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来了
写在中线工程正式通水之际
文章出自:中国国家地理 2014年第11期 作者: 李春雷 李铮
供图/南水北调宣传中心
当天才文人苏轼在黄州江边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时候,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九百多年后,滚滚东流的大江,竟然会分流向北,伸出长长的臂膀,探向北方。
南水北调工程:1952年,毛泽东提出构想;历经50年论证,2003年,国务院宣布南水北调中线、东线同时开工;2013年,东线一期落成;2014年10月汛期后,中线工程全线通水。
截至2014年4月底,东、中线一期工程分别累计完成投资315亿元和2082.9亿元。东线目前年平均抽江水量87.7亿立方米,中线初期年调水量为95亿立方米,成为全球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项跨流域调水工程。
南水北调,世界关注!
但是,对于广袤而干渴的华北,“南水”真能解渴吗?滚滚而来的江水中不仅蕴含着希望,也浮沉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夹杂着人们的兴奋与不安……
汉江?“旱”江?
丹江汇入汉江之处,是为丹江口。这里是南水北调中线调水基地,被誉为“一盆”滋润北方的清水。
其实,调水计划从开始就遭到质疑。有人表示,汉江每年进入湖北的水量大约为393亿立方米,而中线计划调走95亿立方米,约占总量的24%,这已经远远超过国际上公认的跨流域调水15%的上限。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之际,一江“南水”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关于“南水”人们充满了好奇和疑惑,
提出了许多问题。为了尽可能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资讯,为了让读者全方位地了解关于“南水”的信息,我们特意
请来了4位不同领域的人士,请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针对一些共同的问题,来为我们做出解答。
原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高级访问学者
沈晓鲤
中线工程的丹江口水库会制定“调度方案”,由国家控制(水利部或国务院南水北调办)。据目前有关权威人士说法,调水首先要保证汉江中下游(即丹江口水库大坝下湖北省境内)的需水量。这样的话,若逢中下游地区干旱(如今夏),汉江源头(陕西南部)也干旱,就可能没水调北方。南方和北方(受水区)同时遭大旱就很麻烦,但全年都这样的概率很小。汉江一般是秋季来水量大。从全年水资源量来看,汉江会有丰水年、枯水年,如碰上汉江很枯的年份,是否一定要调95亿立方米,根据权威说法就会减少。另外,南水北调中线送水是否每日都是均匀常流水?不会是。总之,怎样调度,由国家有关部门确定。
中国工程院院士
水文水资源专家
王浩
汉江干流已建大中型水库除丹江口水库外,其余水库主要功能为发电,发电主要是利用水能,并不耗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汉江上游丹江口水库引水,多年平均调水约95亿立方米,约占丹江口水库多年平均来水量的26%左右,约占近10年(2004—2013年)丹江口水库多年平均入库径流的27%。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规划多年平均调水约1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和引汉济渭工程合计多年平均从汉江上游引水105亿立方米,约占汉江上游多年平均来水量的29%。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实行的是“丰增枯减”原则,汉江流域来水多、调水量大,来水少、调水量少。规划中线一期工程年最小调水量不足60亿立方米。所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来不会出现无水可调的局面。
国际水资源协会主席
武汉大学水安全研究院院长
夏军
现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规划,是依据1951—1989年的水文资料以及南北方水资源供需平衡制定的调水计划,中线一期工程经陶岔多年平均调出水量为95亿立方米,远期每年调水130亿立方米。我们近些年的跟踪研究发现,丹江口水库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径流一直在下降,在2000年左右有所恢复,但是总体上,仍处于枯水期。平均入库径流1990—2012年相对1954—1989年减少21.5%。以前工程规划设计时以为会来那么多的水,但是因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多方面原因影响,导致工程实际运行和设计产生比较明显的差距。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我们国家的水循环格局、强度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类活动也发生明显变化(比如上游引汉济渭一下子要调走10亿立方米的水),导致来水量和用水量的平衡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情况需要关注和考虑。如果这个情况持续下去,虽然不是无水可调,但是跟原来规划设计差别太大了,调水还是会面临困难和问题的。例如,今年的情况就很特殊,一直到汛期末丹江口来水一直严重偏少,在9月底的时候还枯得很厉害,按计划今年10月汛期后丹江口水库又要正式调水了,大家都非常担心。结果汛末突然又来了大水,丹江口水库的水位立刻就涨上去了,于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未来这种丰枯极端变化有可能愈来愈频繁。
我们研究还发现,现在受水区和调水区发生同枯的概率,即汉江来水量少,而北方同时也干旱缺水的概率增加了,大约增加了4%—9%。因此我建议,在原来规划设计的方案基础上,要对调水的运行管理采取“适应性水资源管理”的办法,根据新的形势,随时进行调整。
湖北首家也是目前汉江流域唯一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汉江”的发起人兼会长
2014年汉江下游大旱,又一次引发沸腾议论。湖北本地媒体首先发出警讯,《楚天都市报》2014年8月8日报道:“今年以来,汉江上游来水较历史平均值减少八成。受此影响,汉江下游的东荆河几乎断流、漳河水库位于死水位之下,江汉平原600多万亩农作物面临严重旱情。”
我也拿到一份湖北省老河口市的调查报告——《汉江流域老河口段综合开发调研报告》。这份报告预测,中线工程调水以后,老河口市王甫洲以下汉江河段的水位将会平均下降0.8—1.3米,根本产生不了丰水期水位;提水泵站及沿江机井将受到直接影响,大约4万亩农田面临着无水灌溉的严重局面,每年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5670万元。
老河口市林业局副局长赵生涛说,该市沙化分布区面积已增加到52万亩。“丹江口大坝没加高之前,也存在土地沙化问题,但一到夏天丰水期沙子就被冲走了。这几年连年大旱,加上汉江上游来水量减少,砂砾和鹅卵石在河道淤积,土地沙化面积也逐步增加。”
全国粮食基地、湖北省经济重镇襄阳市的情况也比较严峻。江滩裸露的现象尤为明显,襄阳汉江大桥附近的鱼梁洲呈逐年扩大趋势。在汉江边钓鱼的市民说,最近几年汉江水位偏低,水质也变差了。
沿江居民告诉我们的是直观感受,还有权威数字来说话。根据中国科学院水问题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刘昌明院士的调查,汉江水源区来水量在2000年到2010年这八年间,比历史上平均来水量少了71.8亿立方米。
是南水北调蓄水引发了汉江大旱吗?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水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明新是这样解释的,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统计,2014年主汛期湖北大部分地区降雨偏少二成以上,导致600多座水库低于死水位,111座小型水库和5万多口塘堰干涸,调水尚未开始,声言调水造成大旱恐难服众,今年的气候是造成大旱的主因。
的确,季风气候的年际变化并不稳定,近几年来,汉江频遭大旱。但是在我看来,除了气候原因,沿岸地区为己争利的行为,也加剧了汉江之“旱”。
汉江发源于陕西,陕西之水占丹江口水库的2/3。同为北方缺水大省,陕西却不能从南水北调中分得一杯羹。为解缺水之患,陕西省力推“引汉济渭”工程,调汉江水补充渭河,这让位于汉江中下游且严重依赖汉江的湖北陷入恐慌。
以此计算,到2030年,汉江将每年向南水北调中线和“引汉济渭”两大调水工程“献血”约145亿立方米,占汉江上游水资源总量近40%。
面对“严重失血”的趋势,位于汉江中、下游的襄阳、随州、孝感等市不甘坐以待毙,也加入了抢水大战。“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被全力推进,明确提出“两年前期,三年建成”的目标任务。目前,工程指挥部成立,项目法人也将组建运行,工程力争年底开工。工程设计从丹江口水库清泉沟隧洞引水,年引水7.7亿立方米,主要用于鄂北城镇生活和工农业用水。
让人不由得担忧,南水北调工程大规模调水,加上地方争相抢水,汉江是否会因为超负荷运转而陷入水质变差、水源不足的早衰局面?
平价?高价?
水调来了,一个问题也跟着来了——远道调水,如何议价?
在今年8月底召开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价工作座谈会上,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国务院南水北调办、沿线5省市及长江委、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建管局、中线水源公司、汉江集团等多个部门和企业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各方围绕中线调水的定价原则、水价构成要素、水价测算方式等问题讨论得异常激烈。调水区已经承担了生态、移民、水利水电等方面的损失,更多希望水价要照顾到他们的牺牲奉献;运营管理部门,肩负了建设和运行的压力,则希望水价更要顾及今后的运营维护成本;受水区则强调工程本身的公益性,希望更多考虑受水区的民生。
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投资的2000多亿元计算,按照平均年调水95亿立方米,这样算下来单方水的投资大约为20多元。作为对比:2014年5月1日北京居民实施阶梯水价后,3档水价分别为每立方米5元、7元和9元。而在离北京不远的河北曹妃甸,海水淡化工程的出厂水价已可以控制在4.5元/立方米左右,再加上2.5—3.5元/立方米的运输成本,到京水价为每立方米7—8元。
如果按照成本核算,“南水”的价格真的定在20元/立方米左右,恐怕大多数人都只能望“南水”而兴叹,敬而远之。幸好南水北调是公益性工程,不能“唯成本论”,北京市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孙国升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水价不会“疯涨”,预计未进北京配套管网之前的成本价,每立方米不会超过3元,以安受水区民众的心。但同时孙国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多年来北京的水价一直偏低。适当的水价调节是引导全社会节约用水的重要手段,有利于督促各行业‘拧紧水龙头’,惩罚滥用水等违规行为,抑制高耗水行业,缓解北京缺水局面。”
是的,水价的杠杆作用十分微妙,定低了,既不利于工程的维护,又无法促进节水;定高了,百姓接受不了,沿线省份调整用水计划,辛辛苦苦调来的水又会遭到冷遇。
先于中线贯通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就遇到了如此的尴尬。
据国家发改委初步测算,南水北调江苏段平均水价为0.41元/立方米,其中基本水价0.18元/立方米、计量水价0.23元/立方米。据资料显示,江苏2012年地表水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为0.2元/立方米,地下水的水资源费最低征收标准为0.48元/立方米,整体平均下来要低于0.41元/立方米。
南水北调山东段平均水价为1.54元/立方米,其中基本水价与计量水价分别为0.76元/立方米、0.78元/立方米。2012年的《山东省水资源公报》显示,山东的水资源费标准分别为:地下水0.65元/立方米、地表河库水为0.3元/立方米。黄河水价格更低……
原计划东线一期工程每年给江苏、山东、安徽3省平均供水量分别为19.25亿立方米、13.53亿立方米、3.23亿立方米。然而,当我翻开山东省调水计划时,真是吃了一惊。2014年,仅有济南、枣庄、青岛、潍坊、淄博5个城市上报了调水计划,总计7750万立方米。而按照原定规划,这5个城市承诺多年平均调水总量应为5.12亿立方米。此外,济宁、菏泽等8个城市原定的多年平均计划调水量总计应在9.55亿立方米左右,但目前均无调水安排。这好比是国家花大价钱买了一个“南水北调”的大桶,盛着满满的水,路过江苏、山东,但到了门口才发现,桶里的水竟然分不出去。
按照规划,在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后,一期工程每年将有10.5亿立方米的水送至北京团城湖。北京亦修建南水北调配套密云水库调蓄工程,以团城湖调节池为起点,终点为密云水库,全长103公里,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江水进京后,沿京密引水渠向密云水库反向输水,回补水源。
而在北京供水的远景规划中,河北曹妃甸的淡化海水也将入京,到2019年,曹妃甸淡化海水可实现日产100万吨,未来可以解决北京近三分之一的城市用水。
济宁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局长张君型说:“不缺水的时候水来了,而且是高价水,地方政府的协调工作做起来就很难。”2014年,济宁市并未向水利部上报调水量。而按照规划,济宁市2015年的调水量为4500万立方米。在不缺水的情况下,如何消化这4500万立方米长江水,济宁还得想办法。
济南市是一个“口渴”的城市,但也有自己的难处。济南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副局长赵承忠说,由于南水北调工程是“生命线工程”,长江水并未进入市场,因而政府不能纯粹按市场进行定价。高水价使得水“变冷”了。
对此,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副局长罗辉给出了解释,地方受制于财力,建设进度满足不了消纳干线工程水的能力;东线工程2002年底开工后,山东连续十多年并不缺水,用水需求不很迫切。因此,南水北调的水有可能会被视为后备战略水源。
江苏省也面临同样问题,江苏省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张劲松说,扬州、淮安、宿迁等7城市已经按原定计划上报了2014年调水量,但很可能有一部分会调入调蓄水库。另外,从实际情况来看,江苏每年的水情丰枯不一,并不是每年都需要19.25亿立方米的新增供水。
不得不承认,在采访过程中,很多事情确实不同于我的想象。本以为“南水”北来,两岸居民将翘首喜迎。但没有想到,客自远方,多有冷遇。千辛万苦调来的水,没有用在刀刃上,反而被“藏”了起来。这难道是南水北调建设的初衷吗?希望中线调水,不会重蹈覆辙。
淮河?“坏”河?
“南水”恐遭冷遇,另一个原因在于污染。
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都从淮河流域经过。淮河流域的污染,曾经让每一个中国人触目惊心。
1994年7月20日,从淮河上游下泄的2亿立方米污水,经过8昼夜的长途奔袭,直逼江苏盱眙。盱眙人突然发现淮河变成了酱油色,黑色、褐色、黄色的泡沫漂浮在水面上,里面还携裹着一条条死鱼。
2004年7月20日,一场大雨,使淮河上游的沙颍河、涡河等支流被迫开闸放水,淮河因此而暴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总量超过5亿吨、长达133公里的污水带奔涌翻滚,所及之处,鱼虾夺命奔逃、慌不择路;螃蟹、龟鳖挣扎上岸,稍有懈怠,即刻毙命。
两个7月20日,如此巧合。十年治污两茫茫。而今,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无可置疑,这些年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巨大,措施严厉,效果明显,但是整个流域的污染状况仍是不容乐观。
今年上半年国家环保部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指出:淮河主要支流水质为中度污染,41个国控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占29.3%,劣Ⅴ类占24.4%。与2013年同期相比,水质无明显变化。淮河省界河段水质为中度污染,28个国控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占46.4%,劣Ⅴ类占21.4%。与2013年同期相比,水质无明显变化。
几乎与此同时,2014年5月13日,《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4)》也在北京发布,其中一项“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的相关性评估研究”的公开,初步明确了淮河水污染和流域内消化道肿瘤发病率之间的关系。第二天出版的《法制日报》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表示,经过该中心近8年在淮河流域的调查可以确定,淮河污染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洪河、沙颍河、涡河以及奎河等支流地区,恰恰是消化道肿瘤死亡上升幅度最高的地区,其上升幅度是全国肿瘤死亡平均上升幅度的3到10倍。从一份由公益人士制作的“中国癌症村地图”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淮河流域是中国癌症村最集中的地区。许多人由此发生恐慌,如果一江污水向北流,会不会把癌症村引向北京?
所幸的是与东线不同,中线工程输水干渠全线封闭,不与淮河直接交汇,受到的影响很小。
那么汉江流域内是否存在污染和污染治理问题呢?以国务院批复的“汉江流域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为依据,以湖北省十堰市为例,列入“规划”的工业污染治理项目共有60项,但完成验收的至今仅18项,待验收19项,其余未建。有知情专家解释,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有关部门在执行规划时与地方政府部门未协调好,“规划”中明确的投资额度没有能完成:国家的投资比例起初说是3∶7(地方7成,国家3成),以后又变为2∶8,再后来又说地方全自理。十堰市多为国家级贫困县,财力有限,为保障水源完成国家要求的五条入库河流治理已投入十多亿,而企业完全自筹经费治理,地方认为不合情理。
输水?节水?
在为“南水”担忧的同时,北方也再一次审视自己:北方真的缺水吗?南水北调真能解决问题吗?
缺水确是实情,除了北京干渴之外,华北平原地下水更是长期严重超采,其中7万平方公里地下水位竟低于海平面。河北是超采最严重的省份,每年超采地下水量竟接近50亿立方米,多年累计竟达1500亿立方米。这让很多人将希望寄托于即将到来的“南水”。然而,一漕清水,只有95亿立方米,且分属数个省市,心有余而力不足。
很多有识之士早就提出,解决北方缺水的根本措施,不是“开源”,而应是“节流”。这些年,国家一直在大力提倡建设节水型社会,但由于方方面面原因,并没有真正落实。
以北京市为例,“干渴”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永定河污染严重,水量减少;二是城市规模扩大,用水量大且浪费。如果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措施真正落实,永定河流域得以有效治理,来水量定会增加;同时,本市耗水量也会大大下降。这样一增一降,北京的用水危急几可解决。
毋庸讳言,这些年北京市在节水方面已取得成效,从2000年至今,在人口增长700万的情况下,全市年用水量从40亿立方米减少到36亿立方米。成绩固然可喜,但这远远不够。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数据显示,现在北京每天人均生活用水210升,远高于世界人均日用水量的170升。另外,北京的奢侈性水消费也居高不下,仅高尔夫球场年耗水就达4000多万立方米。
沿途省份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河北省省会石家庄近来被市民们赋予了一个新别称——“浴都”,全市洗浴中心已由30个发展到200多个,据当地自来水公司统计,规模稍大的洗浴中心每年用水在6万立方米以上,小点儿的也得1万至2万立方米。
“南水北调工程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自然禀赋给予我们南方水多北方水少的水源条件,是不可能改变的。”刘昌明说,调水不是无止境的,因为天然水资源有限,无止境的调水就是破坏生态环境。由于调水总量可以控制,当这个手段发挥到一定阶段,大致在2030年至2050年,调水的蓄水增长要进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与此同时,也有专家计算,如果南水北调沿线的河南、河北和京津等地都能真正落实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规划,调整用水结构,完善节水措施,在农业、工业、生态和生活用水方面大加节约,再加上中水的循环利用,每年节省的水量或许会超过南来之水。
护水?亲水?
无论怎样,这一江向北而流的水,是无比宝贵和值得珍惜的。为了保护水质,为了保护用水的安全,“南水”被戒备森严地“武装”起来。
在丹江口水库,我曾远远看到一座蓝白相间的厂房,它的围墙上挂着这样的牌子——“国家重大科技水专项北京自来水集团丹江口水库中试基地”。因为门禁森严,我未能进去一探究竟。后来看到媒体报道,北京自来水集团水质监测中心总工程师顾军农介绍说,这个基地的唯一任务就是“试水”,看看丹江水对不对北京各水厂的“胃口”,进京后能不能调制出与北京原有自来水口味一致的自来水。
从丹江口一路向北,从渠首至北京,沿途1267公里全部严加防护,宽宽的隔离区之外,更有高高的铁丝网。前不久,在河北省顺平县东阳各庄村旁,我再次见到这条神秘之水。村民们看我对水渠好奇,好心地阻拦我,说,渠里的水是去北京的,不让用,有专人看管,岸边有护栏,也不让靠近。这还不是最严密的隔离,中线工程的北京段,全长80公里,除末端885米为明渠外,其余全部为地下管涵,全线封闭管理。
这还不算,到达北京后,“南水”还要面对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当河北来水水质出现问题时,关闭总干渠北拒马河暗渠进口节制闸,开启退水闸,将来水排入拒马河内,问题水“不进京”;第二道防线:当永定河以西水质突发问题时,关闭永定河倒虹吸进口闸,将来水排入滞洪水库或永定河,问题水“不进城”;第三道防线:当水厂取水口前水质发现问题时,停止取水,问题水“不进厂”。此外,北京市还专门成立了“南水北调水环境监测中心”,通过实验室监测断面、自动监测站和应急监测车,不间断地对水质进行监测。
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特意组织编写了《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100问》,向市民普及知识,打消市民对“南水”的疑虑,并向市民确保,届时每家每户水龙头流出的是与水源地“无本质区别”的水。
我突然想到了在南水北调中线终点——团城湖的见闻。有关部门花费千万元在颐和园团城湖边更新了护栏,此事被舆论批评。他们很委屈,因市民常去团城湖钓鱼,游泳。为“杜绝游泳、嬉水等破坏水源的行为”,不得不出此办法。
人类亲水,自古皆然。但现在,“南水”终于向北而来,却因为随之而来的安全隐患和水质问题,一方面被层层包围,严防死守般与人群隔绝,一方面还要面对用水人群充满忧虑的质疑,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让人不禁深思,人与水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重新构建?
“南水”滚滚到来,问题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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