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这所大学校

不止一位朋友和我描述过将来退休后的生活。一位酷爱玩车的说：“开一辆房车，和太太一起周游中国，想停哪停哪。”一位有志于改变中国的说：“要开一辆放映车，和太太一块儿到农村巡回放电影，用电影支教乡村。”

友人描摹的老年生活，听起来都很洒脱、时尚，不像“回家看孙子”这般落俗，颇有发达国家老年人的生活范式。有钱，有品位，不受世俗羁绊，足够令人艳羡。但是，当我听到另一种未来生活的描述时，心头涌起的却是一股久违的温情。这位朋友说：“再过两年，我要带着全家回老家，开一家书院，教我们村那些孩子们。”

朋友的家乡，在广东雷州半岛。十几年前，好不容易才把妻子女儿迁至北京，前几年又添丁生子，日子越来越红火。打拼了半辈子，忽然又举家回迁，前半辈子的路，岂不是都白走了？

朋友这样回答我：“叶落归根。我要回去守候我的家族。家族祠堂还在，逢年过节都要祭祖的，母亲渐渐老了，需要我们回去接班了。”“那你也没必要把孩子也带回家啊，在北京发展多好。”我说。“孩子只有从小接受家族的熏陶，潜移默化的教育，将来才有传承家族的意识，否则，一定会忘本，忘记祖宗的。”

我默然无语。在他心里，家族、祖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超过了他儿女的前程——当然，这个前程，是我们认为的前程。

家族有那么重要吗？现在还有家族吗？一定有不少人会问。确实，如今心里还念有“祖宗”二字的人已不多了，家族早已分崩离析；家，更是变得越来越小。子女们期盼的无不是远离长辈，过二人世界。即便老了，也是老二人世界。或者干脆就是一人世界——进养老院，哪有什么可传承。

我曾经对家族的存在与否也毫不在意。但是最近当我接近它、研究它时，却忽然感受到它的珍贵和价值。毋庸讳言，传统的家族聚居生活模式有不少弊病，比如压制个性。但是，它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举家族之力，照料每个家族成员。这个照料，可不仅仅只是嘘寒问暖而已，而是保障基本生活条件和人生教育。

现代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在他的自传里，描述过他的家族生活，那是一段温暖人心、按部就班、传承有序的乡村岁月。

蒋梦麟的家乡蒋村，离杭州湾约20里之遥。从蒋姓迁入余姚的始祖算起，到他是第十五世，已五百多年。500余年来，蒋村看到了元朝的没落、明朝和满清的兴衰。朝代几经更迭，而蒋村的生活，依然故我。

由于自然条件良好，村民生活得和平而满足，没有贫富之差，善恶也自有公认的标准——“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商业往来，讲究一诺千金，欺诈之人会受到亲朋的唾弃。村里的事，交由族长处理，不需外界干涉。田赋则由地主送到离村20里的县库去，粮吏从不必来村子里，以至于老百姓根本不理会官府的存在，正是“天高皇帝远”。除了崇拜祖先是必须之外，村里人想信什么信什么。然后该过节时过节，该过年时过年。

蒋氏有一家庙曰“四勿祠”。奉祠的是宋朝时当过御史的一位祖先。何谓“四勿”？就是《论语》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句话。不过这位御史公把这四勿改为勿欺心，勿负主，勿求田，勿问舍。这就是蒋家自古流传下来的治家格言。身为蒋家子孙，走进家庙，大概就会想起祖先拟定的“四勿”来，进而联想到《论语》的四勿。这种教化，就是潜移默化，且根深蒂固，代代相传。大约可以这么说，只要家庙在，“四勿”就在。

这就是蒋氏的家族环境，蒋梦麟的童年环境。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的可塑性最大，因而家庭的影响往往也会伴随终生。后来中了秀才、留学美国、又一度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如此评价自己的家庭影响：“大致说来⋯⋯是良好而健全的。”

由于家族是个集体，维护集体利益、形象，就成为家族首要问题，因而与之配套的家训、家规、家风、家学等等家族的管理与教化，都应运而生。我翻阅过很多家族的家训、家规，发现中国人寄予子孙的期望，其实大同小异，核心都是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比如出了7个进士的翁同家族的家训只有三条：耕、读、忠厚；韶山毛家的是：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相邻、教训子孙⋯⋯我想如果人人都能遵从，不仅家族安宁，构成的还会是一个和谐社会。而这其实也是古人看重家族的原因之一——由家而国，即孟子所说的“推恩”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从这个角度想，家族就像一所大学校，那么既是人才培训基地，就需要人去维护和传承。此时再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还真是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