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的前夜

众所周知，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制造了所谓的“柳条湖事件”。这件事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其实，在这天以前，日军就制造了很多事端，企图引发侵略，其中最有名的一件是直到事变爆发前，中日还在交涉的“中村事件”。

那是1931年6月25日，兴安岭的夏日，散发着灼人热浪。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国家森林公园内），四个不知热的中国农民，依旧捂着棉袄棉裤，快马加鞭地奔驰着。

他们“个色”的着装，以及大量的行李，引起了当地驻军的注意。中国东北军兴安区屯垦军3团一营营长陆鸿勋命令连长宁文龙带领士兵将这4人扣留盘查。

官兵们用中国话提问，4人不回答，改用蒙语，仍不回答。陆鸿勋见为首的一个人留着“仁丹胡”，这才怀疑他可能是日本人，就让屯垦3团少校团副留日学生董平舆用日语来审问。

上面这段记载，后来由董平舆之子记录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中村事件”》。文章说，董团副见他们有两匹马十分高大，绝不是东北马，遂更加怀疑。他对不速之客说 “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以此将他们四人扣留。

经搜查，这一行人携带有七张地图：日文和中文的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各一张，地图有校对后的铅笔记号；吉林省洮南市到索伦山的铁路线（中国修建的洮索铁路）草图，附有立体桥渠涵洞断面图。两个笔记本：一本记载个人私事，开篇记录了“日本昭和六年一月”，“我”受日本帝国参谋部派遣，赴中国东北兴安区一带活动；另一本日记记录了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辎重等军事机密。携带的物品有日造三八式马枪和南部式手枪，还有日军罐头等等。

铁证如山，日记本的主人就是日本间谍，但那个“我”是谁，日记本上没有写，只能撬开他们4人的嘴巴。6月26日凌晨，东北兴安区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回。在审讯中，留着“仁丹胡”的人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上面写着“日本帝国东京农业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中村震太郎说自己是来考察土壤概况的，此外，便不多言。

还有一个日本人叫井杉延太郎，这个家伙没那么倔强，他全盘招供。“中村事件”的当事人关玉衡，为了向上级汇报，书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解放以后，关玉衡进入吉林省政协工作，他的资料都编入了《吉林省文史资料选辑》。在他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井杉延太郎的口供：“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尉，我是曹长，我现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作案内（助手）。这些地图和日记都是中村掌管的，我不管。”然而，再与中村对质，他却什么也不说，而且态度愈加蛮横暴躁。由此可见，中村震太郎是这起间谍案的主犯。

图为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左）和井杉延太郎（右）的合影。中村时任日军参谋本部情报科陆军大尉，奉命探查中国吉林省兴安屯垦区（今内蒙古东部乌兰浩特一带）的地理和军事部署，另外策动内蒙古王公的“独立运动”。日军退役军人井杉延太郎是中村的助手。供图/沈克尼

接下来的二次审讯，中村知道自己的罪行已败露，想要拼死一搏。他趁松绑画押之机，突然挣扎起来，同中国官兵们格斗。关玉衡怒不可遏，正要抽战刀手刃敌人，同是留日归国的机枪连长贾湘林抢先动手，他抓住中村衣领，刀按其颈，用日语喝问：“你是不是日本间谍？”没想到中村虽然惧怕，却仍逞强道：“我是！……你们敢把我们日本人怎么样！”说着又挣脱开来继续厮打。怒火满腔的官兵一拥而上，一个士兵用枪托击中他的头部，当即将其打昏。

事已至此，关玉衡觉得兹事体大，连夜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集体讨论对日本间谍的处置。据1956年的《白城日报》记载，董平舆曾回忆说：“他与陆鸿勋营长两人建议‘秘密处决’，众人积极响应。于是，关团长命令宁文龙、王秉义两连长带兵将中村四人押赴军营后山七八里僻静之处，一并枪决。除重要文件、物证呈报外，包括马匹行李，全部焚毁灭迹。封锁消息，严格保密。时间是1931年6月27日凌晨12时30分左右。接着，关团长连夜把这个事件的经过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很快批示‘妥善灭迹，作好保密’。”

另据日本历史学家古屋哲夫编纂的《日中战争史研究》，日本参谋本部在1931年上半年，曾派出3支“科学考察队”，中村一行即为其中一支。

1931年7月初，两支考察队都已返回东京，唯不见中村回家，又没有电信情报。7月18日，负责接应中村的关东军特工二处的片仓衷大尉按预定计划，到吉林省洮南地区的王爷庙接应中村。片仓衷曾接到中村由海拉尔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可是距离中村应该到达洮南的日期已经过了20多天，还不见中村的人影。

地图上的察尔森，即为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被抓的地点。

不仅如此，据1963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满洲事变日志记录》：片仓衷发现沿途军警盘查忽然严格起来，他感到情况不妙，向关东军特务机关头子土肥原贤二报告。土肥原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秘密查明情况。”于是片仓衷乔装打扮，沿着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线向北寻找，行至察尔森四方台子，即中村被抓获的地方。在这一带修筑铁路的一个叫王翼先的工头，爆出了“猛料”：军事禁区兴安区内出现了“国际间谍组”，他们有日本人、俄国人、中国人，还有蒙古人，为首的日本人被中国屯垦军捉住杀了头，这个日本大官有只“三道梁”手表，非常好，现被他的朋友、三团司务长李德保当在洮南大兴当铺里。

这是个关键的线索，关玉衡命令禁止一切消息走漏，为什么中村的手表却被李德保典当了呢？稍后会揭开这个谜。令人不解的是，一向嚣张的日军，为什么不利用这个事件，立即发动侵华战争，而要等到9月18日呢？

图为日本陆军装备的“三道梁”手表，这种表即是“中村事件”中，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遗失的同款手表。图中的手表是“精工舍”（今天“日本精工”SEIKO的前身）1934年出品的短三针男表，是由侵华日军携带来华，现由收藏家沈克尼收藏 供图／沈克尼

可能是因为日军没有准备好，也没找到栽赃中国的证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篡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披露了中村此行的目的主要有两项：一、化装潜入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在进入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二、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为此，中村先后两下兴安区。

井杉延太郎的口供也提供了证据：1931年2月7日，中村经齐齐哈尔沿绰尔河到扎赉特旗王府，参与旗札萨克（旗主，蒙古的地方小王爷）巴布扎布秘密召开的东蒙王公会议，鼓动东蒙独立。后来，中村一行的行迹被兴安区屯垦军所监视，慑于屯垦军的严密防范，中村震太郎不得不中途止步，匆匆返回沈阳。

第二次即是6月中旬。在既无兴安区屯垦公署的签证、又未经兴安区屯垦军司令部的批准、手续极不完备的情况下，“日本农学家”中村震太郎于6月2日，在日本关东军特务片仓衷大尉的接应下，来到关东军驻齐齐哈尔的秘密接头地点——朝日旅馆。中村先找到在此开小旅馆的日军预备役曹长井杉延太郎，井杉给他雇了两名向导，一个是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人称“戈矿师”，他是万宝煤矿的采矿师，懂日、蒙、汉语，任翻译和马夫；另一个人是个汉奸，叫刘文茂，蒙古族，扎赉特旗人，是旗札萨克巴布扎布的女婿。

6月5日，中村一行4人乘火车从齐齐哈尔出发，6月9日，他们从博克图附近的宜立克都车站下车，改骑马行军，沿着兴安岭索伦山，向洮河南岸进发，相当于从北向南穿越兴安区，一路观察测量。22日到达乌兰浩特附近的察尔森。他们一路上一直翻山越岭，山里气温低，所以他们着装很厚。6月25日，行至察尔森四方台子。这里就是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团部，便发生了前面的故事。

此时，日军尚不清楚中村是否死于东北军之手，中村的情报又可能在中国军人手中，日本没有兴安区的军事情报，故不敢贸然出击。这或许是“九一八”没有提前发生的原因之一。

右页图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把“柳条湖”事件的假证据—东北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枕木，以及东北军军帽、枪支等—展示给日本记者。

就在日军逡巡之际，又一个线索送上门来。7月上旬，中村的蒙古族向导刘文茂家人，听到走漏的消息，找上门来寻尸，遭到屯垦军的阻止，刘文茂家人回去告诉扎赉特旗的札萨克巴布扎布。巴布扎布听到消息，出于翁婿亲情，遂大动肝火，欲派蒙古骑兵去找关玉衡问罪。

就在他企图发兵之际，一个“好心人”劝住了他。1954年内蒙古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选辑》记载：著名的“蒙独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在解放后聊起，最早策动内蒙古独立的蒙奸——乌泰，因为遭到中国政府的通缉，此时恰好藏身在扎赉特旗。

乌泰闻此“噩耗”，深感这是个挑拨离间的良机。他“好心”劝住巴布扎布“不要鲁莽蛮干”，“你斗得过屯垦军吗？不如绕道去齐齐哈尔和洮南报告日本人，比咱们力量大得很！”结果，两人以去黑龙江省和洮南办事为名，分别找到齐齐哈尔的日本领事长林义雄和洮南“满铁”所长河野正直。

图为1938年10月20日，代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访问日本的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简称“德王”），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会晤。德王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地区的世袭王公，内蒙古独立运动的积极分子，“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极力拉拢这些蒙古分裂分子。中村震太郎就有策动扎赉特旗“自治”的任务。

听到这个可靠消息，8月初，土肥原贤二亲自来到兴安区，想要找到中村遇害的证据，扬言要“带关东军一个联队，武力搜查兴安”。“满铁”所长河野正直陪他到了洮安县（今吉林白城市），刚下火车，土肥原就在车站被繁琐地“安检”，他始知中国军队早有防备，嚣张的气焰有所收敛。到兴安屯垦公署时，他怕中国人“暗算”他，向中国驻军申请沿途保卫，又遭到兴安区政府的拒绝。土肥原开始害怕，他躲到扎赉特旗乌泰的家里，众蒙古王公劝阻他说，别成了“第二个中村”，“回去吧！关玉衡鲁莽得很！”故此，土肥原“寻尸”作罢，灰溜溜地返回了沈阳，他对当地报纸说中国军队是如何如何野蛮，又跑到东京，向陆军和内阁煽动“必须武力解决”！

因为土肥原手中依然没有中村死于中国军人之手的确凿证据，不便于为此制造事端。但他并不肯放弃，决定派赫赫有名的川岛芳子去找中村的手表。川岛芳子的这段经历，是在她战后受审时，被指控律师公之于众的。

前面提到的那个筑路工头王翼先，此时已被日本特工收买。8月9日，在关东军驻齐齐哈尔的特工铃木的安排下，由王翼先做中间人，邀请李德保来齐齐哈尔的朝日旅馆喝酒。迎接他俩的是两个身着和服、花枝招展的妙龄女子，一个叫植松菊子，另一个称是朝鲜人，姓金。两位妓女百般媚态地款待“客人”。铃木得知李德保有很深的吃喝嫖赌恶习，时常手头拮据，他趁机说：“金姑娘从南满带来不少‘白货’(海洛因)，因急于回国，想低价出售。”一心想发财的李德保讲价后要全部买下，可随身带的钱不够。金姑娘便说：“钱不够，有什么抵押的也行。”李德保便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当票。金姑娘接过仔细看后，突然脸色一变，厉声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关东军!”李德保闻声色变，夺门欲逃，铃木和植松菊子早已拔出手枪和匕首封住门口。李德保见无路可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在黑洞洞的枪口下，他供出了中村震太郎等人被秘密处死的详情。原来，6月26日晚，中村震太郎在审讯室与中国官兵厮打时，手表被打落到门后，恰逢李德保进屋送夜餐，便趁混乱之机将表偷偷捡起，随手装入兜中溜走。不久，为偿还赌债，他把手表押到“大兴”当铺。

川岛芳子听罢，端起一杯酒敬给给李德保，并拿出两包银元。被吓破胆的李德保转悲为喜，把银元揣进怀里，将酒一饮而尽。谁知，酒里放入了日军的慢性毒药，当天夜里，他就被毒死在旅馆的床上。

手中有了证据，接下来，日军以贼喊捉贼的伎俩，反诬中国兴安屯垦军谋财害命，为了一块手表，开枪打死“大日本臣民”，对其特务活动却闭口不说，以此作掩护，佯作交涉，要求东北当局严惩当事人。“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中佐提出：加派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部队，以保护洮索铁路沿线日本侨民的安全为由，准备提前制造侵略东北的事变。

9月13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以前所未有的压力，再次威逼东北当局逮捕关玉衡，并要求中国将“中村事件”有关材料全部调来。当时张学良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沈阳的政务由东北保安军参谋长荣臻代理。为应付日方不断的纠缠，当天，荣臻不得不派宪兵，大张旗鼓地前往兴安区，“拿办”关玉衡。

关玉衡后来回忆：“中村间谍案证据确凿，只要将原始证据调来，我去沈阳对质好了”，所以不待宪兵赶到，9月16日，关玉衡就着便装径自去了沈阳，向东北军政要员汇报了一切，得到军政各界的理解。为了表演给日本人看，他被送入沈阳的监狱。得知关玉衡的下落，日军南满守备队一天几次到监狱去闹，要把关“引渡”出来。关玉衡回忆说，东北军炮兵总监冯秉权用汽车把我接到沈阳小东关小津桥冯的私宅。冯总监对我说：“荣臻为保护你，才令我把你接来敝寓，城内尚平静，小津桥这带更为安全，请你放心吧！”

9月17日，林久治郎与关玉衡当面对质。关玉衡拿出中村等四名间谍活动的全部证据，林久治郎无话可答。就在交涉的第二天，“九一八”的炮声惊醒了沈阳。关玉衡回忆，事变发生的当夜，负责“监管”关玉衡的宪兵副司令李香甫感觉不妙，怕日军报复，赶紧放了他。9月20日，关玉衡与李香甫二人化装后，逃出了沈阳，此时辽宁已是一片兵荒马乱，关玉衡本想回兴安区指挥旧部抗日，但听说兴安屯垦军已经撤往黑龙江，便改路到达北平。9月24日，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中央饭店召见关玉衡。奇怪的是，张学良没有听取关玉衡对中村事件的报告，却是一脸平静地说，今年中日交涉的外交案件60起之多，“你这是个小案件，没有什么”。

张学良的话暗含玄机。这一系列“小案”，都是山雨欲来的前奏，也都是日军挑起侵略战争的借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