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问诊中国铁矿业

身为大工业基础行业的中国铁矿业，近十年来形成了一个“怪象”：拥有全球13.5%的铁矿资源，自采率却很低；消费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却毫无议价权。十年来，我国钢铁业为之付出了近2万亿元的额外代价。

海关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数据显示，我国铁矿石进口量已达45716万吨，同比增长19.1%。如此情景下，找到中国铁矿业症结所在，更好地应对国际铁矿石价格变动，构建铁矿资源安全稳定的供应体系，已不容回避。

定位之辩：是否该“拿来主义”

《中国钢铁需求展望报告》显示，2013～2015年将是中国钢铁业消费的峰值，这一平台期会持续7～10年。

同时，国际铁矿石垄断吞噬了我国钢铁企业的利益。数据显示，2011年力拓、必和必拓两大矿山的利润超过我国77家大型钢企的利润总和。

“这十年间，国家进口铁矿石造成的直接损失达2万亿元，特别是对钢铁这一基础行业及其相关产业产生的负面影响更是无法估量。”《中国铁矿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领导小组组长邵安林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不过，铁矿石进口量猛增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悖论——中国并不缺铁矿。目前已探明的铁矿石资源量有700多亿吨，居世界第四位。

中国钢铁企业似乎并不热衷于开发自有矿山。“国内铁矿石品位低、磨选难、生产成本高。”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雷平喜说。外加环境因素，国内有观点主张加大铁矿石进口。

“多少的进口率是我国铁矿石进口的红线？”对此，雷平喜表示很难衡量，“那要看‘红线’是服务于经济安全，还是政治安全。”

他表示，美国的铁矿品质和中国类似，但在上世纪的战争年代里，进口矿受到影响，美国开始重视自身铁矿业发展，现在其铁矿自给率非常高。

先天不足：资源的现实挑战

中国铁矿石成本偏高，一个重要原因是铁矿石资源很“贫”。目前，国内铁矿石平均品位不足30%，远低于巴西、澳大利亚等国水平。保有储量中，贫铁矿石占全国储量90%以上，须经选矿富集后才能使用。而澳大利亚、巴西等国铁矿石资源以富矿为主，很多可直接入炉冶炼。正是这道工序，成为中国铁矿石生产高成本中无法忽略的部分。

据业内人士估算，全球三大矿业巨头生产成本平均低于80美元／吨。而根据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的统计数据，4000多家国内矿山企业中，低于100美元/吨的占65%，在100～120美元／吨之间的占15%，其他则高于120美元／吨。

早在2011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等机构就正式推出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但在国际矿业巨头扩产、压价下，效果堪忧。价格战，掐住了中国高成本铁矿石的“死穴”。“因此，中国铁矿石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能靠后天的技术和管理。”邵安林说。

以鞍钢矿业为例，“它们在选矿技术上已经比较成熟，研发出了‘提铁降硅’工艺，对红矿选矿等均有探索。”雷平喜说。

“我国的铁矿石资源贫（品位低）、杂（杂质多）、细（结晶粒度细）、难（难磨难选），这促使我们在选矿技术上不断突破，集中精力开展选矿技术攻关。”鞍钢集团矿业设计研究院院长刘晓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此外，“五品联动”的管理理念也成了鞍钢矿业的“省钱利器”。“五品”即地质品位、采出品位、入选品位、精矿品位和入炉品位，分别对应勘察、采矿、配矿、选矿、冶炼五大工序环节的关键指标。

目前，鞍钢矿业的铁精矿成本可控制在500元/吨左右。这一价格明显低于国内市场价格，与进口矿相比也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

沉重的税费：被拖垮的成本战

尽管如此，在雷平喜看来，技术和管理在降成本方面的作用还很有限，铁矿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症结在于高昂的资源税费。

“其他的资源行业税费也重，但铁矿是重中之重。”雷平喜表示，1992年铁矿税改时因特殊背景，部分钢铁增值税转嫁到铁矿身上，多年未变。

“铁矿石原矿最早大概是15块钱左右的资源税，如要生产1吨铁精矿需要3吨铁矿石原矿，那么铁精矿就要缴纳45块钱资源税，而1吨铜或铝大约只须缴纳两块钱。”雷平喜说。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张长富曾表示，2012年每吨铁精粉要上缴各种税费平均约200元。

目前，国内铁矿山平均要交12种税和13种费，平均销售税费负担率为25%左右。这一标准不仅远高于澳大利亚、巴西4%～5%的铁矿山税费负担率，也高于国内工业企业6%的平均水平。

“铁矿山税费负担率日益过重的问题，严重影响到国内铁矿山正常生产经营，影响到进口铁矿石价格的合理回归，影响到钢铁行业的盈利能力。”张长富表示。

近年来，关于将铁矿业纳入第一产业的呼声日渐高涨。“国家首先要解决矿业的产业定位问题，把矿业当成第一产业和基础产业。”雷平喜说。

他同时表示，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正筹建铁矿石税费改革领导小组，试图打破这一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