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房展会上，“家居风水”系列图书受到读者欢迎。摄影/阿静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高楼村盛唐时期墓葬出土的这件女俑是唐代妇女体态丰盈、衣着露胸的代表（供图/文物出版社）。

位于陕西临潼的潼关故城，是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的遗迹，当时内有城楼，外有箭楼，整体建筑在背山面河的地势中显得十分宏大。潼关八景之一的“谯楼晓照”就是指图上的西门城楼在太阳初升时的壮观景象。

这是紫禁城午门外的广场。在下雨天，地上没有明显的积水，游客们不必担心涉水之苦。紫禁城的设计者恐怕不会想到，600多年前的排水系统能够延用至今，并且还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雨中畅游的便利。

“芳草碧连天”的秦岭古道上再难寻觅古驿站遗迹。千百年前，诗人们在这里留下咏叹，串起一条“唐诗之路”。

位于今于四川广元市的翠云廊是古蜀道的一段，由近万株行道古柏组成绿色长廊。传说这些古柏是当年三国名将张飞驻守蜀国阆中时号召人民所植，又叫“张飞柏”。

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认为，太行为天下之臂脊，谁控制了太行，谁就可以得天下。图为“太行八陉”白陉的险峻要冲。摄影/李前进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率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前排左起：邹鲁、胡汉民、孙中山、蒋介石、欧阳格。此时此刻的蒋介石，军姿挺拔，意气风发，即将挑起黄埔军校重担的他，不知心中作何感想。供图/秦风工作室

众多船只拥挤在苏州阊门，这不多见的“古代交通堵塞”场景正是明末清初袁尚统的《晓关舟挤图》（高115.6厘米，宽60.1厘米）所描绘的。然而画家想表现的，不是民众前往城外参加中秋赛唱会的热闹，而是自己复杂的情感。

若非身处卡帕多西亚，很难想象荒凉的山丘和石林中会隐藏着一座座岩窟教堂。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岩石，被巧妙地雕琢成拱门、圆柱、拱顶的形状，内部装饰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彩色壁画，巧妙而完整地再现了教堂建筑的特点和结构。岩窟内的澄澈宁静，与窟外的干涸荒芜相比，判若两个世界。

作者在图书馆中偶然发现的布满灰尘的写真集，却翻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本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俘旧影，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奇特故事。摄影/余荣培

考古通过研究文物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必须借助于古物才能“见古人”。以往依靠眼力与简单测量、统计的方法，正在由现代科技手段的“火眼金睛”来代替。比如下图中的体视显微镜，不仅高倍放大，而且观察标本时具有立体感。摄影/王凯

顾太清，满族镶蓝旗人，西林觉罗氏，名春，字梅仙，又字子春，号太清，晚号云搓外史。她之所以号太清，也是为了应和他的夫君——奕绘字子章，号太素。

图为2007年6月25日北京的拍卖上，1964年由郑景康、陈石林拍摄的毛主席照片（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主席画像即据此绘制）正被买家争相竞买，最终照片以72.6万元成交，足以彰显影像遗产的价值。摄影/龙邦

雄浑、巍峨的秦岭位于陕西省与四川省的交界处，这条呈东西走向的山脉是肥沃的八百里秦川与富足的蜀地之间交通的巨大障碍，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秦岭，天下之大阻。”自古以来，筑路以打通秦岭的尝试一直在进行。图为险居秦岭蓝关的一段道路。摄影/崔岩

图为雕刻在石椁内壁的仕女图，人物面部的彩绘痕迹依稀可见。摄影/马昭

渭水在此地汇入黄河，这里是陕西与山西的交界处，也是黄河自南北转向东西的巨大转折处——风陵渡。潼关，就被安置在风陵渡的西南角，汉末曹操与马超的大战就发生在此。摄影/惠怀杰

雨水顺着宫殿光滑的屋顶迅速流下，形成一道水幕。这是一场不小的雨，然而瓦上不存水，地上不见积水（左图）。在三层汉白玉台基上，都留有坡度，雨水逐层向下流，台基的每一层都有排水孔和排水龙头（右上图）。这龙头的巧妙设计，不仅实用，更让排水成为特别的景致（右下图）。

剑门蜀道又称“金牛道”，北起今陕西南部，南至成都，穿越险峻的大剑山，山高谷深，雄奇险峻，乃是蜀道中以险著称却也是最为重要的路段，为历代兵家所必争。图中这处虎视眈眈的军事要冲是剑门关附近的“营盘嘴”，三国时蜀国名将姜维曾在这里安营扎寨。摄影/刘乾坤

蒋介石撂挑后，孙中山心急如焚，致电上海国民党执行部转蒋介石，催其速回粤复职。一时间，国民党要人胡汉民、廖仲恺、戴传贤、杨庶堪、汪兆铭等人纷纷函电交驰，目不暇接。4月，蒋介石终于回到了广州。孙中山于5月2日签发了“大元帅令”，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摄影/刘朔

小扇面上是明末清初画家张宏绘制的《阊关舟阻图》，尽管看上去和袁尚统《晓关舟挤图》类似，但却不及后者的寓意深远，只是画家的即时之作。

图1

雕梁画栋，古木参天，藤萝缠绕，光影婆娑，这是旧日的帝王行宫，却也是现实中的战俘收容所。按照规定，俘虏们平时可以在收容所中随意走动，不受限制，正如图中三名西苑俘虏收容所的战俘这样享受美妙的户外生活。

显微镜下的汉代作物 专家将西安上千座两汉墓葬中出土的作物遗存做了统计和分析，发现在两千年前，五谷就是当时人的主要粮食。图为在显微镜下的粟、黍、稻、豆。上图为墓葬中出土陶仓，“大豆一京（计量单位）”的鲜明字迹为这些发现做了可靠的注脚。供图/赵志军

左图这柄镶嵌着绿松石的古铜残剑，看似普普通通，日后却在科技考古手段下显露出极为丰富的“潜”信息。右图中，科技考古学家秦颖与罗武干正在已出土的青铜器物上采集小片标本，获取严谨有价值的原始标本对科技考古至关重要。

在别墅修建过程中，奕绘不但亲自设计居址，规划宅邸，还亲手题写了此处建筑的匾额，甚至连窗棂的图形，游廊的景窗，也出于绘贝勒的描画，如今人去屋空，徒留佳话。图为霏云馆。

2008年9月18日，沈阳收藏家詹洪阁将收藏的照片捐赠给沈阳九·一八博物馆，这是首次发现的事变当时的珍贵原版影像，它们的发现使人们能更真切地了解那段历史。摄影/木子

能够一览云横秦岭、山接浩天之壮美，在今天看来是不可多得的享受。然面一千多年前，大诗人韩愈被贬官南下，出长安至此，如何跨越这苍茫秦岭，走过险峻关道，却远不是一件浪漫的事。

贞顺皇后石椁是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房形庑殿顶石椁，整体结构由5块椁顶、10块廊柱、10块椁板、6块基座共31块石材组成，高约2.45米、宽约2.58米、长约3.99米。内部相当宽敞，足可站得下几个成年男子。这一尺寸与韦贵妃石椁相当，是目前发现的较高规格的唐代石椁。这件石椁采用立体减地浮雕法，雕刻出侍女、花卉、建筑等图案，是一件难得的唐代文物珍品。摄影/马昭

图为韩熙载夜宴图（局部），绘制的是唐代之后的南唐景象，图中箫笛合奏的伎女已经变得瘦削，衣着也趋于保守了（供图/故宫博物院）。

李寿墓舞乐图 李寿是唐高祖李渊的从弟，死于贞观四年（630年），属于初唐。其墓中的女乐形象比较秀丽轻盈，很像汉代的风格，与我们印象中的大唐风韵甚为不同。

函谷关所依靠的稠桑原向北一直延伸到黄河南岸（图1），黄河由原畔流过。所以东西大道只有横过稠桑原，假如在塬上行走，必会遇到重重沟壑的阻碍，因此，道路就开辟在塬下的冲沟中，除此别无他路（图3）。拥有函谷关，就拥有了战争的主动权。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型战役，在函谷关发生的就有13次之多。图2为民国时期的潼关样貌。

紫禁城中的雨水最终排入内金水河，然后向外流入外金水河。上图为天安门前汉白玉石桥下的外金水河。紫禁城排水系统源自元大都，在营造元大都之前，当时的设计者结合北京全城水系，进行了合理的总体规划（左下图）。今日的紫禁城，依然沿用着几百年前的河道沟渠，其布局有序而巧妙（右下图）。

李白诗云“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剑阁”即图中这座剑门关——当真堪称“剑门天下险”。剑门关居于大剑山中断处，两旁断崖峭壁，倚天似剑，从此经过的剑门栈道，正是李白所言“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这段道路扼入蜀之咽喉，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曾在此屯粮并驻军把守。

南京俘虏收容所中“战斗”正酣，这群曾经的德国海军士兵为避免落入日军手中，选择弃船登陆，向中国驻军投降。结果等待他们的是意想不到的一段美妙的战俘生活。图中的德国战俘选择中国流行的“麻雀战”消磨时光，“战争”由水上转移至桌上，没有惊恐只有惬意。

图2

图为墓葬中出土陶仓，“大豆一京（计量单位）”的鲜明字迹为这些发现做了可靠的注脚。供图/赵志军

上图中由数百条不同结构的木支架撑起古老的采矿井巷，属于湖北铜绿山古铜矿，从这里采集的古铜锭(小图)，今天将帮助我们解决中国古代青铜器产地与流向之谜。摄影/郝勤建

图为霏云馆园中残存的柱础。

襄荆岭南道大庾岭段走势图

长安—岭南道全线示意图 当年韩愈就是沿这条长道出长安经荆州一路辗转到达岭南。长路的北段多山路，崎岖难行，所以驿站分布密集。南段可借的水路较多，但按韩愈诗文的记载，亦有“险恶不可状”之危。历史地理学者王育民先生还提出了南段另一条路线，即从襄州转向随州，最终过大庾岭入岭南。

崤山是秦岭山脉东段的支脉，崤之战中，秦军一进入崤山，就是进入了晋军的口袋，晋军与姜戎只需要在高处伏击，秦军唯有全军覆灭的命运。古人深知此地山峰险陡，深谷如函，所以将崤山与函谷关并称为“崤函之险”。

这是环绕紫禁城的筒子河，画面中间的建筑是紫禁城的角楼。筒子河是紫禁城的护城河，全长3.5公里，水面宽12米。以神武门、午门为南北轴线，东、西华门为东西轴线，筒子河划为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四部分，西华门和神武门门前路面下各有涵洞将四部分连通。历史上，筒子河是紫禁城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蜀道路线示意图

这是北京的两家收容所。上图为北京海甸收容所，这里原本是恭王爷奕（言斤）、贝勒载涛的府邸。绿树成荫、荷花环绕，仿佛让我们看到一群享受着王爷待遇的德国战俘们夏日观荷的场面。下图为北京西苑收容所，这座曾经的皇家寺院山门上方，犹留有清顺治二年(1645年)御赐的石匾“敕建护国万寿寺”。

今天，在卡帕多西亚的山岩上，我们还能看到几处保存尚好的岩窟教堂，内部壁画题材涉及《圣经》中记述的不同事件，旁边辅以希腊文说明。不过伊斯兰教徒占据此地时，肖像壁画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画面上的圣经人物往往面部残缺不全。

乔家院文物矿料来源与产地示意图

右图中的山间小道便是当年跨越秦岭的古道，历经千年沧桑，它们至今还在被当地百姓使用着。而在这沧桑古道旁，还能找到些散落的历史遗迹，从这座无名的古塔和塔旁的石件，我们还可以猜想当年古道上过往着人流的繁忙，还有在他们身上发生的种种故事。

永泰公主墓室前室壁画 永泰公主是唐中宗李显的女儿，死于701年，属于中唐。她的墓室壁画中这两位宫女上着披贴、下穿长裙，衣着已经与初唐很不相同，更不同的是，她们体态丰满圆润，洋溢大唐气象。

唐代定都长安，建洛阳为东都，两京之间的官吏使臣往来不绝。为了加强两京政治、经济、军事联系，政府在沿途设置馆驿，形成了两京驿路，这一点，从地图上密布的驿站点可见。

大雨中的紫禁城，雾气氤氲，有一种悠远而神秘的美。吸引我们目光的，也许只是那光滑的琉璃瓦和屋脊上的神兽，然而如果我们站在雨水的角度去看，就不得不赞叹先人的智慧。这样的坡度，如此的光滑，哪里还有雨水的存身之地？斗拱形成飞檐，雨水只能冲向远处，不能冲溅木质构架。真是精妙！

东汉打通褒斜道时曾在崖壁上留下题刻，图为《开通褒斜道刻石》拓本部分。可见“开通褒斜道”字样。

这些岩窟壁画创作于东罗马帝国时代，属于早期基督教绘画作品。当时的教徒大多为下层平民，他们在教堂墙壁上画满了各种圣经题材的壁画，以直观的、程式化的艺术形象宣传教义。人物姿态较为僵硬、线条稚拙，创作手法自是无法与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梵蒂冈等地的教堂壁画媲美，但在那个年代，已是相当精彩的艺术作品。

上图为西苑俘虏收容所内的战俘合影，他们身着整齐的军装，表情一派闲散安适。这群最初由荷兰使馆送交中方的奥匈俘虏包括军官、士兵共138名。到1919年1月时，西苑收容所中的奥匈战俘达162人。下图是被收容在海甸俘虏收容所的战俘，他们多是德国驻华使馆卫队士兵，照片中还有一位妇女和一名儿童，可能是战俘家属。

麇、楚青铜面对面 楚人在铸造青铜器的时候，曾经有过对中原周文化的亦步亦趋，但他们的准则不是模仿，而是创新，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表现自己的风格和气派，之后更研究出高人一筹的青铜铸造技术。湖北江陵楚都纪南城望山2号墓出土了一只错银云纹铜尊（左页），纪南城是楚国最强盛时的郢都所在，这只器物在纹饰审美和铸造工艺上也代表了楚地青铜文化。而郧县乔家院39号墓出土的铜壶（右页），科技考古通过分析它的铸造工艺，帮我们辨别出它很可能也产于楚地，我们的确可以隐约找到它们风格上的某种相似之处。古麇国大墓中如何会有产自楚国的青铜器物，背后的故事还有待探寻。供图/湖北省博物馆

广东潮州人世代铭记韩愈的教化之德，北宋年间在韩江（为纪念韩愈而命名）东岸、笔架山（为纪念韩愈亦称“韩山”）南麓建韩文公祠，祠中“吾潮导师”四字乃是民国时期潮汕书法家刘侯武所书（摄影/吴吕明）。左图的“罗池书院图” 在柳州柳侯祠中，此祠庙亦是柳州人为纪念柳宗元建书院、兴文教之功而建（摄影/杨兴斌）。

唐墓壁画中仕女帔帛演变图 帔帛是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西亚服饰，后与中国当时服装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流行的“时世妆”样式。通过对考古所见唐代妇女衣装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唐代300年间，帔帛的围搭式样也有过不同的流行变化。起初，帔子是披于颈间领下，后绕肩背，两端垂在臂旁；中、睿宗时期人们喜欢把帔帛一头固定在裙子系带上，另一头由前胸绕过肩背，搭着手臂下垂；还能将披在两肩旁的垂端结于胸前，好像穿着一件马甲 ……如此种种，奇思妙想不一而足。资料提供/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凿筑在悬崖峭壁上的栈道是古代交通史上一大发明，并以秦汉时的蜀道为代表。有研究证明，栈道也被筑成宽达5〜6米、可容车马并行的大道，两千年前的工匠们如何完成这凶险的工程，我们难以想象。图为蜀道明月峡的古栈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趁机窥伺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之地——青岛，被卷进战争的中国会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上图是当时日本的一张宣传海报，海报中日军正炮轰中国青岛的德国租界。中国在1917年正式宣布参战以前，也曾尝试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在世界上获得一席之地，如下图所见，中国曾向欧洲派遣华工，支援协约国的战斗，可是中国在一战中的种种努力会得到认可吗？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考古实验室内，来自乔家院的微小铜器碎片样本(左上图）正接受着系列大检阅。通过体视显微镜探查，样本的铸造微痕（左中图）和锻打微痕（左下图）一览无余。右图是罗武干的同事使用先进的体视显微镜的情景。

唐中期，全国贡赋几乎都要由荆襄北上运往长安，从鄂西北大山中的上津古镇北上，有一条便利漕运的上津道，它是商山襄荆路的重要辅路。下图为上津古道上遗存的石阶梯。左图为古道上遗存的摩崖石刻，其上还可辨出明代进士某某经过此路时留下的题刻——可推测路上同样行走着南来北往的士子们。

在胡风的吹拂下 胡衣胡帽不仅仅扮靓了俏皮的假小子，也为温柔仕女增添了很多艳丽的色彩。左图为韦贵妃墓壁画中躬身施礼的男装女侍（供图/昭陵博物馆）。但是尽管女儿着男装在当时非常时髦，而流行并非单线的，右图这幅永泰公主墓宫女图里就既有胡服高帽者，也有高髻着帔者，参差错落，各有风姿。

将关中地区与东部快速连结，一直是两个区域间的永恒话题。2010年，从郑州到西安的高速铁路已经将这个路段的最高时速提到352公里，其沿线的众多路段，都与历史上的两京古道重合或平行。摄影/张晓理

黄河下切，滩地渐渐露出（图1），塬上的关隘已经不能起到守卫作用，因此潼关几度易址（图3），汉末曹操大战马超时，潼关还在塬上，到唐代高仙芝、哥舒翰抵御安禄山的军队时，潼关已经挪到了黄河岸边。但无论怎样迁移，都是小范围内易址，禁沟的威胁一直存在。图2为民国时期的潼关样貌。

图上那段只有野草不长树木的宽阔道路，就是横卧在子午岭上的秦直道遗迹。因为两千年前道路工程夯实有力，至今它还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貌。走在中间那条细细的小道上，今天的人们不知能否听到当年铁马兵车隆隆驰过的轰响？那可是一种最为原始的卫国保疆的雄浑力量。摄影/孙晨籍

西苑俘虏收容所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萧俊生的中国将军，他的秘书处设在万寿寺的一座大殿中（上图）。按照相关办法规定，收容所不得由下级人员看管，中方须派若干军官负责。而收容所内部的管理实际上多实行俘虏“自治”，由战俘中的军官负责安排日常工作和作息（下图）。他们看起来不像战俘，更像威风的军官。

夏代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曾出土一只由绿松石粘嵌而成的突目兽面的铜腰牌（左图），人们在惊叹它的精湛工艺的时候，很少想到这些宝石是如何粘结上去的。乔家院也出土了大量镶嵌了绿松石的器物，如右图的铜戈，科技考古这一次终于揭开了“古代胶水”的材料之谜。

露还是不露 汉代没有帷帽，也没有幂篱，这两种遮蔽妇女面目的帽子在隋代以后随着胡风传入中原，就各领风骚地流行起来。其后帷帽取代了幂篱，从流行风向上来看，大的趋势是越来越暴露、越来越不遮蔽的。

秦直道子午岭段走势图 很遗憾，史上没有留下秦直道的具体经由地点。后世的学者只能从地理志所保留的一些相关记载和亲身考察来确定路线，而且细节上还有争议。图中左侧这条是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意见，右侧这条是今人根据考古发现测定的。但没有争议的是，这条秦代“高速公路”是中国古代唯一蜿蜒在山脊和高地上的国家级交通大道。

上图是两位西苑俘虏收容所里的下士，他们以战俘身份自在地坐在古木参天的皇家行宫的大殿前。下图为西苑收容所中某下士的宿舍，房间内整洁宽敞，设施齐备，墙上甚至还挂着网球拍。根据记载，这些战俘甚至使用着他们在原卫队驻地所用的被褥、火炉之物。

4号墓中还没有完全被清理一新的铜缶，与人们在博物馆中惯常见到的光彩夺目的青铜器颇有不同，但正是在这种原始状态下，科技考古专家才能大显身手，获得更多的“潜”信息。

大庾岭驿道开通后，便成为历代沟通岭南与江浙、两湖的重要贸易通道。至清代，广州成为外贸特区，海外来的洋货珍玩要通过这条路北运京城，中国的茶叶、丝绸、药材、瓷器等也要通过这条路运到广东，然后源源不断地销往欧洲。图为清中叶大庾岭下舟船繁忙的情景。供图/Thomas Allom

盛唐是今人眼中的盛唐 画家王可伟绘制的这幅画中，几位盛装的唐代美女正在草地上欢快地打马球。你看她们粉肩全露、酥胸半露，这不仅仅是绘画作者的艺术夸张，也代表了现在大众对唐代的印象。

《潼关县志》上说，守关而不守禁沟，犹如没有守；守禁沟而不建十二连城烽火台，则是守护不周全；这就像为了防止鸟儿进屋而关门，却忘记关窗户一样。如今烽火台仍存（下图），但潼关已只剩这些遗迹与震慑千古的名声。

秦代交通网示意图

这4幅照片记录了为这群战俘专门设立的“战俘医院”的方方面面。当时，在中国的各家收容所内都设立了医务室（图2），此外还指定陆军军医学校作为德奥战俘的专门医院和养病之处。规定该医院除“服务人员外，他人概不容留”。图1为战俘医院的士兵养病室，所谓的养病室不同于病房，气氛更轻松，更富于修养意味。在医疗室中，专业医生细心地为战俘看病（图4），医院药房内有充足的药品以备使用（图3）。

大庾岭又称“梅岭”，一是因为传说曾有长江流域的梅姓越人来此居住，更是因为岭上梅树众多。落满梅花的梅关古道惹得历代经过此地的文人官宦留诗赞叹，但古道负载的更是路上征程的苍茫。在岭南兵败被俘的文天祥曾诗云：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更是豪气干云。摄影/杨继红

秦王嬴政很早就开始从修筑道路入手开发和治理云南，统一中国后，又修筑了从蜀地到滇池的道路，因路宽仅五尺，史称“五尺道”。这条窄道和秦始皇在全国兴修的宽阔驰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图中便是五尺道上锁滇扼蜀的雄关天堑豆沙关。摄影/陈锦

中国依照1899年海牙公约规定，允许在中国的德奥战俘与家人通信。上图为海甸俘虏收容所验收战俘往来邮件的情景。下图则是西苑俘虏收容所的战俘们兴奋地拆阅远方来信的画面。身为战俘的弗兰克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5月30日，我们收到了国内的第一批邮件，这使我们太高兴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书同文，而且要求车同轨——两车轮间的距离为六尺，并在全国修建驰道。然后他频繁出巡远游，驰骋在自己一手规划的道路网上。图为秦驰道想象图。一心想“传之无穷”的秦政权很快就灭亡了，但是秦时构建的庞大道路网没有灭，确实世代传了下来。绘画/于继东

上图为吉林俘虏收容所的餐厅，当时吉林督军孟远恩对战俘按照招待外军客人的标准，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是24元。仅仅一顿早餐也是鱼、肉、蛋、面包、咖啡俱全。午餐和晚餐中甚至还有日本仿造的德国啤酒各一大瓶。此外还有下午茶时间，供应咖啡、点心等。中图为黑龙江海伦俘虏收容所中的战俘进行礼拜，他们应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士兵。收容所方面对他们的宗教信仰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并提供了专门的礼拜场所。这些战俘还经常到大自然中放松休闲，他们可以饲养宠物狗，还与小鹿一同玩耍（下图）。

上图是1918年11月28日至30日，北洋政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胜利国资格，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阅兵典礼大庆的情景。中国人无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以为这是一场“公理战胜强权”的胜利，并且期望中国处处遵守国际法，并且积极派遣援助盟军的华工等为一战所做的努力，能够树立起一个崭新的大国形象，并在战后带来回报。但是随之到来的巴黎凡尔赛宫镜厅内举行的巴黎和会，却让中国大失所望（下图），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虽处处“占理”，却在和谈中讨不到半分便宜。

中国在赴巴黎和会前精心制作了一本俘虏起居写真集，以表达中国遵守国际法、对待战俘充满人道主义的精神。但这些照片却让我们看到了这群所谓的战俘其实仍然是一派作威作福的“侵略者”的姿态。上图是在吉林俘虏收容所门外散步的战俘留影。根据记载，每当战俘出外散步，会有一名华人军官跟从，出所门时，守卫会举枪致敬，而外出时所用的人力车资居然也是由华人军官给付。中图为黑龙江龙江俘虏收容所的酒吧，食品和酒类如此丰富，战俘们还在举杯庆祝。写真集中这样啜饮美酒的留影比比皆是。下图为南京俘虏收容所的军官餐厅，餐桌上摆的是更高档的红酒。事实上，南京这群战俘甚至还提出过到北戴河避暑的要求，这让负责向中国交涉的德国使馆参赞也认为太过分了。

战俘收容所尽量在物质上充分满足俘虏的要求，为战俘定期分发各种物品（左上图），规定虽是“以使用必需为度”，实际却远超于此。战俘营中设有修鞋作坊（右上图）、裁缝室、理发室、高级浴室等。一幅厨房的小影让我们看到这里供应食品的丰富程度，有山珍海味，也有飞禽走兽，还有各式罐头和专配的绞肉机等，进入镜头的白衣人，让我们不得不猜想，这里还配有监工（右上图）。此外，他们还设有课堂（右下图）和沙龙等等。

在中国的德奥战俘除了拥有舒适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十分丰富。左下图为西苑俘虏收容所的战俘文艺演出，除了专业的化妆，我们还看到舞台布景也非常细腻精致。右下图是正在绘画的战俘，或许在他们的军营里也不能得到如此之高的精神享受。此外在收容所联欢会上战俘还会进行体操表演(左上图)，这是在无数次的日常排演和训练下才能实现的。战俘收容所为战俘们配置了专门的体操房，单杠、哑铃、木马、安全垫等器材，全都是专业的体育器械。右上图是南京俘虏收容所里的一场撑杆跳比赛，应该说这名战俘的跳跃高度和姿势都不错，想不到中国的战俘营成了他们非常好的训练地。

这本写真集真实地记载一战中中国德奥战俘生活的点点滴滴，难怪身为战俘的弗兰克在日记中透露难舍的心境，悠然惬意的贵族般的生活似乎让他们留恋往返。确实就连在战俘营中亡故的战俘，也能得到很好的葬礼，黑龙江龙江俘虏收容所曾经埋葬了一名奥匈帝国的士兵，木制十字架上挂着美丽的花环，墓碑显然是由中方所立，木牌上的中文是“奥国匈牙利陆军步兵正×××茶保拉的士劳士之墓”。那位弗兰克后来还真的留在了中国，他后来为张作霖制造军械，并与张学良成了好朋友。更多的德奥战俘则在巴黎和会以后被送回了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