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大礼堂 建造时间／1931年 建筑风格／西方古典式 东南大学的校园格局和主体建筑都仿自弗吉尼亚大学。其中位于校园中心的大礼堂由英国公和洋行设计，模仿的正是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左页图）。与前者的秀雅相比，大礼堂更多几分粗犷的气息。图为大礼堂倒影。摄影／陈春雨
苗族 崇尚色／黑、五彩 拍摄地点／黔西南 摄影／陈春雨 各地苗族方言有别，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调，但方言却并非是划分支系的标志。区别苗族支系要靠服色，以黑色为民族崇尚色的苗族，在服饰色彩的选择上却并不局限于黑，追溯这一传统的由来，与苗族对五色犬的崇拜有关，史载，“苗人为盘瓠（即五色犬）之种”，而苗人也被分为花、白、青、黑、红五个支系。图为黔西南的紫云苗族，衣衫上的大面积白色，显示出他们是白苗中的一支。
1937年的南京永利铔厂发展成今天的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南化”公司这处临长江的工业运输码头就是当年范旭东和他的工程技术团队建设的，码头上堆积的袋装化肥将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需要它们的地方。摄影／陈春雨
这位老人姓陈，今年81岁，他说自己是“大厂”的退休工人—许多今天的南京化工集团人也都仍以“大厂”之名为荣。老人身后的小楼便是当年永利铔厂的工人宿舍，至今仍居住着南京“大厂区”的普通工人们。摄影／陈春雨
南京武庙（关帝庙）建于明初，为明代十庙之一，如今这里既是武庙遗址，也是南京市委的办公场所，二者难分彼此。摄影/陈春雨
金陵刻经处以其宏富的经版藏品和精湛的刻印工艺冠绝于世。它既是藏书楼，又是出版机构，它同时肩负了收藏古老经卷并印刷、传播它们的双向使命，是传播中国佛教信仰文化的一块重要高地。
杨仁山不仅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贡献给了佛教界，连身后他都要突破中国人从不将遗体葬于家中的传统，愿意默默地见证刻经处的发展。图为刻经处院内的杨仁山墓塔。
在高楼林立的南京市中心，端庄、稳重的金陵刻经处俨然江南某大户人家的私人宅院。它夹杂在新近拔地而起的现代大厦群之中，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居然是令无数佛教信徒们景仰和向往的地方。
据金陵刻经处工作人员统计，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和积累，刻经处一共收藏了十二万多块经版。这些黑黝深沉的木板承载的可是自唐代以来就已经散失的佛教典籍——都是绝无仅有的佛经版本。它们使近代中国佛教又见新生光芒。
酱色的大缸里，是制作南京盐水鸭的百年老卤，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腌制，鸭肉才能醇香入味。右下图为师傅正在蒸煮盐水鸭，如今盐水鸭的制作技艺已被评为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陈春雨
图为如今依然坚实的中华门段城墙上印有铭文的城砖，许多与它同样高质量的城砖，却在城墙被拆除后散落民间，如今已难觅其踪。新的不行，旧的已失，人们还能用什么去修复破损的城墙呢？
这是夜色中的南京中山门。中山门是南京明城墙的十三座城门之一，原名朝阳门。它本是一座瓮城，不便通车。1927年在兴建中山陵园大道时，将门拆除，把门基挖低，又重建了这座三孔拱形的砖门，沿用至今。城墙依旧在，只是朱颜改。
若说历史上最辉煌的木船，当属郑和的远洋“宝船”了。时人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水密隔舱技术，提高了船体的抗沉性、构造强度与装卸效率，在推山倒岳的洪涛巨浪面前“悠然顺适，倏忽千里，云驶星疾”。如今水密隔舱结构已成为现代船舶中一种重要船体结构形式。图为陈列于江苏南京的郑和宝船同比例复原模型。摄影/陈春雨
玉带饰 出土地点：1号墓盗洞内 这组精美玉饰是皮革腰带上的装饰品，出土时皮革部分已腐烂。玉牌青铜镂空构件原为通体鎏金，因时间久远大部分剥落。其余玉饰被制作成了贝壳的形态，体现了江都国临海的独特文化。
伞柄饰 出土地点：1号墓南回廊东侧上层 古代车马主要分为密封车厢和开放式车厢两种。类似于今天的小轿车和敞篷汽车。出于美观和实用的考虑，开放式车厢内通常会有一个伞槽，用来固定伞柄，支撑伞盖。而这组纯银打造、通体划刻云气纹、镶嵌玛瑙的伞柄饰，就是被用来分段套在伞柄上，从而起到装饰和固定的作用。
镇席 出土地点：2号墓 “镇，重也”，《广雅·释诂》解释说“镇”就是用重物安定物件。在汉魏时期北方的胡床传入之前，古人席地而坐，席就是坐具。人们起身落座时，席子容易移动卷角，于是就有了用来固定席子四角使其服贴的镇席。这方镇席由一虎一熊盘踞而成，通体错金银嵌玛瑙，前后一共出土了四方，底部分别写有“甲”、“乙”、“丙”、“丁”，可见当时的摆放位置是有一定规律的。
鎏金鹿灯 出土地点：1号墓南回廊下层西部 造型灵动的鹿形底座和可拆卸的灯盘、支架组成了这对高45厘米的鎏金鹿灯。该灯设计独具匠心，底座的鹿呈向后蹲踞状，头部高昂，鹿角单独铸造，亦可自由拆卸，鹿尾贴地成为除足之外的另一支撑点，增加了整个灯的稳定性。鹿口中衔有的支架为灵芝造型，上有柿蒂纹花瓣和花苞。托盘直径22.2厘米，深2.1厘米，盘内置三只圆锥状烛钎，起到固定作用。整件鹿灯造型独特，工艺精良，是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汉代灯具典范。
金饰件 出土地点：1号墓盗洞内 这组饰件由纯金打造，状如纽扣，雕有精美的羊角状花纹，四周用金丝捻成的两重边饰形，直径1厘米左右。由于在满城中山王墓和广州南越王墓中均出土过同类物品，一般认为此类羊角纹金饰片的使用规格极高。从出土地点看，它们应该是盗墓贼逃跑时仓皇遗落的。根据金饰件边缘的孔洞，专家推断这组器物可能是缝在衣服上的装饰品。
错金虎摆件 出土地点：1号墓南回廊下层西部 大云山汉墓此次共出土两件鎏金老虎摆件，出土时尾部折断，经修复完好如初。这只老虎头部高抬，后腿蜷收，随时准备一跃而起，身上的纹饰被错金工艺表现得栩栩如生。虎的形象在诸侯王一级墓葬的镇席、车马器、丝织品中都十分常见。《后汉书·舆服志》中也记载，诸侯王的车马“倚虎伏鹿”，而列侯一级则是“倚鹿伏熊”，由此也可见虎的形象与诸侯王的地位等级可能有所对应。
鎏金象 驯象人 鎏金犀牛 骆驼形编钟底座 出土地点：1号墓 这组大象、驯象人、犀牛、驯牛人的鎏金器物为全国首例出土。专家根据鎏金犀牛的形态特征认定，此种犀牛为亚洲犀牛苏门答腊种。显然，现产于东南亚的犀牛和大象必定通过某种途径进入了汉王朝，并成为汉代工匠精细制作的工艺品形象。相比之下，编钟底座的骆驼形象则显露出一些马的特征，专家根据这种形象上的偏差推断，江都国人还没有真正见过骆驼，这个艺术形象是根据传闻塑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