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平民城记
械斗造就一座城

城墙围筑的府城，是正史中的台北形象。官造城郭之外的大稻埕与艋舺，却是另一个台北——在这里，160余年前爆发的惊天一战，奠定了台北城市经济、宗教的最初格局，也赋予了这座城市更多的平民情怀和记忆。

《艋舺》的电影，让很多人知道了台北艋舺，但与影片中的帮派械斗比起来，160余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顶下郊拼”大械斗，要壮烈而残酷得多。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械斗还改变了台北城的格局。图为《艋舺》海报合成图。

修读于台湾时，我曾有这样一段经历：手捧一幅1895年版的《台北府城地图》，希望能古今对照地游走台北城。这期间，时过境迁、沧海桑田的感慨，自然少不了，但更让我困惑的是，那些老店老街为何不见踪迹？再细读地图，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繁华的台北城，实际上由三个部分组成，除了我游走的台北府城，还有艋和大稻埕两地，它们在淡水河边呈三足鼎立之势。

台北府城建成于1884年（光绪十年），当时历来“消极治台”的清政府一反常态，倾力打造其规划的最后一个府城，仅城墙就耗费了30余万根上好石材。谁料好景不长，20年后它便被侵占台湾的日本人几乎拆毁殆尽。如今的府城还能看到些许当年的影子：官府精心设计的城池，城内有巡抚衙门、文武庙和城隍庙等遗址——这是一处官方的门面。

更平民的记忆，则留存在艋和大稻埕两个区域，它们依傍着淡水河，一南一北，我要找的老街、老店、老人也都在于此。然而，二者看似平淡而和谐的格局，却与160余年前一场惊心动魄的械斗有关。

一轮金黄色的圆月，悬挂在台北城的上空，映衬出这座城市的静谧。这静谧之下，却蕴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160余年前的一场移民械斗，形成了艋舺和大稻埕两个区域，与台北府城呈三足鼎立之势，共同构成了台北。

最惨烈的内战

时间回到1853年，这也是大清国艰困、动荡的一年。

台湾淡水河边，艋的码头上熙熙攘攘，不断有货船靠岸、装卸货物。一位矮小干瘦的中年人，被人簇拥着，专注地看着要靠岸的货船。他叫黄龙安，尽管才36岁，但已显得苍老而世故，说起话来令人不寒而栗，是三邑人的首领。所谓三邑，指福建泉州的晋江、惠安和南安三个地方，这三地的人最早来到艋，是地头老大。黄龙安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因为他看到刚上岸的一艘船，满载着同安人的货物和老乡。这让他想到两年前的一场恶斗。

那是咸丰元年，福建漳州移民为争夺台北商贸之利，与艋三邑人大打出手，漳州人一度攻入了艋地界，将三邑人围困。黄龙安原本指望同为泉州老乡的同安人能出手相救，没想到他们不仅作壁上观，甚至还想坐收渔翁之利。他愤怒地对刚从八甲庄（今台北老松国小，同安人聚居地）返回的使者喊道：“天若不灭我，我发誓一定要铲灭八甲庄！”而今，旧怨未消，涌入艋的同安人又日渐增多，已经影响了三邑人的茶叶和稻米生意。想到这，黄龙安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结，他暗自思忖：不能坐以待毙，要主动出击，将同安人赶出艋！

不久，黄龙安悄然下令，让族人三天两头地侵扰河壕对岸的八甲庄，想先借此牵制和麻痹同安人的主力。而八甲庄那边呢？领袖林佑藻与黄龙安年纪相仿，也是位说一不二的主，他早就对三邑人垄断艋心存不满，因为官府的无作为，他们运到艋的货物甚至还要向三邑人交税，并受到三邑兵勇的百般刁难。林佑藻和手下商讨，准备武力争取艋，甚至还购置了一些枪械。不过，对三邑人在河壕的侵扰，林佑藻并未放在心上，以为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但是他错了。

农历九月初五，在猛将黄阿成的率领下，三邑人自龙山寺浩浩荡荡出发，以土炮为掩护，径直朝八甲庄猛扑。林佑藻见状，火速召集下属陈士通、李士杰等将领率兵拦截。一日厮杀下来，来势凶猛的三邑人居然被挡在了八甲庄之外。这时，黄龙安发现了对方一个致命弱点：北部几乎是门洞大开。林佑藻自然不会粗心到忘记排布守兵，他心里盘算着，三邑人若要由北部防线突破，则必须穿过安溪人的清水祖师庙，而安溪人由始至终都没有卷入此战的迹象，因此清水祖师庙可算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他笃定，北方防线无需顾虑。然而，他又错了。

黄龙安的妙计是，拆了安溪人的清水祖师庙，由此长驱直入，与黄阿成所率部队对八甲庄形成合围之势，一举消灭同安人。

建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的清水祖师庙是安溪人的信仰中心，其实黄龙安也并无把握，是否能说服安溪人拆庙。他连夜找到安溪人首领白其祥商议此事，果然，对方不同意，哪能随便让别人拆了自己的庙呢？黄龙安略一沉默，向白其祥承诺：“打完这场仗，我们一定帮助你们重建祖师庙。”如此，白其祥才勉强答应了黄龙安的提议。

九月初七，天微亮，安溪人的清水祖师庙悄然无息地消失了。黄龙安亲自率部，由北部防线直捣八甲庄，如入无人之境。黄阿成则再度由河壕攻入，使同安人腹背受敌。纵使林佑藻等人驰援北部，但已无回天之力。

“八甲庄的噩梦还是降临了——在南面的夜空中，黄阿城的部队射出的火箭已呼啸而来，弹弓炮抛射的火球也纷纷落入八甲庄内……八甲庄数十年来的苦心经营，在烈焰中迅速崩解毁灭了。暗沉的大地上，成排的房舍店屋已成了鬼蜮里嘶鸣的幻影。”在台湾学者王湘琦的历史小说《俎豆同荣——记顶下郊拼的先人们》（后简称《俎豆同荣》）中，他用这样的文字来描述那场战争的惨烈。

顶下郊拼，亦是历史上对这场械斗的定名，皆因三邑人曾占据艋而被称“顶郊”，同安人势力较弱而被冠以“下郊”之称。战败的林佑藻沮丧极了，他带领自己的同乡仓皇逃离了八甲庄，最终定居在大稻埕。这里在艋以北，旧时因民众常在此晾晒稻谷而得名，荒无人烟，与热闹繁华的艋无法相比。

文献中也有与王湘琦这段描述相应的记载。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军机处录副奏折”中，有一份当年台湾总兵邵连科的奏折，提及：顶下郊拼“残毁村庄大小七百九十余处。而新庄最为繁盛之区，店舍、民房不下五六千户，概成灰烬。”

在这份奏折中，邵连科并非只提到了这一场械斗，还有咸丰三年的漳泉械斗：“南至嘉义，北至淡水，路途为之梗塞”；咸丰四年闽粤械斗：“彰淡被焚各庄，全为焦土，哀鸿遍野，触目心伤”，“闽庄被焚大小二百余片”。为何清朝台湾械斗连连？160年前三邑人和同安人内战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台湾的历史说起。

这是一张清末艋舺的想象复原图（绘图／徐逸鸿 随心）。依傍淡水河的艋舺，凭借码头货运而欣欣向荣。最早到此的是来自福建泉州的三邑人，他们几乎垄断了艋胛的大部分贸易，且拥有特权。后来进驻的福建同安人，聚居在八甲庄附近，对三邑人的垄断构成了威胁。1853年，二者发生了激烈的械斗，史称“顶下郊拼”。三邑人为这场械斗做了充分的准备，其领袖黄龙安发现八甲庄的北部防线很弱，几乎只靠安溪人的祖师庙为天然屏障，于是三邑人说服了安溪人，夜拆祖师庙，出乎意料地从北面攻入八甲庄（如图所示）。最终，同安人战败，逃离八甲庄。

移民、械斗与台湾史

如果问，谁是台湾最早的居民？以泰雅族、阿美族、达悟族和卑南族等为代表的原住民族群当之无愧。但若问，谁大规模开发了台湾？则必是清朝中后期来自大陆的汉人移民，他们又以福建、广东的汉人居多。据史料记载，在1833年，台湾人口已经达240万左右，其中原住民仅约10万。至1895年时，原住民仍然维持这个数字，但闽粤移民及其后代却激增至300余万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台湾近代史即是一部移民史。在移民心中，对尚未开发的台湾岛充满着各种关于财富、土地和权势的想象，但实际情形却浸着血和泪。

岛上并不是黄金遍地，祖居于此的原住民仍处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阶段，难以沟通和相处。为了生存不断开荒，移民与原住民冲突不断。在《俎豆同荣》的书中，作者借着林佑藻母亲之口，叙述了一段三邑人初来艋时，与原住民纱帽厨人的一段冲突。

这故事颇有点寓言《农夫与蛇》的意味——纱帽厨人收留了初来乍到的三邑人，三邑人的头目发誓只是借住，双方于是和平相处。“但不久，他们就开始违背誓约，开始烧杀，将纱帽厨人的尸体丢弃在田野中！他们像蝗虫般侵占纱帽厨人的土地，用戎克（一种中国独创的帆船）载着一船接一船的三邑人上岸，那人头就像河沙般数不尽！……”

站稳脚跟的新移民，往往会按照地缘关系聚集在一起。祖籍，是新移民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换句话说，同乡组成了新的社会群体。同乡语言、风俗习惯相同，易于相互照应，共同开拓、防御外来侵扰。1833年（道光十三年），一位名为陈盛韶的人，赴台任北路理番同知兼鹿港海防，这是专门处理番人事宜的官职，番人即汉人对台湾原住民的称呼。陈盛韶到台湾觉得事事新奇，将所见所闻写成了一部《问俗录》，其中写到：“凤山淡南粤人众闽人寡，余皆闽人众粤人寡”，彼此“各分气类”。

以地缘集结，也是一把双刃剑。同乡之间自然会互帮互助，但遇到异乡族群，恐怕就不是那么友好了。比如，尽管都来自福建省泉州地区，但三邑人和同安人之间还是不可避免的爆发了冲突。邵连科奏折中提及的漳泉械斗、闽粤械斗，也都是异乡族群间的“械斗”。偌大的台湾岛，其械斗族群的复杂性和频率举世罕见，以至有了“三年一小反, 五年一大反”的民间俗语。据台湾历史学者薛化元先生的保守估计，仅在晚清大规模械斗便多达60余次，小型械斗更是不计其数。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学者们也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清政府不修吏治，有人将其归罪于清廷为防止民变在台湾采用的“分化政策”，还有人觉得强烈的同乡同族意识是仇恨和械斗的根源。这些当然都不错，但更为实质的原因却在经济利益上。台湾学者樊信源在《清代台湾民间械斗历史之研究》一文中说：“械斗最根本的原因是异类人经济利益的冲突，在清代农垦阶段，常因田地之境界，争夺水道灌溉而起。”

再回头看台北艋160余年前的那场惊天大战，正是经济利益冲突下的必然结果。艋，这个名字源于平埔族原住民的独木舟的发音，类似Manga。淡水河边的独木舟，预示了它未来的兴盛将与艋码头的河港贸易相关。三邑人赶走了原住民，在这里经营茶叶、稻米、中药材、布匹等生意。正如电影《艋》里的描写：“艋从清朝到日据时代，一直都是台北最热闹的商业中心，这里就像是一座金山，充满了商机跟梦想。”

艋辉煌的背后，却是移民之间的暗流涌动。三邑人因较早抵达此地，且人多势众，故长期占据了淡水河沿岸及艋码头等核心要地，并垄断了收税、义仓、赈灾、辟建和巡更等所有权力。而后来者同安人则因为势力薄弱而偏居八甲庄一带，这里不仅远离繁华的河岸，而且沼泽遍布，说它是艋的贫民窟亦不为过。经济利益的矛盾，在这个小小的码头上逐渐升温，加之在“消极治台”的大背景下清廷的驻台官员大多不愿卷入族群矛盾，1853年的大械斗由此而发！

战争，随着同安人战败后离开艋而偃旗息鼓，但它对台北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龙山寺，堪称台北市的信仰中心，前来朝拜的人络绎不绝，香火鼎盛（供图／CORBIS）。160余年前，在那场惊天械斗中，这里正是三邑人的临时指挥部，其首领黄龙安于此发号施令，指挥战斗。

图为龙山寺庙会上民众扮演的钟馗。

商起商落在艋舺

胜利的三邑人当然欢天喜地，再也无需担心同安人会跑到艋码头与他们争利，这回他们算是艋的真正霸主了。但事情的发展却远远出乎人们的意料。

就在械斗的第二年，也即1854年（咸丰四年），艋一带突发瘟疫。据说，连偷渡移民在九死一生漂抵艋，也拒绝上岸而另选登陆之处，其状况之严重可想而知。屋漏偏遭连夜雨，数年后，艋码头因河港泥沙淤积而衰落，船影频繁之景不再，日趋萧条。但最糟糕的可能还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三邑人素有保守和排外的族群性格，之前由于有开放包容的同安人制衡，尚无大碍，但在同安人离开后，已然一发不可收拾，对外来的新事物一律排斥。

1868年（同治七年），苏格兰商人约翰·陶德来到艋。陶德是首位来台的洋商，他再三考察了台湾的情形后，将福建安溪茶引种至台湾的丘陵地带，并在台湾淡水开设了宝顺洋行，后来他又成为台湾怡和洋行的代理商，可以说是一位相当成功的跨国商人。他看中当时还是商贸重镇的艋，于是，以定金50元租了一间房屋，准备开设茶厂。对许多地方来说，这可能是梦寐以求的大商机，但保守的三邑人不这么看。艋三大姓群起抗议，阻其开业，捣毁约翰·陶德的住所以及工厂设备，甚至还围攻和殴打宝顺洋行职员，最终酿成死伤惨剧。经此“艋租屋事件”一案，之后鲜有洋商敢于问津艋。

从历史回到现实。当年械斗的河壕早就变为康定路，艋码头也成了公园。眼前所见，不过是一条条以大陆城市命名的马路：广州街、贵阳街、西昌街、桂林路和昆明街。当我想从中寻找到些许老艋的痕迹时，充当导游的阿容，是台北探索馆的志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来，跟我去青草巷。”

我一向以为青草就是草料，直到行至此处，方觉自己闹了个笑话。巷道狭小且不长，清新的草药味扑鼻而来，原来青草指草药，青草巷就是草药的集中贩售地。

青草巷是当年先人移民的见证，那时大陆移民的生存境遇有一个谚语可以形容：“六死三留一回头”，说的是十位来台者，也就三位能够真正活下去，其他的可能因为蛮烟瘴疠的艋环境而离世或逃离。于是，草药成为了护身符。三邑人在青草巷隔壁的龙山寺拜完神后，还会请神灵赐上一幅“药签”，三邑人视之若神物，得到后便立刻前往抓药。久而久之，青草巷便在龙山寺之侧落地生根，渐渐成行成市。

番薯街也是这么一条引人无限怀想的老街。这里是早期移民与原住民交易番薯等农作物的地方，因商而起，自然又是一处繁华之地。在艋码头兴盛时，这里是连结艋码头的重要地带，各地商人会把商品带至此处交易。随着码头渐衰，番薯市街的商业功能渐渐丧失，转而发展娱乐业。阿容说，老一辈台北人都记得这里还有个名号：欢慈市街。每逢入夜，大戏院便开始上演台湾传统剧种歌仔戏。而隐蔽在小巷内的青楼妓院也挂起彩灯，等候寻花问柳之客。据说，“称番薯”在当时就是到番薯市街寻芳的隐语。

也许，正是因为艋的衰落，或者说是那些保守的三邑人，才保留住了艋如今古色古香的韵味。艋承载的是台北最平民、最传统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方式，它早就超越了族群纷争，成为了整个台北城的一部分。

与龙山寺毗邻的青草巷里，是几家百年青草老店，偶尔会有几个客人上门采买药草。这条飘散着药草香的巷子，见证了移民初来台湾时的艰难（摄影／张国耀）。

图为艋舺的华西街观光夜市，以贩卖各种山产、海鲜及野味小吃为大宗。传统的牌楼、两旁林立的老字号，透露出其古老的韵味。与青草巷一样，这是推崇传统的三邑人的气质。当年，械斗的胜方三邑人赢得了艋舺，尽管其后发展并不顺利，但却在无形中将最古意的台北保存在这里。

东山再起的同安人

同安人后来的故事，与艋截然相反。王湘琦在《俎豆同荣》的自序中写道：“我的外曾祖父姓高，一家人原是住在艋八甲庄的泉州同安人，后来因一场械斗而败逃至大龙峒，然后再辗转迁居大稻埕。那故事令我十分感动，说的是一个战败的故事，也是一个从失败中再站起来的故事。”文中所谓的失败再站起，指的是艋码头的衰落成就了大稻埕码头的兴起。至1860年前后，大稻埕码头已完全取代艋码头，成为北台湾乃至台湾全岛最重要的商贸窗口——战败的同安人东山再起了！

午后，我们从艋匆匆换乘地铁抵达双连站。从这里行至大稻埕得花上一刻钟。阿容卖了个关子：“大稻埕的面貌与艋大不相同，待会你就看到了！”不多久，我们已走到了李春生纪念教堂。我好奇地问：“谁是李春生？”“一个厉害的同安茶商”，阿容这样给他下了个通俗定义。事实上，李春生与前头那位在艋挨揍的倒霉英商陶德有着莫大的关联。

在艋碰了一鼻子灰的陶德，第二年转而来到大稻埕寻求合作。同安人李春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并成为陶德宝顺洋行的买办，台湾茶叶贸易也从此开始。因为这样，李春生还得了“台湾茶叶之父”的美誉。陶德和李春生在1869年（同治八年）租用两艘大帆船，将近13万斤乌龙茶运抵美国纽约，使台湾茶一夜之间便名气大增。嗜茶如命的英国人也对他们引种的安溪乌龙茶不能自拔，维多利亚女王甚至以“Oriental Beauty”（东方美人茶）形容之。无疑，对茶叶的狂热引致了台湾出口贸易的勃兴，相较艋拒斥洋行的保守，迁居大稻埕的同安人讲究开放和包容，把握住了这次命运的关键转向。数年内，德记、怡和、美时、义和和新华利等五大洋行陆续在大稻埕设立分部，“大稻埕茶市”由此形成，它的繁盛一直到日据时期仍不衰退。

百余年前的大械斗，让同安人失去了艋舺，却在大稻埕获得了更好的发展。上图老照片是清末的大稻埕港口，当艋舺码头因河港泥沙淤积而衰落，大稻埕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北台湾乃至台湾全岛最重要的商贸窗口（供图／秦风）。

图为如今大稻埕码头5号水门，车水马龙，繁华依旧。摄影／喜琳

初夏的台北稍显酷热，我站在大稻埕码头边怀想往事，不知后来黄龙安看到大稻埕的飞速发展，心内是否也曾羡慕或后悔？在经历了多年“河川整治运动”后的淡水河尚显宁静，往日喧闹的商贾早已变成了漫步河畔的情侣，但无妨，只需往迪化街方向步行片刻，便能重回往昔的繁华盛景。

迪化街是大稻埕的商贸核心区，这是同安人费尽心血营造的硕果。它自大稻埕码头延伸而来，仅1300米长，时至今日依然完整保留着当年的原貌——鳞次栉比的西洋、中式或混合风格的建筑混杂着，由南到北大致为药行、南北货，以及老行当。

由南街启程，1850年（道光三十年），一位名为林蓝田的商人为逃避海盗之灾在迪化街中街开设了“林益顺”商号，是为迪化街之始。此后，逃至大稻埕的林氏家族，在“林益顺”商号对面陆续开办“复振”、“复源”和“复兴”三家店铺，以南北货为主营业务的迪化街中街初步形成。1859年（咸丰九年），以霞海城隍庙建成为标志，南街开始发展。部分原中街商号为扩大营业，将其药材业务分至南街销售，因而南街多以药行为主。在南街和中街发展成熟后，商业力量又逐步往北拓展，北街在之后数十年内自然形成，并以手工业等老行当为主。至此，迪化街大致成型。

其实，同安人的包容，早就筑进了迪化街的建筑里。南街的乾元行是一家参药老商号，但异于其他参药行的中式风格，它的建筑是罕见的“中西混搭风格”。比如牛眼窗摒弃了西洋纹饰雕花，而择取为商号“量身定做”的人参纹路，堪称小景。而步入建筑内部，为方便熬制药材时通风换气而设的中式天井就在洋楼以内。

无独有偶，迪化街尚有另一幢类似的建筑物——屈臣氏大药房。没错，这与当下密布大街小巷的“屈臣氏”同宗同源。迪化街屈臣氏大药房建于1917年，由屈臣氏台湾代理商李俊起经营。我注意到一处十分有趣的建筑纹饰——与二楼英文商号“A.S. Watson & CO.”不同，三楼顶部雕刻着“龙鳞伴塔”的中式传统吉祥图案，并还有“龙鳞伴塔为记，别人不得冒效”的防伪功能。这种设计思路，与乾元行等诸多迪化街商号“中西合璧”的理念如出一辙，将“洋味”与乡土意涵巧妙地糅合一体。

大稻埕的“华洋杂糅”让我很是感慨：屈臣氏、波丽露餐厅等洋味十足的商号，与乡土气息浓厚的永乐市场等商铺包容相处；传统药材业与洋人们主导的茶行，亦同在迪化街的屋檐下。大稻埕码头创造了商机，但成就大稻埕繁华的却是同安人包容和开放的族群性格。大稻埕同安人还主动接纳过多批械斗战败的泉州移民，允许他们安居在大稻埕外围。为此，甚至还把自己的商贸业号“金同顺”改为“金泉顺”，以示对全体“泉州人”的尊重。如此的包容与开放让不同行业、族群或文化都能安生在此，也才有了“十九世纪的械斗发展了迪化街，迪化街的发展等于大稻埕的发展，大稻埕的发展等于台北的发展”的说法。

位于迪化街的霞海城隍庙内，供奉着“三十八义勇公”，他们是在当年的血战中，为保护城隍爷金身撤离而牺牲的同安人。随着大稻埕的逐渐兴盛、同安人的东山再起，霞海城隍庙的庙会很是热闹。

图是20世纪30年代的庙会，接踵摩肩的群众簇拥着城隍爷的神轿。值得一提的，是远处大稻埕的建筑，与艋舺的传统风格不同，华洋杂糅是这里的主旋律，包容开放的同安人接纳了众多的新事物，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大稻埕（供图／秦风）。

重构信仰版图

在查阅“顶下郊拼”的史料时，有3处宗教建筑不时出现在文献中：龙山寺、霞海城隍庙、清水祖师庙。按说，这些地方都是清净而庄严之处，但在那次大械斗中，它们也有了各自不同的遭际：龙山寺成为了三邑人屯兵、屯粮和指挥总部，安溪人的清水祖师庙则被动地卷入战事而毁坏，霞海城隍更是败走大稻埕。而今，它们是平民台北地图中三个不可或缺的宗教信仰中心。

艋龙山寺，是我在台北时去得最频繁的一座寺庙。对初来乍到的观光客而言，眼前所及的一切无疑是令人失望的——熙熙攘攘的人潮、人声鼎沸的庙堂，这里真是当年械斗时三邑人的指挥中心吗？

《台北市志》里写到：咸丰九年八月，三邑人准备发起进攻，“首领黄龙安立即召集全部头人到龙山寺商量，席上决定先发制人，并定一计克服敌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颜章炮，曾研究过械斗和民间守护神信仰的关系，他认为不仅神所在的寺庙往往是械斗者的守护中心，守护神本身也是械斗者的精神支柱，比如械斗之前，三邑人曾鸣锣击鼓，以王公三爷等神像作为开路先锋去发动进攻。还有更神奇的事儿发生：三邑人火攻八甲庄时，风向不对，火焰反而往自家吹来，正在人们不知所措时，“忽见云端出现了一位白衣女人，向火扬袖，向西北方扇去”，而这位帮了大忙的白衣女人，就是三邑人的守护神，也正是龙山寺里供奉的观音菩萨。

再来说说安溪人的清水祖师庙。所谓“清水祖师”，民间俗名陈昭应或祖师公，据传为福建安溪一带高僧。史书有载，他素以求雨闻名，恰好安溪人赖以为生的茶叶种植对天时之仰赖程度极高，由此而供奉他。如前文所述，大战当前时，三邑人领袖黄龙安为进攻拆毁了清水祖师庙，并允诺战后重修。那么，他兑现诺言了吗？没有。势单力薄的安溪人只得忍气吞声，迟至1867年（同治六年），他们方才完成庙宇重修之募捐，8年后在原址建成，但已没了当年的宏大气魄。

霞海城隍神的命运，则与供奉他的同安人休戚与共。八甲庄葬身火海之际，林佑藻一边指挥族人逃离，一边想方设法营救城隍神的金身。这尊金身可不一般，是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为方便同族者祭祀，将同安霞城海边临海门庙的城隍神请来台湾的。《俎豆同荣》的书中，专门辟有“揣神败逃”一节，文字里的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不亚于一场新的战斗——“他们奋力搏杀，神轿四周顿时成了肉搏拼杀的战场。混战中神轿虽数度易手，但在大龙峒勇士相助下，终究还是保住了。‘咱们同安人一定要顾好城隍爷！’的喊声此起彼落，只见那两根满布刀痕、几乎被砍折的竹篙，又悬荡地撑起神轿，摇摇晃晃的朝北奔去。”有了这番奋不顾身的营救，城隍神方才得以逃离战火，与同安人一道迁往大稻埕，并暂时栖息在同安人陈浩然的“金同利”店铺内，接受族群的朝拜。

1856年（咸丰六年），随着大稻埕的日新月异，在林佑藻等族群首领的倡导下，在迪化街南街修筑大稻埕城隍庙的工程开始了。三年后竣工，被命名为“霞海城隍庙”。因迪化街空间狭小，霞海城隍庙占地面积150平方米左右，仅有艋龙山寺规模的1/40。

新修的霞海城隍庙尽管是简洁的单殿式建筑，但建筑上部颇像一把菜刀，这寓意着城隍神办案能当机立断，亦有镇邪制煞的“警示效应”。我与阿荣入得殿内，立刻被一块牌位吸引了过去，这是“三十八义勇公”之牌位，祭祀的是“护驾”城隍神逃至大稻埕期间牺牲的同安乡勇壮丁。

大稻埕迪化街的街角，是人们吃宵夜的好去处。今天的台北人已很难想像它血雨腥风的过往。不过，这不妨碍台北因此获得的改变：艋舺和大稻埕，共同书写了台北的平民城记。

厮杀早成往事。2013年6月，当我又一次来到艋时，适逢“城隍祭典”，同安人的霞海城隍庙回到了他们最初的土壤——艋，举办了“霞海城隍在艋”特展，试图以顶下郊拼为线索讲述台北城的移民史。部分台湾媒体人惊呼，这是械斗后，艋三邑人和大稻埕同安人的首度握手。

非也！就在械斗次年的艋瘟疫中，大稻埕林佑藻就曾慷慨救济艋，艋黄龙安亦回赠“三郊总长”牌匾，以示对林氏的敬佩。从此，顶郊与下郊，三邑人与同安人便不曾再战。不过，那些族群间的心理隔阂真的能因大人物的交情而冰释？现代的文化交流与政治管治是否足以消解族群间的裂痕？

听完我的困惑，阿容摇摇头，他提到台湾老人常说一句谚语“咸丰三，讲到担”，“咸丰三”即是“顶下郊拼”，在此形容陈年老账的累赘和漫长。但不论如何，这场械斗造就的台北城，却是独一无二的，较之官方书写的台北城记，这段历史显然更具张力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