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 百年论争

1911年，正值中国风云跌宕的革命年代，一对来自德国的年轻夫妇——魏斯·福里茨和魏斯·多博伦从武汉乘船至重庆，他们用玻璃底片记载了当时三峡的汹涌波涛与民风世态，为我们呈现了那个尚未被人类驯化的三峡的珍贵影像。（供图/王群生）

1919年，孙中山发愤著成《建国方略》。在其书“实业计划”部分中，孙中山提出：“此宜昌以上迄于江源一部分河流，两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孙中山对这段长江河段的论述被后人普遍看作是这位“革命先行者”对三峡工程的最初设想。

孙中山是国父而非水利工程师，他对三峡工程的论述更多的是革命者对国家建设的设想而非工程的实际规划。

1943年，在美国芳坦娜大坝工地上实习的中国工程师张光斗巧遇前来做顾问的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萨凡奇，张光斗当即邀请萨凡奇“去中国为正在勘测设计的一些水电工程做顾问”。1944年，民国政府正式聘请萨凡奇来华考察。在日本轰炸机威胁之下，萨凡奇对三峡进行了10天的考察，随后拿出了著名的《扬子江三峡初步报告》。此计划呈交民国政府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后，当时号称“轰动全球”。而如今张光斗接受记者采访时却透露，虽然促成了萨凡奇的考察，但当年他却极力反对萨凡奇的三峡工程规划。理由有三：一、三峡工程太大，中国无力建成。二、当时的国家太穷，即使建成，中国也没有力量用那么多电。三、由美国帮助来建设三峡工程，有损“国权”。张光斗数次上书，但据他的回忆，时任三峡水力发电委主任的钱昌照写信批评他“不懂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