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的“土司王国”

1998年，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出版问世，给人们带来了土司王国这一陌生又神秘的世界。小说中那充满浓郁藏族文化和生活气息的风情，令人眼前一亮。而我则惊讶于土司生活的富贵与奢华，在那样一个生产力还颇为落后的边地。

印象很深的是土司太太的洗手：“母亲正在铜盆中洗手，她把一双白净修长的手浸泡在温暖的牛奶里，嘘嘘地喘着气，好像使双手漂亮是件十分累人的事情。”还有土司的傻儿子的床具：熊皮褥子和绸缎被子。如水一样的绸缎被子，“来自重叠山口以外的汉地丝绸”。

《尘埃落定》所描写的年代已是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而土司们依旧过着奴隶主的生活，享有土皇帝的威权。权力从何而来？土司的傻儿子说了一句含意颇深的话：“从小到大，我始终弄不懂汉人地方为什么会是我们十分需要的丝绸、茶叶和盐的来源，更是我们这些土司家族权力的来源。”

确实，土司们的印信，均来自“北京”。而授信予他们，是地理因素决定了二者之间的政治关系。帝制中国时期的统治者们无时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构建中央与边地少数民族的关系，维护边地社会的稳定，确保帝国的完整和统一。

这真是一个无论中外的亘古难题。古代中国是这样解决的：一是自秦迄宋实行的宽松的“羁縻政策”；一是元、明、清王朝实行的较为严格的“土司制度”。根据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一书的统计，羁縻制实行了1470年，土司制也坚持了703年。

羁縻，即略微管束，施以笼络。王朝封授给少数民族酋领一个职官称号后，不问内政，酋领世领其地，世长其民，对朝廷表示臣服即可。而土司制度则完备得多：职官由朝廷任命，官位为承袭制，可升迁也有惩处。而更重要的是，已是朝廷命官的土官土司们，必须向朝廷朝贡和纳赋。朝贡，象征着土官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臣服；纳赋，意味着土官土司地区归属中央王朝的版籍。

简而言之，土司制度使边地少数民族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体系里。土司可谓帝国特定地域的代理人，或曰皇权的延伸，故而一边享受着中央赋予的特权，一边也要听命中央，尽义务。否则，哪有绸缎被子可盖。

《尘埃落定》对此有一点睛之笔：“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我们是在中午的太阳下面还在靠东一点的地方。这个位置是有决定意义的。它决定了我们和东边的汉族皇帝发生更多的联系，而不是和我们自己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

小说属于虚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无视其历史的真实性。但是，现实有时比小说还精彩。我看到一篇博士论文，作者时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曾穷石，在《土司政治的世界图式：一项“中间圈”政治过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里，他以自己的家乡绵阳市平武县为研究蓝本，详尽地记述了平武土司近700年的历史，而这恰好就是土司制度建立与消亡的完整时程。

位于藏彝走廊东北端的平武，是汉藏交融之地，或曰蛮夷杂处之地。平武城是薛氏第6代土司、明代土知州薛忠义修筑的。城有四座门：东迎晖、南清平、西通远、北拱辰。迎晖门上建有迎恩楼，通远门上建有镇羌楼。作者说：“迎恩楼，迎接的是来自东边的帝国的文明，镇羌楼，镇压的是西边的蛮夷。四扇门，两座楼，文明与战争，平武边城的性质不言自明。”

此说法是否符合建城人的心思，不得而知，但薛忠义建这座城的背景是，宣德三年（1428），薛忠义率土兵1320余人，征松潘蕃人，以48级人头的战功，得到礼部赏赐。

有意思的是作者的结语：后来“随着明代卫所和驿站的设置，文明从东边进来了，蛮夷从西边赶出去了⋯⋯终于，西城门彻底关上，东边的门消失不见，平武成为一座东向开放的、汉人的城。”

薛氏的祖先薛严，是南宋景定三年（1262）被委派到平武的士大夫，三年后改任为土司，因此薛氏一族的向化之心，似乎就顺理成章。不过云南丽江第19代土司木增呢，其“知诗书，好礼守义”，就不是天生而来的了，而是教化的结果。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无论是否情愿，这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双方接触了，互相之间文明、文化的影响就存在着。否则土司们如何会喜欢盖绸缎被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司制度是一个令人们皆大欢喜的事。

根据龚荫的整理，中国曾有2569家土司，自明中后期开始，渐渐被改土归流（即变土司为由中央派遣的流官），直至1956年，尘埃真的落定了。土司的消亡各有原因，比如绝嗣，比如罪罚。比如反叛。反叛者必诛。闻名清朝的大小金川之战，就是最好的教材。但是最终，还是制度已没有存在的理由。在中央王朝努力导引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里，等待它的只能是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