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传家宝

家族：十一代蒙医世家
传家宝：祖传外科手术工具
照片中这位身穿蒙古族传统服饰的青年名叫阿南达，虽然年纪不大，却身怀绝技，是家传蒙医第11代传人。
阿南达的先祖自清朝就已经开始悬壶济世，后代子孙皆继承蒙医家学，还曾出了两位御医。他手中展开的，就是在家族中传承二百余年的蒙医外科手术工具。阿南达说，在草原上骑马放牧，跌打损伤在所难免，所以蒙医在外科领域医有所长。
从蹒跚学步开始，阿南达就跟随在卫生院就职的父亲在草原上采药，七八岁时已能辨认近50多种中草药材。一次，有位胃病发作的老人来家中求医，恰逢父亲外出，阿南达便学着父亲的样子给病人开了药方。老人回家服药后果真药到病除，还特地上门感谢。阿南达原以为会因此得到父亲的称赞，谁想却受到了责骂：“病治好了是件好事，万一吃错了呢？人命关天！这是我们医德中最不能容忍的。”父亲的一番训诫，让年幼的阿南达终身难忘。12岁那一年，阿南达被父亲送到舅爷爷阿旺彭措家，系统地学习蒙医，成为了最小的关门弟子，继承了家传蒙医的衣钵。
如今已经成为知名蒙医的阿南达，经常四处义诊，他始终没敢忘记舅爷爷对自己的叮嘱——“将来有了本事，必须把医德放在第一位。”对于未来，阿南达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蒙医文化发扬光大，“从我这代，我要把‘祖传’两字祛除。学医重要的是有天赋，肯钻研，而不在于血统。以前蒙医多依靠口耳相传，所以注重家传，今后我要把我所学的医学知识写成文字记录下来，谁悟到了谁就学，学成之后发扬光大。”阿南达说。（供图／阿南达）

家族：国学大师罗振玉家族
传家宝：《传古别录》滑石拓片模板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金石篆刻及鉴藏领域专家罗随祖先生，拿出的传家宝有些特别。罗先生说，这些从父亲手中接过的刻有古代青铜器、玉器的滑石模板，之所以称为“传家宝”，不只在“传承”，更在“传播”。其中的原委，要从罗随祖先生的祖父，著名国学大师罗振玉先生谈起。
出生于清朝末年的罗振玉先生，一生嗜古如命，善识文物，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每每涉足厂肆，总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家中藏品无数，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无所不包，称山海之富。对于罗振玉先生而言，收集古物并不为观赏把玩，意在研究学问。自上世纪初起，罗振玉大量收集甲骨，率先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乃河南安阳殷墟，其考释和研究之功承前启后。在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时，罗振玉先生多次发现大量涉及清初历史的重要档案。1921年这批档案险些被以“烂字纸”为名卖给纸庄，罗氏再次奔走于京津筹款，抢救买下劫余9000袋15万斤档案。
罗振玉先生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与保护领域，做出了后人无法企及的贡献，还极为重视对于文化的传播。先后多次把家中藏品辑录成书，勘布流传，编著了《贞松堂集古遗文》、《流沙坠简》、《三代吉金文存》、《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殷墟书契考释》等传世经典。
在罗振玉先生不计其数的藏品中，却有18件迟迟没有被收录成书。原来，这18件藏品有一个共同点——都采用了平错工艺，即在器物表面刻出的纹饰图案中嵌入金银丝，最后用厝石将嵌入的金属磨平。这种工艺制作的器物虽然精美绝伦，却难以在当时的照相技术下呈现其细节，也自然无法被印在纸上刊行。
上世纪三十年代，罗振玉先生的第五子——我国著名文物专家罗福颐先生亲自动手，按照等比例大小，把这18件器物，采用立体拓片形式，雕刻在18块滑石上，并以此为模板，刊印成书，取名《待时轩传古别录》，例如“阳陵”虎符等国宝级文物拓片，自始传播。
罗随祖先生手握父亲当年雕刻的滑石感叹：乱世之年，古物传世极为不易，祖父和父亲之所以致力于对藏品的研究、辑录，就是为了能够传续中华文化，这也是书名中没有用“藏古”，而是“传古”的用意所在。“在我眼中，这些传家宝的宝贝之处不在于物，而在于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因此，传家宝的传承更是一种文化使命的传承。”罗随祖先生如是说。（摄影／逆光）

家族：戏曲世家梅兰芳家族
传家宝：《霸王别姬》首演戏服
在梅兰芳先生的故居之中，摄影师巧妙地利用视觉角度，将梅兰芳先生的重孙梅玮与先生在首演《霸王别姬》时，扮演虞姬所穿戏服，呈现在同一镜像之中，光影叠加间，营造出时光的蒙太奇。
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现在图片中的每一个物件，都称得上传家宝——它们都是梅兰芳先生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并且原封不动地摆放在最初的位置。这套位于北京护国寺大街的四合院，是1949年前后，由周恩来总理特批给当时旅居在上海的梅先生居住的，意在请梅先生回京，参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不过按照周总理的意思，本来另有安排。梅兰芳先生在北京东单一带的无量大人胡同（今红星胡同）原本有一套七进门的四合院，抗战期间，梅先生蓄须明志，拒绝给日本人演出，经济也因此拮据，便出售了这处住房，迁居上海，以避时乱。在力邀梅兰芳先生回京时，周总理本是想为先生收回这处四合院，但被梅先生以“诚信为重，不可毁约”为由婉拒。于是总理为梅先生另寻了现在的这处居室。直至1961年离世，梅兰芳先生一直居住在这里。
梅先生去世后，梅家将先生两万余件遗物悉数捐给当时的文化研究院，其中就包括图片中的这套戏服。文革期间，戏曲艺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已经更名为戏曲研究所的文化研究院，也没能逃过被查抄的厄运。当时梅兰芳先生的遗物就锁在一间不大的储物间里，面对盘查的红卫兵，负责看守的工作人员假称屋内只是一些零碎的“破烂儿”，才使得这些珍贵文物逃过一劫。1984年，这批遗物中的一部分重新回到这座梅先生居住了十余年的四合院，在此筹建“梅兰芳纪念馆”。
如今，梅玮就供职于此，从事京剧与梅兰芳文化产业的研究工作。梅玮说，家中男性成员，幼年都有学戏的经历，但在舞台从事京剧表演艺术的并不多，“或许因为梅派本就以兼容并蓄，注重创新与个性著称，所以家庭对我们个人的发展也给予了很大的自由。在更广泛的文化层面推动京剧艺术的发展，也是一种传承。”（摄影／王梓丞）

家族：维新志士谭嗣同家族
传家宝：铜墨盒、端砚、印泥盒
家住湖南岳阳的谭士恺先生，平时最大的喜好就是书法艺术。在他写字的条案上，总放有三件文房——铜墨盒、端砚，和一个印泥盒，却从不使用。原来，这三样文房是谭士恺先生的高祖父——谭嗣同的遗物。图中位于最外侧的这方铜墨盒，正面镌刻有一幅山水画，一位垂钓者眺望远处青峦叠嶂，身后两株老树一株枯萎，一株发出新芽。画幅上方有“乙未冬日复生氏制”八个大字。“复生”正是谭嗣同的字号，而“乙未”年为1895年。这一年，30岁的谭嗣同正在写戊戌变法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仁学》。或许亲手所刻的老树新芽，正是谭嗣同对自己政治抱负的表露。
中间的这方端印，造型古朴简洁，是谭嗣同1989年赴京后，在宣南会馆居住时期使用的。另一件黄釉雕瓷福寿纹印泥盒，盖面中有圆形阳文寿字，四边各有一只蝙蝠，盒底有“大清光绪年制”底款，乃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赐予谭嗣同的信物。只可惜谭嗣同壮志未酬，便凛然赴死。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就义前，把这三样东西外加一把蕉雨琴，交给妻子李闰。李闰一直把它们秘藏家中，直到1929年去世。此后，谭嗣同的遗物被传给了李闰唯一的孙媳妇，也就是谭士恺的奶奶——当时年仅23岁的刘萍君。1949年，刘萍君因故由湖南浏阳迁往别处，随身带走了谭嗣同留下的这三样文房以及写给李闰的一封家书。至于蕉雨琴，因为不便携带，便暂时埋在了地下，有待他日取回。谭士恺先生说，极为可惜的是，解放后家人去寻琴时，琴身却因深埋地下，已经腐朽。而家书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祖母刘萍君捐献给了湖南省博物馆，所以现今自己手中只留有图中的铜墨盒、端砚、印泥盒，以及家书的影印本。
捐献出的这封家书，是1898年，谭嗣同得到光绪帝赏识，受召入京前，写给妻子李闰的最后一封信。深知此去生死未卜的谭嗣同，在信中叮咛妻儿务必“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常俭免得人说嫌话，至要、至要”。这封当年谭嗣同给夫人李闰的勉文，如今被谭家后人奉为家训，代代践行传承。（摄影／朱辉峰）

家族：清代世勋家族
传家宝：清六帝诰封圣旨
在西安市长安区丰店村一家姓张的农户家中，两张清代皇帝诰封族中先祖的圣旨徐徐展开。圣旨由江南绫绵特制而成，长九尺、宽九寸，象征着五行的五彩底色上饰有祥云图案，内容由满、汉两种文字书写，加盖“制诰之宝”朱红玺印。
手拿圣旨的两名男子分别是张连虎（前）和张巨峰（后），是清初江南宁国府总兵张鹏程第十三代孙。这些圣旨是清帝为表彰先祖张鹏程及子孙七代十三人，陆续颁发的。张鹏程当年曾以总兵之职镇守贵州、安顺等地，在清初平定“三藩之乱”中，立下汗马功劳。后又由贵州调至福建，参加了由福建提督施琅指挥的渡海大战。其子孙七代先后在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六朝为官，除一人为进士外，均为总兵、副将。因战功卓著，供获六帝诰封圣旨十五道，恩赐御笔金匾八面。
清朝晚期，张氏家族从第八代起辞官还乡，以耕种为生。此后张家几代人都视圣旨为生命，严加保管，代代相传。别说外人，就是家中女眷也一概不知。不幸的是，在军阀混战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保存在第十代传人张徳鑫手中的圣旨，被盗走四件。后来，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城时，其中一个团就驻扎在张家大院。为保护余下的圣旨，张徳鑫冒着生命危险，从房上阁楼里将他们连夜转移，才得以保全。经历此劫，张家对圣旨更加细心保护。
“文革”期间，一场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席卷全国，当时负责保管圣旨的第十二代后人张振华隐隐感到了形势的紧迫。于是，便心生一计，一把火烧了自己的祖屋，制造了圣旨灰飞烟灭的假象。暗地里他瞒天过海，将御赐金匾嵌在夹墙里，再用泥封上，圣旨则装进袋子，盘在火炕的夹缝里。此后，无论寒冬腊月天气再冷，张家的炕再也没生过火。直到文革结束后二十多年，张振华才又将圣旨的秘密公布于世。
如今，圣旨已经传到张振华的儿子张连虎手中。张连虎说，家中第十三代、十四代后人已经出了二十几个大学生。以前家中先祖是以武功捍卫河山，今后希望子孙可以用文化知识报效祖国。而自己目前最大的愿望，则是可以建起一座圣旨博物馆，更好地保护家传圣旨，供后人瞻仰。（摄影／邱子渝）（中央电视台《寻宝》节目组为本文提供线索，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