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边地

1987年作品《雨中赶马人》，摄于云南水富。这幅作品选自《云南山里人》，是吴家林著名的代表作，曾在美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等地展出。

记者：吴老师，你从小受过艺术方面的训练吗？您是如何走上摄影之路的？

吴家林：我小时候家里很穷，但是我喜欢画画，而且画画是完全自发的，没有任何老师。在我接触摄影之前，我对绘画艺术很热爱。1966年之前，新华书店里有很多俄罗斯的油画、各种素描画的普及印刷品，那时候我收藏了好多，经常看，有些画我也老学着临摹。

那时我觉得绘画才是艺术，但是很奇怪，当我一旦接触了照片之后，这个感情发生了一个飞跃。对真实的影像一下超越了在画室里面描绘虚假的构图、想象。我忽然间觉得摄影更好，在绘画和摄影之间，我一下就偏爱摄影了，我觉得摄影太有魅力了。这是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当时我还没有开始拿相机。一旦我拿了照相机之后，我对绘画兴趣不大了，摄影抓拍到原汁原味精彩的生活瞬间、人生百态是绘画不可及的。

1989作品，《大山包山民》，摄于云南昭通。

记者：你第一次喜欢上摄影有什么样的契机吗？

吴家林：其实我是阴错阳差地拿起照相机的。1967年文革时，在昭通县刚好要搞一次农民业余文艺汇演，要给各个公社来的演员拍工作照。照相的人是团县委的一个年轻人，可那天他乡下的兄弟结婚必须回去，结果他抱着一个上海牌四型120双镜头反光相机来找我，对我说：“小吴你帮我个忙，帮我去照相，因为我兄弟结婚，我必须回到乡下家里，我毫无办法，只好来求你帮忙了。”当时我看到他焦急求我的样子，一下心软了，可又担心照坏了怎么办？他说：“简单得很，我教你。”他马上就打开相机，教我怎么装胶卷，怎么拧开盖，什么是光圈，什么是快门速度，还用一只笔给我记录，大晴天125分之一秒，光圈用到16或者11；如果没有太阳光让我用60分之一秒，光圈用到8或者5.6。他说你按这个去做，焦距调清楚了，按快门就行了。

他速成地教了我，我也记住了。那天赶鸭子上架去了，天助我也，冥冥之中好像有神明在指引我，我把人安排在水池、石雕、树的前面，凭着很朴素的审美感觉，把三个120的胶卷全部照光。之后送去相馆冲洗，拿回照片让我兴奋得不得了，无比惊讶。我觉得照相太简单了，而且那么美妙。从此我真的就爱上摄影了。

1989作品《卖鸟人》，摄于四川宜宾。

记者：然后你就成为摄影师了？

吴家林：对，我就成为县城里面大家认为照相照得最好的人。每逢星期天，朋友，周围的熟人，都买一个胶卷请我义务给他们做摄影师，我就会找一些风景很好的地方，人和环境的关系处理得很和谐，在人物状态自然，情绪很好的时候按下快门。几个月后县城里面就传遍了，吴家林的相照得太好了。不久我从县文化馆调到了县委宣传部，做一个新闻报道摄影员。

1991年作品《结扎之后》，摄于云南宣威。

记者：很有点上天注定的味道。

吴家林：是的。结果不到一年时间，《云南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新闻图片》都采用了我昭通题材的照片，一下我就小有名气了。后来省里面要举办个大型摄影展览，我的作品也入选了。那些照片他们看了都觉得很震撼，在高寒山区上的羊群、牛群、马群，还有那些牧民的生活。

1992作品《彝寨》，摄于云南窗宁。

记者：真的还是很有缘份。

吴家林：很有缘份，很神，说都说不清楚。渐渐地我信仰天、地、自然，我敬畏天、地、自然。我相信，我们这些小小的生灵，始终由天、地、自然主宰着。

1997年作品《海鸥与人》，摄于云南昆明。

记者：听说你的摄影作品还引起过中央领导的关注是吗？

吴家林：那是1979年被派到西双版纳勐海县的一个布朗族山寨的事。那时候那个地方还在刀耕火种，还过着像原始人一样的生活，人们以捕猎为生，用竹竿套一个小小的铁钉在土地上戳个洞，把旱谷种子丢下去，广种薄收，靠天吃饭。要是风调雨顺还有点收成，但是产量很低，亩产一二百斤；气候不好的话，连籽种都收不回来。

当时我手上拿着的是一台海鸥牌DF相机，拍了一点照片。我内心觉得，那块土地上的老百姓是那么纯朴善良，但他们饥饿、缺水、缺粮，美好的森林被烧，所以我忍不住编了一组图片。当时没有打字机，图片说明我是用钢板、铁笔刻在蜡纸上，再用油墨给它刮印出来，编了一本《为什么西双版纳的森林一直在燃烧？》的“内参”摄影调查报告，直接就寄给邓小平。我当时也挺搞笑，我又不是什么专业的新闻记者，居然大着胆子给中央领导写“内参”。一年多以后，我万万没想到邓小平有批示，而且拨了很多钱给西双版纳解决这些问题。

2005年作品《煤车上的孩子》，摄于云南昭通。

记者：其实在云南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很适合拍摄风光。不过你风光摄影做的不是很多似的。

吴家林：我其实什么摄影都做过，有一段我也拍风景、拍风光，吃尽了苦头，还差点把命送掉。那是我第一次到云南的藏区，当时封山几个月，都进不去。刚好开山第一班班车我搭车进去，在海拔4300米的白茫雪山垭口下了车。那是一片无人区，只有个小型气象观测站在这里，里面有两个纳西族气象员。他们好心做了个麦饼、倒了碗酥油茶给我吃下，然后我告别，开始去爬山。

我边走边拍，万万没料到，我喝不了酥油茶，也许酥油被苍蝇叮过，不到一小时我就腹泻了。接着每半个钟头就拉一次，接连拉了七八次，边拍着照片边拉稀。那一天给我折腾够了，好在只有30多岁，身体还挺得住。

傍晚的时候，我架着三脚架拍太子雪山。壮丽的雪山腰间飘浮着一条洁白的玉带云，太子雪山像一位伸着双臂的天神，巍峨而神秘，太壮观了！拍了几张后我慢慢边等边拍，玉带云不离不弃，由白色慢慢向暖色变化，慢慢变成血红色，我一直拍到玉带云变成黑色，这时候一看表，9点都过了，我才想到今天应该到哪去住，反正回家走路就行了。

接着在黑夜的路上，我就碰到些稀奇古怪的事，特别是被在露天牧场看护牦牛的四条藏獒围攻最为触目心惊。当我拖着疲惫的双腿艰难赶路时，四条凶猛的藏獒突然向我冲来，我赶忙甩着三脚架自卫。但它们狂吠着包围了我，我只好拿着三脚架一边甩、一边叫、一边退，结果一跤摔到了一个鹅卵石堆上，没想到这一下把藏獒吓得退了一下，于是我抓起石头开始乱扔。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实际上我又饥又渴又累。最后还好主人出来了，四条藏獒马上就撤退了。等我凌晨三点钟走到招待所，一进门就摔倒休克了。有人掐我的人中，灌糖水、盐水给我喝，我才缓过来。

更要命的是，我那次拍的八个反转片寄到上海冲洗，结果被个没经验的小年轻人倒错了药水，彩色反转片全被冲成了绿色。我当时拿着这批照片，哭都哭不出来。

1996作品《春耕》，摄于云南香格里拉。

记者：太悲剧了！

吴家林：是！这好像是一个惩罚，但我一下就明白，为拍风光走上100多里路，走得休克，差点把命送掉，最后是这样个结果。我如果有汽车，100多里路算回什么事。我明白了拍风光应该先有交通工具，要有拍风光的条件，我没条件就不要去拍风光，去拍人吧，到村子里面，跟老乡住在一起。

我从风景摄影转变到人文摄影，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误。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休斯敦国际摄影节的主席鲍德温听，他感慨万千地说：“是你的精神感动了上帝，上帝在指引你走一条正确的摄影之路。”我后来觉得，这些都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个安排，我的《云南山里人》的照片就是这样诞生的。我到了村寨，住在村子里面，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2002作品《乡村牙医》，摄于贵州贵阳。

记者：《云南山里人》大概前前后后拍了有几年？

吴家林：应该说从1983年开始，一直到1993年，拍了十年。那时候中国摄影界摆拍之风很盛。我这种抓拍的照片、瞬间的把握，拍摄之前都是不可预知的，忽然间那些很神秘、很有魅力的影像被捕捉到，那是非常非常有趣味的。我这时候觉得，我应该是找到了摄影的真谛。

2000年作品《时装模特在苗寨》，摄于云南富民。这是为《纽约时报周刊》拍摄的时装图片，片中的模特正是吴家林的女儿。

记者：你觉得摄影的本质是什么？

吴家林：就是一个纯粹的摄影，就是摄影师去观看、发现与你同时代的、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生存环境、自然、社会、生命、人性这些东西，用影像艺术的方式把它们捕捉下来。这是摄影最珍贵的。它不是什么奖项能够代替的，在当今中国，有些奖项的照片是玩手段、玩花招得到的，那是一种游戏，不是真正的摄影。