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墓中出土的一对水陆攻战纹铜鉴，器身颈和腹上分布着紫色金属镶嵌的纹饰，从其拓片可看到，上面分三层描绘了水陆攻战的激烈场面，被发掘者郭宝钧先生称为是“至今尚为中国唯一的最早的一种战况写实图”。

亭亭玉立如大鸟 东夷精神的DNA 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收藏的陶器中，体态最为优美的可能就属“陶鬶”了。它拥有饱满的袋足，器身缠绕着弦纹、点缀着铆钉状装饰，长长的流宛如鸟喙，整体则更像亭亭玉立的大鸟。以出土于山东省日照市两城镇遗址的黄陶鬶（摄影／谢田）、红陶鬶（下图 供图／石钊钊）为代表，这类龙山时期的典型陶器，带着东夷鸟图腾的DNA。图为新石器时代 龙山文化 黄陶鬶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从上图可看到其腹内底部的24字铭文，记载着墓主“陆”陪同卫君到西周王都述职并受到周王赏赐的事情，由此可看到西周早期卫国与周王室的密切互动。 供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图是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旧影，当时曾为京师图书馆馆址之一（供图／FOTOE）。

地图为吴金鼎在《平陵访古记》中标示的“龙山附近古迹约略图”。摄影／张庆民

内阁大库档案流转图示 内阁大库档案种类丰富，包括题本、奏本、揭帖、票签、批红、起居注、实录、试卷、榜文等。内阁大库档案出库时，不止“八千麻袋”，民国时期政治局势多变，大量档案也面临着迁转的命运。这张图表梳理了内阁大库档案迁台的关键事件以及内阁大库档案的整体流向。

题本奏事流程 题本作为汇报例行日常政务的文书，明初已经出现，沿用至清光绪末年。一位乾隆年间外省官员，通过一份题本向朝廷奏事，题本经过哪些程序，他才能收到朝廷的决定？

图为现藏于朔州马邑博物馆的塔刹与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塔身。1995年，台北历史博物馆典藏组主任黄永川致函崇福寺文管所，称“现阶段虽未能璧合，但该塔之价值并不会因顶身分离而逊色”。此后两岸专家多次为复制事宜进行交涉，但都未能功成。塔身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图为郭葆昌家人捐赠的清乾隆仿古铜彩花觚（摄影／西酉）。它们丰富了故宫清官窑瓷器的收藏序列。

国强气壮 跨国追索高价值文物 图为曾伯克父铜盨，是2019年中国从日本成功追索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中的一件。该组器是春秋早期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文物，2012年被犯罪分子倒卖出境，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铜盨的器身、器耳被先后铸造，再组合安装，体现了先秦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 摄影／泓伊

殷墟甲骨的圣地 中国考古学的摇篮 本图和下图分别是殷墟王陵和宫殿宗庙遗址。1928—1937年，史语所在此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出土2万多片甲骨和其他众多文物。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完全独立主持的考古工作，也为中国考古事业培养了几代人才。 摄影／王海勇 丁俊豪

图为顺治年间田昇龙巡按广西时，领到的精微批文。清 《都察院给御史田昇龙精微批文》 史语所藏 摄影／施铭成

身首分离 千年石塔难合璧 图为曹天度塔底座，正面是两个比丘奉献莲花盘中的摩尼宝珠，两侧有莲花与吼狮。

杨铜中不乏青铜重器，如兽面纹大钺（摄影／陈斯飏），全国也仅有数例。兽面纹大钺 故宫博物院藏

近代以来，日本以非法手段从中国掠走文物无数，其中大部分并未归还，比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中的大量中国文物。唐代的“宝庆寺塔石刻造像”，即是晚清时期日本人冈仓天心和早崎梗吉从中国西安宝庆寺盗购的。右页图为其中一件“如来三尊佛龛”（摄影／苏李欢），为一佛二菩萨像，雕刻精细，体态协调，石龛上方中央刻画着人首鸟身的佛国神鸟迦陵频伽，两侧则各有一尊带有道教风格的骑鹤仙人像。

宫殿宗庙遗址

青铜铸编钟 帝王传御笔 图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虢叔旅钟。西周晚期，虢叔旅曾为父亲铸编钟一套，此为最大者。故宫午门“照见天地心”展览展出此钟时，背景可看到崇祯皇帝御笔“思无邪”。两件藏品都是清宫旧藏。清宫文物与宫廷建筑密不可分，只有保存在紫禁城内，才能展现出文物的真正价值。 摄影／柳叶氘

审判战犯 返还不义之财 图为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首要战犯宣布判决的情景（供图／视觉中国）。日本向被侵害国返还包括文物在内的财产，是审判战犯之外的又一个重要议题。

图为1400号大墓出土的青铜人面，单眼皮，宽颧骨，十分写实。在它背后铸接有六根柱状物，故非面具。又因与寝小室盂等盥洗器一起出土，学者推测其原挂在商王的盥洗间里，但具体用途不得而知。这些文物如今均藏于史语所历史文物陈列馆的展柜中，展示着商王朝的气象。 摄影／施铭成

打包转运 “小众”文书也兼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故宫博物院担忧文物的安全，准备迁移文物。图为打包装箱的内阁大库档案（供图／FOTOE）。

双墓、四壶三家博物馆 琉璃阁甲乙墓是一对相距4米的春秋时期夫妻异穴墓。甲墓较乙墓稍大，应为男性墓葬，墓中出土有2件蟠龙纹方壶，如今都藏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图所示即其中之一。

三批即末批 故宫新局面 1949年初，故宫院长马衡（供图／FOTOE）致信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婉拒南飞赴台要求，并提出故宫文物不再迁台的希望。

翠玉屏风 被汪精卫出卖的国宝 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翠玉屏风局部，精致的木雕框架中，镶嵌有48面碧玉薄板，散发出特有的“白底青”光辉，其上精心雕琢着花鸟树石图像。1941年汪精卫代表南京伪政权访日时，曾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给日本天皇，于战后被中国成功收回。

罕见的特例 刻在鹿头上的事件 商人占卜记事，通常在甲骨上契刻文字。甲骨一般指龟甲和牛骨，而图中这件却是殷墟出土的唯二带刻辞鹿头骨之一。上面残存10余字，“戊戌，王蒿田……文武丁……王来征”，结合另一块带刻辞鹿头骨，可基本还原整个过程：商王征讨方国之后，回程在蒿地里田猎，用所获猎物祭祀先王，并刻录在猎物头骨上。图为商晚期 带刻辞鹿头骨 长22.7×宽20.2厘米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摄影／谢田

内阁大库存有少量奏折，图为乾隆五十四年两广总督福康安的奏折原件，因历年久远，底部有所破损，但字里行间可见乾隆帝的御笔。顺治朝，即将赴任的巡按御史，都察院会颁发一道精微批文，文书上写明了差委缘由，到任所比对字号后，方能就职。清 《两广总督福康安奏折》 史语所藏

图为琉璃阁甲乙墓（墓别未定）出土的青铜水器蟠螭纹龙耳鉴，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

写在标签上的故宫史 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华北危急。1933年，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先农坛、国子监等处所藏部分文物，分5批南迁。但据研究者推测，仍有超过100万件（套）文物被留在北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定窑白釉花口碗（如图），就是当时留在北平的文物。碗内壁贴有六个标签，与碗底标号一起，讲述了故宫近百年的沧桑历史。 [热]第二九三○三号 这件定窑瓷碗原存放于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1914年，北平古物陈列所成立。将热河行宫、各园林陈设物品，以及奉天行宫（即沈阳故宫）的古物，集中保存展览，避免损毁流失。 第三⊥○号 此为古物陈列所文物的苏州码编号（第360号）。 留平物品新号 第11439号 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藏品被迫南迁，未能运走的文物留在北平，被重新整理编目。 廿七年复查 第38号 杂釉 1938年，对于留平文物进行了清点复查，并按文物门类编号。 故宫博物院点讫 所165[古] 1948年，占据故宫外朝几个宫殿的古物陈列所，正式并入故宫博物院，此碗成为故宫藏品。 [延] 此碗入藏故宫后，曾存放于延禧宫文物库房。 物名 宋定窑铙碗 鉴定真 对文物的定名和鉴定。 故143091 1962年，故宫文物重新编号，碗底的“故”字，代表了1949年以前入藏故宫。

图中的乾隆皇帝墨迹(下图)和象牙雕九层塔，均为伪满洲国“赠送”日本天皇的礼物。其中象牙塔为九层六面，内各坐一弥勒佛，雕刻精细生动，样貌不尽相同，飞檐悬挂铃铛，更显玲珑精巧，深具清晚期南派牙雕的特色。

内阁大库除了藏有关系政务运作的档案文书，还有一些重要物件的草稿图样。清代修成实录后，缮写五份正副本，满、汉、蒙文各一部，分别藏在皇史宬、盛京和内阁等处。皇史宬为“尊藏本”，故用织金龙的黄绸里夹包袱来装帧。图为史语所藏同治二年（1863年）的《皇史宬应用织金龙黄绸里夹包袱图样》（摄影／施铭成）。

华丽珐琅彩 点亮珍宝馆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展览着许多清宫造办处奉旨制作的精美器物，它们都是未迁台的文物精品。图为清乾隆款珐琅彩双环瓶，仿汉代铜壶式样，以金彩锦纹为地，上绘各色变形宝相花纹，体现了乾隆朝珐琅彩瓷器繁缛华丽的风格。 摄影／西酉

清 乾隆墨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为1934年，第九次发掘。考古地点从小屯转向洹北侯家庄，发现了著名的“大龟七版”。此外，还为后续王陵的发现提供了线索；

各式文书 行政运作环环相扣 清代外省官员文书由驿递运送，须在文书上贴兵部兵票。兵票为版刻印刷，满文、汉文合璧，由兵部填写并开具。文书运送过程中，沿途绿营须加以验票，图为光绪年间的兵部兵票。奏折为臣僚直接向皇帝陈事的机密文书，皇帝以朱笔批示，批示完毕交还本人阅读，读后交还清廷收存。

刀与剑 墓主身份颇高 从1936年到1952年，辉县琉璃阁一带先后经历了5次考古发掘，其文化遗存跨越了先商至汉代1600多年的时光。图是琉璃阁甲墓出土的金柄铜短剑，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或为墓主人随身携带的防身之物，其质地与纹饰透露出所有者身份之尊贵。

文物珍宝 成了送给天皇的“礼物” 日本归还文物中能称得上精品的，多为明清器物。图为明成化彩方尊，造型古朴大气，仿青铜器而来，材料却是当时流行的彩瓷。明成化 彩方尊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为1931年4月，第四次发掘。工作人员清理出一件鲸鱼肩胛骨，可见商代交通已直达海滨；

本图所示，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商代后期青铜龙纹刀（摄影／刘兆明），为1951年发掘琉璃阁遗址时出土。细密的龙纹、线条凌厉的镂空刀背，同样显示着器主的不凡。

图为日本战后归还中国的汉代香具灰陶博山炉，因造型模拟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此器造型古拙，器物完整，属于日本返回文物中时代较早的精品之一。汉 灰陶博山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为史语所藏出土的唯一一件带刻辞牛头骨，记载帝辛猎得白兕之事（摄影／施铭成）。商晚期 带刻辞牛头骨 长52.5×宽27.5厘米

敕谕一到 立即行动 清代敕谕由内阁撰拟，钤盖“敕命之宝”印后颁发，敕稿存于内阁。上图为史语所藏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十六日的《招抚伪官并擒斩郑成功敕谕》。清廷为擒获郑成功，要求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官员招抚投诚伪官，开出了破格升擢的优惠条件。 摄影／施铭成

图为龙形玉佩，又称“玉珑”，青黄玉质，双环以透雕法饰四虺龙交缠的纹样。这两件器物如今均藏在台北历史博物馆。

被盗掘一空的殷墟还会有新发现吗？ 1928年，史语所董作宾在安阳经过一番调查后，得出了“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的结论，于是在所长傅斯年的决断之下，殷墟的考古时代开启了，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被迫中止。本页老照片展示了当年史语所学者的工作情形，分别是： 图为 1928年10月，第一次发掘。董作宾（右）和李春昱（左）正在测量绘图；

居延遗址大发现 自1930年至1931年，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持续发掘居延遗址，长达近一年时间。北起A1宗间阿玛、南至毛目约250公里之间，调查了数百处汉代障堡亭燧，并作了编号，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沿用。受时间和客观条件所限，贝格曼的考古犹有未尽之处。1960年后、1972—1976年、1986年，甘肃省博物馆居延考古队又进行了数次勘察，获得汉简约2万枚，习称为居延新简。本页地图据贝格曼记录的“额济纳河流域的古代遗址”所绘，展示了汉代亭障分布情况，并阐释部分遗址和发现。

甲墓墓主 以玉佩件为饰 琉璃阁甲墓出土的玉器，以单佩、组佩等装饰性玉器及成组的乐器编磬为主。图为其中的玉璜，在民国时期河南博物馆所列的玉器清单中名为“残珩”，是玉组佩的主干。

发现商王大墓 青铜重器纷纷现世 1934年第十次发掘时，史语所在洹河北岸的西北冈高地上发现商王大墓，此后总共发掘了11座大墓、1300余座小墓。考古学家胡厚宣在1004号商王大墓中发现两个大方鼎，四面分别装饰鹿头和牛头，精美生动，这尊牛方鼎是史语所殷墟考古所得体量最大的青铜器。商晚期 牛方鼎（后） 通高73.3厘米、重110千克 商晚期 鹿方鼎（前） 通高60.9厘米、重60.4千克

图为甘肃简牍博物馆藏居延新简《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保存完整，是新莽地皇三年（22年）朝廷使者慰问边地途经金关时的接待费用清单。新旧两相看，不由得令人感慨居延汉简的命运。 摄影／遗岕

乙墓出土了2件鸟兽纹方壶，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一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上图展示了1936年发掘时，这两件方壶在乙墓椁室内与鼎、敦等青铜器伴出的情况（供图／河南博物院）。

红城子 约正方形，22×23米，保存良好。高7米、基厚4米、上厚2.8米，有矮城堞，城门位于南墙靠东部。建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废弃于东汉末年，是居延遗址规模较大且保存完整的障塞。 摄影／遗岕 F84

2000多年前的水器 87年前的照片 成立于1927年的河南博物馆（今河南博物院），在建馆之初就设立了技术室，专业负责文物摄影工作。如今，馆内保存着23张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的玻璃底片，图翻拍自其中一张，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在1936年10—11月发掘琉璃阁乙墓时拍摄的照片，后排穿长袍、戴礼帽者，是当时正参与考古发掘的许敬参和郭豫才（供图／河南博物院）。

图为收藏家彭楷栋捐赠的清代铜鎏金坐佛（摄影／动脉影）。彭楷栋先生向台北故宫捐赠了金铜佛造像406件，涵盖中、印、斯里兰卡等国。类似的捐赠者还有很多。

西大湾城 与A35东大湾城隔河相对，但由于西大湾城紧邻河畔，东南角被黑水冲毁。西大湾城南北210米，东西180米。贝格曼认为西大湾城是东大湾城的前哨，起拱卫后者的作用。但现存遗址为后代所建。 摄影／顾维锋 K824

图为其局部特写

艰难时代 文物的守护人 从1933年到1949年，十多年间，上百万件文物颠沛流离、动荡不安，在迁徙路上却未遭过大损失，离不开许多文物押运人的衷心奉献。诸如杭立武、庄严、那志良等人。 绘画／扬眉

铜佛捐入故宫 图为北宋苏轼所书的《寒食帖》（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寒食帖》曾经流落日本。经历了地震、火灾、战争后依然保存完好，最终回归台北故宫博物院，诚为一件幸事。

空前绝后 商朝的档案馆 第十三次发掘的YH127坑，出土17096片甲骨，迄今仍是考古之最。从甲骨堆叠形态来看，这是被有意埋藏的，可谓商王的档案馆。为了永久保存其面貌，当时特意聘请一位石匠，选用汉白玉雕琢了甲骨堆积的模型（摄影／柳叶氘）。日本侵占南京时，曾被埋入地下，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荒漠之中出宝藏 1927年，在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第四次来华考察的契机下，中瑞达成合作协议，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的文化古迹和自然地理。1930年，年轻的瑞典学者贝格曼（如图）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了1万多枚居延汉简，是简牍第一次集中大量现世，引起学术界轰动。

莲鹤方壶“老凤新声” 新郑彝器何日重聚 郑公大墓出土的新郑彝器，以莲鹤方壶最为著名，从图的河南博物院藏莲鹤方壶局部细节（摄影／马牧然），可见其铸造之精美。

哪些文物去了台湾？ 1948—1949年，国内政治、战争形势剧变，或是出于保护文物的需要，或是视文物为文化道统的象征，一些学者、官员力主文物迁台计划，并得到了统治集团的认可。除了广为人知的从南京海运至台湾的三批文物之外，尚有其他几个批次。本页地图即展示了这些文物迁台的过程，以及它们现藏的机构。此外，战时运至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的北平图书馆102箱善本及14箱居延汉简，于1965年由台湾接收。“江西省政府”败退台湾时，也迁运有182件古物。

图为1936年6月，第十三次发掘。在小屯YH127坑中发现整坑甲骨，多达17096片。为安全计，考古队将整坑装箱，运回南京。

图为莲鹤方壶的盖顶（摄影／王刘威），怒放的双层莲瓣中央，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似在展现春秋文化的蓬勃气象，又似在翘首企盼分散两岸的新郑彝器重新团聚。

“遗憾”没有被迁走的文物 受运力所限，南迁文物并不能尽数迁台，有一些文物被学者主动放弃，另有一些则无奈地无法带走。图为现存体量最大的青铜器商代司母戊鼎，重达800多千克，因缺乏起重设备而无法装载上船，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商晚期 司母戊鼎 重800多千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摄影／西酉

3世纪 贵霜王朝 弥勒菩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交通咽喉之地 金关永固 图为肩水金关遗址，编号A32。西北科学考察团出土汉简850枚，1973年甘肃考古队又发掘收获11577枚。根据简牍记载，至迟在汉昭帝时，已称金关或金关燧。因为东西两部塞交会于此，形成交通咽喉之关隘，故金关号为“塞门”，兼有屯戍、驿厩、候望等多种职能。

楚国青铜方壶“乱入”和郑国方壶“傻傻分不清楚” 郑公大墓出土的“双胞胎”青铜器，还有一对著名的蟠龙方壶，一件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本图，摄影／动脉影），一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高丽青瓷 影影绰绰如青玉 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通过借展等方式，扩大展览涉及的文物范围。例如高丽青瓷和日本伊万里瓷器两个展览，就与院藏青花瓷特展一起，呈现出中日韩三国瓷器艺术的交流互动。图为13世纪青瓷象嵌菊花纹瓢形水注。瓷器上的花纹采取了高丽青瓷独有的象嵌（即镶嵌）技法。

抗战全面爆发后，居延汉简为了免于战火而南迁香港，再东渡美国，后来运回台湾，现藏于“中研院”史语所历史文物陈列馆，如中图。右图为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甲渠士吏向上级汇报候长郑赦因父死准予丧假的报告，保存完整，编绳仍是原状，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下图为复原图）；左图为传递文书信札或财物时所用的封检。 摄影／施铭成

而除了这一对“双胞胎”，河南淅川县下寺楚墓也曾出土一件春秋时期的龙耳虎足方壶（摄影／马健），器型与之极为相似，现藏于河南博物院。这种龙形耳、双虎足的造型，属于楚国风格，由此可见郑国受楚文化影响之深。

朝天宫文物保存库库门 绘画／扬眉

蒙藏委员会 “五族共和”的护法 “蒙藏文化馆”承接了“蒙藏委员会”其原有的文化事务。辛亥革命后，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袁世凯设蒙藏事务处，后升级为蒙藏院。1929年，“蒙藏委员会”正式成立，成为国民政府维系国家统一的桥梁。左图为“蒙藏文化馆”收藏的西藏卧佛，为佛祖法相之一。

日本五彩瓷 从模仿走向创新 伊万里本是日本九州岛的一个港口，17—18世纪江户时代日本生产的瓷器都被称作“伊万里瓷器”。伊万里瓷器最初模仿中国明青花、五彩瓷，发展过程中又融合了自身民族文化，在17世纪末曾风靡欧洲市场。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借展的日本江户时代五彩持伞美人纹盘，体现了伊万里瓷器的特点。

摄影／遗岕

图为其手写经文。从二世章嘉起，章嘉活佛便为清朝奔走处理蒙藏事务，因此成为最高等级的驻京喇嘛。

北京故宫也有建立分院的计划。2022年7月正式对外开放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摄影／王心平），虽非故宫分馆，但通过展出国宝级文物，拉近了故宫文物与香港特区观众的距离。

图上书“肩水金关”，金关发现多件此种木牍，而此件特殊在乃是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却意外留存在大陆、没有迁台的极少数之一，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同时出土的“双胞胎”青铜器 如今分藏两岸 在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都是成双成对地出现。比如本图（摄影／动脉影）和下图（摄影／邱琦）这两件青铜镈钟，器型几乎一模一样。在1949年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这对“双胞胎”被分开，现分别收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

两岸三地三“故宫”涌动的文脉 2022年7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开放，展示900多件来自北京故宫的珍贵文物。如此因缘际会之下，两岸三地，各有一座“故宫”，向国人昭示着华夏文化艺术。上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写尽繁华——晚明文化人王世贞与他的志业”展览一景，下图中观众正在观赏精美的南宋至明错金银提梁盉。人与文物的互动，情景的交融，赋予了文物更强的生命力。 摄影／施铭成

图即为供奉于塔中的宗喀巴牙舍利。

镶金嵌宝 玉器也有奢华款 “越过昆仑山的珍宝——院藏伊斯兰玉器特展”中展出的玉器，来自中亚、南亚、西亚甚至东欧等地，呈现出与中国传统玉雕截然不同的艺术面貌。本页图为清宫旧藏的“痕都斯坦玉器”，由莫卧儿帝国工匠制作。金属、宝石、玻璃、蚌片等五颜六色的镶嵌，为玉器营造出华丽的美感，造型也突破了中原玉器的常规。17—18世纪莫卧儿帝国 带镶嵌圆腹大罐 清宫旧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弱水三千 生发古迹无数 源于甘肃张掖南部祁连山脉北麓的黑水，又名弱水，一直北流入内蒙古额济纳地区，形成著名的居延泽，也创造了一条通往漠北的天然通道。汉武帝经营这条走廊，沿线修筑长城塞防，防御匈奴，至今留存有大量遗迹。唐代诗人王维诗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长河即是弱水。图为弱水之畔的东大湾城，是汉代肩水都尉的治所，考古学者将其编号为A35。其障城大体完整，约90×70米，高8.5米；外城唯东、北两边保存较好，西墙已被河水冲毁。这座古城直到宋元时期仍在使用，并且加修了一些土墙。经考古发掘，此处出土汉简1500余枚，年代集中于公元前86—2年，最晚为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 摄影／顾维锋

图即为遗址区内的另一座春秋时期郑公大墓墓道，大量的随葬车马显示出其规格之高。 摄影／左冬辰

图为原藏国子监、现藏北京故宫的先秦石鼓，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南迁时，文物专家庄严为其妥善装箱，保其无虞，也因石鼓体量过大而人、物两分。东周秦国 石鼓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摄影／西酉

建设分院区 博物馆迎来新面貌 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台湾嘉义县太保市，建立了南部院区，定位为“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南院在2015年底开幕试运营，时值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南院的建筑设计借鉴了书画的笔法，如浓墨、飞白和渲染，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图即为南院的全景。

龙山时代遗址分布图

独一无二的器型 台北历史博物馆的重要藏品 圆睁双眼、张开大口，图这件兽面人身器座，造型威猛，下图为其局部特写。它的双脚各踏一条蟠蛇，头上伸出四条曲柱，上面原本可能支撑着案座等物。其造型如此奇特，是研究春秋文化的重要材料，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郑公大墓，现存于台北历史博物馆。春秋 兽面人身器座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观众正在观赏精美的南宋至明错金银提梁盉

秘藏圣物 宗喀巴与章嘉一系的渊源 图为“蒙藏文化馆”藏欢喜佛。传说，格鲁派的创始人曾见文殊菩萨显灵，说他将会脱落一颗牙，并要求将它交给弟子克主杰。克主杰就是班禅世系之始。而被追认为章嘉活佛前世的绛钦却杰，也是宗喀巴弟子。

土生土长的“新石器遗址” 发掘也是“国家队” 图为李济在1931年发表的文章《发掘龙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文中清楚地阐述了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证明中国东部存在一个土生土长、不同于彩陶文化的黑陶文化，在许多方面与殷墟文化更加接近，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发动城子崖考古的中研院史语所，是当时新生的国家研究机构。城子崖考古的两个关键人物，一是遗址发现者吴金鼎，一是主持发掘和考古报告撰写的梁思永。

地湾城 肩水候官驻地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出土汉简2000枚，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数百枚残断汉简。但由于地处河口，灰坑所在的城西南地势低洼潮湿，故而大量简牍受潮腐朽成末。20世纪60年代，附近修建铁路车站，地湾城作为后勤基地，遭到巨大破坏。 供图／汇图网 A33

一迁再迁 奔波不止的宿命 伴随日军战火的肆虐，约2万箱文物在中国大地上不停流离迁徙，从南迁到西迁，辗转上海、南京、长沙、峨眉、乐山、重庆等地。本图及下图分别为南迁前夕在故宫太和门广场上文物装箱、准备待发的情景，以及南京朝天宫文物保存库库门。图为文物南迁前在太和门广场准备装运 供图／FOTOE

历代世袭国师 章嘉活佛如何独得盛宠 图为七世章嘉画像，因为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曾被国民政府授予“护国”大师之称。

异国美玉 乾隆皇帝的爱物 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将展览重心放在亚洲文化艺术上，充分挖掘了院藏文物的跨地域、跨文化交流元素。图为“越过昆仑山的珍宝——院藏伊斯兰玉器特展”中展出的镂空花八角形碗，是原产于印度的玉器，镂雕纹饰密集工整，颇具异域情调。玉碗及其他伊斯兰玉器东传后，进入回疆地区，再被进贡入宫，受到了乾隆帝的喜爱。

粱思永

大方城 呈正方形，32米见方。由障和烽火台组成，四隅各有圆形角台，中部建一座烽燧，为方锥形台体。考古学者判断其为西夏、元时期遗址。 摄影／遗岕 K822

一个考古学“外行” 揭开了郑韩故城百年考古的序幕 1923年，在军阀吴佩孚手下担任师长的靳云鹗（上图），机缘巧合下主导了郑公大墓的发掘，可惜因为时代局限，虽然出土文物得到了保护，大墓遗址今天却已无存。1949年后，考古工作者持续在这一带调查、发掘，发现了春秋时期郑国、韩国先后曾建都于此的古城遗址，即郑韩故城。

朝天宫下 守护南迁文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华野心暴露无遗。一些学者提出了转移故宫文物的计划。两年后，随着侵华日军进入山海关，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等机构的大批文物开始南迁上海。1936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朝天宫之侧修筑了一座库房，这些文物又运抵南京保存。图为朝天宫航拍图，左侧四四方方的灰色建筑，就是文物库房。1948年底，保存于此的部分南迁文物，再度被迁运到了台湾。 摄影／贾喆翔

图为“蒙藏文化馆”现貌。

烽燧 损毁严重，成一方形墩，12米见方，高4.5米。烽燧或称烽台，两两之间在1公里或2公里左右，居延遗址沿河道或绿洲边缘分布着数条防线，绵延数百公里。T11隶属甲渠候官治下，其南部的A6遗址据简牍为甲渠候官第十六燧，则T11当为第十七燧。 摄影／遗岕 T11

图为“蒙藏文化馆”馆中所藏法器金刚杵。

考古圣地城子崖 传奇开始的地方 龙山文化发现地和命名地——济南章丘城子崖遗址旁，建起了一座龙山文化博物馆，图为博物馆中复原的龙山先民取土制陶的场景。在城子崖首次发现出土的薄、硬、光、黑的黑陶残片、残器，开启了龙山文化的传奇（供图／汇图网）。

汉代官员怎么考核？ 怎么保证居延防线牢固？ 新旧两批居延汉简达3万多枚，给我们展示了汉朝边疆治理的许多细节。图这件形制怪异的简牍（复制品），名为“觚”，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就展示了汉代官员考核的一个侧面。此觚用胡杨树枝制成，全长92厘米，正背两面修治后书字，下图为它的另外一面，上书“候史广德坐不循行部、涂亭、趣具诸当所具者”，因此得名《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候史是一种基层低级官吏，辅佐候长巡视部燧、修整装备等。在一次监察考核中，候史广德失职，出现器械损毁、设施废弛、未能维修亭燧等情况，因此坐罪行罚，居延都尉府官员判罚杖责广德五十大板。而后，都尉府把广德失职情形逐条开列在觚上，传檄各个部燧，作为警示。 摄影／遗岕

不起眼的黄土墙 藏着惊人的史前史 龙山文化博物馆复原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场景——吴金鼎偶然路过的土垣，里面藏着不为人知的中国史前史。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以考古地层学原理指导发掘的城子崖，使人们认知到，那是真真正正四千多年前的遗物（供图／汇图网）。

A8 破城子 甲渠候官驻地（复原图）

展出陶器多为购藏品 河南迁台陶器现分存于两库 史博馆目前正在闭馆修整，馆内收藏的河南迁台唐三彩，被置放于附近的美术馆库房暂存，彩绘陶则存于台北故宫南院库房。图为此前史博馆展厅中展出的唐代三彩加蓝人面镇墓兽，高127、宽59.5厘米，是该馆2001年购藏的一件器物。

台北故宫编号系统 采用“来源+类别+数字”的形式，如图中“故扇”，指原北平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类别为“成扇”。相应的，“中”指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日”指日本归还文物，“赠”指捐赠，“购”为购藏。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故宫采用“故”“新”编号，分别指代1949年前后入藏故宫的文物，是故有之“故”，而非故宫之“故”。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为台湾图书馆藏清抄彩绘本《推背图》，这一版本精美罕见。

黑陶“新”文化 卓尔不群 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所藏的龙山文化蛋壳陶，数量为全国之冠。图中的薄胎黑陶高柄杯，即为出土于临沂市大范庄的30多件蛋壳陶杯之一，这类蛋壳陶杯的杯口沿处最薄仅为0.2毫米，柄上还会设计各种镂空装饰，很可能作为高贵的礼器使用。在龙山文化得名前，城子崖发现的这种先进的史前“新”文化类型，也被称为黑陶文化。图为新石器时代 龙山文化 薄胎黑陶高柄杯 临沂市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清代黄地缠枝小花卉纹锦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

《永乐大典》 收藏大户的“遗失” 《永乐大典》是15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丰碑，遗憾的是永乐大典正本渺无踪迹，副本也在兵燹火厄中散失殆尽。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永乐大典》收藏大户，藏有224册，图“人”字卷为最早入藏的一批。224册中包含暂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2册，它们的编号为“平图”，即国图前身北平图书馆。摄影／庄志杰

展品按类别陈列 游客遍览中华瑰宝 台北故宫博物院主展馆将历代珍藏按照文物的类别进行展览，上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平面示意图。第一层目前主要展示佛像、图书档案以及家具珍玩等类别的文物；第二层主要则以书画、陶瓷两类文物为主；第三层则以玉器、铜器两类为主，又辅以各特展厅。

在城子崖遗址发掘图中可见其发掘规模与布探方的位置（摄影／俄国庆）。

独一无二 居延汉简价值最高者 西北荒漠干燥的自然环境，利于简牍的保存，故一些完整的简册幸存至今。尤其以图这件最为难得，保存最完整、卷帙最长，甫一出土，贝格曼即称其“独一无二”，至今亦然。其全名《广地南部永元五年至七年官兵釜硙月言及四时簿》，简称《永元器物簿》，纵23.8、横91厘米，出土自A27查科尔帖，以77支简编联而成。记录了公元93—95年，肩水都尉广地候官下属南部烽燧清点釜、硙、弩、箭等装备的数量与状况，呈现了汉帝国对边疆军政的管理政策。东汉 永元器物簿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摄影／施铭成

商代卜骨 开封市博物馆藏（或源于河南博物馆的旧藏）摄影／左冬辰

《永乐大典》遗珠望归途 成书于明永乐六年（1408年）的《永乐大典》，被赞誉为典籍渊薮、佚书宝库，可惜现存的副本遗册全球仅400册左右。这里列出近年统计的，世界各地所藏《永乐大典》的数据。图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展出的《永乐大典》“陈”字卷。 《永乐大典》总11095册 现仅存400余册 中国国家图书馆224册 （含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62册） 台湾图书馆若干册 英国各图书馆、大学等共51册 德国各图书馆、大学等共5册 日本东洋文库34册 日本各地图书馆约26册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41册 美国其他图书馆、大学等约10册 越南藏4册 爱尔兰藏3册 其他国家及个人藏家有少量收藏

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入口处的拱形门券

科学考古 发动乡民 城子崖是中国学者自行调查发现和组织发掘的第一处史前遗址。图为第一次发掘工作中，总负责人李济骑驴访龙山的留影（供图／汇图网）

从局部细节图中，亦可见此简册书法随体赋形，灵活自由，一展汉风之美。 摄影／施铭成

册府千华 台湾图书馆有书香 古籍善本是中华文明的根脉，却也最容易辗转流散。图为1996年新落成的台湾图书馆建筑，这座新馆中富藏有大量的古籍善本，见证着一段古籍流离道途的艰辛岁月（摄影／IMAGEMORE）。

清晰的中轴线 串联对中华文化的承绪 图为今天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鸟瞰图（供图／图虫创意）。经过历次扩建，台北故宫博物院依然保留着“中轴屹立，左右平衡”的格局。米黄色的墙砖和蓝绿色的琉璃瓦，又在庄重间增加了清丽典雅，使得它在高贵中又具有了和谐祥瑞的特质。

图为人们参观龙山文化博物馆的场景，馆中陈列着大量出土于各地的龙山文化遗存，共同映照着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的史前时代（供图／汇图网）。

河南迁台文物 是史博馆藏品的一大来源 台北历史博物馆典藏品的主要来源，系由河南迁台古物、日本归还文物、拨交、代管、捐赠、寄存及购藏等因素所组成。其中的河南迁台古物，即是民国时期河南博物馆的旧藏。图这件战国时期的错金银兽面铺首，系该馆2009年所购藏。

图为国立中央图书馆在南京的旧址（摄影／浮世长明）。

宫殿式建筑依山而建 在台湾遥想北京故宫 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正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宫殿式建筑，仿造北京故宫样式设计。当阳光自建筑上方射入时，人站在阴影中，就仿佛站在了北京故宫午门前，形成了“北京午门”意象。博物院建筑依山而建，气势宏大，充满着中国宫殿的色彩与装饰。 摄影／关哲

吴金鼎

山彪镇大墓 时代精神的“写照存档” 图为山彪镇1号大墓出土的八瓣华盖立鸟圆壶。鸟与莲瓣都是镂空铸成。鸟的双翅可以活动拆卸，其造型诡谲，气质凶猛，与东周尚武好战的时代风格遥相呼应。东周 八瓣华盖立鸟圆壶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当参观者拾阶而上，会沉浸在庄严宏大的秩序感中。图为博物院建筑细节，展示出了斗栱形装饰和象征大木结构的椽头，下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入口处的拱形门券，上雕缠枝纹（供图／图虫创意）。从布局到装饰细节，处处可见中国元素。

图的文物为城子崖出土的、被誉为“黑陶中之巨擘也”的黑陶瓮（供图／石钊钊）。

移物迁馆 物去楼空 开封市龙亭区三胜街31号，是河南博物馆1961年迁至郑州之前的所在地，馆址利用了晚清时期创办的河南法政学堂的建筑。该馆迁郑后，一度作为开封市博物馆、开封市豫剧院的办公地点。图中平面呈“回”字形布局的欧式建筑，是当年河南博物馆的后院，作为办公室、会议室及文物库房使用。2019年，此地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照片中站在台阶上的，是这片院子的看守者刘顺留，他手中海报上的素面扉棱鬲，系河南博物馆1936年发掘辉县琉璃阁甲墓时清理出土，目前，与千余件河南古物一起，藏在台北历史博物馆。 摄影／朱子烜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故宫从私产变为公产，清室善后委员会随即入宫清点文物。翌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对这些珍贵文物的“守”与“藏”，迄今已近百年。期间，历经文物南迁、西迁、迁台等重大事件，昔日国宝，分散多地。但行程万里，穿越大半中国，国宝迁徙而几乎未遭损坏，堪称奇迹，诸多文物押运人厥功至伟。图为1947年护送文物西迁的故宫博物院员工及其家眷在重庆的合影，其中的庄严、那志良等人，在一年多之后再度押运文物赴台。 供图／陈秋速

兽面甲饰 军事强国的皮甲装饰艺术 图为河南辛村卫国墓地出土的兽面甲饰，其眼、耳、鼻、口等清晰可辨，应是缝于战士皮甲前后的青铜装饰。20世纪30年代，在辛村墓地出土了兽（人）面甲饰十余件，其数量、类型之多在西周墓地中十分突出。

黑陶鸟喙足鼎，拥有3个鸟喙形（亦称“鬼脸式”）足，很可能也是东夷人尚鸟的精神写照（摄影／张庆民）。新石器时代 龙山文化 黑陶鸟喙足鼎 山东济宁西吴寺遗址出土

南下重庆 暂存于大学防空洞中 图是河南博物院保存的一张玻璃底片，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照片上，琉璃阁乙墓出土的青铜鼎、簋、铺等器物，被放置在河南博物馆办公楼前（供图／河南博物院）。

陆尊有铭 卫国与周王室的亲密互动 图为辛村60号墓出土的陆尊，侈口鼓腹，圜底圈足，腹部上段有一对别致的牺首和精美的夔纹，下段也饰有一周夔龙纹。西周 陆尊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供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精结粹 中国国家图书馆之往事 台湾图书馆馆藏的来源之一，是1909年开始筹建的京师图书馆，图为1917年1月26日，鲁迅参加“京师图书馆”开馆纪念合影（供图／FOTOE）。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国内局势陡转直下，为避免文物受损，河南省政府函令河南博物馆，从馆藏文物中精选出一批，南下重庆安置。到这年11月28日，共计68箱文物运抵重庆，存放地点选在了位于市郊的中央大学柏溪分校防空洞中。图为1945年该校旧影，彼时河南文物仍在校内暂存（供图／FOTOE）。

国立中央图书馆 旧址空余花香 图为现藏台湾图书馆的清道光时期内阁学士李文田手批钞本《坤舆图说》，页眉处多有这位名家的朱墨批注、手迹，弥足珍贵。20世纪前叶成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重要典藏。国立中央图书馆作为民国时期的“国家图书馆”，曾经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并在抗战时期，化身“流浪的图书馆”，努力开放阅览，以飨读者。

龙山遗址龙山陶 从一枝独秀到漫天繁星 回首20世纪30年代的城子崖考古，不但没有“过时”之感，反而仿佛一条线索的开端，引导人们循序渐进地了解华夏文明的发现史。城子崖考古之后的数十年间，新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如上面示意图所见，宛如繁星点点，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图为史语所考古组于1936年在山东日照两城镇发掘的黑陶竹节罐（供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新石器时代 龙山文化 黑陶竹节罐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深山中的北沟库房 迁台文物的一个家 文物抵台后，几经辗转，终于在台中市北沟山麓落脚。图为故宫文物南迁时，装箱的情形（供图／FOTOE）。许多文物就在箱子里一路漂泊，落脚台湾。

肆意掠夺 堂而皇之霸占不还 图为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掠夺中国财物的情景（供图／秦风工作室）。

抗战胜利后，分散多地的文物集中在重庆，终于沿着长江返回南京。图为1947年文物护送人员及其家眷在重庆的合影（供图／陈秋速）。其中，像庄严、那志良等人，后来又奔赴押运文物迁台的路上。

红陶鬶（供图／石钊钊）

图是位于北京文津街的“北平图书馆”旧址，也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主楼（摄影／洛卡奇）。这几处馆址都曾是近代中国古籍善本的最大宝库。

图为工作人员清点迁台文物的场景，文物依然装在木箱中。

图为施工人员开挖山洞的施工情景。直到此时，迁台文物才算安顿下来。北沟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建设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图为北沟库房。北沟库房依山麓而建，将山体凿空，用作文物库房。

中轴为尊左右对称 精心设计的中国元素 图为临摹的黄宝瑜所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设计图，包括了庭园以及中央步道（绘画／于继东）。

图是第一次考古发掘开始时，全体工作人员的合影，其中有许多以4角钱薪水招来的“民工”，却也个个热情高涨（摄影／张庆民）。

琉璃阁琉璃瓦 以地标性建筑为遗址命名 琉璃阁墓地位于河南省辉县东南郊，那里有一座文昌阁，因阁顶覆绿色琉璃瓦，所以被当地人称作“琉璃阁”。此阁始建于明代，重修于清代，至今保存完好。 摄影／刘大花

图为鎏金兽面，牛角，凸眼，长眉，造型奇特。 供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杨铜价值高 郭瓷谱系全 在马衡院长的坚持下，保留在北京而未迁台的故宫文物中，有一部分是抗战胜利后，故宫组织接管、接收及收购的文物。“杨铜”和“郭瓷”即为其中代表。杨铜为德国人杨宁史所藏青铜器，老照片为接收杨宁史捐献文物时的合影，前排左三即为杨宁史。

图为该信函的影印本。3月，北平解放，故宫进入新时代。

史前“黑”科技 黑中透亮 在城子崖首次发现了标志性“神器”——蛋壳陶的残片。龙山文化黑陶以胎薄著称，图为山东省日照市两城镇瓦屋村遗址出土的“蛋壳陶高足杯”，虽然口沿残缺，仍可看出其薄如蛋壳，名不虚传。只有精选特殊的泥料，经过轮制、打光、高温焙烧等复杂工序，才能诞生这一史前陶艺的巅峰之作。新石器时代 龙山文化 蛋壳陶高足杯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供图／石钊钊

图为4月19日朱德总司令参观故宫的情形。

图为翠玉嵌珠宝钿花，由翠玉、珍珠及其他宝石，以细铁丝串联而成。精雕细琢之间，透露出典雅的品味。 清代 翠玉嵌珠宝钿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为10月1日国庆日，故宫开放情况的通告。

玉润华光 温润细腻中的情感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品类众多的新增藏品中，玉石器是重要的一类。玉既是品秩与权力的象征，也是文人雅士云烟供养的珍品。图为龙凤纹玉佩。龙有须有角，身躯像蛇。可以想见主人身份的尊贵。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未完工龙凤纹玉佩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为在遗址下层出土的有钻孔及炙烧痕迹的卜骨，显示出城子崖与殷商文化的直接传承关系（供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上徽号之诏 孝治天下的典范 上皇太后尊号、徽号时，要举行典礼并颁诏天下。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清世祖顺治皇帝大婚礼成，为皇太后加“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皇太后”徽号。上图为当时制作的诏书，上面钤盖“皇帝之宝”。藏于内阁大库的《世祖章皇帝上皇太后徽号诏书》，民国时期经过漫长的迁移，到了台湾。虽然有破损和折痕，但诏书大部分完好，经精心装裱，现置于史语所历史文物陈列馆展厅中部，十分壮观。 摄影／施铭成

图为坑内出土的一件带卜辞龟腹甲，记录占卜是否下雨之事（供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商晚期 带卜辞龟腹甲 YH127坑出土 长23×宽18厘米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塔刹 马邑博物馆藏

文物编号上的“血缘”关系 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秦孝仪来访大陆时，曾对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说，台北故宫登记文物时，把原北京故宫文物编为“故”字号，将来两岸统一时，这些文物还是要回到北京故宫的。无论如何，台北故宫文物之编号，体现着文物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 民国编号系统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离宫，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清宫物品。延续传统，用《千字文》作为宫殿的编号。如图中的“吕八六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吕”指三希堂。当时还闹出了“天字第一号”文物是乾清宫的一只垫脚凳这件趣闻。摄影／洛卡奇

永乐青花 下西洋带来的蓝色 图为明永乐青花一把莲盘，是永乐时期明青花的代表作。“一把莲纹”出现于宋代，永乐、宣德时期成为典型的瓷器纹样，多绘于盘心。这件青花瓷盘釉层晶莹细腻，色泽浓艳丰富，颜色较深的部分，甚至呈现出带有金属光泽的黑色斑点。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的烧制，使用了郑和下西洋时，从伊朗带回的钴料——“苏麻离青”。明青花的制作，反映了明代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流史。 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代画家居廉所绘的《神龟图》，潺潺小溪旁边，一只神龟正睁圆双眼，仿佛想跃入清溪畅游。 供图／FOT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