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秘札

1932年12月26日，舒新城收到右边这封信。对于画集在中华书局的重印，徐悲鸿十分重视，为此事无巨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画集的价钱要不要控制、选用何种纸张、版式上的细节设计、装帧要达到何种标准，等等。一方面，徐悲鸿深厚的美术功底和追求完美的精神，让他总是能提出各种各样有见地的意见；一方面，与中华书局的良好关系，也让他可以畅所欲言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徐悲鸿与中华书局的信札往来始于1930年2月。上边这封信则写于1935年6月，这时徐悲鸿40岁，正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5年前，班上来了一位女生叫孙多慈，才貌俱佳。渐渐的，徐悲鸿陷入情网，开始向舒新城倾诉绵绵不绝的烦恼。他相信，同样遭遇过师生恋且喜结良缘的舒新城，会是他最知心的朋友。信中，徐悲鸿说自己打算把孙多慈送到比利时留学，而如果此时她的画集能够在中华书局出版，将极大地促进其留学大业。此后，“孙多慈”常现身于信札中，直到二人分手。

20世纪30年代的徐悲鸿。（供图／徐悲鸿纪念馆）。

画像中的女子，则是那段时间中徐悲鸿笔下的孙多慈，它就像这段无果之恋留给世间的一个优美侧影。（供图／徐悲鸿纪念馆）。

厚厚一叠信札里，“齐白石”三个字出现的频率极高。自1929年北平某画展上邂逅齐白石的作品，徐悲鸿就十分欣赏这位长者画家，在他看来，齐白石的画有着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在不注重写实的国画界中，实在是一朵奇葩。上面的信札是1931年10月徐悲鸿写给中华书局编辑吴廉铭的，事关自己的画册和齐白石的画册。他希望这两本画册能尽快出版，并说了些制版、样张等极琐碎的问题。从存留的信札来看，在齐白石画册的出版问题上，徐悲鸿几乎充当了一名免费编辑的角色。

徐悲鸿（前排左一）与齐白石（前排左二）等人的合影（供图／徐悲鸿纪念馆）。

诗人徐志摩曾这样评价徐悲鸿：“你爱，你就热热地爱，你恨，你也热热地恨……”这般爱憎分明的性格，在这些信里也“不设防”地表现出来。上面的信札是1932年9月徐悲鸿给吴廉铭的信之局部，他在其中抱怨道，“又见刘海粟等编之新派画”在“流毒社会”，这样做的后果将使得“美术为善不足，为恶有余”。由于迥异的绘画风格，徐悲鸿与刘海粟向来有隙。徐悲鸿崇尚西方写实主义，而刘海粟则坚信艺术是主观的表现。关于两位大画家的世纪恩怨，世人多被“师徒名分之争”吸引了眼球，这封信却写于争论爆发前一个月，足以证明两人的名分之争仅是一个导火索。而居中调和的中华书局，则让两个“水火不容”的画家同时绽放在读者面前。

以上两图片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刘海粟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著作，主要内容是介绍他所崇尚的世界美术名家与名作（供图／中华书局）。

上图是1934年8月徐悲鸿从苏联寄给吴廉铭的明信片。1933年~1934年，徐悲鸿在欧洲各地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览，苏联是其中一站。在这张明信片中，他难掩兴奋地说：“此间画展在隐居大博物院（世界最大博物院之一）举行，成功自不必说……”他的好友徐仲年对此曾评价说，“在欧洲游历过的同胞，总可在英法德俄博物院看到悲鸿的画，在英法德俄文的刊物里读到对于悲鸿艺术的好评”，而“在外国人心目中，他是当代中国画的大师”。尽管徐悲鸿“输出”的中国艺术，是以西方写实主义改造过后的中国画，但在外国人眼里，他的艺术却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摄于上世纪30年代，徐悲鸿正在给外国观众现场作画。

上图是1937年3月底徐悲鸿写给舒新城的信，他拜托中华书局太原分局的人帮忙拓太宗晋祠铭。上面的书法甚佳，为唐太宗李世民的真迹，让徐悲鸿很是着迷，遂不惜“麻烦”起老友。信纸上的画与书法珠联璧合，对于这位热爱书法的天才画家来说，既是即兴之作，也是惊艳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