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
寻找理想国

云南的大理近些年来正在发生神奇的变化，在人们的印象中，大理指的是作为大理白族自治州政治中心的下关镇，以及作为旅游中心的大理古城。而现在，原来在苍山洱海间的条状大理，正在被环绕着洱海的圈形大理所替代，这一切变化都是外来移民带来的。他们的到来，改变了大理的范围和重心，形成我们本文所指的、环洱海的“大理”。

站在苍山上，向洱海方向望去，整个大理被一片绿色的田野所包围，与洱海泛漾的水光相应和，润泽着满目乡野风貌。按社会学家梁永佳的考证，从苍山到洱海分三种地形：山脚、平坝、海边，平坝代表福气，山脚和海边代表可怜。从古至今，无数人沿着茶马古道来到大理，自然的形胜和独特的白族文化使它成为理想国的代名词，在许多人的笔下它是一片犹如桃花源般的净土。摄影／赵渝

外来移民并非大理的新鲜事，自然环境的形胜和本土白族文化的独特性，使大理成为桃花源、理想国的代名词，一直吸引着外来游客——早在明代，路过此地的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就给了大理至高的赞誉：“乐土以居，佳山川以游，二者尝不能兼，唯大理得之……雪与花争妍，山与水竞奇，天下山川之佳莫逾是者。余行海内遍矣，唯醉于是，欲作菟裘，弃人间而居之。”而发生在最近十年内的移民潮，是大理几次移民潮中声势最为浩大、（目前看来）影响也最深远的一次，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摄影师、探险者、歌手、诗人、环保者……在周游世界之后，纷纷选择定居大理。

新移民带来的环洱海的“大理”
从空中俯瞰，大理的形状像一根略微倾斜的法式长棍面包，南北狭长、东西窄短。这个形状，是由苍山和洱海的走向决定的——南北向的苍山像一道高耸的、锯齿状的屏障，自最西边将大理围住；同样南北狭长、东西窄短的洱海，则像一道纵卧在大理中心的中轴线，将大理一分为二：
中轴线西边，是位于洱海西岸和苍山山麓之间的大片平畴沃野；中轴线东边，是洱海东岸以打鱼为生的村落。苍山和洱海的走向使大理在东西方向封闭，但在南北方向开放，北至丽江及西藏，南往昆明及东南亚。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大理”，其实多指中轴线西边一带，但是外来移民的到来，改变了“大理”的范围和重心，他们沿着洱海四周，以及洱海中的各个小岛上，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形成我们本文所指的、环洱海的“大理”。摄影／谢罡

双廊镇 摄影／谢罡

挖色镇 摄影／谢罡

大理古镇 摄影／谢罡

喜洲镇 摄影／谢罡

下关镇 摄影／谢罡

他们这样形容大理：“这里就像一个小纽约，不是外形，而是内在气氛”；“这里远离社会体制，呈现了很自由的状态”；“除了苍山洱海，这里有一群有意思的人，走在街上，到处都是朋友”……然而，在民间人士以个体身份自主迁往大理之后，商业的集团势力也接踵而至，无数房地产商和商业集团蜂拥而来，正在制造一个过度商业化的大理。人们关于大理理想国的幻梦是否要破灭了？

正在经历剧变的大理古城
今天，被过度阐释的大理已经逐渐失去了它的平静。外来移民买房子、迁居乡野——但同时也要享受城市生活的品质，抽水马桶、席梦思与阳光、山水一样重要。
新移民和游客带来外来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还有开发商的注意力，大量的商品房和客栈开始耸立在苍山下、洱海边。
一时间，房价和租金的飙升打破了相对稳定发展的居住与商业生态，从2013年人民路上连续发生的毁约事件开始，各种矛盾频发——保护与开发、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市场这张看不见的大手在重新提醒人们游戏规则。

大理古城：外来移民的新危机

出下关机场，沿洱海环海公路两旁的房地产广告牌上充满了“传奇”、“山水”、“海景”这类诱人的词语。抬眼就望得见青黛色的苍山，与洱海相依。这里自古就是宜居之地，先后孕育了南诏与大理的独特文明，并形成今天白族居住地的核心文化圈。元明以后，大理一带纳入华夏版图，但依然保持了独有的文化信仰体系和乡土中国的特色……近些年来，随着环境与气候的影响，大理渐渐成为国内移民热点之一。《纽约时报》在2013年末的一篇文章中，报道大理成为中国大陆“气候难民”的避难地。凑巧，在我抵达大理的十来天里，在内陆突然出现了一场蔓延长江中下游的雾霾，范围之广、浓重如梦魇，前所未见——这提醒人们关于城市生活的美好幻梦破灭了——“逃离城市”与“有品质的居住”再度成为时代的主题。

由居住在大理的艺术家叶永青主持的“大理下午茶”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议题。大理文化实际上是本地人与新移民共同完成的，叶永青说：“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慢慢获得了对当地文化知识的影响，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也参与到改变和实践中。一拨一拨的新移民来到大理，参与并改变着大理城的生态、文化和样貌，而大理人也在这种交流与融汇中，学会了制作意面、披萨、蛋糕……”

参与大理下午茶会的多半是新移民，他们首先开始质问，自己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大理人”，并试图在他们之间找到一种一致的价值观或认同感——这样的发问并非空穴来风。2013年，大理古城人民路上连续发生的毁约事件，激发了新移民身份的危机。更有钱的人来到大理，打破了相对稳定发展的居住与商业生态。房价被炒到天价，一下子七八倍乃至近十倍的涨额令租客难以承受。然而这并非一个地域化的议题，而是一个中国进程的普遍问题。房地产的火爆使环洱海一线脆弱的自然与人文生态面临许多问题。然而开发还在继续，由于利益的驱使，城镇化政策正在快速推进，机场附近的新楼盘热卖中，国际七星级酒店、全球顶尖度假村与七个高尔夫球场将入驻苍山洱海，这就像是一场大卫与巨人歌利亚之间的对抗。

大理——这个理想国还会持续多久？

新移民为大理带来创造力，也带来了浮躁和喧嚣
大理的文化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文化。随着在文化、艺术与人生各方面有成就的人来到，形成一种不仅仅可以很自由的生活，而且是一种很文化的生活。大理之丰富多元自古如此，融汇与变通是其久远以来的历史主题，在今天面对国家与市场两种外力左右之际，新移民作为主要推动力，一方面为大理带来创造力，另一方面也带来浮躁与喧嚣。

鸟吧主人荣洁：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产生矛盾的同时也发生着融合

2012年对于鸟吧女主人荣洁来说，是难忘的一年。鸟吧是人民路上的第一间酒吧，有一个很大的庭院，晚上大家围着篝火喝酒，听各路好手歌唱，温暖而快乐。几年前，由于房东停止租约，鸟吧被迫关门。前两年，荣洁在鸟吧对面租下一间老宅，准备开一间咖啡厅。没想到这是一间危房，在荣洁动手开始装修的时候，房子倒了，简单的装修变为推倒重建，之前的所有计划需要重头再来，荣洁感到压力很大。

荣洁
鸟吧女主人，在大理生活14年， 她开的鸟吧酒吧曾是大理古城人民路上的第一间酒吧，她见证了大理古城这十几年的变化。
“在大理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有一些必然的矛盾存在于发展与保护之间，商业与文化之间，是需要本地人与外来人共同努力去解决的，因为是我们带来外来的文化。”摄影/杨俊坡

荣洁开始意识到，在大理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有一些必然的矛盾存在于发展与保护之间，商业与文化之间，是需要本地人与外来人共同努力去解决的，“因为是我们带来外来的文化，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些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产生矛盾的同时也发生着融合”。

荣洁拿着图纸，向古城保护管理局（简称古保局）解释她想盖一间什么样的房子。在新房的建筑风格及材料使用上，她和朋友做了反复的商量和取舍，最终决定放弃使用建筑成本较低的砖混结构方式，而使用较高成本的白族传统木结构来建新的鸟吧咖啡馆。在跟古保局领导提出申请后，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大力支持。

樱花是大理除苍山洱海的另一景，每年11月中旬至翌年3月，大理古城街道两旁的樱花在冬日的暖阳下竞相怒放。盛开的樱花灿若云霞、分外妖娆，幽香沁人。除了古城，大理学院和无量山也是观赏樱花的绝佳去处。图为樱花掩映的大理古城南门。摄影／谢罡

中国乡土社会的典范——喜洲
大理的民间有“穷大理，富喜洲”的说法，据社会学家梁永佳分析，喜洲商帮的兴起有时代背景。上世纪初，随着新兴工业国家的贸易需求而兴起中国西南—缅甸—印度交易体系，喜洲正好位于古老的茶马古道与新开通的滇缅公路上，老马帮庞大复杂的关系网焕发了新生；洋货和玉石成为新兴市场的重要贸易品，而鸦片贸易很可能带来了第一桶金。摄影/葛蔼

后来荣洁开始着手盖房子，她找到董师傅——这个优秀木工每天只能做些小木凳卖钱，几乎要放弃他的手艺了。在盖房子的过程中，荣洁接触到的不只是建筑学，还有一整套的礼仪。木结构的房子各个部件事先完成，在起房那天，工头站立场中如大将军，指挥人们立梁柱，拼接卯合。一天之内，空地上立起了一座房子的骨架，之后还有一系列传统乡俗。

在与古保局领导谈及古城白族传统民居的保护现状时，荣洁流露出想对现有民居做些更深了解的意愿，工作人员为她提供了一些老房屋的资料，就这样荣洁开始走街串巷拿着小DV去拍拍老房子，听老人们讲讲故事。机缘巧合，她找到了一栋150年的老房子，经过百余年的风雨这栋房子还保留了大部分的原貌，雕梁画栋，虽然部分剥落，但神韵犹存。跟房东多次沟通后，荣洁找来几名木匠师傅，开始做一些基本的修复。

在与手艺人的合作中，荣洁进一步发现，所谓传承是一种变通。“董师傅对传统的榫卯技艺很了解，乐于和你分享，他也享受做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学习和变通的需求”，这给荣洁带来某种领悟，“这也使我想，为什么传承断了，因为几十年前和现在的认识、环境都是不一样的，需要去应变，传统的传承不仅仅是简单的手艺传承，更重要的是内在的传承。”

喜洲与大城：

乡土中国的缩影

无论荣洁还是董师傅，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哪个大理是应该回归的原点？如果今天我们在大理城寻找一个节点，会是哪一个？是新修的武庙，是古城的天主堂（精美的木工梁柱堪称白族建筑经典），还是在白墙描画山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被当作白族民居特色标识的白墙山水画，据叶永青考证，不过是1980年由河南省古建队依照《芥子园画谱》设计的仿古标识，一种伪造，一个矫饰！那些构成今天“古城面貌”的仿古建筑，常常同时承担了商业街功能——鉴于这被有意无意压缩、被快餐化和消费化的大理，叶永青呼吁人们“回到常识”，找回那个真实的大理。

人类学者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老大理的记忆。在《五华楼》这部人类学著作中，澳大利亚人类学者费子智（C.P.费茨杰拉德）描述了一幅20世纪30年代大理的田园风光：“云南南部处于热带地区，但是民家（白族）所处的位置是在北纬25度，刚好在热带之外。高海拔地形减弱了夏日的酷暑，而亚热带的气候使得冬天变得温暖和阳光充沛。”这是大理为何冬不冷夏不热，适宜人居的原因。古老的大理发展出精耕细作的农业，农田在这里显得珍贵。自海边到山脚，大理城被田野与乡村包围着，这平坝上的土地如此珍贵，以至茶马古道绕开田土，宁愿走经苍山脚下的崎岖山路。

至于古城，“主要的作用是给农民提供了一个集市和充当农业所需的产品分配点；给富裕家庭一个有安全保障的居住环境”。城中的居民许多在周边有田产，“住在城里的民家实际上是农村土地的拥有者。当有钱商人投资土地时，他们也成为村中地主与高利贷者”。在这幅图景中，大理被农田包围，古城居民与土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了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的缩影，先后有多名人类学学者以大理地区为中心展开调研。

喜洲现在还较为完整地保留着许多明代、清代、民国时期的白族民居建筑群落，最多的建筑样式是“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部分民居也有外来文化的特征。白族民居几乎都在两层以上，不论正房、对厅、厢房都是三间两层，白族人把这种三开间的房屋称为“坊”。“三坊一照壁”即三幢三开间的房屋加上一面照壁，照壁正对厢房。“四合五天井”则是不设照壁，由四“坊”组成的封闭式四合院落。房屋四角设有“漏角天井”，加上院中的大天井，一共有五个天井。受外来文化影响，喜洲民居有中原文化尤其是徽派建筑的风格，也有藏族民居和东南亚建筑的影子。摄影／葛蔼

在乡土大理中，喜洲历来被认为是其中的典范。人类学家许光（著有《祖荫之下》）把它当作传统中国社会（而非限于民家——白族前身）的典型来研究。喜洲保持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族关系、大家庭模式、父慈子孝的儒家观念，以及丰富的民间信仰体系。很多年后，当社会学学者梁永佳（著有《地域的等级》）来到喜洲时，依然能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民间社会体系，包括围绕着本主与非本主信仰形成的莲池会、洞经会、圣谕堂等民间组织，复杂而多元。

上世纪初，喜洲商帮勃然兴起。许光在著作中记录了喜洲繁盛时的状况：大型商号“至少有两家，就其规模而言，可以与天津或上海的大商号相媲美。这两家公司在昆明、上海、香港、仰光、海防，甚至更西南边的一些城市内都设有分公司”；“当地一些家庭的儿子到北平、上海、香港、印度支那，甚至日本、美国读书，带回一些新的思想、生活方式”；1936年，旅沪喜洲人就办了一本名为《新喜洲》的杂志，当年5月，12对青年在喜洲大办集体婚礼，由乡绅和县区官员出面主婚。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机关、学校大批迁往西南，1939年4月，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搬迁至喜洲，知名学者罗常培、潘光旦、费孝通等先后访问喜洲。物质的丰盛、各种外来思想的撞击与交汇，造就了喜洲社会的剧变，与那个大时代的背景相符。许光在《祖荫之下》的结尾写道：“随着新的法律、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新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的价值在一百年前开始更为有力地破坏传统性的中国家庭和亲属结构的时候，父子同一关系的模式，影响社会变动性的传统因素将逐渐减弱（虽然很难彻底消灭）。传统的方式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新的要求，这两者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结合以达到平衡，我们只有让时间来说话了。”

今天，喜洲商帮已成往事，只留下几座精美豪阔的大院，穿行其中，令人不禁感叹，这华美的徽派风格建筑、雕梁上的故事，与中原乡村汉族文化何其相似！雄踞一时的南诏与大理古国遗风何在？

阅读有关大理的文献，我吃惊地发现：在普遍被开发、被抒写的广大地域中，大理的历史充满了混乱与争论，包括被政治反复涂抹的“过去”与改写的“未来”。明朝，镇守云南的沐英实行了灭绝性的文化破坏，“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沐英传》）”，保留的土官也实行土流同治。清代继续推行同化政策，推广道教，宣讲圣谕，兴建文昌宫——今天我们几乎在每个白族村庄都可以看到的文昌阁，就是这一“文化统一政策”的结局。

生活在洱海东岸挖色镇大城村的王富，在过去三十年间走村串户，调查白族历史文化，以一人之力写了一本地方史志《鲁川志稿》（鲁川为洱海东岸挖色一带的古称）。据他考证，鲁川一带是洱海地区白族本土文化发源地之一，创造了白族早期鲁白文化。明朝，鲁川一带世居大姓持续受到重用，大城显赫一时，并自此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随着它所依附的封建科举制度的消亡而随之渐渐衰落下去，才被喜洲的兴盛所代替。

我在大城村王富先生的老宅中见到他。老宅院中蔓延的荒草，与整个村子的衰败景象相应，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村子的街巷深处时不时闪出一座用青砖与条石建成的高大门楼。比起喜洲的大院来，大城村建筑的徽派风格更为浓厚。最具特色的院落当属“九院三品四间房”，里面住着张王大小三姓，结构上以三院一组成品字形构成，以提示互相扶助敬爱之意。听王老讲这些院落的故事，个个精彩纷呈如人生百态，维系着乡土社会的人伦及民间信仰却早已在近现代的社会巨变中被彻底摧毁。古语“礼失求诸野”，如果连乡村都已经礼崩乐坏了呢？

图为白族妇女在自家院中晾晒乳扇，自己吃也卖给来往的游客。大理自古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国际商贸之城，白族人头脑灵活，被戏称为云南的“犹太人”。在与外来移民的交流与融汇中，白族人不光会制作乳扇、饵块等地方小吃，还学会了制作意大利面、披萨、蛋糕等食物。摄影／杨俊坡

王富
白族，云南民间学者，对涉及南诏大理的古代典籍《蛮书》、《滇释》等都有深入的了解，现在致力于白族历史文化的收集和研究。
“大城村是白族文化的代表地之一，文化积淀厚重，历史上出过许多名人，建筑也保存了100多年，至今完好。如果要搞旅游希望能适度开发，别把白族文化都丢掉了。”
摄影／杨俊坡

一派喧嚣屏蔽
的背后，礼仪还存诸野吗？

在大理古镇和双廊面临商业开发所带来的剧变时，喜洲和大城却仍保持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族关系、大家庭模式、父慈子孝的儒家观念，以及丰富的民间信仰体系。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被掏空，根植于乡村的文化逐渐流失，但乡村建设一直为文人和社会学者所关注。余世存新书《家事》，土家野夫在四川德阳市罗江县做农村调查，以及连续两期以新乡村建设为主题的《碧山》都把关注焦点与实践方向放在了基层、家庭、乡村与民间。如同喜洲张家的女婿梁漱溟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被日军侵华终止一样，喜洲乃至整个中国的乡村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都不能幸免。古语“礼失求诸野”，如果连乡村都已经礼崩乐坏了呢？

王富
白族，云南民间学者，对涉及南诏大理的古代典籍《蛮书》、《滇释》等都有深入的了解，现在致力于白族历史文化的收集和研究。
“大城村是白族文化的代表地之一，文化积淀厚重，历史上出过许多名人，建筑也保存了100多年，至今完好。如果要搞旅游希望能适度开发，别把白族文化都丢掉了。”

“四十英尺”：

用理性撕开乡村的外表

在过去几年时间里，王丹与陈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盖了一间名叫“四十英尺”的房子。这座房子位于大理古城西面的大纸坊村唯一一片树林掩映中。赭红色的外墙，结构简约、低调，不远处就是一塔寺。建筑的设计精确考量到周边的景观、太阳运转的时间与方位。赭红色外墙貌似与白族民居无关，但叶永青说，早年这一带有很多土坯房，由于所用泥土的关系，呈现出的就是这种色泽。

王丹和陈真的盖房之举，还有一层深意，用王丹的话，“我们想做一个人本身的活体实验”——这件事情是以理性的方式一步一步设计出来的，他们的目的是体察中国的乡村。在北京生活与工作期间，王丹与于建嵘、土家野夫、余世存过从甚密，他们对新乡村建设、中国基层民间的关注与实践，对王丹和陈真影响很大。在这一背景下，“四十英尺”以个体为样本的实践就容易理解了。

据大理民间学者王富考证，鲁川一带（今挖色）是洱海地区白族本土文化发源地之一。明清两代，鲁川坝子先后出了进士贡生举人百余人，武将数十人，1702年，云南提督偏图为大场曲（大城）题字“大理第一文明古镇”。与喜洲一样，大城也保存着相对完整的民间社会体系，包括围绕着本主与非本主信仰形成的莲池会、洞经会、圣谕堂等民间组织。摄影／谢罡

大理是王丹和陈真筛选出的实践地。在几年时间内，找地方，找房东，找工头，签合同，设计房子，毁约，重头来过——这个过程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总是在万事俱备、准备破土动工的那天，房东撕下脸皮毁约，他俩前后经历九任房东。

事情之难，在于王丹与老陈的设计中，房东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先观察他是什么样的人，再反思我们要做的事在他家合适不合适。”这种对理性的偏执撕开了乡村外在的面貌，“你会发现所谓的礼崩乐坏，在哪个环节脱钩了。”

大城显赫一时，并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随着它所依附的封建科举制度的消亡而渐渐衰落下去，才被喜洲的兴盛所代替。大城村原有24道堡门、4座碉楼，今碉楼无存，堡门余两处，新修一处。清代木刻圆润精细，民国木刻稍逊。民国建筑多推陈出新，以青砖垒砌出花式，各有匠心。镜心中的壁画题材多样，除花鸟山水外，也有当时前卫的新鲜体裁，如一幅民国少女读书图。比起喜洲的大院来，大城村建筑的徽派风格更为浓厚。摄影／葛蔼

沿着洱海120公里转了一大圈，俩人最后还是回到古城边的村落。盖房子的过程完全依照本地人风俗，每浇一层楼板，就要请村里人来吃一顿，最后浇顶。动土时有仪式，安龙谢土。“在这套仪轨中，新房先请神住，所以你会对房子产生一种敬畏。”王丹把盖房子的过程都拍照记录。房子结顶的一天，按本地规矩，要喝一回大酒。她把之前拍的照片冲了一百张，挂在厅里，办成一个小型工地影展。

由于房子盖得好，房东开始把俩人当一家人。清明，房东特意请他俩一起上坟，转一塔，拜苍山神祠……家事也请他们调节。房东两个儿子要分家，连房东分三拨各自来找王丹和老陈，所分的这份家产就是“四十英尺”。

不出变故的话，这项实践会持续20年——这是他们与房东签订合同的期限。不过谁都说不准。野夫送他们一副对子：“樽前兄弟三岔口，花畔夫妻十字坡。”

双廊：

面对剧变，是积极应变

还是固守传统？

在大理的传统观念中，平坝代表福气，山脚和海边代表可怜。在环洱海的村落中，居住在洱海西岸的人借助平坝地形的优势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生活更加富裕，而洱海东岸的资源有限，居民多以打鱼为生，生活相对窘迫。但逐渐随着商业集团的不断入驻，这种格局正在发生改变。摄影/赵渝

沈见华
艺术家，2008年从上海定居双廊，创建了农民画社，在北京、杭州等地展览双廊村民的画作，并参与创办了《双廊双廊》杂志，报道当地村民的生活和文化。
“我不太担心双廊未来的发展，如果是村民自己建的房子，不合适可以拆了重建，乡村可以自行调适，但如果是政府与地产商的大规模开发行为，那就没办法回头了。”
摄影／杨俊坡

商业开发带来了利润，也让民间生活形态发生了改变

城镇的普遍发展规律是由中心向外发散，而与大理行政中心下关镇一海相隔的双廊，却成为商业的后起之秀，借助苍山洱海的景致吸引了许多人来建客栈。双廊的发迹是源于政府的开发政策和杨丽萍的名人效应，最初那里只是个小渔村，政府为了开发洱海西岸，将双廊作为旅游示范点，在旅行社的线路设计里多了双廊。后杨丽萍名声大噪，她的故乡双廊再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在环洱海的村镇中，双廊的变化最为剧烈，海滨已经没有空地，更多的客栈在兴建。酒店越建越高档，动辄一晚三四千已经不稀奇。商业开发带来了利润也带来了浮躁和喧嚣，特别是它影响着年轻人的生活、习俗、消费习惯。双廊的民间生活形态正在被缓慢地改变，维系着乡土社会的人伦及民间信仰却早已在近现代的社会巨变中被彻底摧毁。

在环洱海的村镇中，双廊的变化最为剧烈。2009年我来双廊还没几家客栈，今天再到双廊，海滨已没有空地，更多的客栈在兴建，满街都是电锯、打磨机的马达声。

在这嘈杂之中，沈见华的白居闹中取静：院中夏天的水池排干了水，放上桌椅，他于花架下一边喝茶一边指导徒弟用功。玉青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一幅农民画制作成玻璃画，刚拜师不久的杨希文还在进行学画的第一步——画格子，这都是需要极其专注静心的。整个画院的状态都是这样，具有禅定的气氛。事实上，除了画画，禅定与书法也是他们每天的功课。

沈见华是一位来自上海的艺术家，2009年在双廊盖了“白居”小院。有一天，村里79岁的王秉秀来找他，请他帮忙申请低保。沈见华说，你是党员，不好和人家去争。不如这样，你跟我学画画吧——这是农民画社的缘起。白族妇女天生对色彩与图案有感觉，她们手中不离刺绣，完成的绣品色彩绚丽、图案繁美。沈见华说，不用教她们，只要把颜料架摆好，教她们调颜色的方法，她们会自己去选颜色，自己构图、布局。

光旗奶奶、老外婆、文丽妈和小双娘闲了都来画社里画画，她们的作品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办了画展，大多作品都被收藏。先学摄影后学画画的定龙，现在是农民画社的社长。沈见华还让他拜师学习经商，老师是从广东来双廊开酒店的亮哥，亮哥打算把农民画开发成礼品来出售。这些是沈见华为农民画社做的长远布局。

洱海边大大工地
图为沿洱海一侧的双廊，为了记录和呈现双廊的现状，摄影师乘船将大约3-4公里长的沿岸从头到尾拍了一遍。拍摄并不复杂，但后期拼接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由于图片过长，为了能让大家看清细节，我们也只好采取拼接的方式。从图片中可以看出，双廊沿洱海的一侧基本上是建成或是在建的客栈。有游客形容双廊是个大工地，满街都是电锯、打磨机的马达声。而双廊的资源也并非均等，靠海边的人家多少靠租金改善了生活，而双廊“鱼骨形”街道靠山一边的住户生计还是不易。摄影／大图

沈老师邀请我客串一下《双廊双廊》农民画报的记者——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本杂志，由沈见华、八旬与杨丽萍发起，报道双廊村民的生活与文化，它让人想起了1936年在喜洲办的杂志《新喜洲》，在乡村成为被看的对象后，办画报可以带给村民自省的视角，带给乡村一种理性的审视、一份记录和档案。大建旁村的一位中学老师表达了他对这份画报的理解，“十年二十年后，人们再看这份画报，会感到它的重要性。”

在我客串记者的几天时间里，玉青和杨希文带着我接触了一些村民、一些事、一些原本对外来者封闭的场合。简要描述一下我所接触的有限的乡村侧面：双廊传统民间风气犹存——如老人葬礼上“乡评”一会，为传统道德规范约束的方式，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然而这种礼俗社会随着社会结构的被打破，其存在的基础也将面临崩解。大理一带相比其他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情况并不严重，但并不说明没有危机存在。特别表现在年轻一代的生活、习俗、消费习惯在剧烈地改变。传统民间起作用的一些组织中，莲池会限于中年以上的妇女，洞经会与圣谕堂虽然还散布在各村，然而对于年轻一代几乎没什么吸引力，更不用谈影响，特别圣谕堂早已没有存在的基础（宣讲圣谕），洞经会所谈演的“因果”、“性理”，并杂糅“五行”的学说怕也很难再产生影响力。

双廊镇上的年轻人多半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年轻人把苦恼藏在心里，逃避的方法常常是上网、玩游戏——小镇酒吧里不乏娱乐生活，游客常去的酒吧每天都演出到半夜，但那种高消费把他们隔绝在外。在这群人中，跟随沈老师学习的几个弟子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气质，他们愿意表达，对生活各自有了些想法，对未来有所期望。沈见华希望玉青把农民画做成彩色玻璃，这可以成为一门手艺，并带来经济效益；杨希文的发展方向是石雕艺术品；定龙除了管理农民画社外，这次又前往景德镇学习烧瓷技术，未来农民画社要搬去山上的伙山村，并在那里建一口窑，把农民画家做的雕塑烧成瓷器。

双廊的民间生活形态正在被缓慢地改变，是积极应变还是固守传统，这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问题。值得敬佩的是沈见华，用他的艺术、他的沉稳影响着周边的人，教会他们从细节入手，就像画格子一样，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无论巨细。而他心中的布局可能影响深远，出路就在这些年轻人身上。

从人民路下段沿街向上走，身后是洱海方向，面前不用仰头就看得到苍山，每天的山色与云影是不一样的，每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走向苍山的方向也是传统大理乡民走向祖荫的道路。今天的人民路两侧是各式各样的小店：米线店、包子铺、咖啡馆、书店、药铺、工艺品店、书店、果汁摊、文具店、馒头铺、素食馆、茶叶店、酒吧、牛排馆、西餐店……MCA酒店的老板尼玛说：“人民路有全世界。这个城市就应该这样，我给你提供面条，他提供馄饨——生活就应该这个样子。”摄影／赵渝

人民路的“佛罗伦萨”

我回到大理古城，从人民路下段沿街向上走，身后是洱海方向，面前不用仰头就看得到苍山——我想起这个方向也是传统大理乡民走向祖荫的道路，那里有一个看不见的传统的空间分区：水边是鬼魂去处，山脚是祖先的坟冢以及神王的居处，只有中间这平地是大理乡民和他们的良田、屋宇所在；隔一条街，每天清晨，一队队的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沿洋人街下段也是向苍山方向穿城而过，在公路上乘车赶赴下一个景点——传统空间随着新的生活方式在改变。

古城人和新移民还是偏爱人民路。人民路上保存了大理最完整的一片老房子，沿街两侧鳞次栉比，排列着米线店、包子铺、咖啡馆、书店、药铺、工艺品店、书店、果汁摊、文具店、馒头铺、素食馆、茶叶店、酒吧、牛排馆、西餐店……——如MCA酒店的藏族老板尼玛多吉说：“人民路有全世界，我给你提供面条，他提供馄饨——生活就应该这个样子。”

尼玛多吉应该是大理最早的经营者，他的酒店接待了最早一批全球旅行者，他们带来的生活方式与旅行文化，有点嬉皮和“达摩流浪者”的味道，倡导身体力行，适度的消费——种种理念与行为至今仍然有其值得效仿的价值。尼玛大哥的MCA酒店一直保持着与之相应的简朴、干净、温暖的格局。

早年尼玛曾用心经营过人民路，为了不让政府把它规划掉，为了不让开发商进入，他全心全意地帮助新移民开他们梦想的小店，劝说老百姓不要把房子卖给开发商，为了人民路保持它的“创意性、生活性、多元性”。与叶永青的见解相同，尼玛认为新来的移民在增加大理的多元化，带来创新的活力。

尼玛格外关注的是另外一种现象：“当我在深入地解读意大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我们非常认同大理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当年的环境条件与大理非常相像，周围都是乡村，只不过佛罗伦萨有资产阶级的新生，推动文艺的创新。现在大理非常具有创新力，再加上各个方面的名流、各个行业的精英与大师相互融汇在一起。”

在尼玛看来，生活与交流就是一种新的文艺复兴，他正在通过文字、网络与多媒体来访问艺术家，他相信这样积淀几年，人们就会看到新的文艺复兴的启蒙。“……当然与佛罗伦萨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跨越了工业革命”，尼玛如此阐述他的理解，“而我们有多元化、自由化，从人到婚姻、家庭、思想等，特别有意思。”尼玛认为若干年之后，大理会被西方人接受，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城市和地区是缺少创新的，恰恰人们能够接受的是大理这种文化的创意，这种创意的后现代特色很强，比如拼贴、涂改、重新设计和装修老房子……

“如果你没有创新的活力，一个城市就会死亡。”尼玛总结道。

十几年前的一个9月，我第一次到大理，从三月街一直爬到接近苍山顶峰的地方，站在积雪覆盖的地方眺望，整个大理完全被一片绿色的田野所包围，与洱海泛漾的水光相应和，润泽着满目乡野风貌。十几年后，这幅景象已经大为改观，而在景观改变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危机：传承中断、人心浮躁、文化流失……然而无论是新移民还是本地的知识分子，依然不乏自省能力，少数行动者以涓滴之努力，挹注于贫瘠的乡野，孕育新生与复兴的种子。如同叶永青在第三期《双廊双廊》的前言中写道的：“烈焰热浪过地之处，尚有草根留存，一派喧嚣屏蔽的背后，礼仪乃留存诸野！”

MCA酒店的老板尼玛在深入地解读意大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后，认为大理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当年的环境条件与大理非常相像，周围都是乡村，只不过佛罗伦萨有资产阶级的新生，推动文艺的创新。现在大理非常具有创新力，各个方面都有创新的活力，再加上各个方面的名流、各个行业的精英与大师相互融汇在一起。在这场大卫与巨人歌利亚的对抗中，如果这么多人每人都做好手中的事情，那么尼玛预言的“佛罗伦萨”或许就会在大理出现。
上图摄影／赵渝
下图摄影／谢罡

画家叶永青在第三期《双廊双廊》杂志的前言中写道：“烈焰热浪过地之处，尚有草根留存，一派喧嚣屏蔽的背后，礼仪乃留存诸野！乡土社会的内部力量深存于乡村的地方生活之中，这种草根性质以及村规民俗是自然根植于乡村民间的文化的内部力量，带有很大的自发性，有着坚韧的品质，柔弱的表象下面能承受巨大的外力，饮食、方言、风俗和地方伦理影响着他们接受外来文化的方式。”大理的今天被国家与市场两种力量左右着，国家是巨人歌利亚，市场是一颗购买的心——不光购买物质、商品，也购买看不见的事物，如运气、命运和未来。摄影／葛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