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里的文明

图为天津市赤峰道瓷房子里的厕所。这所房子的外装修全是用瓷片贴面，连内部的厕所也用瓷片，风格独特。曾几何时，中国被人诟病、污秽避人的厕所，也成为现代艺术的宠儿。摄影／于雅

人粪是中国农家肥的重要原料，两千年来，农家肥一直是中国农业的基础营养。因此，直至今天，厕所不仅是排泄所，更是资源循环的中转站。图为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国初期，劝导农民积农家肥的插画。画中原有标语：听毛主席话办好合作社，专人负责沤粪草，五有三勤常年搞，社员家家有厕所，粪多地壮产量高。供图／傅光

死的最离奇的君主

公元前582年，六月初六，盛夏的热风，抚摸着汾河河谷里的麦芒。镰刀和麦秸在田里合奏出清脆的交响乐。满载麦垛的马车，缓缓驶向晋国的国都。

晋国的空气，国君的庙堂上，麦香四溢。晋国君主晋侯的面前，摆着一碗用新麦片熬成的粥，举国上下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然而，常人的喜悦，却是某些人悲剧的开始。晋侯瞟了一眼热气腾腾的粥，又用得意洋洋的眼神，望着堂下跪着的一个人。晋侯说：“你在年初说寡人失德命薄，活不到吃上这茬新麦的日子。怎么样，我看倒是你吃不上麦子了！”晋侯说罢，恶狠狠地盯着跪着的巫师。他没想到，巫师毫无惧色地抬起头，笃定地挤出几个字：“臣的卜筮不会错。”“拉出砍了”巫师死到临头还嘴硬，晋侯恼羞成怒。

忽然，晋侯感到肚子里七上八下，很快“后门”吃紧，他丢下筷子，向厕所狂奔而去。他绝对想不到，巫师是对的，很快，他将与人间作别。《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晋景公姬孺“将食，涨，如厕，陷而卒。”精短的九个字，记述了史上死的最离奇的君主。姬孺的悲剧，暴露出先秦时厕所的简陋。

“陷”在《汉语词典》里，是指足够淹过头顶的深坑。清朝光绪年间的学者尚秉和在其所作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说：“换言之，就是在平地上挖一个圆形或方形的坑以贮存粪便，防其四溢漫流而已。”“坑”厕可以说是中式厕所的始祖。西周的《仪礼·既夕礼》记载:“隶人涅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作注说:“隶人，罪人也，徒役者也。涅，塞也，为人复往亵之”。这段话可以解释，人们掘地为厕，待坑满以后，就命令奴隶把坑填上，再挖个新坑。“坑厕”掩大粪于无形，或许，这是迄今为止，专家没有发现春秋以前的厕所遗迹的唯一原因。可是，尚秉和在山西找到了类似“始祖厕”的东西，他这样描述：“今山西各处之厕，皆下掘坎深约六七尺，广如之，而横两板于坎上，履之以溲溺⋯⋯下望黝然，深可没顶，疑晋时遗制。”原来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晋侯溺死在那样原始粗糙的“深渊”里了。

“坑厕”一路从亘古走来，令人惊讶的是，直到改革开放前，它在中国农村还广有市场。难道是中国人文明程度低吗？在农业文明期，古代中国人总能在各种领域领跑全球，不消说四大发明，就中餐的美味复杂，就足以让外人叹为观止，可为何在“出口”问题上如此不讲究？

直到“文革”时期，化肥在中国还不占主导地位，因此，利用人粪积肥仍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图为“文革”时期，华南师范学院学生所作的反映知识青年下乡学农挑粪的宣传画。供图／宋开国

与猪共舞：一石多鸟的建筑智慧

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米卢有一句名言：“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使我猛醒，或许是中国人对待屎尿的独特态度，导致了厕所的独特。我很快在史料中找到了证据：清初的话本小说《照世杯》有一篇“掘新坑吝啬鬼成财主”的故事，读起来很有趣。

浙江湖州乌程县义乡村上，有个姓穆的老汉。有一次，他进城办事，见到城里的公共厕所，熙熙攘攘，人满为患，他还注意到城里人要付钱才能用厕所。穆老汉灵机一动，回家后，就请工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然后粉墙、贴画，把厕所布置得干净、漂亮。再印了百十份的广告，远近张贴：“穆家喷香新坑，奉求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上厕所还免费给手纸？这下可划算喽！引得村民们都来光顾，穆老汉开厕所倒贴手纸是为啥呢？他把厕所中收集的粪便，按一钱银子一担出卖给乡里人，没钱的也可以用柴、米、油等物来换。结果，曾经家道中落的穆家，一下子兴旺起来，成为远近闻名的“扒粪”大亨。

臭不可闻的大粪，之所以能摇身一变，成为能赚大钱的“香饽饽”。是因为粪便的可用性。中国有句话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此“肥”即田地的营养，而营养品就是“粪”水。而从“粪”到“肥”，一字之差，凝结了中华先民长久的艰辛求索。

众所周知，土地也是需要营养的。如果耕地只用不养，久而久之，肥地也会变得贫瘠。因此，土壤肥力的衰减，是每一个农耕民族的烦恼。世界上的原始农业大都是游牧及半耕半牧。他们的耕地自然可以得到休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独华夏的周部落一开始就是纯农业的定居者，地力耗尽又不流动，就必须解决肥料问题，这逼着先民寻找肥田的出路。

大约从战国时期，中国人就掌握了粪肥技术。荀子说：“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鼓吹耕战的法家更直接，《韩非子·解老》说:“积力于田畴，必且粪溉”。

中国最古老的厕所，就是在地上挖个坑用来积粪，图即为此景复原。

到了汉朝，中国人发现人粪能够喂猪，猪圈里的粪土是最好的农家肥。因此发明了带猪圈的厕所—— （hùn）。

西汉初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这场革命的标志是中国出现了第一部农书、诞生于西汉晚期的《汜胜之书》。农学家汜胜之发现，鲜人粪不如“美粪”好使，他提出“种粟二十粒，美粪一升，合土和之”。可什么是“美粪”呢？掺入植物梗叶、猪粪尿、人粪尿、饲料残屑和猪圈里的泥，充分混合发酵了的肥料，雅称“农家肥”，就是“美粪”。考古资料也证明了时人对“美粪”的重视和采集方法：1955年，人们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牲口圈与厕所靠近，圈里有粪肥的痕迹

图为秦末汉初时的厕所，比起先秦时期简陋的大坑，此时已有房屋建筑，中图为西汉初年的厕所，出现了隔墙和独立的尿槽，专家推测隔墙是男女厕所出现的标志。

图为西汉初年的厕所，出现了隔墙和独立的尿槽，专家推测隔墙是男女厕所出现的标志。

为西汉末期的厕所，有了更具隐私性的围墙设计。

那么，遗址中的牲口圈里圈养的是什么动物呢？根据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的考证，厕所在秦汉时期称为厕、溷（hùn）、囿。从字形上看，“（hùn）”在先秦时代，一般专指猪圈；至战国末期，才有了猪圈与厕所两重含义。那么说明，至少在战国末期，猪圈与厕所已联系紧密。怎么个紧密法？我们看看“家”字的写法：“家”字下面就住着猪（豕shǐ），有猪则有家——人们在建造厕所时，故意把它架高，有梯子坡道供人上下，让粪便由此落入其下的猪圈，供猪食之。这种建筑，至今还流行于陕、川部分地区。

这种积肥的传统甚至一直流传下来：北京房山县的山村里，在上世纪90年代依然有每年给猪圈垫一次土的风俗，而挖出来的猪圈土，恰好是沤腐的“美粪”。这种经过“发酵”的农家肥，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农业的重要原料。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在《自由的言说》中还回忆了上世纪70年代下乡劳动时的情景，要在春寒料峭的稻田里插“粪秧”，“粪秧”就是在沤过的“美粪”上，栽好稻秧，连粪带秧，一齐插进稻田。

人粪可供猪食，而猪粪以及猪圈里的土，又可肥田，然后猪还可以解决人的肉食与经济问题，西汉著名的经济论文集《盐铁论》记载：“夫一豕（猪）之肉，得中年之收”。就是说，卖一头猪的价格，相当于半年种庄稼收入，可见养猪的暴利。“谷——美粪——猪——农家肥——谷”，中国人可以说是绿色有机农业的鼻祖。在高效利用资源的技术链中，厕所已不单单是排泄之所，而是衔接养猪和沤肥的产业枢纽。正因如此，《西游记》中，吴承恩借八戒之口，对厕所精辟的定义——五谷轮回之所！而坑厕及其类似的厕所，虽然看似肮脏，却是一石多鸟的建筑。

上图画像石中表现的是汉代上流阶层的家宅，在左侧的院子外边，有一所隐蔽的小房子，那正是厕所的所在。汉代厕所一般居于院子的东北角落，依据五行学，东北是木位、水位，暗合厕所积肥以利农业的命运。

本图画的是汉景帝之弟梁孝王刘武墓中的厕所，这个厕所是中国最早的坐便冥器。

厕所里的“文化大革命”

相信每个中国人都熟稔一句话“上厕所，下厨房。”这个上下之分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有汉一代，包含着阴阳五行术的新儒家，成为显学，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东西都和五行扯上关系，厕所也未被遗忘。

科普作家陶本艿在其著作《古代厕所文化》中解释：“汉朝的厕所，一般建在院子北面偏东一点点，因为北是水位，东是木位，五行相生，水生木，木位含有耕种的意思，考虑到积肥的特点，厕所就建在北面偏东的位置。同样按照五行相生的道理，厨房要建在南面偏东：东为木，南为火，五行相生，木生火，有借东方的木而生火之意，所以厨房建在南面偏东一点点。而根据地图绘法，有上北下南的规定，因此当人们出行的时候，去南方时，习惯说南下，去北方时，习惯说北上。那么要去院子北面的厕所时，就是“上厕所”，而去厨房自然是“下厨房”了。

在汉代，厕所在各方面都经历了一场大革命。和先秦时期的“坑厕”相比，汉代厕所显得更小巧、更安全。比如，河南郑州南关出土的西汉晚期的陶屋，包括门房、仓房、阙、正房、厨房和厕所，在这些建筑物中，厕所的面积大约相当于正房的1/3，不及厨房的1/2，同时，高度最矮，大约相当于正房高度的 1/2。厕所建在高位，下面是狭小的猪圈，但是，“上”厕所的陡峭木梯，被宽阔平缓的台阶或斜坡所取代；一些厕坑两侧还建有高出地表的脚踏，以防污秽物弄脏鞋履；厕壁上或设有窗户通风，或开有天窗；有些高级厕所中已经出现了两个坑位。

左图中的陶器是三国时期吴地出土的夜壶——“虎子”，右图画的是古人使用“虎子”的情景。

左图画的是北京故宫所藏清代皇室的马桶——“官房”。右图是鸦片战争后，广东人民用英国侵略者丑恶形象烧制的陶尿壶。

值得注意的是，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前期楚王墓里，出现了两间大小基本相同的厕所；无独有偶，在湖南长沙伍家岭出土的陶厕，猪舍两侧分别建有两座形制对称的厕所。有学者推测，这可能是男女厕所。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或许源于汉代儒学的“男女大防”思想。不过，中国人的厕所也不全都是简陋肮脏的，从汉代开始，厕所形态便有两极化的发展趋势，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孝王，死后葬在商丘东面的芒砀山，在他的岩石墓穴中，我看到了了冲水马桶：两条平行如人腿的石板，相当于环形的坐便圈，人可以把腿架在上面。“坐便圈”后面还有靠背，最令人惊讶的是，靠背上面，流淌着涓涓细水，一直流到茅坑下面的暗沟里！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马桶的专利权是英国诗人约翰哈林顿，他在1597年发明了现在我们常见的冲水马桶，这被认为是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其实，正如好多被认为西方人首创的东西在古代中国都可以找到一样，抽水马桶也是如此。当然，梁孝王刘武曾经是问鼎汉皇宝座的一代枭雄，他家的装修水平，普通家庭无论如何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图为重庆南岸区旅游景点洋人街的露天厕所。由于引进了化肥，厕所积肥的功能便丧失了。西方厕所的卫生观念渐被为中国所接受。转换了功能的现代厕所不仅干净，也成为当代艺术家施展才华的场所。摄影／杨兴斌

从此以后，农村厕所的终极形态定格在两千年前的坑厕；而贵族的厕所，体现出别致的人文关怀，远非常人可以想象。

东晋的《世说新语》中有这么一个记载：西晋的大富翁石崇的厕所建成高楼，厕所下面不是肥猪，而是木格栅，每个格栅里填满鹅毛。粪便一落下，鹅毛就覆盖上去。旁边有童子侍立，排泄完后，立刻把木格栅换掉，这样厕所就不会有臭味了。这个故事指向了一个方向——中国厕所有了新的发展方向——从固定转向“移动”。中国移动厕，有一个简单而响亮的名字——“马桶”。南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里记载了临安城的都市风貌：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jiǎn泼，倾倒）去，这叫“倾脚头”。“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到官府诉讼。这是中国史料中第一次出现“马桶”这一称呼。

以上文中马桶的风靡度来看，“马桶”应当是一种发展成熟的便器，应当还有祖先。传为西晋葛洪所著的《西京杂记》上说，汉朝宫廷曾经用玉做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从这一时期出土的“虎子”实物来看，“虎子”活像一支壶嘴宽大的提梁壶，他的形状决定了无法大便。“虎子”就是夜壶，一种临时溲器。相传，它的发明与西汉时“飞将军”李广有关。李广射死卧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溺具，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功能上的单一，表明“虎子”与“马桶”仍有差距。

“虎”后来变成了“马”，据说与皇帝有关。李渊家族建立唐朝以后，想起他爷爷李虎，儒家讲求为尊者讳，皇家更要如此，便将大不敬的“虎子”改为“兽子”或“马子”，我估计，以“马”代“虎”，或许还标志着虎子具有了大便和坐便的功能，恰如骑马，故得此名。即便是简易的“马桶”，换做皇室，也会打造出别样的富丽堂皇。比如说，清宫的马桶称呼上就很不一般——“官房”，需要时叫传“官房”。

慈禧的贴身丫鬟容儿，口述了一部《宫女谈往录》。据容儿回忆，这些“官房”都用木、锡或瓷的材料制成。木质的官房为长方形，方框上开有椭圆形口，周围再衬上软垫，口上有盖，下面的便盆像抽屉一样可以抽拉，木质便盆都装有锡质内胆，以防渗漏。锡质官房为椭圆形，这种便盆要与便凳配合使用，便凳比较矮，后面有靠背，包有软衬，犹如现在没扶手的沙发一般，坐在上面，并不比现在的马桶差，只不过不能冲水而已。当年，众太监集思广益，发现了一件廉价高效的“配方”——干松香木细末，秽物一入，香灰便腾起，迅速包裹，使粪便没有散味的机会，动静也不大。没有抽水马桶的时代，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发明！  

右页图为2007年9月22日，在山西平遥棉织厂展区，一个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摄影师，连厕所都没有放过，将厕所的外墙、内墙都贴上了自己的作品，使人们在厕所方便之机，也不耽误参观影展。厕所不再是人们避之不及的秽臭之所，俨然成了艺术的工具。供图／Photobase

手纸的前身——厕筹

中国厕所最后一次变革，不在厕所本身，而是在如厕装备上。《明实录·孝宗实录》里，记载了一件“手纸袈裟”的故事。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年），宫里使用一种从四川进贡的绸缎擦屁股，这种缎子是用野蚕茧织成的粗丝绸，估计是柞蚕丝之类的东西。柞蚕丝在今天不是什么稀罕物，可是在那个年代，仍然价格昂贵。纵然是奢侈品，也要遵循一次性的手纸使命，用后即丢，这就更为奢侈。有一个简朴的太监，把这些擦过“御臀”的丝帛收藏起来，并一张一张地清洗晒干，用针线缝缀起来，日积月累，居然拼出了一幅帘帐，挂在他的小屋里。有一天，当时的明孝宗皇帝闲庭信步，刚好路过那个太监的小屋，从窗外望见了这扇古怪的帐子，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因为帐子看起来就像僧人的袈裟，皇帝好奇这是何物，太监不敢撒谎，如实招供：是用您老人家的“手纸”做的。孝宗皇帝是有名的勤俭君主，他非常惊愕，大呼这太可惜了，这才下令以后如厕用纸代替，再也不用绸了。蔡伦当年造纸的动机，就是因为用丝绸写字太贵了，历史是如此的巧合，纸总是在担当丝绸的廉价替代品。

后来明代皇帝的手纸也不一般，是内官监纸房钞造的，呈淡黄色，绵软细厚，裁剪为三寸见方。三寸见方的手纸，也就相当于今日面巾纸大小，若用在“下部”，保不齐会戳到手指头，可见早期手纸的简陋。明孝宗对于手纸的普及居功至伟。但是，发明手纸的荣誉，却不能记在他的账上。据《元史·后妃传》记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非常孝顺，她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手纸的记录，连擦屁股的纸都要用脸试试软硬，早期的手纸确实够硬的，难怪在后世又返回去用“丝绸袈裟”。

我很奇怪，中国人早在东汉就发明了纸，为什么过了一千多年，才想起用纸拭秽，聪明到能够造纸的民族，那些年在用什么虐待屁股？1979的盛夏，在敦煌的马圈湾，一处西汉宣帝末期的军事烽隧遗址中，考古学家在一个坑里发现了人粪的痕迹，这可能是首次发现的“厕坑”，更令人激动的是，坑里混有大量废弃的简牍。这些简牍，长约20-25厘米、宽度1-2厘米。专家推测，这些废简犊，有可能被用来便后拭秽。这些木片，可能就是史书中所称的“厕筹”？“厕筹”一词，最早出现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史书中。厕筹民间俗称“搅屎棍”，就是一根根细长条形的木片或竹片，大便后用来刮蹭肛门。因为厕筹体型颇似竹简，厕筹又称厕简。

为何中国人想不到用柔软的纸与肌肤亲密接触？以实用主义的观点，显然无法解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一则僧人的戒律，引起了我的注意。唐代高僧道宣要求僧人：“常具厕筹，不得失阙，不得用文字故纸”。敬惜字纸在中国有很悠久的传统。民间有传说，用印了字的纸拭秽要遭到报应。直到晚清，官方还明文禁止在可能用来拭秽的纸上印字。据弘一法师李叔同观察，某些中土寺庙的僧人，直到民国时期，还在使用厕筹。后人揣测，可能是蒙古人没有汉民族“敬惜字纸”的意识，所以才能以实惠的眼光审视纸张。我想，除了“敬惜字纸”的态度，成本也是手纸出现的重要阻碍。早期的纸一定价格昂贵，因此，除了作为文字的永久载体，一次性使用确实有些奢侈，久而久之便培养出古人“敬纸”的态度。

看来，古往今来，建什么样的厕所，用什么方式上厕所，取决于诸多因素。既有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也有文化选择。上世纪50年代，化肥出现以后，农民们就不那么吝惜粪便了，中国厕所的命运便发生了逆转。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贾斯理·戴梦德曾说：“一个小的文化因素可能起源于当地的小事、暂时性的事情，然后固定下来，并预定了一个社会走向更重要的文化选择。” 从这点来看，厕所里也有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