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寺的因果
这座矗立在大悲阁的千手观音，是中国现存最高大的古代铜铸站立式佛像，身高19.2米，立于2.2米高、直径4.8米的仰莲座上。观音法相庄严，眼目低垂，观照世间。故明代有文人见此大悲菩萨后特著文赞曰：『以象大圣应变之法，阴阳莫测之神。宇以层阁，翼以重楼。仰而望之，如仙人宫殿。
灭佛，还是留佛？
一位已故正定文化研究者武威振先生曾留下这么一句话：一座正定城，半部佛教史。初闻此言，我稍感讶异。静卧在华北地界的正定小城，既非圣地名都，又非佛教东来的要冲，竟能演说中国佛教文化的半部历史吗？
此话可以从正定隆兴寺，当地人称之为“大佛寺”说起。
大佛寺中有一大悲阁，阁内供奉一尊大菩萨。这大悲阁里的大悲菩萨可不简单。
当地有句民谣：“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要说佛寺中供奉的佛像像身大过人身，这很正常，而这尊大悲菩萨像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是中国现存最高大的古代铜铸站立式佛像。这座观音菩萨身高19.2米，立于2.2米高、直径4.8米的仰莲座上，除胸前合十的一双手臂外，身侧各有二十只手臂，每只手中绘一眼，分别执日、月、净瓶、宝镜、宝剑、金刚杵等宝器。菩萨的四十只手、四十只眼，乘以佛界中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种境界的二十五“有”，恰得“千手千眼”，护持众生，观照世间。故明代有文人见此大悲菩萨后特著文赞曰：“以象大圣应变之法，阴阳莫测之神。宇以层阁，翼以重楼，仰而望之，如仙人宫殿。”
从远处遥望，大佛寺的主体建筑群，在中轴线上对称地铺陈开来，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学者王鲁湘曾感叹到，中国的寺院到处都是，但是像大佛寺这样，在『类似紫禁城那么长的一条中轴线上，高低起伏着像交响音乐的旋律一样精致优美的布局，这是我看到的北中国最大最雄伟的。』照片中最高大的五檐三层建筑，名为大悲阁，修建于开宝四年（971年），著名的千手千眼观音即供奉其中。摄影／高温钧
大佛寺不仅有独一无二的大悲菩萨像，且历史也傲人，在上述明人文中，还历数了它的千变万化：“由隋而唐，唐而宋，宋而我朝，七百余年矣。而寺与像罗乱世而废，逢治世而兴，废兴之数，仰有系于天者欤！”
文中所说的“由隋而唐”，是说这座大佛寺始建于隋朝。隋文帝开皇六年（５８６年）所建的龙藏寺，一般被看作是这座佛寺的开端。后来到唐朝，唐中宗李显从母亲武则天手中复辟了大唐社稷后，年号神龙。为了标榜中兴大唐的功德，李显诏令全国各州都要敕建中兴观、中兴寺。这时有位大臣叫张景源的上了道疏，说叫“中兴”不如叫“龙兴”，“神龙”兴盛嘛！中宗觉得此话有理，于是又颁诏各州的寺观都改名“龙兴”。现在的正定，在当时叫做恒州，城中的龙藏寺也由此定名为龙兴寺。
话说到了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率二十万大军北伐北汉，遇北汉名将杨继业的顽强抵抗，出师未捷不得已退兵驻跸镇州（今正定）。听说此地大悲寺内的铜铸千手观音久负盛名，便前往瞻礼。谁知此铜佛历经契丹战火和后周世宗毁佛，已成泥像。这时一位僧人对太祖皇帝说，当时周世宗毁佛铸钱时，看到佛像下面写有一行字：遇周则灭，遇宋则兴。这句谶言很对太祖的心思，于是太祖下令于城内另选大寺院重塑金身。龙兴寺遂成为这尊铜铸观音的重塑新址。史载，开宝四年（971年）七月二十日，太祖派军器库使、卫州刺史等官员做监修，三千兵役聚于真定城龙兴寺，开始铸造这座大佛像，修筑大悲阁。历时四年，直至开宝八年（975年）十一月，工程才告竣。
修铸如此高大的铜佛在宋朝自然不是易事。据说大佛是分成七段铸成的，第一节铸下部莲花座，第二节铸至膝盖，第三节铸至脐下，第四节铸至胸部，第五节铸至腋下，第六节铸至肩膊，第七节铸至头部。最后添铸四十二臂。
菩萨的手均为木雕而成，其上裹布，一重漆，一重布，然后再用金箔贴成，工艺相当繁复。而最难之处是佛像头部的铸造。那时可没有厉害的大吊车，在地上熔炼的铜水被运送到躯干上部，便已冷却，如何再用来浇铸？关于其中的奥妙，民间有个传说，说正当工匠们百思不得其法而停工不前时，工地上来了位白发老人。工匠们见此老者气质不凡便上前请教，谁知老人笑道：我这黄土埋到嗓子眼的老朽，能有什么好办法？话落竟不知所踪。监工官员们听罢顿时醒悟：这人莫不是鲁班爷！随即令人在铜像一侧屯土堆成高大的土坡，沿土坡将冶炉运至佛像肩部，然后在高台上熔炼铜水，终于完成了佛像头部的修铸。当然这只是传说，至于这座工艺精湛无比、分段铸造却天衣无缝的庞大宋代铸件究竟是如何完成的，仍是未解之谜。
不过另有个问题急需一探究竟：宋太祖敕令重塑大悲菩萨，龙兴寺因此得宋代帝王青睐，促它成为北方重要的皇家寺院，保留下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1933年，梁思成先生寻访古建行至正定时，盛赞其为“首推”的“京外名刹”。个中因缘，真的就是那老僧在赵匡胤耳边忽悠的一句谶言？
隋朝保留至今的石碑，国内现存3块，这是其中之一。这块现存于大佛寺内大悲阁东侧的石碑，为开皇六年（586年）隋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奉命为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造龙藏寺而立。由此，龙藏寺也被视为是大佛寺的前身。摄影／巨伟
这还得从后周世宗毁佛这事儿说起。佛教在中国汉地传播史上有四次灭佛事件，发起人分别是北朝时期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以及唐武宗李炎和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柴荣。其中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的毁佛被看作王权绝对权威的体现，“结束了佛教教团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的特权，预示着北宋国家权力完全控制佛教教团局面的到来”。黄淮学院一位学者陈文英在其书中这样评述。
大悲阁中的这座千手千眼观音，除胸前合十的一双手臂外，身侧各有二十只手臂，每只手中绘一眼，分别执日、月、净瓶、宝镜、宝剑、金刚杵等宝器。菩萨的四十只手、四十只眼，乘以佛界中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种境界的二十五『有』，恰得『千手千眼』，护持众生。可惜两侧40双铜手臂经历代损毁已经残缺，在上世纪40年代大修时改为木制，仅前胸两臂为原铸。
迅先生说，别的佛像是“把人神化”
而这尊倒坐观音像是“把神人化”了
盛赞她为“东方美神”
梁思成先生也为之倾倒，说“她多么富有人情味”
在古代，政、教之间的关系很难撇清。佛教在两汉之间东来之初还是靠高僧个人魅力的影响去传播，所以传播较为缓慢。直到魏晋时期，因为统治者开始信奉佛教并助长佛教传播，中国佛教的发展才达到了第一个历史高潮。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事实上远超于此，史载宋、齐、梁、陈共建佛寺一万多所，两晋也建寺两千余所。然而佛教的发展旺盛也带来了弊端，其中一项就是影响了皇家对普天下人力、财力和土地的占有。僧侣不但不用纳税服役，关于僧众“侵夺细民，广占田宅”、“营求孜孜，无暂宁息”的记载也时有所见。南朝时的名臣郭祖深更曾向梁武帝上奏曰：“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于是帝王们又不得不为了自身利益，由“敬佛”转向了“灭佛”。前文那位明代文人感慨寺与像“废兴之数，仰有系于天者”云云，与天无关啊老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间帝王对灭佛与留佛的掌控。
毁了龙兴寺大悲菩萨的后周世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灭佛运动的主导者。时至北宋，鉴于隋唐五代佛教政策的经验教训，帝王对佛教采取了既扶持利用又约束限制的政策。所以，在真定府重塑大悲菩萨、扩建龙兴寺，绝不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一时之兴，而是乱世之后统治者利用佛教安定人心的必要之举。但北宋政权在停止了后周世宗废毁寺院的同时，却也下诏声明，各路州府寺院经后周世宗被停废者，勿复再置，目的就在于限制僧侣数量的增长，控制佛教势力的发展。
或许，这种权衡利弊的中间政策恰恰达成了政教之间的某种平衡，使佛教从此在汉地继续发展开来。而正定龙兴寺的那尊世间最高大的站立式铜铸大悲菩萨，正是站立在佛教发展的这个历史转折点上。
东方的美神，东方的佛寺
因为铜铸大佛而被民间称作“大佛寺”的这座隆兴寺，并不只因大佛而闻名于世。寺里还供奉着一位“东方美神”。
1923年7月3日，鲁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其中“山本照相馆”是由当年的著名摄影师山本赞七郎在王府井附近霞公府街上开办的，鲁迅先生提到的那套正定的老照片也正是由山本本人所拍摄。可能鲁迅先生没跟山本详谈这套照片，又兼他也根本没去过正定，所以日记中“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的说法是错误的。尽管是错误的，却也成就了正定大佛寺的又一荣光：鲁迅先生因为极爱其中一张“木佛像写真”，便将其镶进相框，安放在书桌上，并誉之为“东方美神”，使其盛名远扬。直到现在，这张“东方美神”的老照片仍旧摆放在北京鲁迅故居的书桌上。
摩尼殿北壁上，一尊五彩观音倒坐在普陀仙山之中。『倒坐』是指观世音面背正殿，表明观世音菩萨不渡尽众生，永不回头的大慈大悲。这座高3.4米的观世音菩萨，头戴宝冠，如纱的披巾自肩下垂，仅以璎珞项饰遮胸，露臂赤足；她面目清秀，柳叶眉下，凤目微睁，面露笑意，俯视众生。鲁迅先生倾倒于这尊佛像『把神人化』的独特魅力，盛赞其为『东方美神』。
她当然不是木佛像，而是泥塑五彩佛像；她也远比那20世纪初的摄影技术下拍摄出来的照片要美得多。倘若鲁迅先生当真去正定大佛寺看了照片的实景，不知比“东方美神”更惊艳的赞叹会是什么？
她的真身在大佛寺的摩尼殿中，被叫作“倒坐观音”。因为她不坐在大殿面南的正中央，而是在背对大殿供奉的释迦牟尼像的后壁上，重重泥塑五彩悬山中，面北而坐，以示观世音菩萨不渡尽众生永不回头的大慈大悲。这一壁宋代的泥塑五彩悬山俨然是一个极乐世界：在一大片彩色悬雕上，模拟了大海以及海中的普陀仙山，修行的凡人与仙人、鸟兽罗列其间，山中静修的罗汉和威武的天神各具风姿；山石突兀起伏，祥云缭绕其间，碧波鳞鳞。而我们的“东方美神”就倚坐在这片普陀仙境正中。
这座高3.4米的自在观世音菩萨头戴宝冠，如纱的披巾自肩下垂，仅以璎珞项饰遮胸，露臂赤足；右足屈膝搭左腿，右手绕膝抚左腕，头微微右侧，身体略向前倾；她面目清秀，柳叶眉下，凤目微睁，面露笑意，俯视众生。当时的匠人为使得菩萨稍微下视的目光，能够在任何角度与礼佛者仰视的目光相交汇，特地采用流光四溢的琉璃珠为观音“点睛”，可谓匠心独到。
在摩尼殿的四壁，绘有一圈明代壁画，现存422平方米。整面壁画以青绿色为主，间有沥粉贴金，绘有佛陀、菩萨、罗汉、乐伎、圣众400余身。
鲁迅先生说，别的佛像是“把人神化”，而这尊像是“把神人化”了。你看她一扫宗教偶像高高在上且略嫌呆板的面孔，面容秀丽恬静，姿态优雅闲适。梁思成先生也为“东方美神”倾倒，说“她多么富有人情味”。
而环绕这位东方美神的四壁，也同样令人过目难忘。其中以明成化年间在大殿内槽东面墙外壁绘制的“西方胜景”保存最为完好。画面长9.36米，高7米，以西方三圣——弥陀、观音、大势至菩萨为中心，绘有佛陀、菩萨、罗汉、乐伎、圣众400余身。明代匠人据佛教经典，以丰富的想象和绝妙的技法，把虚无缥缈的西方极乐世界刻画得活灵活现；整面壁画以青绿色为主，间有沥粉贴金，人物众多且造型准确，笔法精细，神态生动，画面看去富丽堂皇、气势恢宏。“敦煌研究院专家来这里看过后，说我们这里的壁画看上去比敦煌壁画更为精美。”正定文物保管所的工作人员语气中满含骄傲。
摩尼是梵语，意为珠、宝，佛经上说：“摩尼珠，投入浊水，水即清。”摩尼殿即取其去浊留清、脱离尘垢、证得清静之意。“摩尼殿”也真与“东方美神”相匹配，堪称东方建筑之美的典范。
“十字形的平面，每面有歇山向前，略似北平紫禁城角楼，这式样是我们在宋画里所常见，而在遗建中尚未曾得到者。”这是梁思成先生自1933年多次考察正定后，在《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对摩尼殿的描述。摩尼殿面阔七间、进深七间，重檐九脊歇山顶，绿琉璃瓦覆顶，四面各出抱厦，建筑形制奇特，的确是宋代建筑仅存的一例。曾给梁思成先生当过助手的当代古建筑专家张驭寰先生对摩尼殿也有过形象的描画：“大殿雄伟壮观，又不失矫健优美。殿脊、飞檐曲线如波，自然流畅；四角微翘，如鸟振翅欲飞。”
气势如虹的摩尼殿兀自矗立，绿色琉璃瓦覆顶曲线如波。
“大殿雄伟壮观，又不失矫健优美
殿脊、飞檐曲线如波，自然流畅
四角微翘，如鸟振翅欲飞。”
当代古建筑专家张驭寰先生如是评价摩尼殿
在梁思成先生看来，“寺中现存古构中，以摩尼殿为最大、最完整、最重要”，他感叹“那种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尤其是在立体布局的观点上，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细细品味摩尼殿，挺有意思。不知道是因为中国古代匠人之心思精妙、技艺工巧，还是缘于中国文化之博大、包容，佛教东来的过程中，就像高僧翻译经文一般，佛教建筑也结合了中国人自己的文化特色，被“翻译”成中国独有的建筑。
外来的佛教文化被包容在最中国的建筑里，是无意间营造了亲近感吗？学者陈文英则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宋代以后，随着建筑材料更加多样、工艺更为成熟，灿烂的琉璃瓦、精致的雕刻花纹令佛寺更加金碧辉煌。壮丽的佛寺殿堂，提高了宗教的感召力，更加深了对民众的吸引力。
大佛寺中浸染着中国式智慧的杰作不止一处，比如位于大悲阁右侧，坐西朝东的转轮藏阁。这是一座单据歇山顶二层楼阁，始建于北宋年间。关于它的价值与精妙之处，梁思成先生在《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这样写道：“藏殿上部的结构，有精巧的构架，与《营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拱，和许多许多精美奇特的构造，使我们高兴到发狂。”“各梁柱间交接处所用的角替、襻间、驼峰等等，条理不紊，穿插紧凑，抑扬顿挫，适得其当，唯有听大乐队之奏名曲，能得到同样的悦感。”并称赞它“是木构建筑之杰作”，“是建筑中罕有的珍品”，“在梁架用法中是最上乘”。
既然是转经藏阁，那阁中的转经藏又如何呢？它的历史与藏殿同样久远，为宋代所建，我国现存时代最早的木制转轮藏。
转轮藏其实就是一座收藏经文的旋转书架。佛教中有推其旋转与诵读经文同功之说；亦取佛教“法轮常转，自动不息”之意，喻佛法犹如轮子辗转相传，永不停息。这种独特的经藏形式，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产物。据说，为南朝著名佛教居士傅翕所创。《释门正统》中记载，傅翕见有男女生来不识字者，或识字而为他缘逼迫不暇披阅者，特设方便，创成转轮之藏。
大佛寺的这一座转轮藏，直径7米，外观形似八角形亭子，中间设一根10.8米的木轴上下贯穿，亭身设有经屉，可以存放佛经。这个转轮藏的檐、柱、斗拱俨然一个缩小了的中式建筑模型，而梁、柱、斗拱的许多做法，均与宋通直郎李诫奉敕撰的《营造法式》之制符合。整个转轮藏的重量由底部藏针承受，梁架结构十分特殊，据说只需两指轻轻一推，这个庞然大物便可徐徐转动。
不仅是一物一殿，大佛寺的整体布局结构，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东方文化神韵——格外注重礼制与中轴线的对称。由南向北穿行大佛寺，绕过琉璃照壁，过三路单孔石桥，经过天王殿、大觉六师殿（这是大佛寺的主殿，相当于大雄宝殿，可惜已损毁，现仅存遗址）、摩尼殿、戒坛（此戒坛是我国北方三大坛场之一，其余两处分别在北京戒台寺和五台山清凉寺）、慈氏阁、大悲阁、弥陀殿，和东西两侧的转轮藏阁、御碑亭等等，一路从这些寺院内中轴线对称的院落经过，学者王鲁湘曾感叹到，中国的寺院到处都是，但是像大佛寺这样，在“类似紫禁城那么长的一条中轴线上，高低起伏着像交响音乐的旋律一样精致优美的布局，这是我看到的北中国最大最雄伟的。”
著名建筑学家张驭寰先生认为像大佛寺这样的中国寺院建筑，之所以深合礼制，在中轴线贯穿建筑总体、建筑群高低错落、主次分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皇室的参与。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佛寺建筑“甚至比宫廷庙宇、衙署合院等公共建筑体现得更明显；礼制标准更严格。”
今天我们看到大佛寺，之所以被称作“隆兴寺”，也正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皇上斥资数万金重修龙兴寺，并赐额“隆兴寺”，而改名的。
虔诚的香客在转轮藏前虚晃而过，视线模糊间，仿佛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庞然巨物再次缓缓旋转。
学者王鲁湘曾感叹到
像大佛寺这样在“类似紫禁城那么长的一条中轴线上
高低起伏着像交响音乐的旋律一样精致优美的布局
这是我看到的北中国最大最雄伟的。”
隆兴寺，寺兴隆
这是套用前文提到的当地民谣。但是正定城并非是由打康熙皇帝御赐了“隆兴寺”额，才开始佛寺兴隆的。但是我们今天仍能够在正定城，看见如此之多保存完整的佛教古迹，也确实和隆兴寺有些因缘。
正定的佛缘由来久矣。历史上的正定曾被诸如恒州、镇州等州府所辖，但这个地界有一个运用时间最长的名字：“真定”。秦时这里叫东垣，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196年北伐叛军，激战月余才拿下这座滹沱河岸的东垣城。此一役，令刘邦认识到这座城池的重要性，认为东垣安定，燕赵便安定。于是取意“真正安定”，下令将东垣改名为“真定”。如此，千百年来真定城一直是边关重镇。东晋十六国时期，龟兹国来的高僧佛图澄由洛阳来到今天河北一带传扬佛法，“至迟在十六国初期，当时作为常山郡治所的真定城，已经出现佛教寺院。”梁勇教授说，“到东魏北齐时，大批寺院纷纷崛起，如城中的净观寺（唐改名开元寺）就建于东魏兴和二年（540年）。”
隋唐时期，真定已是五台山进香道上的佛教名城，是许多礼佛使团的必经之地。敦煌莫高窟61窟西壁，绘有总面积四十多平方米的《五台山图》，不但描绘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盛景，也同时展现了唐代五台山与镇州之间的山川地形、道路交通、关隘城镇以及各国、各地朝拜使团的形象。在“河北道镇州”的画面中，是一系列行者和朝拜团队：“湖南送供使”榜书题下，一支人马领着驼队，正从小桥上通过，描画的是湖南到五台山朝圣进供的使团；镇州城西侧，一座单檐歇山顶建筑，榜书“新荣之店”，屋前两名店员正在迎接客人。来客一行三人一马，有榜书题“新罗送供使”，反映的是朝鲜僧人入唐求法、前往五台山朝拜的场面。
这尊宋代独木雕制的弥勒菩萨，位于大佛寺的慈氏阁中。『慈氏』是对印度语『弥勒』的意译。弥勒菩萨雕像身躯伟岸，双足开立於两朵青莲上，高7.3米。传说，修建这尊弥勒菩萨时，工匠遍寻不得合适的木材。恰逢一根巨大的独木顺滹沱河水而下，成就了这段佛缘。
在正定成为佛教重镇的过程中，隆兴寺的前身——“龙兴寺”也功不可没。宋代时，由于皇帝的尊崇，当时的龙兴寺一跃成为“河朔名寺”，促进了真定城佛事的中兴。元代朝廷多次赐金重修真定寺院，并赐田亩、经卷，高僧胆巴一度住持龙兴寺，并施白金千两重修大觉六师殿。《马可·波罗游记》载：“哈寒府（真定府）是一贵城，居民多是偶像教徒（信仰佛教）……”到了清朝，皇帝不论是前往五台山礼佛还是出宫南巡，真定是必经之地。康乾二帝多次驾临隆兴寺，并在寺旁修建行宫便是佐证。史载，金、元、明、清政府在真定设置的僧官就达44位，到民国二十年，正定仍保存有较大寺院45座。
其实，这期间正定也险遭劫难。故事的主人公是光绪皇帝在隆兴寺的替僧，意定和尚。
那是咸丰八年（1858年），天主教正定教区的一位法国主教看上了隆兴寺旁已然空寂冷落的皇帝行宫，就写了一纸公文，向清朝皇帝租借行宫作教堂，居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就这样，光绪十二年（1886年），从北京来隆兴寺作住持的意定和尚就跟天主教堂成了邻居。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义和拳的发起人赵三多带领亲信们来到正定，在隆兴寺秘密聚议，会上，赵三多把义和拳改称“神助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这在义和团运动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意定和尚可没想到什么革命意义，在他眼中，不但隔壁的天主堂恐怕面临焚毁，大火还可能殃及千年名刹隆兴寺。于是他对义和团的英雄们晓之以理，动之以钱。赵三多们本是要扶清灭洋，不想与朝廷为敌，故而放过了前皇帝行辕，撤了。
事情还有续篇。1900年，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6月，八国联军以保护各国使馆为名，由大沽口登陆，从天津向北京进犯。10月18日，法军提督巴尧率军从保定侵入正定。隆兴寺内立着的《意定和尚功德碑》记载，当时洋人的马队扛着火枪、拉着大炮，旁若无人地进了正定城。城中一片白色恐怖。而意定和尚又一次保护了古城。
碑文中说，意定和尚“得其将帅之心，通其语言之用，使寺之内外之人、物，下至零星琐屑，无一物而或损伤者”。学者猜测，可能是意定和尚利用他与天主教堂神职人员的交情，兼擅用自己的个人魅力——要知道，皇帝的“替僧”可不是一般僧人做得了的，通过与法军将领的交流，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并与巴尧结拜为兄弟，“巴尧与之相见，握手倾心，誓同生死，虽异族而可化为昆弟。”自然，正定城因此安然无恙。
1901年，法德联军从正定撤军，巴尧来到隆兴寺的方丈院，与意定和尚拍照留念，还与意定约好改日一起去拜谒五台山。
西人带着枪炮撤走了。12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西安返京，回程驻跸正定，皇族与文武要员们就歇在隆兴寺。面对救正定于危难的意定和尚，慈禧自然是褒奖有加。然而此时比不了康乾盛世，老太太拿不出钱修缮年久残败的正定佛寺，只为隆兴寺大悲阁写了一方“大慈大悲”的匾额。不知老太太是有意还是无意：大慈大悲，亦是大智慧。
毗卢殿位于大佛寺中轴线的最末端，殿内的毗卢佛堪称国宝，系明万历皇帝朱翊钧为其生母慈圣皇太后祝寿所御制的。这尊毗卢佛全部为青铜铸造，高6.72米，由三层坐式毗卢佛和三层圆鼓形莲座层叠而成。最为精妙的是三层莲座的千叶莲瓣上均铸有一坐式小佛，表情、手印富于变化，加上大尊主佛，和主佛头冠上的小佛，整尊造像上共计大小佛像1072尊。其中1000代表大千世界由佛来统治，72就是万历皇帝母亲的寿辰。
《意定和尚功德碑》最后说，“欧洲诸国知中国之尚有佛教者，以隆兴寺而知之；知中国之尚有和尚者，以意定而知之。”此言或许有过誉之嫌，但在当时的情境下，意定和尚以一人之身，救正定古城免于沦陷战火、免遭外族劫毁，实为大佛缘。
据说曾考察过世界三大宗教文明的学者余秋雨在正定发出如下慨叹：“正定最大的亮点是中华文化最兴盛时期的佛教重镇，在这个地方曾经出现过最高的东方智慧。”“一部千年文明史、千年佛教史在正定大地激荡。”历史归历史，不论是半部还是一部，还是希望发展中的正定能扛得住古城的文化，牵得住“佛缘”吧。
责任编辑 / 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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