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的荒野
记录全球野生动物消费
文章出自：中国国家地理 2006年第12期
标签： 生物地理
从热带森林猎取野生动物的贸易所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热带森林哺乳动物的产出通常只有热带草地的1/10或更少，所以捕猎必须保持在很低的水平才能避免野生动物种群的灭绝。而如今，许多热带森林都面临着野生动物被过度捕猎以供应贸易的需要。伴随着全球化进程，野生动物贸易链突破了任何一种动物原产地的国家边境，用船和飞机将这些野生动物带到远方的市场：喀麦隆的鹦鹉和加纳出产的烟熏猴肉在纽约和伦敦出售，印度尼西亚的龟类和穿山甲在河内和广州被消费。
然而事实上，人类在拉丁美洲的狩猎历史已有1万年了，东南亚4万年，非洲10万年，这么长时间的狩猎都没把当地的生态平衡破坏，说明今天人类的狩猎方式对生态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柬埔寨，AK47和地雷都被用来狩猎
近年来，捕猎和贸易对热带森林里的野生动物极具威胁力。
过去50年来，东南亚、中非以及亚马孙地区各个国家的平均人口增长率超过了300%；与此同时，森林也在快速消失，这就意味着单位面积的森林所面临的捕猎压力大大增加了。如果森林中的人完全依赖野生生物为食的话，那么每平方公里热带森林最多能养活一个人，如今，除了在亚马孙最边远的地区以外，大部分热带森林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通过先进的航运、铁路、空运以及公路交通系统，荒野变得越来越容易进入了。这些交通系统是因伐木、开采石油以及开发其他自然资源而建立起来的，非洲和亚洲仅存的热带森林无一不被伐木或其他用途的道路所深入。一旦道路进入森林，外来的捕猎者和武器（用于做圈套的铁丝、猎枪弹，甚至夜间狩猎用的电池）也会同时进入，野生动物便迅速地流向森林外边的城市，在那里被销售或者通过航运或空运转向国际市场。在刚果，一片森林经伐木公司开发后，那里的野生动物密度在3个星期内下降了1/4还要多；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伐木道路进入森林后的一年左右时间里，所有大型哺乳动物都消失了。
过去人们使用传统的武器和手段来进行捕猎，所用的工具主要是由森林里的天然材料制成的。如今，大部分人狩猎时使用的是高效和无针对性的武器，如铁丝圈套和火器，从而能捕获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动物。此外，许多热带森林所在的地区近年来爆发国内战乱，使战争用的武器更容易被百姓用于狩猎。比如在柬埔寨，AK47甚至地雷都被用来狩猎。如要获得虎骨，只需抓一只猴子用绳拴在触发地雷的范围之内，当老虎来捕食猴子的时候会使地雷爆炸，猎人就在动物的残骸中收集虎骨。
以前猎人捕获动物主要是为了填饱家人的肚子，而现在，在城市消费者们不断增长的购买力驱动下，狩猎已经变成一项涉及数十亿美元的、国际化的商业行为。
所有数据都表明野生动物贸易十分庞大
如今，许多野生动物贸易都是非法的，特别是跨国的野生动物贸易。因此，要了解这项贸易的精确规模极为困难，但是现有的所有数据都表明这项贸易十分庞大。
仅在赤道几内亚的马拉博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北部，每年分别有大约13000和9万只野生哺乳类动物的肉被出售；在加蓬，每年有大约12000吨（活体重量）野生动物在市场上出售；在爪哇的一个市场里，野生鸟类宠物市场的年交易量在50万到150万只；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一个省的野生动物出口价值每年都能达到360万美元，其中包括了穿山甲、猫科动物、熊和灵长类动物。越南的河内市约有1500间餐馆提供野味，岘港的一名野生动物贩子声称每周都有高达6吨的贸易量在市内销售或销往河内、胡志明市和中国。
有些动物因其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而更加受到威胁。每年都有超过21000只非洲灰鹦鹉由喀麦隆出口，这超出了该物种可持续捕获量的两倍，而其中14—50%的鹦鹉会在出口之前死去，这意味着实际的捕获量将更高。1970年到1993年间，亚洲的主要消费国从产地国进口了至少10吨虎骨（相当于500—1000只虎）。苏门答腊在1998年至2002年间，每年都有约51只老虎被猎杀，多数销往东亚。
野生动物贸易也在其他非热带地区进行着。在蒙古，野生毛皮动物的年猎获量大约是：西伯利亚旱獭300万只，沙狐20万只，赤狐18.5万只。
最大的野生动物消费国是美国和中国。从1992年到2002年，美国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贸易量增长了75%。2002年，进口到美国的有合法证明的野生动物货运量超过了38000头哺乳动物、365000只鸟、200万头爬行类动物，以及4900万只两栖类动物。非法的贸易规模仍然未知，但在主要机场检获的两起案件中，没收了用于婚礼接待用的来自几内亚的26只猴子，以及270公斤来自加纳的鼠类、松鼠、蝙蝠和小羚羊的肉。
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龟类、象牙、虎制品以及穿山甲的进口国。这方面的数据虽然不充分，但仍能说明问题：2000年每周都有25吨龟类从苏门答腊出口到中国；到2003年，随着苏门答腊岛上野生龟类数量的下降，这一出口量也减少到了每周7吨。任何时候，在广州和深圳的市场上，都能看到超过9万条蛇和24000只龟在出售；在这两个地点进行的市场调查一共记录了39种哺乳类、453种鸟类、154种爬行类以及31种两栖类动物。从1998年1月到2001年9月，至少有30—45吨象牙在运往中国的途中被执法部门查获。而2002年，15000张穿山甲皮在从印度尼西亚运往中国的途中被泰国的有关部门查获。
“空森林综合症”四处蔓延
随着野生动物贸易对捕猎行为驱动力的增加，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野生动物贸易呈现“繁荣—萧条”的交替曲线——市场开放后，捕猎率最初呈上升趋势，然后随着野生动物种群的减少，捕猎率也会迅速下降。当所需求的物种数量在一个地区下降时，市场又会开辟新的区域或物种作为补充，从而使物种的丧失循环不断。
在赤道几内亚的比奥科（Bioko）岛上，灵长类的种群数量在一些区域因捕猎而下降了近90%，而在其他区域里则近乎灭绝。在肯尼亚的一个森林里，大型有蹄类动物的数量因捕猎而下降到了不再具有狩猎价值的程度。喀麦隆的大部分大型哺乳动物，包括象、野牛、羚羊、黑猩猩、豹和狮子，因过去50年里的捕猎而灭绝了。即使在人口密度极低的亚马孙河流域，野生动物的数量在某些狩猎区里也减少了81%。
亚洲的情况更是令人担忧。东南亚近半数的自然保护区中至少有一种大型哺乳类动物因捕猎而消失。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州库巴（Kubah）国家公园里，所有的灵长类动物及犀鸟都被捕杀殆尽；而已知的数据显示，穿山甲正从它们的亚洲分布区渐渐消失，主要原因就在于贸易。虎也正从亚洲——它们最后的要塞消失，3个亚种的虎已经灭绝，剩下的亚种仅剩不足5000头。
“空森林综合症”——美丽的森林因野生动物被狩猎殆尽而变得越来越寂静——这一现象在亚洲和西非的许多地方都已成现实，并且正快速向其他热带森林扩散。
热带森林以外的野生动物也受到动物贸易的巨大影响。在蒙古，仅在5年之内，赛加羚羊的数量就从5000只急剧下降到了不足800只；在1986年至2004年间，马鹿的数量从13万头下降到了8000至1万头左右；而旱獭数量一度高达4000万只，却在1990年下降到了2000万只左右，到了2002年更是跌到了500万只。
狩猎是原住民维持生计的惟一手段
热带森林原住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野生动物作为食物和收入的来源，例如在加蓬的农村，60%的蛋白质摄入来源于野生动物。在拉丁美洲，受调查的10个原住民部落中，每人每天从野生肉类摄入59.6克蛋白质，这一数字远高于健康生存所需的蛋白质摄入量。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原住民，饮食中的29%都含有野生肉类；而对于坷拉比原住民（Kalabits）来说，这个数字变成了67%，并且这是他们主要的蛋白质来源。这些数字表明，狩猎是原住民维持生计的重要方式。然而，这些原住民正经历着从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到追随市场经济利益的转变，野生动物通过新建的道路流失到遥远的市场就意味着关键的生存资源正在消失。在边远森林中生活的人们除了狩猎以外甚至没有其他生存手段，因此只能走向更加严重的贫困。
事实上，在菲律宾，10年之间，埃格塔（Agta）族的狩猎成功率从63%下降到16%，而他们每次狩猎的捕杀率则下降了86%，曾经拥有丰富狩猎资源的埃格塔族猎人也因此沦为了不得不靠掠夺稀缺资源才能挣扎生存的人。
野生动物市场是繁殖和传播病菌的绝佳场所
许多由野生动物携带的病菌能同样感染人类。在自然界中，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发生，因为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很少亲密接触。然而，一旦人类开始捕杀野生动物，就会直接接触到它们的体液，因此大大增加了感染由动物携带的病菌的机会。依波拉出血热是中非的一种高致病性和高危险性疾病，就是人们通过与大猩猩和猴子体液接触而传染上的，过去10年里，这种病的每次爆发都能追溯到被人类捕猎了的大猩猩。
野生动物贸易还存在着其他更大的危险。交易中的动物往往来自世界不同地方，它们汇集在拥挤的市场中，市场的人口密度又很高，这就形成了一系列可能发生的危险联系。首先，动物和消费者来自不同的生态系统，消费者以前从未接触过这些动物，因此不具有对动物所携带病毒的抵抗力；而不同的动物又来自不同的生态系统，同样对彼此携带的病毒没有抵抗力，这就为病毒在不同物种之间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市场上被囚禁动物的笼子经常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动物们能接触彼此的排泄物，而它们本身又因被困而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抵抗力十分低下，即使在比较卫生的条件下，这样的情况仍然是潜在的传染机会。对于能在不同物种间传染的病毒而言，野生动物市场就是一个繁殖和传播的绝佳场所。
许多人为把狩猎和野生动物贸易减少到可持续的水平作出了努力。从森林中的野生动物资源到终端市场，人们通过在贸易链中的各个环节引入保护项目来实现这个目标。人们的经验是，要想成功就必须深入了解当地的情况，以生物学和社会学知识为基础，让保护方案既能平衡野生动物保护的需要又能满足当地人民在社会经济发展与营养摄入上的需求。
野生动物贸易是现今对野生动物的最大威胁。全球化以及城市居民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深远影响，极大地超出了现有管理体系对贸易的控制能力。法律常常滞后和不够充分，政府的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往往不幸地缺乏人手和能力，只有很少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规模和影响，而且政府也缺乏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一些具体案例的成功给了我们希望，说明野生动物贸易是能够减少到可持续水平的，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也能维持原住民的生计。当然，这需要责任感，需要有愿意为之努力的人们，需要资金，也需要来自不同层次的政治上的支持。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如果要保护地球上这些美丽壮观的野生动物，同样的努力还需要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到动物们栖息的家园里，以及其他充满野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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