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的“土司王国”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4年第03期 作者: 黄秀芳 

标签: 民族与宗族   中华遗产卷首语   

1998年,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出版问世,给人们带来了土司王国这一陌生又神秘的世界。小说中那充满浓郁藏族文化和生活气息的风情,令人眼前一亮。而我则惊讶于土司生活的富贵与奢华,在那样一个生产力还颇为落后的边地。

印象很深的是土司太太的洗手:“母亲正在铜盆中洗手,她把一双白净修长的手浸泡在温暖的牛奶里,嘘嘘地喘着气,好像使双手漂亮是件十分累人的事情。”还有土司的傻儿子的床具:熊皮褥子和绸缎被子。如水一样的绸缎被子,“来自重叠山口以外的汉地丝绸”。

《尘埃落定》所描写的年代已是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而土司们依旧过着奴隶主的生活,享有土皇帝的威权。权力从何而来?土司的傻儿子说了一句含意颇深的话:“从小到大,我始终弄不懂汉人地方为什么会是我们十分需要的丝绸、茶叶和盐的来源,更是我们这些土司家族权力的来源。”

确实,土司们的印信,均来自“北京”。而授信予他们,是地理因素决定了二者之间的政治关系。帝制中国时期的统治者们无时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构建中央与边地少数民族的关系,维护边地社会的稳定,确保帝国的完整和统一。

这真是一个无论中外的亘古难题。古代中国是这样解决的:一是自秦迄宋实行的宽松的“羁縻政策”;一是元、明、清王朝实行的较为严格的“土司制度”。根据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一书的统计,羁縻制实行了1470年,土司制也坚持了703年。

羁縻,即略微管束,施以笼络。王朝封授给少数民族酋领一个职官称号后,不问内政,酋领世领其地,世长其民,对朝廷表示臣服即可。而土司制度则完备得多:职官由朝廷任命,官位为承袭制,可升迁也有惩处。而更重要的是,已是朝廷命官的土官土司们,必须向朝廷朝贡和纳赋。朝贡,象征着土官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臣服;纳赋,意味着土官土司地区归属中央王朝的版籍。

简而言之,土司制度使边地少数民族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体系里。土司可谓帝国特定地域的代理人,或曰皇权的延伸,故而一边享受着中央赋予的特权,一边也要听命中央,尽义务。否则,哪有绸缎被子可盖。

《尘埃落定》对此有一点睛之笔:“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我们是在中午的太阳下面还在靠东一点的地方。这个位置是有决定意义的。它决定了我们和东边的汉族皇帝发生更多的联系,而不是和我们自己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

小说属于虚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无视其历史的真实性。但是,现实有时比小说还精彩。我看到一篇博士论文,作者时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曾穷石,在《土司政治的世界图式:一项“中间圈”政治过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里,他以自己的家乡绵阳市平武县为研究蓝本,详尽地记述了平武土司近700年的历史,而这恰好就是土司制度建立与消亡的完整时程。

位于藏彝走廊东北端的平武,是汉藏交融之地,或曰蛮夷杂处之地。平武城是薛氏第6代土司、明代土知州薛忠义修筑的。城有四座门:东迎晖、南清平、西通远、北拱辰。迎晖门上建有迎恩楼,通远门上建有镇羌楼。作者说:“迎恩楼,迎接的是来自东边的帝国的文明,镇羌楼,镇压的是西边的蛮夷。四扇门,两座楼,文明与战争,平武边城的性质不言自明。”

此说法是否符合建城人的心思,不得而知,但薛忠义建这座城的背景是,宣德三年(1428),薛忠义率土兵1320余人,征松潘蕃人,以48级人头的战功,得到礼部赏赐。

有意思的是作者的结语:后来“随着明代卫所和驿站的设置,文明从东边进来了,蛮夷从西边赶出去了⋯⋯终于,西城门彻底关上,东边的门消失不见,平武成为一座东向开放的、汉人的城。”

薛氏的祖先薛严,是南宋景定三年(1262)被委派到平武的士大夫,三年后改任为土司,因此薛氏一族的向化之心,似乎就顺理成章。不过云南丽江第19代土司木增呢,其“知诗书,好礼守义”,就不是天生而来的了,而是教化的结果。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无论是否情愿,这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双方接触了,互相之间文明、文化的影响就存在着。否则土司们如何会喜欢盖绸缎被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司制度是一个令人们皆大欢喜的事。

根据龚荫的整理,中国曾有2569家土司,自明中后期开始,渐渐被改土归流(即变土司为由中央派遣的流官),直至1956年,尘埃真的落定了。土司的消亡各有原因,比如绝嗣,比如罪罚。比如反叛。反叛者必诛。闻名清朝的大小金川之战,就是最好的教材。但是最终,还是制度已没有存在的理由。在中央王朝努力导引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里,等待它的只能是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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