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关公价值需要重建

胡小伟，成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85年开始专注于关公文化，20多年来多次考察海内外关公崇拜各种遗存及现象，现已将关公文化研究所得辑为五册二百余万字出版。

“拜关公”与“现代化”

1985年，我因私在香港勾留了几个月。那里亲戚、同学、朋友不少，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香港社会。于是注意到那里“拜关公”的习俗很盛，不但饭馆、商场，也包括家庭，甚至一位后来担任香港著名大学副校长，完全英式教育背景的学者朋友，也坦承他家世代供奉关公。当时香港的“现代化”程度远超大陆任何一地，尤其是英制教育背景和基督教会对于市民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为什么还有如此虔敬的关公信仰呢？

按照我个人长期接受的理念，“现代化”与“传统”几乎是对立概念。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要摒除“四旧”。香港所见所闻，是我开始重新审视“现代化”与“传统”关系，以及关公信仰何以在海外普及，并能顽强存续的开始。反观大陆，原有“县县有文庙，村村有关庙”的景象早已无存。以北京而论，元代《析津志》记述有二十多处关王庙，乾隆十年《京师全图》明确标明四九城内关庙已达116座，堪称全国最为密集的所在。然而今天即以文物保护而论，北京列入全国文保单位仅有一家民国时期的关岳庙，明清两代被誉为“天下第一关庙”的正阳门西南关庙，1955年因建汽车站被撤除，最近喧传北京中轴线建筑复建申遗时，相关部门甚至无人提及。而最早在金代建立，又于元泰定年间由皇帝、皇后捐内帑复建的西四北护国关王庙，49年以后散为民居，至今600平米的院子里挤住进十七、八户居民。前几年有摄影师将北京市内原有关庙近照传上网络，那一片破败景象，拆除狼藉，不忍目睹。这种反差令人深思，更该反思的是我们的“现代化”设计中，是不是存在某种根本性的缺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