榄形的中药材，可治疗多种疾病，唐宋时有“药中之王”的美誉。日本正仓院原藏诃梨勒100枚，到1948年清查时，仅剩一枚。这与唐代赴日的鉴真推崇处方诃梨勒丸有直接联系。

山水题材在唐朝人的艺术创作中频繁出现。上为《明皇幸蜀图》，描绘了唐玄宗（画面下端着红袍者）带领一队人马行走于崇山峻岭之间的情景。 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鎏金双狐纹银盘·双桃形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摄影／Panda

上图是18世纪日本浮世绘中的一幅《品川君款八景·大佛寺晚钟》，在两位女子身后，静置一面铜镜，被一层薄布轻轻覆盖，似乎只待来人掀起“盖头”，对镜照花容。 供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正仓院中发现了许多形式各异的贮药容器，对于唐代药物的贮藏研究，有极大价值。下图为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银药盒，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药盒上书“光明紫砂一大斤，上上。碾文白玉纯方胯一具一十六事并玦，斑玉一具，白玉有孔一具，各十五事并玦”（摄影／贻芥）。

图为法隆寺宝物馆藏“五大明王铃”，铃身以高浮雕手法雕刻明王形象，精美厚重，是由中国唐朝传入日本的珍品（摄影／苏李欢）。

八角高丽锦箱 正仓院（南仓70）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摄影／谢田 在正仓院藏唐镜中，有一面金银山水八卦背八角镜（左页上图），直径达40.7厘米，工艺也十分特殊，乃是在葵花式镜背上再嵌覆鎏金银壳。这种尺寸巨大的金银背铜镜，据一些学者推测，可能是唐朝特意为遣唐使制作的。上图为其镜盒。镜上描绘了王子乔吹笙引凤情景，这一题材在其他铜镜、器物上也颇为常见，上图即是一例。

胡瓶是波斯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日常使用的一类生活用器，十六国时期传入中国，多为盛酒器。唐时中外贸易繁荣，西域胡人常见于各地，胡瓶也被经常使用。上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胡人行旅陶俑，表现了背负行囊、手执胡瓶的胡人在旅途中跋涉的样子。 摄影／Panda

法隆寺金堂内壁绘有奈良时代的精美壁画，展现佛经经变故事中的“四大净土”的盛景，这些壁画的风格与敦煌壁画酷似，坚劲的线条与鲜明的色彩，带有中国初唐时期的艺术风貌。可惜的是，1949年的意外火灾将壁画付之一炬，上图为此后重绘的“药师净土”（供图／TPG）。

唐 螺钿花鸟纹菱花镜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摄影／泓伊

上图为日本镰仓时代绘制的《东征传画卷》（局部），现藏于奈良唐招提寺。画卷生动描绘了鉴真东渡的事迹。本局部图展现的是日本遣唐使船即将抵达唐朝港口的景象。船上人物有的举手加额，作远眺状；有的放下舢板，为船舶靠岸登陆作准备工作。 供图／TPG

图是为纪念圣德太子之梦而建的八角“梦殿”（摄影／苏李欢）。

这件“风铃”状的铜铎首次与公众见面。根据记载，这只铜铎是悬于塔尖的饰物。塔庙悬铎的风习，起自古印度，与佛教一起东渐，中日皆备。展出的铜铎为圣武天皇所用，上刻“东大寺枚幡镇铎，天平胜宝九岁五月二日”。十字交叉的花形舌撞击钟罩时，会发出美妙的声音。金铜镇铎 正仓院（南仓164）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摄影／谢田

席地而坐是日本的传统生活方式，但正仓院中却保存着一把千年木椅——图中的“赤漆欟（guàn）木胡床”，它与敦煌壁画中的禅椅形象如出一辙。 赤漆欟木胡床 正仓院（南仓67）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摄影／谢田

根据正仓院藏品的附属木牌记载，图中三枚金光灿灿的冠饰，为圣武天皇夫妇的御冠残件，尽管只有寥寥数件，也可以窥见当时礼服御冠的精致与奢华。它们很可能曾经见证过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大佛开眼会”。 图为礼服御冠残件 正仓院（北仓157）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图／宫内厅正仓院事务所

代表“飞鸟时代”建筑风格的“梭柱”，这些柱子撑起了金堂、高塔周围的国宝回廊（摄影／Oxidation）。

法隆寺“玉虫橱子”是放置安置佛像、经卷等的佛龛，它成为镇寺国宝，是因为装饰有华丽的甲虫背甲，即“玉虫”。历经1300多年，已很难想象当初的华丽。佛龛的宫殿造型，被誉为飞鸟时代建筑艺术的结晶。佛龛门和壁面上的“舍身饲虎图”等装饰画，美轮美奂。上图为集邮爱好者收藏的法隆寺“极限片”，由法隆寺发行的明信片、日本同图案邮票与法隆寺邮戳组合而成。 供图／嘉惠

图为依据正仓院所藏实物而临摹的红牙拨镂拨，原物陈列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正仓院的世界——皇室守护传承之美”特展（前期展示10.14-11.4）。红牙拨镂拨由象牙制成，是《国家珍宝帐》记载的螺钿紫檀琵琶（北仓27）的附件，为拨奏琵琶琴弦时所用。 绘画／原也

根据漆胡瓶所绘的细节图案（绘画／释静恩）。

图为日本圣武天皇生前所穿的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纵145厘米，幅宽262厘米，系以不规则方式裁切赤、青、黄、绿、茶色平绢后，再缝合而成。这件文物上一次公开展出的时间是1987年。

金银平文琴（局部）正仓院（北仓26）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图／宫内厅正仓院事务所 图为金银平文琴正面局部，“百草百鸟园听音饮酒图”。画中三人跣足盘坐树下，周围环绕着珍禽异卉，中间的那位正在弹阮咸，居左的倚书案抚琴，居右的持角杯仰脖饮酒，一弹一听皆悠然自得。环绕在他们周围的，有竹子、佳树、奇花异草和包括孔雀在内的数十种形态各异的植物和飞禽。他们头顶上云山飘渺，两个道童样的人物跨凤执幡，分列左右，饶有道家风范。整个画面耗费金银箔片上百，却主次分明，繁而不乱，其中的心力与功夫令人拍案叫绝。

这只宽厚的赤漆橱柜，曾由奈良时代的数位天皇代代传承，并曾经安放着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结婚时所交换的物品，大多是刀、腰带、念珠、尺八等较为小型的珍贵物品。这些日常坐卧起居的必需品，最容易使人耳濡目染那个时代皇室生活的气息。 赤漆文欟木御橱子 正仓院（北仓2）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供图／宫内厅正仓院事务所

粉地彩绘八角几 正仓院（中仓177）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纪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图／宫内厅正仓院事务所

天皇所使用的腰带镶嵌着珍贵的青金石，这条“绀玉带”（残件）正是唐代流行的蹀躞带的真身。

图为正仓院藏金银花盘，盘心是一只作回首状的站鹿，边缘则装饰有一圈六组忍冬纹（日本称“唐草纹”），每组由一花二蕾二叶组合而成。 金银花盘 正仓院（南仓18）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图／宫内厅正仓院事务所

据推测，在那场盛会上，圣武天皇还穿着一双左右同形的“衲御礼履”，以染红色牛皮为面，柔软的白鹿皮为里，装点金线，精致奢华。

鎏金双凤压花海银盘·海棠形 镇江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734年，遣唐使留学生井真成不幸染病身死于长安，赍志以殁。其墓志后来发现于西安，上图为墓志盖，篆书“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铭”12字。据学者推断，井真成并非其本名，而是来到中国后所取的汉名。一方墓志，成为遣唐使来华的鲜活证明。 供图／图虫创意

胡瓶为一类侈口、细颈、溜肩、鼓腹造型的盛酒器。其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十六国时期传入中国，唐代最为流行。上图为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中出土的鎏金银胡瓶，富有异国特色的人物纹饰，描绘了古希腊神话故事。 摄影／我是绿石

作为唐帝国的首都和遣唐使的最终目的地，今天的西安修建了数座遣唐使纪念碑，图中的空海纪念碑是其中一座，位于青龙寺。公元804年，空海和尚作为学问僧入唐求法，在青龙寺钻研学问。后来携带大量佛典、诗文回国。电影《妖猫传》正是改编自日本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 供图／图虫创意

源于中国的屏风，在唐代就已传入日本，成为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并延续至今。图中展示的即是日本浮世绘上的屏风。 供图／图虫创意

756-758年，光明皇后先后五次向东大寺献纳圣武天皇和父亲藤原公生前的用具、赏玩、药品等宝物，以供养卢舍那佛。下图即为《天平宝字二年（758年）十月一日献物帐》，亦称《藤原公真迹屏风帐》，帐中提到的屏风现已不存。 天平宝字二年十月一日献物帐 藤原公真迹屏风帐 正仓院（北仓161）藏

唐 王子乔吹笙引凤铜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 摄影／贻芥

一般而言，螺钿工艺并不需要对器物进行精密的磨平处理，但是在上图的螺钿箱中，螺钿嵌于漆底上，髹漆数层，再研磨平整，光滑可鉴。实际上，这种工艺名为平脱，更多应用在金银器上。 注：此盒是圣武天皇所用绀玉带的收纳盒，这条绀玉带也出现在此次展览中。 螺钿箱 正仓院（中仓88）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图／宫内厅正仓院事务所

图是植物诃梨勒的果实（供图／图虫创意）与制成药材后的照片。

金银平文琴(下图)、金银平文琴(局部 本图) 正仓院（北仓26）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图／宫内厅正仓院事务所

金银平文琴

金银平文琴 正仓院（北仓26）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御即位记念，第71回正仓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图／宫内厅正仓院事务所 正仓院藏金银平文琴正面与背面（下图）。如此装饰华丽的宝琴，在传世唐琴中是举世无双的孤品。这种“孤独”，赋予了它无与伦比的研究价值，为它的身世披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